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转贴】启麦：闲书杂忆——读书就爱读闲书，这些书你读过吗？<(ˉ3ˉ)y-3

 

小序

    明张岱在《陶庵梦忆》里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情也。”看了这话我赶紧检点自己：还好，我有业余爱好，而且挺广泛——读书、游泳、滑冰、旅游、听音乐、打桥牌、与朋友聚会等等都喜欢。这其中称得上“癖”的，莫过于读书了，而且是读闲书。

    对闲书没有必要正襟危坐、全神贯注，研究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所以，说“读书”已经太一本正经，我又有点“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所得则忘乎所以。”这种读法实际只是观览而已，相当于“看”。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件最有益、也最有趣的事。古时候“一事不知，士之耻也”。不想蒙羞的唯一办法不就是多看书吗？如今的大众传播媒介五花八门，极尽声色之娱。但是，最能引人神驰中外古今、洞彻社会人生的还是那千载未变、把一张张印了黑字的白纸订成摞的书。

　  与书有关的事，显然是个常新的话题，看书、读书、买书、藏书……，人们依此写过无数的书籍和文章。这其中，泛论读书感受的多，具体言及作家、作品的少，此事一直使我不解。后来看到知堂老人的《书房一角》，他在序中道：“从前有人说过，自己的书斋不可给人家看见，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怕被人看去了自己的心思。这话是颇有几分道理的。一个人做文章、说好听的话，都不难，只一看他所读的书，至少便掂出斤两来了。”我这才知道，为了藏拙，书本身轻易是提不得的。好在现代人不那么讲究、挑剔，我又心有所感、不吐不快，一直想写写那些影响过我的书。幸亏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名人名言无所不及，可以各取所需。乾隆手下大学士陈宏谋说过：“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既如此就写了。

　  要涉及书名、作者和内容，就应该再翻翻看过的那些书。可惜，我在美国写，书大都是在国内看的，手边几乎没有一本可供温习。就像那些写回忆录的人经常遇到的问题一样：时过境迁“事如春梦了无痕”，所余只有记忆。我能做到的，唯有忠实于脑子里的印象而已。

一、启蒙

    我非早慧，何时识字已经记不得了，大概不会先于念小学。到了二、三年级方才慢慢喜欢看书。小时候称连环画为小人书、文章为主的叫字书。家里有一只小书架，放着很多小人书和简单的字书，都是些少儿读物。像所有的儿童一样，我那时不满足已经拥有的，还喜欢研究与我无关的事情——我向往大书架上的字书，它们摆在父母的房间里。起初我只知道那些大到竖着放不下、平躺在架子上的是字典，其余的被我分为两类：中文和外文。外文我当然一点儿都不懂，中文的也尽是繁体字。它们又大又厚，不知道硬皮封面里包着些什么大道理、小故事。单凭那字的蕴藏量，就足以使我升起敬意了。

《海的女儿》

    我不甘心于父母“这些书与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说法，缠住他们一本一本地问。后来我逐渐知道了：为数不多的中文书里除了一套《鲁迅全集》之外，大都是些中国历史和政治，几部古典名著也不是我能看得懂的。如此看来，那满架子的外文书就更加摸不着门儿了——国际关系类占了很大比重，然后是莎士比亚、狄更斯、柯南道尔等等。然而，有什么事情能逃过一个少年好奇的眼睛呢？我终于发现了一部与我有关的书。那是三本一套的《安徒生童话集》，我记得它装帧精美、书口烫金，比其它外文书更显讲究。里面每个故事都有插图。至今还有印象的一幅，画着一个女孩子，赤身侧卧在水边、及膝的长发遮盖着身体，旁边站着一位年轻英俊的男子，低头看着她。可惜，这书是丹麦文，妈妈工作又忙，没有时间一篇一篇讲给我听，就买了中文版回来让我看个究竟。我才知道，那是《海的女儿》。

《一千零一夜》

    童话故事和民间传说一向老少咸宜。学者从中看到人类文化起源、发展的轨迹，小孩子则只图它能替自己达成漫无边际的想象。当然了，《聊斋志异》我是看不懂的，《格林童话》和《希腊神话》中的寓言我也理解不了多少。看神话故事只是让种种神迹来满足我予取予求的幻想。却不想，看神话无形中种下了我希冀奇缘和依赖他人的取巧心理。因为，神话故事中的人物从凡夫俗子到齐天大圣孙悟空，要想成点事，无不仰仗神仙菩萨。老师、家长翻来覆去要我们“学知识、勤动手”之类的无味说教，怎抵得上“真言咒语、神灯宝瓶”的诱惑——哪怕只有一件是真的，不就受用无穷了吗？院子里的小伙伴聚在一起，经常代表各自新近所读神话故事里的神鬼妖怪，手舞足蹈、配以语言说明地大战一番，聊过干瘾。

这一类的书我不知看过多少，后来年纪渐长，加上从未有过任何奇遇，才意兴阑珊。使我彻底倒了胃口的是那部大名鼎鼎的《一千零一夜》，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快要上中学了。那些阿拉伯的王孙公子，无论落难到怎样凄惨的境地，都能凭着英俊的容貌、优雅的谈吐，获得公主贵妇的青睐和搭救，实在缺乏新意。其实，这还是其次，在那部书里，我第一次看到“美男子”这个词，从故事中看来，飞黄腾达、化险为夷的好事，非美男子不办。我于是揽镜自照，只有自惭形秽，身材也不魁梧，又不知道应该发展智力作为弥补.读后唯觉扫兴，从此不再去碰“怪力乱神”。

《小砍刀的故事》

    比神话故事给我影响更大的，是少儿读物中的政治教育书。当年，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以各种形式出现，非常普及。为了让我们“从小就听党的话、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政府印行了很多给少年儿童看的宣传品：比如，让我们以抗日小英雄王二小和反蒋女青年刘胡兰等人为榜样，“做毛主席的好孩子”；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范例，是共军战士雷锋叔叔和女工向秀丽阿姨。他们的事迹自然不以神奇取胜，都是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献身的不同过程。据说那些举动很高尚，所以对于小孩子也不乏吸引力。

还有很多“忆苦思甜”的书，讲的全是工人、农民在国民党时代如何深受煎熬，“共产党来了苦变甜”的例子。这类书都是从“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理论衍生出来的，它是我们阶级斗争课的初级教材。至于“天下大势”，党和政府也有一套说法——国际间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派，在中国的周围布置了一个包围圈，不断对华武装挑衅。于是，我们就有了“抗美援朝英雄传”之类的一大批书，用来了解国际局势。

