只有宪政民主才能安中国，只有共和自治才能固中华。我敢于预言，台湾问题获得最终解决之时，必定是宪政民主与共和自治这两者结合得最好并大放光芒的时刻。非但台湾问题，中华民族内部尚存争议的其他历史遗留问题，也将在这一总体框架下，通过谈判协商，获得合理的妥善的解决。按我的设想，我们应当从现在起，不失时机地努力推进宪政民主建设，有步骤地着手解决大陆地区的历史遗留问题，而将台湾问题留到最后。等到有那么一天，两岸人民都觉得有必要商谈更高层次的融合时，建立在宪政民主基础上的两岸沟通已经很少隔阂了，而共和自治模式也在实践中已然成熟并赢得广泛尊重。如果能够循着这一路径向前走，则中华民族幸甚。
孔子曾描绘过一个人在成熟以后所能达到的至高境界：“从心所欲，不逾矩。”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又何尝不是如此？“从心所欲”，意味着各民族、各地区人民真正的当家作主。在未来的“中华共和国”，民族之间有摩擦，地区之间有冲突，党派之间有斗争，这些仍将长期存在。但无论是怎样的摩擦、冲突和斗争，谁也不愿意打破这个共同体，谁也不愿意脱离这个大家庭。因为这个共同体是各方力量真心诚意共同铸造的，这个大家庭是所有同胞“从心所欲”各显其能的安身立命之所。它的基石是稳固的，它的文化是卓越的，它的制度是优良的，它的宪政框架充满弹性舒张自如，容得下所有的异端和另类。只有到那时，我们才可以说中华民族是真正的成熟了，也真正的强大了。
六、终止内战在于人民的觉醒
不少同胞以为，随着大陆的军事力量的快速增强，台湾终究是无法抗拒统一的。这是仍然未跳出传统思维的窠臼，仍然将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作为最佳选项。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多个政权并峙的局面后，最终结果总是其中一方以武力兼并另外几方，我们祖先在这方面积累了过于丰富的经验，陈陈相因，千年不醒；若要以和平手段解决两个政权间的纷争，让曾经敌对的双方放下各自的旗帜，坐到圆桌前共画未来蓝图，这对于号称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来说也是全新的课题，《二十四史》显然不够用了，需要一改故辙，另辟蹊径。六十多年前《新华日报》社论中的论断，放到今天来看，依然无比正确：“中国需要的统一，正如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是和平的统一，民主的统一，而不是武力的统一，专制的统一。”
武力固然有一定作用，可以暂时地排除某些政治障碍，但终究无法解决所有的政治分歧，更不可能征服人心。抗战胜利后，一些政党的领导人迷信武力，以为凭借武力就可一劳永逸地消除政治纷争，结果适得其反，政治纷争反而以极为残酷的方式蔓延开来，大大延缓了中华民族迈向现代政治文明的进程。历史的教训不应忘记，走进新世纪的中国人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处境和地位，已迥然不同于前两个世纪，而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在总体形势有利于中华民族和平发展的环境中，在历史要求中华民族更快融入世界主流社会的背景下，如果我们依然找不到解决内部纷争的正确途径，仍要继续上演同室操戈骨肉相残的悲剧，那将是整个神州大地的耻辱。不要问丧钟将为谁而鸣，敲响中华民族丧钟的槌柄就握在你我的手上。不改变千年一贯的思维方式，等待我们的只能是万劫不复。
面对政治纷争，需要动脑子，难免拍桌子，但不要动刀子。如果你坚持认为只有动刀子才能解决政治纷争，并且自诩为不可改变的“中国特色”，那么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正是这种所谓的“中国特色”，毒化着一代又一代同胞的心灵，阻碍着中华民族迈向现代政治文明的步伐。
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会有政治纷争。按照什么方式、运用什么手段处理政治纷争，考验着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解决台湾问题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民族将设计出一种框架，建立起一些规范，让拍桌子成为常态，让动刀子成为非法。“中国之宝不在刀”，人民有这样的期盼，也有这样的要求。所有走上政治舞台的人，都不允许佩剑带刀。政治舞台纵然不干净，也绝不能永远沦为血腥刺鼻的角斗场。
在政治纷争的过程中，会产生许多政客，也会产生伟人，但最不应该产生的就是烈士。绵延几代人的政治纷争，竟然制造出那么多的烈士，这绝不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而是莫大的不幸和悲哀。圣女林昭在四十多年前发出的疑问，至今仍在叩响着我们这些后知后觉者的心扉：“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一种比较文明的形式进行，而不必诉诸流血呢？”
