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给人排队挂号的职业俗称号贩子。号贩子在各大医院出没，至少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如今，它已经发展成为分工细致、协同作战、庞大的黑势力团伙，取代火车票贩子成为最赚钱的行业。
他们将原本定价7元、9元、100元的专家号炒卖到几百元甚至几千元。有患者记录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挂号的经历：“经过一夜，早上7点终于挂到普通号了，专家号不可能挂到，号贩子24小时排队，收外地病人的身份证，挂到号卖给他们，专家号1800到2000左右不等，普通号300到700不等。”
为了阻挡号贩子，从去年7月开始，北京市相继推出114电话预约挂号和网上预约挂号平台，实行实名制挂号预约。然而，热门医院的重点科室仍然一号难求。比如，同仁医院三个月内的号都没有了，挂号室的招牌显示号已挂完，而号贩子却在挂号大厅里活跃穿梭。他们手里占有大量预约号源，要哪天可以卖哪天。针对实名制，他们一方面用假身份证在网上预约；一方面改卖号为卖排队位置。比如，排在第2位，就卖高价位；排在第9位，就卖低价位。此外，还用“陪同就医”名义，陪患者检查、等候，直到看上病后再收费。
毫无疑问，中国的医疗资源分布极不合理。据卫生部数据，全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 30%又集中在大医院。北京每年能提供的专家号是170多万，需求量则在1.2亿。因此，在供需之间有一个巨大的空间，得到专家号的人转让其号，就会有很多人竞价购买，于是，专家号市场产生出来暴利。“号贩子”也逐利而来。为了整治号贩子，卫生和公安系统曾经屡屡发起运动式严打，然而运动一过，依然如故。
有经济学家建议放开价格，让价格自发地调节医疗资源的供求，随著价格上升，需求减少，得小病的不再找专家；同时提高专家积极性，多看病人，增加供给，以至达到供求平衡，使号贩子无利可图，自然消失。
然而，提高号价真的能阻挡号贩子吗？号价提高到多少才足够呢？莫非要提到号贩子倒号的价格？要知道，在当今中国，权贵阶层看病无需从票贩子手上买号，他们自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够得著医院和医生。日夜排队挂号的都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患者。提高号价，影响地只是普通患者。然而，不提高票价，他们要么看不上病，要么就要受号贩子赤裸裸的敲诈。在有的医院，号贩子组团霸占挂号窗口，殴打排队患者的事屡见不鲜。
何以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首都北京，号贩子如此猖獗且灭而不绝？一言以蔽之，是因为纵容。而纵容又是因为利益。谁都知道，在中国很多职业的工作效率低下，但是警察工作高效。他们在“维稳”上的严防死守就是证明。然而，他们却对号贩子严重危害社会稳定、损害医生和患者利益的丑恶事件打击不力，这是如何可能的？此外，我们也没有见到医院和医生对自己被沦为号贩子牟取暴利的工具而发起联合抗议和采取行动。
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估算，看一看其间可能有多大利益？如果一个专家号定价是14元；假设北京比较好的70家医院有700位专家，一天的号价是9800元，一年按300天算的话，号价是294万元。再假设专家号被号贩子炒到500元，一年的号价将是1亿零500万元。由此可见，在法定号价和黑市号价之间存在一个暴利天价。问题是，这个黑市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而是在堂堂的大医院里。如果没有利益输送给医院方面，这样的黑市怎么可能天长地久呢？
消灭号贩子这一与中国医院共生的现像其实不难。并不需要拿出呼喊政治改革的勇气来，需要的只是铲除利益集团的决心和力度。
过度治疗 谋财害命 -- 中国大陆医院特色二
在中国，与偏远落后地区缺医少药同时存在的是城市、特别是发达地区医院里的过度治疗。且不论公民权利不平等，医疗资源在穷困地区分布稀薄，过分集中在大城市。
大医院人满为患，一方面挂号难看病难；另一方面则是病人成为医生掌中之物，被迫接受过度检查和用药。比如，媒体报道一位心血管病人被放7个支架，血管成了“钢铁长城”。因为支架出厂价一般3000元，卖给医院1.2万元；进口支架到岸价6000元，用在病人身上2万元；再加上中间还有回扣。因此，医生偏爱支架，甚至给并不需要放支架的人放上。如果要举三个过度治疗的例子，当以抗生素、输液和上大设备反复检查最为寻常。
中国人均抗生素的使用量，是美国的10倍。医学界流行一句话：在美国买枪很容易，买抗生素很难；在中国正好相反。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警告中国，如果不遏制滥用抗生素，将引发全人类灾难。因为它不仅会导致细菌耐药，出现“超级细菌”，在传染病来临时，势必无药可医。
5月21日，大连一名患肺炎的七旬老人入院检查时发现，对17种抗生素产生了耐药。据卫生部官方资料，每年超过8万人死于过度使用抗生素。这远远超过了伊拉克多年战争死亡的4478人，也超过每年车祸死亡的6.2万人。
有人警告：中国将后继无人，一代不如一代，亡种灭族。这并非耸人听闻。有的医生不用抗生素就不会给药。更有甚者，离开抗生素，连猪都没法养。整个养殖业都在依赖抗生素。据调查推算，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原料21万吨，其中46%用在畜牧养殖业。而养殖产品中的抗生素残留通过各条食物链进入人体。
多年前，抗生素就被视作医药市场的“暴利之最”。以头孢第三代为例，每针零售价170元，暴利高达1300%。其中，医院得66元，医生得回扣35元，增值税16元，药厂12元，维护医院关系10元，经销商5元，其他协调费用5元，医药代表提成10元等等。总之，每年滥用抗生素背后是800亿元的利益链。
输液，原本是一种治疗方式，现在成为最普通的给药手段。它究竟导致多少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根本无从得知。仅从郑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2009年接到的一万多起药品不良反应报告中可以看到，静脉给药（即输液）占84.8%。两年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曾公布一组数据：2009年中国医疗输液104亿瓶，13亿人口每人输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至3.3瓶的水平。在这条暴利产业链上：有407家输液生产企业，数十家输液包装材料生产企业，数十家装备生产企业，上百家输液器生产企业，上百家与输液配合使用的粉针剂生产企业。与此相关的任何一项技术改进，哪怕换一个瓶塞，都会带来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市场。如果输液一瓶是50元，那么104亿瓶就能带来5000亿元的GDP，相当于2011年五个青海省的GDP。
当过度用药危害深重，卫生部不得不要求降低用药收入比重后，医院的对策是提高设备检查收入的比重，比如做核磁共振、CT等等。虽然药品收入比重下降，但是，绝对量则是双双高涨。连乡镇卫生院都在申请购买CT、多普勒、彩超等设备。原因很简单：一次B超收费20元，彩超收费60元。
过度治疗在中国长期存在，大面积存在。政府监管部门偶尔下个文件，却根本触碰不到问题的实质。问题到底在哪里？显而易见，是卫生部伙同药监局、医院、药厂、商家维持一个稳定的利益交换和输送关系。在过度治疗背后有一条又长又粗又隐蔽的利益链条。参与者分享的不是小利是大利，并且以患者的生命、财产、家庭幸福为代价。在这漫长的没有硝烟的 “战争”中，我们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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