    就这样，共产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实践，看上去是那么有根有据、言之凿凿，轻易地击败了荒诞不经的中西神话，成为我最初的信仰——如果小学生也有信仰的话。

    当然了，我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非常肤浅，有些宣传品经我看过之后，所得的结论一定气煞那书的作者。比如，有一本讲一群私盐贩子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小书，叫做《小砍刀的故事》。里面有一位大伯，每天清早醒来并不立即起床，他先拥衾而坐，燃起一袋烟，在暖暖和和的土炕上，把这一天要办的事情盘算好了方才下地。看到这里，我羡慕不已，心想：长大以后，我就能像这位大伯那样、早晨在床上多赖一会儿了。

《水晶洞》

    回想我在小学时代，贪玩之心与求知欲，大约各占一半。若是我有一本好书在手，院里游戏的小朋友就叫不动我了。有时，母亲看我坐在那里看书的时间太长，怕我看伤了眼睛，会赶我出去玩。其实，父母是非常鼓励我和姐姐看书的。每个月给我们每人一块钱，让我们买自己喜爱的书。那时候，一块钱能买两、三本薄书了，长篇小说也不贵。记得我买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铁道游击队》；姐姐买的是《欧阳海之歌》。

    给我们带来困扰的也是书：我们小书架上的各种小人书、字书吸引着周围的小朋友，常常来我家借书。但是，书一出家门，时常有去无还，所以我家那支小书架从来没有摆满过，买了几年书，都不曾有过再添一只的需要。

    文化革命那年我十一岁，念小学五年级。在那前后几年我看的书，并不都是虚无飘渺的神话故事或杀气腾腾的政治说教。也读过一些富有人情味的小说。《水晶洞》写的是四川或某地山区一处农村，有一对农家小兄弟——许华和许明。哥哥是个循规蹈矩的少先队员，没有什么动人之处；弟弟却聪明、胆大又淘气，他的事迹引人入胜。诸如，为了捉鱼，他把贫农老大爷存起来浇地的一池塘水，一夜之间全部放光之类的壮举。具体的故事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反正都是些当年我想干却又不敢干的。“恶作剧”这个词，就是从那本书上学来的，小说里的顽童曾使我自愧不如。

《海底两万里》

    后来，我又看了法国科学幻想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和《神秘岛》，它们才真的吸引了我。我是把它们当作真人真事、探险游记和创业史来读的。尼摩船长的身世和智慧、瑰丽奇妙的水底世界；非洲和大洋洲的森林、荒原，土著和野兽；南太平洋火山岛上的白手起家，还有那只聪明的大猩猩；等等等等，令人神往。多少次历险、无数重困难，都被主人公们的勇敢和机智克服；加上那些奇遇、巧合；细细读来真够刺激。我把这几部书推荐给小伙伴，人人都爱看。我们热烈地讨论书中的情节，感慨那些人物的遭际；还用想象把自己置身其间，大谈什么：“要是我……”就如何如何！

以后再看马克·吐温的《汤姆·索耶历险记》，游荡在密西西比河上那小男孩的故事，就太不够味儿了。我曾一心向往漫游世界，去发现一片蛮荒之地，过一过书里那种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永远有惊无险的英雄瘾。

    还有一本书，书名已经忘了，里面讲的是一个城里小姑娘，到太湖之滨的亲戚家度假，小表哥领着她，摸鱼捉蟹、摘桔子和莲篷。玩得既尽兴、又长了许多见识。临走时，小姑娘已经恋恋不舍于那里的湖光山色了。她是不是在朦胧中爱上小表哥？我不记得了。至今仍有印象的是，那本书的作者在收尾的时候，写下了几句何为人生向导的话，大意是说：年轻人，可能会遇上人生路上的向导，他多半是一位见多识广的长者，或许只是个来自另一种生活的同龄人。不论这向导是谁，都将指示他生命的方向云云。

    至于“人生的向导”能不能选择，那位作家好像没有说。回首当年，我和同时代的青少年一样，向导是有过的，而且是同一个，他就是毛泽东和共产党，不由分说地拉着我们走了很多年。

二、书劫

    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据说，这是继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范围以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为主。因为毛泽东等人认为：宣传和教育工作，还不够“突出政治”；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东西还太多。党和国家有变修变色的可能。建国十七年以来的文学艺术作品，能通得过江青等人审查的寥寥无几，舶来品里面只有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文学勉强可以看。所以，要把“不拿枪的敌人”都清理出来。

虽然是革文化的命，也不能和风细雨、温良恭俭让。全国各地，从机关到家庭都在清理与“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有关的物品，手段一律猛烈又极端——点得着的就烧、烧不着的就砸，直至不留痕迹方休。

《刘志丹》

　  “四旧”之中，书籍首当其冲。我家的书里“封、资、修”的东西太多，自然逃不过父母单位查抄队员的眼睛。一下子，大书架上那些向来被我仰视的精装本、大部头，多数沦为阶下囚——横捆竖绑、外加封条，堆了一地。后来，那些书被允许拆封“自行处理”了。当然不是重新上架，我们又不愿动手焚书，扔出去就有散布流毒之嫌。于是，母亲拿了一部分到旧书店去，谁知那些书太不合时宜，连旧书店都不收。如此，唯有经废品收购站去还魂了。

第一次送书去时，人家说：这里只收废纸，不要硬纸壳。结果，又把书运回来，在家里一本一本将精装书的封皮扯下来，再放在自行车的后架子上，扯一批、运去一批。就这样，眼看着我预备长大了慢慢看的两书架巨著，大半变成了造纸厂里的大杂烩。

冒险留下的唯有《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和《水浒传》等可怜的几部。那套《鲁迅全集》倒是毫发未损，因为他虽然不能容忍所有的政党、阶级、阶层，据说却对共产党情有独锺。

少儿读物并不处于化外之区，我的小书架当然也就难逃此劫。当年，所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中国古人和外国死人”的故事都不能在民间流传，写给小孩子看的也不例外。不仅如此，就连大部分歌颂共产党的书都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比如：刘志丹的弟媳把他们开辟陕北红色根据地的故事写成一本宣传共产革命的小说。但是书到了康生手里，出于老百姓意想不到视角，他看出了作者的别样居心，一挥如椽之笔道：“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这个纸条上呈毛泽东之手，那本书连同作者就戴上反常帽子了。依此类推，还有什么人写的什么书、经得住那样严酷的政审呢？