“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苍生痛哭深。”中国人民尝尽了内战的苦楚。一百年来，中华民族在历次内战和内乱中戕害的同胞的数量，远远高于在反侵略战争中付出的生命代价。这是每一个稍有良知的中国人不能不为之痛心疾首的。中华民族之所以在政治文明上进步缓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杀人太多，暴戾之气弥漫九州。尸骨枕藉的道路，阻碍着历史车轮的前行；冤冤相报的仇恨，窒息了创造文明的理性。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呐喊，并非仅仅针对个别统治者，而是针对我们这个摆脱不了嗜血梦魇的可怜民族：“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
无论多么美好的愿望，还是多么崇高的信念，都不意味着你可以不择手段地去荼毒天下。你可以坚信“共产主义”是最伟大的理想，但你没有权利用活活饿死几千万人的代价去追求人间天堂之梦；你可以认定“统一祖国”是最神圣的事业，但你没有权利用千万个家庭那撕心裂肺的哭号去谱写统一交响曲。新世纪的统合进程不是旧王朝的祭天神坛，并不需要供奉那么多的血肉祭品。踩着千百万具尸体去点燃神坛上的“圣火”，无论其理由多么冠冕堂皇，都无法掩盖极端的自私和残忍。
那种“秦王扫六合”的统一方式，不可谓不雄壮，不可谓不痛快，然而留下的后遗症，几代人都收拾不完。即使用暴力手段解除了台湾的防务力量，镇压了台湾的民粹主义运动，下一个一百年，我们仍将不得安宁。天下至柔者莫过于人心，天下至强者亦莫过于人心。无论是坦克机枪，还是飞机导弹，都无法摧毁由人心筑造的千古长城。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人心定然不服；人心不服，怨恨难解，合了还会再分。我们要的不是“中华大一统”的虚假光环，而是中华民族的实实在在的长治久安。
2005年3月在人代会上以高票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反映了一部分大陆同胞对于台湾地区出现的异常动向的深切忧虑；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个文件本身是有缺陷的，甚至是有严重缺陷的。作为生活在大陆地区的公民，我部分认同《反分裂国家法》所阐明的原则和立场，但坚决反对其中第八条的规定，即授权方式存在严重错误。按目前这项规定，等于是提前开出了一张空白支票，让中央军委的少数人可以随时填写。而历史的经验早已证明，只要想发动内战，理由是很容易找到的。
“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战，不仅意味着巨大的财政支出，更意味着无数生命的丧失。人代会如果真的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那就应当将战争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断不可如此不负责任地提前授权。不是开打以后才装模作样地来向人代会“汇报”，而是没有得到人代会的最终授权之前决不允许开打。我是在人代会通过这个文件之后才从报上读到全文的，我也找不到任何一家报刊可以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我至今也没有弄明白，究竟是哪位“人大代表”擅自代表我去投出那“神圣一票”的。这是大陆地区千千万万选民的共同悲哀，也是军队尚未国家化所隐藏的巨大危害——人民将无法有效制止悍然发动的内战，将为自己不愿看到的结果而付出惨重代价。
回想上世纪五十年代，所谓“蒋军反攻大陆”的传言，曾不时引起东南沿海居民的恐慌。半个世纪过去了，时移势易，这种恐慌又转移到了海峡对岸。生活在台澎金马地区的居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他们同样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我真诚地呼吁，只要两岸能以政治协议的方式确保国土不分裂，《反分裂国家法》就应作出相应的修改或调整。两岸人民应当共同努力，解除悬在中华民族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象忧亦忧，象喜亦喜。”我们什么时候真正做到了和台湾人民休戚与共、荣辱相依，两岸间那就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了。
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在利用各种形式（包括文艺形式），不遗余力地宣扬“内战神圣论”和“暴力万能论”，甚至有“红色后代”公开放言将用血与火的手段去完成“统一大业”。尽管政治形势发生了沧桑巨变，“推翻蒋家王朝”的口号早已失去了鼓动人心的力量，然而，“消灭台独势力”的蓄意煽动，仍有可能驱使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走上骨肉相残的屠宰场。这是我们不能不倍加警觉的。一个依靠血腥暴力起家的集团，对血腥有着一种天然的嗜好，这毫不奇怪。但人民应该有自己的判断，不能把某个集团的嗜痂之癖当作全民膜拜的中华国粹。“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应当成为全民族的坚定共识，而不仅仅是一句廉价的宣传口号；“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同样不分内外，因为同胞的生命绝不比外人低贱。
如果有外部势力直接介入两岸争端，并企图使国土分裂成为永久事实，那么，我将和全国人民一道，坚定捍卫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如果大陆政府罔顾普世通行的文明准则，妄图以野蛮和血腥的手段去征服台湾，那么，我将义无反顾地站在台湾人民一边，坚决反对以落后讨伐先进、以黑暗吞噬光明的所谓“统一战争”。这同样是爱国主义的表现，而且是更高境界的爱国主义，是面向未来的爱国主义，是拥抱文明的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不是爱国家权力，不是爱国家机器，甚至也不是爱经过历代统治者精心包装的所谓“国学”。爱国主义就是爱我的所有同胞，不论他们身居何处，也不论他们的信仰、观点、生活方式跟我有多大的不同。爱国主义就是将同胞的生命和尊严视为至高无上，决不允许以“维护国家主权”为幌子，任意剥夺同胞的生命，切断他们的喉管，阉割他们的灵魂。爱国主义就是不分民族、地区和党派，承认所有同胞都有参与中华文明再创造的平等权利，坚信具有包容性和多样化的政治体制才最适合中华民族的生存与繁荣。
七、让思想冲破“党主思维”的牢笼
什么叫“党主思维”？就是以一党的立场作为最高的评判标准，以一党的利益作为全民的价值取向。“党主思维”在本质上就是专制思维，是“党天下”在意识形态上的集中反映。
记得四百多年前，中国有个名叫李贽的思想家，曾无情地嘲笑举世“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辛亥革命以后，尤其是经过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尽管儒学仍有其内在价值，但要求整个思想界甚至全社会都以孔子的判断为圭臬，已经是“戛戛乎其难矣哉”。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在旧轨道上因循太久了，精神上竟是那样的孱弱，结果又让一种巧妙装扮的专制思维“入主中原”，像癌细胞般弥散于整个社会——不但以一党之是非为是非，而且以一党之荣辱为荣辱，甚至以一党之生死为生死。这是“一党独裁”对人类正常思维的肆意侵蚀。
“一党独裁”在中国，说到底就是皇权专制的变种，而且是变本加厉的专制，连皇权时代尚能容忍的民间自治组织都被摧毁殆尽，连原本就不按世俗规则运作的宗教团体也被强行纳入“改造”。一百年前的那场革命，扯碎了黄袍，却没有摧毁那个千年宝座，以致让某些心怀叵测的政治团伙又大摇大摆地坐了上去，集神权、君权、父权甚至夫权于一身，身上贴满了炫人眼目而又无需验证的“万岁”标签，“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令人痛恨的三座大山，转眼间被简化成了一座，即覆压万众的党山。党山巍巍，至崇至尊。党可以赐予一切，党也可以剥夺一切。政治上的专制霸道，必然要求思维上的绝对顺从。黑和白的界限是什么，鹿和马的区别又在哪里，一切只能惟党是从；因为这个巨无霸的党不但垄断了政权、垄断了财权，还垄断了对真理的解释权。
例如我在前文说过，两岸现有的两个政权，都是中华民族的合法政权，而且都处于现在时态。这原本是普通常识，然而在有些人看来，这是万万不可接受的谬论。原因何在？说到底，无非是“党主思维”在作祟。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他把自己的眼睛捂住了，就以为把普天下人的眼睛都蒙住了。在这种狭隘的专制思维的禁锢下，多少真相被遮蔽，多少常识被抛弃，多少良知被泯灭，多少心灵被窒息。解决台湾问题，要有大境界，要有大包容，要有大智慧。然而，只要整个社会仍被“党主思维”所笼罩，便无境界可言，只有“朕即国家”的霸道；无包容可言，只有“人莫予毒”的狭薄；无智慧可言，只有“请君入瓮”的算计。