那次大筛选，甚于乾隆爷编修《四库全书》。书里有没有不合当前政治规范的说法、作者是否见容于革命群众，是决定书籍去留的主要标准，这两者又常常互为因果。一时间，讲述青年学生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青春之歌》，被指为小资产阶级情调；以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为题材的《上海的早晨》，则是黄色小说；就连全用革命词藻堆砌而成的《保卫延安》，也是“一株大毒草”；罔论描花写景、社会人生的散文作品了。总之，连为革命理论做诠释的文学作品都几乎被封杀殆尽。我那小书架上的秦牧、杨朔之流的当然也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只剩下《十万个为什么》、《我们爱科学》和《科学家谈二十一世纪》一类的科普读物。

《趣味动物学》

幸亏，科学普及书籍也很有的看。最起码，我从中知道了天上虽然有太阳、月亮、星宿、星系，但是“银河两岸”并没有终年引颈相望的织女、牛郎。还有化学、物理、数学等等知识，使我一度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向往日后作一名科学家，但是一直选不定学科。邻居阿宝姐姐是我的读书辅导员，她借给我一本译自苏联的《趣味动物学》，看到门、纲、目、科、属、种的分类法，我曾想在实验室里研究进化论；再往后翻，“在远东”等章节里提到更好玩的事情了：比如，西伯利亚等地有一种浣熊，它们很爱乾净，进餐之前先要把食物洗上一洗。看了这些，我又想从事野外考察了。

另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也是她拿给我看的，那是《比一千个太阳还亮》，也是译著。作者把科普知识和小故事穿插在一起，写成一部原子弹从理论到实验、生动活泼的发明史。尽管我不能全部看懂，物理世界的广袤与神奇以足令我神往了。我于是又打了些日子物理学的主意。

可惜，我的文化知识太过肤浅——文革开始不久，学校就“停课闹革命”。在家里闲了一年多，隔过小学六年级直接进入了终日军训、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中学。所以，我的自然科学知识，既未得到深化，就连有限的几本科普读物也看不太懂，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就没有维持下去。

老实说，我当年对于文化艺术遭受的扫荡，并不懂得心疼。我坚信：毛主席是永远正确的。同时，我不敢公开承认的是，经不住的少年好奇心，我一心想去尝尝禁果。一则，以我的政治水平，实在看不出那些被禁之书的反动之处；再则，我已经有了阅读的爱好，没有书看怎么打发时间呢？况且，书中的世界是那么新鲜有趣，靠听别人讲故事非常被动，一定得自己去看才能过瘾。比方说，阿宝姐姐给我讲《聊斋》，很多故事只讲一半，就说：“下面不能讲了，因为你还小，不能讲给你听。”文言的古书一时看不懂，等等也罢，总不能除了《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什么都不看吧？

一个人若是想做被禁止的事，借口不难找到。那年头，有个现成的说辞可以利用，叫做“批判地看”。意即“看它是为了批判它”。此其时，我才十二、三岁，粗通文墨而已，书中所言对我不啻金科玉律，一向是“照单全收”的，哪里谈得上批判二字？我引用此种说法，当然经不起推敲，仅供自己给自己（这个不太虔诚的小革命者）网开一面。

《水浒传》

　  我曾经试图“批判”《红楼梦》。但是，别说我不能把它当作“封建主义的百科全书”来读，就连曹雪芹详细描写的大观园里少爷、小姐们的穿戴打扮，都使我不胜其烦，翻了几页就放下了，转而“批判”《水浒传》。本来，我不知道有“古白话”一说，以为所有带“之乎者也”的都是文言，没有勇气去看。又是阿宝姐姐鼓励我说：“看吧，不懂的地方我给你讲”我打开一看，原来繁体字并不难认；文辞之中也就是“须臾、洒家”等词要向她请教。鲁智深、武松、林冲、阮氏三雄的故事，不但看得懂，而且引人入胜，我先看了家里的七十一回本，又设法借得百二十回本的《水浒全传》，大过其瘾。

就这样，杂七杂八还看了不少别的。可见，任何一种主义或理论，无论它多么博大精深，都不能代替一切，哪怕是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陶维尔教授的头颅》

　  就在我还不会批判什么人的时候，却差一点挨上别人的批判。一九六八年里，我刚进中学不久，一日，在学校食堂排队买饭，我不谙世事地在大厅广众之下，与一个同学说起一本苏联科学幻想小说《陶维尔教授的头颅》。书中的故事是虚拟的：卓有成就的陶维尔教授，被助手谋杀了；他的头被那助手割了下来，用一种营养液维持生命、继续思考，被迫向那助手提供他的研究成果。我还没讲几句，只见一位辅导员走到我们面前，严肃地问：“你们说什么呢？你们是哪班的？叫什么名字？”我心知不妙，因为那显然不是一部宣传革命的书，但是悔之晚矣，不得不据实禀告。随即，那位辅导员就给我们上了一堂政治课。大意是：那是一本否定阶级斗争、宣扬科学至上、唯心主义的坏书！看了这样的书是要中毒的！我们吓得喏喏连声。当年，偷看这种书足以构成开我批判会的条件。我心想：“这下完了，入不了红卫兵了。”最后，他居然法外开恩地说：“以后要提高思想觉悟，不能再看这种书了！”就转身走开了。我这才松了一口气，赶紧四下看看，幸好没有引起其他人注意。

三、书荒

    十四岁那年的秋天，我同父母一起下放到设在湖南省一座茶园里的外交部“五七干校”。在当地农村中学混过了开始的两、三个月，就算初中毕业了。其实，加上在北京的日子，我一共在中学呆了不到两年。所学的文化课不超过正常情形下，初中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水平。一起毕业的有二、三十人，都被集中在茶叶加工厂里劳动。一九七0年一整年，我没有看过一本文学性、知识性的书籍。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高尔基说，他的“大学”是在伏尔加河上的码头和面包房之类的地方度的，老师大半是些不怎么识字的大老粗儿。比起他来，我可是高级多了。“五七干校”是从“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发展来的，在那里，劳动之外还另有名堂要学，那就是学政治。教师大半是些饱学之士，绝非高氏当年的境遇可比。他生在风雨飘摇的旧帝俄时代，如何认识那个社会，全靠自己苦思冥想。而我到干校时，正好赶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最精采的一幕——“清查五一六”。谁是谁非、谁左谁右、谁革命谁反革命，都不劳我去猜疑，自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发言人”为我一一指明。

    这是那个时代所有人的必修课。这一课上得我心灰意懒、忧虑重重——但见社会上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直逼的亲朋好友反目成仇；我的父母都是“五一六嫌疑”，我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前途黯淡。从此夹起尾巴不敢轻举妄动。后来才知道，这一切原是无中生有。由此悟出点儿人生险恶、世事无常的道理。但是，正如泰戈尔说的：一个人付出了极大代价，获得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经验，却发觉时移事异，那些经验再也无用武之地了。此为后话。

　  枉费我旺盛求知欲的事情非止一端。茶叶加工厂的领导请来曾在名牌大学教过马列主义哲学的人做我们的政治教员。课本就是《毛泽东选集》。也许是“干校”地处三十几年前老游击区的缘故吧，重点学习了毛几十年前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因为当前的政治运动与当年的农民运动一脉相承。

    我们还学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会的圈子兜得更大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是那次讲话的主旨，机关、学校虽说不是文艺单位，但也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学做工农兵是为他们服务的第一步，所以，大人放下专业、孩子辍学一齐下乡务农，是我们学习“日后如何服侍好主人”的良机。

还有其它篇什，老师都能把历史文献与现实拐弯抹角地联系起来，就像用现代奏法诠释古典音乐。对此，我这样的门外汉听了之后，除了点头称是、拍手叫绝之外就只剩下大写心得体会了。

　  在“干校”学了一年屠龙之技，懵懵懂懂之中，我又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卷回北京，在郊区房山县公议庄村“插队落户”了。那时候我享有“知识青年”的光荣称号，“青年”是货真价实——当时我十五岁；“知识”可就谈不上了。好在那年头社会要求我们应知应会事情倒也简单，用林彪的一句话即可概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那也是全国人民的义务，除此以外都是非份之想。

然而，生活的乐趣大半不就是在于做一些逾规越矩的事情吗？人的本性如此，而本性往往比义务有更大的驱动力。偷鸡摸狗的事我自小就做不来，但是有现成的爱好：就是看书。尽管那时我还信奉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是那东西实在乏味。而农村生产队里政治空气稀薄，所谓“人无压力轻飘飘”，一飘我就飘进了“封资修的迷魂阵”。

《镜花缘》

　  十五、六岁的孩子好奇心正盛，求知欲如饥似渴。可惜我去的是一个尚武之乡，村人以擅长少林武术远近闻名。那里的文化比那亩产不高的沙土地还要贫瘠。我曾全力在这个一两千人口的大村子、访寻政治宣传品以外的书籍，成绩可悲——两年之中，我只借到了屈一手之指可数的几本书。记得有一本《封神榜》，是老早年间的石印本，全书分成若干小册，到了我手的仅是第一册。那是薄薄的一小本，只几回就“且看下册分解”了。至今，姜太公的事迹，除了曾用无饵直钩在水面以上三尺钓鱼，和“八十二岁做新郎”之外一无所知。

　  另外一本就比较完整了，却有尾无头，书的主人告诉我说，书名是“明珠缘”，魏忠贤的传记小说，由此得知中国历史上有过这么一位显赫的太监。我还看过《镜花缘》的前几回，“君子国、两面国、淑士国”等等都看到了，却只当是乐子，对作者讽谏时世的苦心一点也没有领会。

《外交家》

　  饥渴中，我根本顾不得什么书适合、什么书我还看不懂，有书就看。我去插队的地方离北京不太远，进城时偶尔可以从朋友那儿借到书拿回来看。刚下乡那年，我借了一本屠格涅夫的《父与子》，记得故事是从那父亲的哥哥讲起的，开头几页里老屠详细描写那个贵族老头如何出了家门、乘上马车、到乡间的庄园去；然后从一路上的景色，直写到老头子的穿着打扮，细得连他袖扣的样式和颜色都用了好几十个字。十五岁的我，哪里陪得起这份耐心？不及看到那父子之间发生了什么，就打起哈欠，赶紧完璧归赵。

还有一次，有人向我推荐苏联小说《外交家》，说是此书荣获“列宁和平奖”（或曰斯大林和平奖）。我不自量力地把这本厚重得像块砖似地政治小说抱回村里。翻开一看，不禁暗暗叫苦——三至五年之后再看可矣！但是，璧还《父与子》一事，使我有点惭愧，这次决心把《外交家》读完。可也真够难为我自己的，那简直不能算是一部小说：作者借英国派出的一名资深外交官、携女秘书，去阿塞拜疆调查苏联和伊朗的边境冲突一事，给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做了一篇又臭又长的注解。书中倒是穿插了一个三角恋爱故事，但是毫无动人之处。要不是那几年看过的书太少，我一定早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

《勇敢》

    后来，终于找到一本适合我程度的书，也是“苏联制造”，名叫《勇敢》，好像还分成上、中、下三部，讲一群二十几岁的青年响应政府号召，离开城市开发西伯利亚的故事。可见，囿于相同的意识形态，无论中国共产党怎么发社论、写文章，表示要与马列主义的叛徒——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划清界线，还是别无选择、亦步亦趋地跟在“苏联老大哥”后面用断送青年前途的方式做着他们的建国实验。当然了，这是我在以后的日子里悟出来，不是看了《勇敢》就想到的。相反，那些苏联青年的生活，还很令我神往呢。

　　俄罗斯不愧是一个富有诗意的民族，同样是高温高压的政治环境，他们仍然可以不做清教徒，青年农场里的气氛对比我们农村生产队，不仅够得上歌舞升平，居然还有男欢女爱，那可是我们这群少男少女心向往之却又不敢正视的呀。我当时确曾有过的想法是：我们这里的共产主义事业，为什么不能像他们那样搞得轻松一点儿呢？随即，我又主动为中共开脱了，那些年受到的教育提醒我：正是由于苏联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太浓，他们的革命成果才被赫鲁晓夫之流轻易篡夺了。看来，我还真的学会“批判地看书”了。

诚然，《勇敢》只是一部小说，但是我们连这样的小说也没有，说到底，还是因为这块土地上找不到类似的素材。

《家》

　  我在公议庄两年多，一共看了不到十本书。不仅没有从中学到什么东西，其中有一本还差点惹祸上身。一次回北京，在朋友处借到巴金的《家》，已经没头没尾破烂不堪了。我带着它回村，在火车站候车时打开来看。还没有看出名堂，就被两个值勤的共军战士盯上了。他们走过来把书要了去、翻看了几下后对我说：“这本书不能看，没收了！”我心知此书早被批判，欺他们是土大兵以为容易蒙骗，就嘴硬道：“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书吗？怎么了，为什么不能看？”谁想那当兵的毫不示弱，用手拍着那书，理直气壮地说：“你看看，这里边不是大少爷、就是二小姐，突出毛泽东思想吗？”我自觉理亏又心有不甘，想再试试，因说道：“谁规定的这书不许看？”那当兵的一听更气了，冲着我说：“你要知道吗？跟我们走吧！”我一听就明白事情不妙，此一去，轻则挨顿训斥、写篇检讨；重则他们敢关我几天，再让生产队派人领我回去。当即改口道：“我还得赶火车呢，书我不要了。”值勤的战士转身走了，我在原地坐了一会儿，心里不踏实。生怕他们的领导差他们回来抓我，连忙躲到别处去了。