再比如“统一还是分裂”这个十分严肃的话题，在“党主思维”的强力操控下，从来就没有正常的是非观。当国家的分裂状态最有利于这个党的生存与发展时，它会为“分裂有理论”制造出千百条理由来；而当政令统一的环境更便于这个党（其实是少数党阀权贵）横征暴敛掠夺财富时，它又鼓动人民为“统一神圣论”献上了无数赞歌。“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譬如昨日之纵情放火可誉为“伟业”，今日之高压灭火又俨然是“大业”，这样一个连是非善恶都找不到定论的民族，如何能够光明磊落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个政党无论多么庞大，在全体国民中毕竟是一小部分，党的领导集团更是一小撮。用极少数人制定的准则去规范绝大多数人的思维，经验证明只能导向荒谬。党总说它在前头指导着我们，然而事实上，它往往是在用那过于臃肿的身躯，遮挡着人们探寻真理的视线；党总认为它才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然而不幸的是，这台火车头已经明显的动力不足了，在更多的时候是靠人民推动着党往前走。政党的心术是浅陋的，人民的理性是健全的；政党的立场是狭隘的，人民的胸怀是宽广的。党看不见的事实，人民已经看清；党迈不开的脚步，人民正在迈出。
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而不是某一党派的立场，所有为民族复兴做出过贡献的儿女，都是中华俊杰，不论他们秉持何种理念；所有参加过反侵略战争的同胞，都是抗战勇士，不管他们隶属何党何派。国共内战掀起的蔽天烟尘，终究遮不断历史的真实影像；政治歧见种下的无情蒺藜，到底拦不住人性的大步回归。
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而不是某一党派的立场，那些因政治歧见而被毁掉的抗战纪念物，应当予以恢复，而宣扬内战的纪念物，尽可能少建或不建。即使要修建或保留内战纪念物，也应当以客观的态度、悲悯的情怀，如实记载战争的创伤和人民的苦难，而不是去渲染某一政治集团的赫赫战功。相对于整个民族所承受的巨大痛苦，任何党派的所谓“胜利”或“失败”都显得无足轻重了。
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而不是某一党派的立场，我们哀悼方志敏、刘胡兰，我们也哀悼张灵甫、吉星文，我们哀悼所有在内战以及随后的整肃运动中丧失生命的同胞。中华民族即将迎来一个大和解的时代，这是任何政治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因为人民正在觉醒中。数以千万计的尚未瞑目的冤魂，正等待着一场没有党派色彩的全民族共同参与的盛大祭礼。
说起国共内战，自然无法回避至今仍被一些人寄予厚望的所谓“国共合作”。对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两次“国共合作”，应当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但不应过度推崇。因为“国共合作”并非宪政条件下正常的两党交往，只是两大军事专制集团面对新的压迫而暂时结成的“魔鬼联盟”。正是这种机心百变、诡异万端的联盟，严重阻塞了中华民族走向政治文明的通道。从本质上看，“一党独裁”固然是垄断政治，没有宪政制约的“国共合作”同样是政治垄断。更何况“国共合作”仅仅是手段，最终目的仍是要一个灭掉另一个，往事昭昭，焉能健忘？对于“国共合作”在历史上的作用，我们不但要看到“成也萧何”的一面，更要看到“败也萧何”的另一面。事实充分证明，舍弃宪政民主的光明大道，中华民族无论产生多少英雄豪杰，都只能在千年坟场中团团打转，永远走不出“鬼打墙”的迷障。
国共两党再度和解，当然是值得欢迎的好事，但这充其量也只能是两岸全面和解的先声。“国共合作”联手摆布亿万民众的时代，正在渐渐远去。“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今天的两岸之争，早已超越了国共两党之争，也不是两个主义之争，而是制度之争、人权之争，甚至是道义之争。这表明随着时代车轮的滚滚向前，中华民族也在与时俱进，并没有停留在原有的位置上。当历史已经演进到今天，倘若还念念不忘“前朝曲”，乞灵于“国共合作”来解决两岸统合难题，这就好比两千年前那个著名寓言所嘲讽的，非要从原先刻下记号的地方下水去捞那把宝剑，却没有想到这船已经驶出去很长一段路了。
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政党，党派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国民党与民进党的斗争，民进党跟共产党的斗争，以及其他党派的斗争，都将成为常态，无足深怪。国共两党以往的斗争，错不在斗争，错在那种斗争的方式无法无天践踏人权，最终演变为灭绝人性的杀戮竞赛。宪政条件下的党派斗争，犹如充满生机的一池活水，激清扬浊，吐故纳新，不用担心会出现“霸王鱼”，也没有哪条鱼儿胆敢蹦到岸上来；非宪政条件下的“两党合作”，却如凶险莫测的无底深渊，无章可循，无法可依，翻覆之间便可吞噬千百万人的生命。