    那几年几乎是光阴虚度。人一无知就会闹笑话。一九七二年初春，我和一个朋友到“干校”探亲后漫游江南。途经九江决定上庐山一游。我的同伴只比我大两岁，经历与我相仿。我们有关庐山的全部知识，都来自毛泽东的那首七绝：“题李进同志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一早上山，就直奔仙人洞而去，闲逛了一番、感慨了一回，就下山回九江了。直至上了去芜湖的轮船，才听人家说：庐山上下除了仙人洞，还有含鄱口、五老峰、龙首岩、秀峰、东林寺和白鹿洞书院等等去处。我们已经身在长江之上，只能望山兴叹、道声惭愧了。难怪，村里的老乡有时会讥笑我们说：“你们这些知识青年，有什么知识呵？”

四、私塾

　  直至一九七三年夏天，父母看看自己头上的政治压力有所减轻，而我正步上“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路。生物学上,动物的器官机能遵循的“用进废退”原理，也适用于人。少年失学的结果是，我在十七岁上求知欲就减退了。父母只能冒险以我身体不好为借口，让我到“干校”长住，意在重建我的学习习惯。然而我心已经玩野了，那时候刚刚学会打桥牌，又毫无自知之明的想学小提琴，一门心思迷在这些闲事上面。对父母亲“没有相当的文化根基，就什么事情也学不好、做不好”的说法，完全不解其意。父亲启发我说：“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诸子百家的书，我已经都读过了，英文也到了能看原著的程度.”我仍不以为然。他们商量之后正式向我宣布：“这次让你回来，是为了教你一些文化知识，给你打下一个自学的基础，不然你这辈子就完了！”随后订下了我的学习日程——每天上午，母亲教我英文；下午，父亲给我讲历史和哲学等等。

《中国通史简编》

    我那时：年纪已届高中毕业，名义上读过初中，其实正式的学校只念过小学五年。想象一下大学教授一朝被派去教中小学可能发生的困扰，就可以体会到我给父母造成的困难了。家里没有适合我用的英语语法书，母亲就为我编了一部，一经讲授才发现，我连中文语法的概念都没有，还得回过头来先给我补最基本的文法术语。父亲授课方法是，让我先把要学的章节看一遍，再讲给他听，测验我看懂了多少、抓住重点没有。起初的一段时间，我常常不是误解了某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就是歪曲了哲学大师的本意。父亲每每忍着失望，用铅笔指着书中句子纠正我道：“这里才是这段的重点……。”

    “五七干校”政治气氛极浓，加上当年的思想文化管制，父亲只能用官方认可的书做我的教材，免惹麻烦。所以，我读的是范文澜编写的四卷本《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编；还有杨荣国的《简明中国哲学史》。政治立场和观点而外，这些书里都有很多引徵，涉及的知识非常广泛。范氏对历朝文学有所偏爱，相关的篇幅颇巨；杨氏书中先秦诸子是重点，虽然他尊法抑儒，却不免在提及百家时叙述比较一番。

这几部书让我学到不少东西。虽然现在的人对范、杨等人的书不屑一顾，但是我得承认：日后我对经史子集均有涉猎，最初的兴趣实在就是那几本书引起来的。

《马克思传》

    读历史和哲学史之外，父亲还给我讲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论。那也是当年这些学科里唯一可讲的两门课。好在马克思、恩格斯等人还算严肃的学者，他们的学说里，有不少今天仍然可用的方法和观点。最起码它曾经和上了许多国家民族发展史上某一阶段的节拍，不然它怎么会在那么多国度、那么长时间里搅动世界呢？

我又看了梅林所著《马克思传》。不曾想，这个共产主义世界的第一家庭，竟然不时举行文艺欣赏会，陶醉在但丁、荷马、歌德、塞万提斯等人作品里。可见，任何门宗教派，开山祖师爷的气度总比传其衣钵者大些。连列宁都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武装起来的人，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相形之下，中国共产党推行的不就是愚民政策吗？我当时还不敢正视这个说出来必定招灾惹祸的问题，但确实开始了对“延伸到中国来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怀疑。

《英语九百句》

    我家私塾唯一不带政治色彩的教材，就是英文课本——美国之音编印的《英语九百句》。虽然都是简单的日常生活用语，平淡无奇。它却是我自幼及长所见到过的，第一部无政治立场、不宣传、非暴力、超阶级的教科书。过去一向听说“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他们用尽各种方法对我们进行破坏和渗透，妄图颠覆工人和农民的政权”；而美国之音更是“反华急先锋”。但是，这套书每课一个主题，教的全是问候用语、课堂用语、上街采购之类，实用有之敌意全无。与惯常所见充满斗争性、火药味的国内教材比起来，倒是挺富有生活气息的。在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这简直就是一片梵音了。

    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大家都爱听。我们“干校”地处偏远乡村，干扰台鞭长莫及。所以，每天晚上一到何丽达主持的“英语九百句”教学时间，“干校”驻地山上、山下就回荡起“美国之音”。二十几年后的今天，当时学的英语早都忘了，那阵宣布“何丽达小姐来了”的轻松、跳跃的音乐，还记得清清楚楚……。

　  那是一九七三年，我在“干校”住了八个月，所读以现代经书、史书为主。但是，那里也实在不是个书卷飘香的地方，作为课外读物，我好像只借到过一部苏东坡的词选和杰克·伦敦的《铁蹄》。万幸的是，那段时间我还知道用功，打下了一点自学的基础。

五、补课

    “干校虽好，不是久留之地”，我不可能长期躲避“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了对官方再三查问无法敷衍之时，我只得束装就道，带着刚刚培养起来的那点儿读书自觉性、和家里给我的十几本书，回到房山县农村，那是一九七四年的年初。拜“党的知青政策”已经开始松动之赐，同年七月，我结束了五年务农生涯，回北京进了一所学校学中医。