中国共产党曾因反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而赢得了千千万万人的尊敬和拥护，可是它在掌握了大陆政权之后，同样陷入了“一党独裁”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这足以说明国家权力是人世间最强烈的腐蚀剂，足以说明世界上并不存在“拒腐蚀永不沾”的政党。因为政党都是由人而不是由神组成的，只要是从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的人，就会有七情六欲，就会有几乎与生俱来的自私、妒忌、贪婪和残忍。说世上竟有这么一个崇高无比的政党，它的成员都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之外，它本身没有其他的利益追求——这种胜过《封神演义》的神话，我们这一代都不信了，下一代还会相信吗？
大陆改革开放三十年，成果多多，但有一项成果似乎很少被人提及，那就是无数神话的相继破灭——关于国家的神话、关于军队的神话、关于政党的神话、关于领袖的神话……这无疑是社会进步的表征。一个离开了神话就无法过活的民族，其精神发育状态仍徘徊在未成年阶段，而皇权专制就是最适应这种精神状态的统治形式。当一个民族的大多数成员仍在苦苦企盼“大救星”的时候，任何从外部移植进来的理念和制度，无论多么先进，都无法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只有当千千万万的人被罪恶的现实所惊醒，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救星就是灾星”，只有当那些纯朴的老农也悲愤地喊出“今天包公已经死了”，这个民族才会抛开一切幻想，拼尽全力去打造制度的铁链以捆住邪恶的人性。
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神话出发，我们不能不承认，任何政党都有自身的利益追求。一个政党，如果它的纲领和政策与时代潮流相呼应，与现阶段民众的要求相吻合，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党是先进的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党。然而，世上不会有永远站在时代前列的政党，更没有永世不可动摇的执政党。即使这个党的创始人真的具有纯正的理想和高尚的情怀，随着环境和地位的改变，对权力的迷恋和对财富的贪婪，同样会使这个党蜕变得龌龊不堪。迷信政党就跟崇拜皇帝一样，都是臣民意识而非公民觉悟。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好皇帝”出现，是古代人的局限；将所有权力交付到“好人党”手上，是现代人的愚昧。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万岁，政党更别指望万岁，只有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的人民才是真正的万岁。人民为重，国家为轻，政党更次之。假如连这个最基本的顺序都弄颠倒了，还去侈谈什么“建设现代化国家”，那真是南其辕而北其辙。中国人民今后几十年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将上述三者的相互关系重新梳理一遍，把弄颠倒了的顺序再重新颠倒过来。一个真正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不是政党管住人民，不许人民乱说乱动，而是人民管住政党，不让政党胡作非为。人民的头顶，应该是蔚蓝的天空，没有神，也没有党；政党的手中，只能是人民的选票，没有鞭，更没有枪。
“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当越来越多的人正开始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的时候，若还执迷于按照“党天下”的思路统一全中国，试问今日之域中，还有几人能赞同？如果说专制政体的嚣张跋扈是利用了古老中国的千年惯性，那么，我们也应当看到，这种来自历史的惯性毕竟是在慢慢减弱，中华民族向往政治民主的热情决不亚于世界上其他民族；如果肯定“一党独裁”在社会转型期曾有过某种程度的历史合理性，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人民的觉醒，这种短暂的合理性终将被更高层次的历史必然性所取代；如果承认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迄今为止已发现的真理之一，那么，下述事实判断也将是确凿无疑的真理——在共产党消亡以后很多年，人类仍将继续存在，仍要继续探索浩瀚无垠的未知世界。