《决裂——前进》

    此其时，北京的青年人中间，正迷漫着浓厚的读书之风。不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而是大看以十八、十九世纪西方古典名著为主的外国小说，借以逃避现实。因为，据说毛泽东本来打算只搞三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蓄成了自己的生命力，大有没完没了之势。人民大众的政治热情先是被林彪事件搅成了一团糊涂；而后，社会朝着两个极端分化开去——上层的权力斗争花样翻新、兴味无穷；民间的生活单调乏味、贫穷落后。因此，人们逐渐对政治产生了厌恶情绪。对社会不满的表达方式依各人的性格而异，有热衷于组织小团体“贴标语、造谣言”的；有一显身手，打群架、玩女人的；像我这样没什么本事的人，唯有和三朋四友传阅外国小说，美其名曰“做精神贵族”。那是文革后期，西方的文艺、理论书籍仍被视为洪水猛兽，不得在中国市面上流传。我们能看到的都是“破四旧”的漏网之鱼，它们是五、六十年代翻译出版的欧美小说，从废品收购站、被查封的图书馆等地，经由各种渠道流落到社会上，被我们视为珍品。

    记得刚回北京不几天，借到的第一本书是传记《康帕内拉》，康氏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有《太阳城》等一系列著作。书里说他很年轻的时候（大概是二十一岁），就因异教见解入狱，一关就是几十年。而他的主要著作都是在监狱里，凭着记忆中、过去所读大量的书写成的。他创立的学说，在欧洲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这事使我大感不安：我当时十九岁了，却连许多基本读物还未曾看过。这样耽搁下去，这辈子岂不就成半文盲了吗？再看看在北京没有下过乡的朋友，他们在城里总能找到书看。见了面，这个给我讲《约翰·克利斯朵夫》、那个跟我提《吉尔·布拉斯》。还有人带给我一首暗中流传的长诗《决裂——前进》，其中一段道：

    书中自有颜如玉

    书中自有登天梯

    书中有黄金帐

    啊

    托尔斯泰

    果戈里

斯汤达

巴尔扎克

我为他朝思暮想

我为他流泪成行

啊

索黑尔

梅金斯公爵

安娜·卡列妮娜

欧根·奥涅金

我同他度过了多少日短夜长

他伴我送走了多少秋爽夏凉

……

对着这一大批作者和主人翁，我土头土脑不知所措。我知道，那里面别有一番天地。业已成年的我，早就不甘心一言一行须得符合规范，“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动”的清教徒生活。年轻人又在自己重视的事情上，有极强的好胜心和求知欲。于是，我不顾一切地投身到“小说热”里去了。

《我们心中的魔鬼》

为了补上这一课，我把上学以外的几乎全部时间，都交给了英、法、德、俄和美国的小说家。那时候，因为阅历太浅，我差不多逢书必看、来者不拒。甚至还看过一本土耳其小说《我们心中的魔鬼》。这书的内容已经不记得了，但那书名起得真好。确实，痴情于心，则身陷魔障、不辨良莠。

好书也看了一些，但总的来说，那时我还不懂得选书之道。半年以后，学校放了寒假，我回家探望父母。他们已经脱离“干校”，在外地一所大学教书了。说起我当前的兴趣爱好，父母都支持我多看中外文学作品，因为它们对人生、历史和社会多有深刻的描述和揭示。但是，这类书籍汗牛充栋、又鱼龙混杂，哪些该看、哪些不值得看呢？父亲教了我一着：“选名作家的名著看——那些跨国度、能传代的书，一定有它的道理、八成是好书！”说着，还给我开列出书单，以“外语系教学用书”的名义，拿着介绍信到大学里的图书馆，把封存着的各国文学名著抱回家来，细细展读。

这个办法比我在北京东求西借、限期归还的看书效率高多了。两年中专的四个假期，一回家，我就能轻易地把左拉、雨果、莫泊桑、萨克雷、高尔斯华绥、契诃夫、普希金、霍桑、乔万·尼奥里等请到我的房间来，与我为伴。在那个城市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全部时间都可以消磨在一、二百年前的欧洲贵胄宅邸，美国的“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父母还为我借了中国人撰写的“西方文学史”，以及有关的文学评论、批评书籍，既有助我了解作品的意义，又帮我开出新的书单，回北京借书，我就知道挑三捡四了。

《当代英雄》

这样一来，我也有资格加入“业余欧美文学评论家”的行列了。谈到《简·爱》我会说：前面写她虽无美色但富有个性，引得罗契斯特尔动了爱心等等，还都很不错；女主角出走之后，穷困潦倒本是文中应有之意，突然交上了好运，已属败笔，最后老罗竟然眇而复明，简直令人不忍卒读。

　  白朗宁夫人的同胞姐妹夏绿蒂所著之《咆啸山庄》，也有类似大团圆的结局，却不显虎头蛇尾。因为希斯克利夫无休止的报复行为，让读者从对他先是支持，继而降温到同情，最终嫌其所为过份——冤有头、债有主吗；他死之后一切归于平静，是合情合理的事。

　  描写变态人格，首推陀斯妥耶夫斯基。我看了他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深受感动。把这本书推荐给朋友们，他们也为书中人物的遭遇悲哀。其实，现实生活又何尝不是那样：长期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人性难免不被扭曲。

一个朋友，文革发动那年正在高中三年级，本来顺理成章高中——大学——工作的生活节奏被文革打断。他身不由己地卷入红卫兵运动，做了一些深自后悔的荒唐事，然后被送到农村插队，一无所获地过了七、八年。他承认：自己变得有点神经质。看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之后，告诉我说：“我这个自命为铁石心肠的人，趴在桌上大哭了一场。”

我至今记得莱蒙托夫《当代英雄》里那个玩世不恭的皮却林，那段语气沉痛的话，大意是：从童年起，我就是这个样子了。所有的人，都从我脸上看出那些莫须有的、罪恶习性的标并。……既然断定有，于是它们就产生了。我说真话，没人相信，我于是开始欺骗；我准备去爱全世界，没有人理解我、所有的人都嘲笑我，我从此学会了憎恨。……我那没有光彩的青春，就在我与社会的搏斗中消逝了。我的良心枯萎了，它渐渐地死在那里，……但另一半还活着，在为每一个人服务。这事谁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那死去的一半曾经存在过。

《怎么办》

　当然了，洋人写的东西不是都那么沉重。就说“永恒的主题——爱情”吧，我看到过最理智的爱，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里：男主角为了爱离开他锺情的女人，因为：“爱一个人，就是希望她幸福，但没有自由就没有幸福。如果为了我的缘故而妨碍了你的自由，我就应该主动离开……”。这样的修养和善意，就像普希金在一首诗里说的：“愿上帝给你另一个人，像我爱你一样。”