两岸分离六十年，教训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只有一条：“一党独裁”这条道终究是走不通的。你没有走通，我也走不通，这就是历史的结论。两岸都要搞“一党独裁”，结果“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只能各占地盘，各自称王；现在，一方已经幡然醒悟，改弦易辙，走上了政治民主化的光明大道，另一方却固步自封，不可一世，死死抱住独裁的牌位滑向黑暗的深渊，这种局面正好比“冰炭不同器，薰莸不共室”，还有什么统一可言！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清楚，造成祖国分裂的根本原因，在于内政不良，而非外力干涉。想让中华大家庭“破镜重圆”，首先要清除这面千年古镜上的重重积垢。只有当这个国家不再成为任何党派的私产时，两岸谈论统一才会顺理成章。
有人喜欢用“天下大势，分久必合”来表达对两岸前景的乐观。其实，这是一种“皇权大一统”观念主导下的历史循环论，并无多少科学的依据。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一旦分开就再也无法合拢的事例，可谓比比皆是。我更欣赏这样一句话：分合自有时，顺逆莫相违。所谓“顺”，就是顺潮流、顺民心、顺天道。“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风而驰易以远。”让我们顺着时代潮流前进吧，“因已变之势，复创造之规”，两岸人民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共同为已经僵硬的“一个中国”注入政治文明的新鲜血液；如果抗拒时代大潮却又高唱“祖国统一”，那就好比逆坂走丸、迎风纵棹，结果只能促使两岸渐行渐远，使认同大陆的台湾人越来越少，最终难免悬崖撒手大分家。一个没有勇气面对民主化挑战的政权，它迟早会发现，实际上它也已经无法有效地维护国家主权的完整了。
中国不是一党一派的领地，更不是一家一姓的乐园。中国是不同信仰、不同观点、不同生活方式的所有华夏儿女的共同家园。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不但取决于大陆地区包括各自治区人民的意愿，同时取决于台湾地区人民的意愿，取决于香港、澳门特区人民的意愿，还要兼顾因各种原因流落在外的一部分同胞的意愿。所有这些意愿综合在一起，交流碰撞，求同存异，将形成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合力——在这一汹涌澎湃的合力面前，任何政党无论其自我感觉如何，都将是渺小的。千流归大海，不是归入哪一个政党的怀抱，而是归入中华民族追求自由、追求民主、追求正义的历史洪流中。
“日月尽随天北转，古今谁见海西流？”睁开眼睛看看今天的世界吧——一串串神话破灭，一堵堵高墙坍塌，一顶顶王冠落地，一座座火山爆发。山未成砺，河未如带，多少强大的统治者却已灰飞烟灭。一个政权兼并另一个政权，一种专制取代另一种专制，让财富从一部分人手中转移到另一部分人手中，用暴力胁迫人们改变自己的信仰、观点和立场，那不叫“解放战争”；全中国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完成自三皇五帝以来从未有过的历史性变革，将所有同胞从落后愚昧的皇权专制下解放出来，在自由的空气中呼吸，在正义的阳光下生活，让中华民族潜藏的勇气、智慧和创造力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这才是两岸人民共同期盼的真正伟大的解放战争。
这场史无前例的解放战争，事实上已经开始了。它没有漫天烽火，没有遍地血腥，也没有谁来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它是化育万物的春风，溶解着层层累积的千年冰封，唤醒了和正唤醒着在禁锢状态下麻木已久的无数心灵；它是荡涤凡尘的瀑布，以超天拔地的气概，一洗奴性和卑怯的沉霾，在历史的峡谷中唱响自由的颂歌；它是激情澎湃的岩浆，在高压的缝隙间奔涌穿行，不断改变着地表的温度，并努力寻找突破口，以迸发出绚烂夺目的礼花。
中华民族体内的千重宿怨，将在这一进程中趋向化解；中华民族身上的百年创痕，将在这一进程中逐渐抚平。“月缺重圆会有期，人间何得久别离。”一个历经了无数天灾人祸而至今生生不息的民族，是不可能被一道浅浅的海峡永久隔开的。我深知自己看不到未来的结局。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把我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我的同胞，并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深深祈祷——
天佑中华！
二零一二年六月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