可惜，世间之人大都信奉“爱情永远是自私的”。相形之下，占有式的爱，其实爱的只是自己。《怎么办》里“合理的利己主义”一说，至今我犹认可。

小人物的爱也可以写得令人回肠荡气。这里面我印象最深的是欧·亨利那两个著名的短篇：《麦琪的礼物》和《最后的藤叶》。尤其是后者，说明艺术表现的最高境界，应该朴实无华、蕴含着生命力，而不是用“超现实主义”、“意识流”之类似是而非的借口，兜售“皇帝的新衣”。

《黄金梦》

幽默感是欧美人士的语言特点之一，但是幽默与讽刺连在一起，还是不怎么轻松。我看过据说是“第一个被欧洲文坛承认的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短篇小说集，内中有《黄金梦》等篇什。他的风格与众不同，可说得上是纯朴的乡村幽默，并未见其要与谁过意不去。比如他描写一个叫做汤姆的人，被老婆欺负的情形：吵起架来，常常只听到她的声音。有时，他的脸上还会带着几条印子，说明他们的冲突并不仅仅限于口角。

或如：一只雄伟的公鸡在庭院里高视阔步，一发现食物，它就引吭高歌，慷慨地招唤那些总是半饥不饱的妻子儿女们，过来共襄盛举。

《双城记》

还有的小说，不以故事取胜，重在反映某一个时代。德莱塞的《欲望三部曲》、《嘉莉妹妹》、《堡垒》等等就是如此。现在看来，资本主义确实是从掠夺和混乱中走过来的。他们比较明智的是，不幻想大家都会循情依理地在社会上活动，而是充分重视人本身的劣根性，并以法律约束之。还不断地修改其社会制度，就像把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逐步整理成良田，再根据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要求，从玉米改种小麦、进而专营经济作物。不然的话，德莱塞笔下那些巧取豪夺的大亨、企慕虚荣的小市民，早就把这个“千年王国”给折腾垮了。

　  狄更斯作《双城记》，他写法国大革命的角度很独特。好像作为英国人，他不太赞成那场把法国贵族杀得几乎片甲不留的血腥革命；但是他又把那场革命的社会背景写得很客观。同是多数人反对少数人的社会革命，为什么法国的事情完了之后，没有多少人批判或后悔；而中国的革命却被人批评至今呢？难道我们这里不曾“由此进入新纪元”吗？我想，这其中至少有两个原因是主要的：一是西方文化中心论——凡事都以他们的价值观念来衡量；二是外国人不懂得中国的情形——不知道民族的进步，有时只能借革命的方式推动。

《复活》

像所有外行的业余爱好者一样，我也是就着自己的审美观和理解力，评价别人的作品、决定取舍。名著当然有其得享盛名的道理，可是读者不都是专家学者，我们各有自己的品味和角度。就像熊掌、燕窝之类，据说很有营养，吃起来若是口味不好，还是无法恭维。因此，有些书尽管名气很大，我却实在不敢说好。比如《唐·吉柯德》，主仆二人，一疯一傻，故事也很荒唐；后半部讲的与前面全不相干，这样的书何好之有？据说它的意义在文学发展史上能看出来，既如此，留给西班牙文学研究者去欣赏吧。

　  还有托尔斯泰“三大不朽名著”之一的《复活》，为那个贵族老爷聂赫留朵夫还一笔风流债，直写了那么厚厚的一大本，没有一段好看的。也许它的价值在于“反映了十八世纪的俄国下层社会”的实况吧？列宁曾经说：“托尔斯泰是俄国的一面镜子。”但是，还是孔子说的好：“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想必托氏当年展纸落墨时，肯定一心只想着他的同胞，岂料百年之后，这书不仅传到了中国，还被一个不谙沙俄情形的年轻中医横加挑剔。看来，作家之不可为，绝非一句“众口难调”能够尽其一二的。

《飘》

　再说那家喻户晓的美国小说《飘》，好长的故事、出场的人物也不少，真正有血有肉、呼之欲出的，唯有白船长和郝思嘉，他们一出现，就满纸生动活泼，别的人全都苍白无力、给读者留不下什么印象，全书各部分的水平显得很不协调。我想那不一定是玛格丽特·米契尔学左拉，将“陪衬人”的把戏用在了创作上，恐怕是她“技止此尔”。诚然，写上一辈子，能塑造出一对这样有跃然纸上的人物，已经够多少煮字烹文者艳羡了。

　  情节曲折，人物无特色的也不好看，记得当年我借到《基度山恩仇记》的时候非常激动，心想：“终于轮到我看这部人人向往的大作了！”连夜拜读。看是从头到尾都看了，却不禁有点失望：这书实在只是情节取胜，娱悦视听而已。

《啼笑姻缘》

　　西方的东西看多了，我也厚彼薄此起来。那时候，我对本国近代的文化，历史还几乎没有研究。一拿起郁达夫、巴金、曹禺等人作品，就觉得他们模仿外国人；赵树理、浩然之流太土、太罗嗦。那两年，本国的作家，我只看了茅盾的《子夜》和张恨水的《啼笑姻缘》等可数的几部。后来，因看近代史实和人物的书籍和资料，方才知道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上的贡献，但是，我看小说的兴趣已经过去，至今对他们也没有什么认识。

江青的推荐

　　然而，我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何况，那年头，文化革命还闹得欢着呢。我暗地里大看西方古典名著的事，终于在毕业前夕被校长知道了。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说说看过哪些外国小说，我举例说了七、八本书的名字。我一边说、他一边把书名记录下来。然后，校长郑重其事地问我：“你为什么看这些早就被批判了的书？”看脸色，整个一付轻则批评我一顿、重了也许要开会批判我的架势。那时候，我已经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起来”了。于是我直视着他的眼睛道：“这些书都是江青同志推荐的。”他听后略微迟疑了一下，不置可否地扯了几句淡，就放我走了。江青这个人有时会说些莫名其妙的话，她推荐了八本书让某些人看的传闻，校长大人可能也听说了。我断定无论他对此做何感想，一定不敢轻易表态；传讯我的时候，他绝想不到我会用无法核实的“首长讲话”做挡箭牌。

　传说中江青要人家看的是哪八本书，已经记不清了。大概包括《高老头》、《贝姨》、《欧也妮·葛朗台》、《傲慢与偏见》、《大卫·科帕菲尔》等。江青到底是怎么说的并不重要，重要是不久之后的毕业分配。原来我是定下留在学校所在医院的，那是一家业务实力很强的中医院，校长也在医院里管事。有人已经在会计室的工资表上看到我的名字了。但是，正式宣布去向的时候，我被发往一个计划中、久久开展不起医疗工作来的小医院。据传，校长认为我“政治上不太可靠，以后恐怕不好领导”。

　为看西方小说付出如此代价，在当时毫无惊世骇俗的效果，人们只认为我很倒霉——在我学习的地方，我并不是唯一“政治上不积极要求上进的人”。现在想来好笑，党和政府要求老百姓大学毛主席著作，说是：“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而我等厌倦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青年，注意力很容易就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吸引了。看来，虽然那里还没有出现“多样化”的名词，但是需求早就有了。

六、内参

　  毛泽东在他的《实践论》中引用过一句民谚：“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全知”是夸大其辞，“能知”就无懈可击了。在这里，知天下事的主要方法，肯定不是听信传闻，只能是看书。有经验的专制君王都知道，不宜让平民知道的太多。他们的“治国经”里有这么一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尽管这话正确的断句也许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文革期间，社会上公认的是非标准中，就有了这样一条，叫做：“读书越多越反动”。因为，知道的事情多了，思想就活跃、进而自作主张。知识的源泉——书籍，显然是“统一思想”的大敌。

《你到底要什么》

　  既然如此，就收紧出版尺度吧。却不知当局出于何种打算，文革后期居然印行了很多当代苏联和西方的传记、回忆录、政治内幕和社会小说。后来，还出了一批共产党叛徒的回忆录。其中关于中共党史、苏共党史及很多国际事件等等的说法，不仅与国内历来正统的宣传大不相同，还足以启人疑窦。虽然这些书，规定只许党的高级干部看，叫做“内部发行，限制阅读仅供参考”(简称“内参”)。怎禁得住那些喜欢炫耀的高干子弟，把它们一一介绍出来。这些内部参考书，既使我大开眼界、又引我深入思考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国家。在中国，政治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不由人不关心它。因此，一经接触那些政治性的书籍，的看书的兴趣和重点，就离开充斥理想与传奇的小说，转到活生生的、惊心动魄的近、现代史实上来了。

先传到我手上的，是几本苏联社会小说：《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和《你到底要什么》等等。据中译本的出版说明讲，印行这些书的目地，是让读者了解：列宁、斯大林辛苦缔造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修”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可不能步他们的后尘。

我一看，就联想到多年前一本译自日文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书里指摘的苏俄社会弊病，诸如物质匮乏、新闻管制、没有学术自由等等，无一不与中国一模一样，程度还不如我们这里那么严重。倒是苏联人民的生活情趣、文化艺术享受比我们丰富多彩些呢。看来，苏共治下的百姓，为建设共产主义的修行，还没有苦到中国人民清教徒式的份上。对于不以实现某种主义为生活目地，但求温饱、安稳的平民百姓来说，已经“修”了的苏联，不是强似仍然“红”着的中国吗？

《权力学》

　　我当然知道，小说并不是现实的写生。所以，就去找“苏联实录”来看。这类书并不比“仅供批判”的小说少。比如，苏联第一公主、斯大林女儿的两本书：《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和《仅仅一年》。按说，在那个存在着特权阶层的国度里，老斯女儿的日子应该最惬意了。谁曾想，除了幼女时期她得到过暴君老爹的宠爱，刚一成年，就因为爱上了一个犹太人，遭到了那个“至高无上的权威”的打击，从此不见容于斯大林。最后竟然背井离乡地跑到美国。

　　斯大林不但在家里欺负妻子儿女，还在党内搞了好几次大清洗。一本名叫《权力学》的“苏俄问题研究者必读书”说：列宁死的时候，斯氏在党内的地位居于托洛斯基、布哈林之后；列宁原有遗嘱（“致代表大会的一封信”），不让他担任党的总书记。但是斯大林利用布尔什维克内部的“鹬蚌相争”，还装出一付可怜而又无害的样子，就像“王莽谦恭未篡时”，坐上了苏共第一把交椅。结果他先借布哈林之手，赶走了托洛斯基；又转过身来连唬带骗，把布哈林弄成谋杀列宁的主使、判处死刑。在那以后的一些年里，为了铲除异己，老斯接二连三地在党内发动“大清洗”，从《权力学》上开列的名单看，每一届苏共中央委员的百分之九十，都由“新血”构成；“旧血”则早在刑场上蒸发了。

　　斯大林自斫苏俄的实力，鼓励了希特勒大胆前来进攻，不然，“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本来人丁就不兴旺的苏联，也许不至于一死就是八百万。

《萧斯塔科维奇回忆录》

　　《斯大林秘书回忆录》、《命运之环》、《赫鲁晓夫回忆录》和《勃列日涅夫传》等等很多书，都从不同角度叙述了那一段历史。大家都恨斯大林，骂得他狗血喷头，但斯氏在世时谁也没有吭过一声。敢于傲视那个独裁者、直犯龙颜的，是一个知识分子中最清高一类的作曲家：萧斯塔科维奇。他在回忆录中说，一次，美国人邀请他访问新大陆，此时他的作品正在本国禁演，所以他不愿意出国。斯大林为了向西方显示其开明，就亲自打电话给萧氏，让他赴美。萧斯塔科维奇向斯大林提出禁演的事，老斯用话敷衍，萧氏心里不快，就闭口无言。斯大林见他不说话，于是问道：“你怎么啦？”萧斯塔科维奇答：“我觉得恶心。”老斯闻言一楞，这事太蹊跷了：无法想象有人会对他这样说话。急切之间，斯大林只能将萧斯塔科维奇的回答，理解为此刻他的身体不舒服，才没有发作。萧氏躲过一劫，但是终斯大林之世，他一直也不得志。

　　我看过讲苏联共产党内情的书越多，就越觉得中共虽然早已经与苏共分庭抗礼，但它仍然是苏共的小弟弟，亦步亦趋地跟在“苏联老大哥”后面。无论是党内斗争还是治国之道，方式方法都有许多雷同之处。我想，中国与俄国，革命前国情颇为相似。革命成功以后，虽然各自都“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其主导思想是一个，所以万变不离其宗，就像驴和马的结晶，纵有驴骡、马骡之分，同是骡子则一。区别当然也有，譬如说他们的党内斗争，斯大林偏爱“肉体消灭”的办法；毛泽东则喜欢沉醉在误入歧途的忏悔声中。算起来，人一死，即灵魂出窍，得大解脱、不再受忧思毁誉的折磨，或许要比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生不如死来得幸运一点呢。诚然，现在人们可以说：凡是存在过的，都是历史的必然，我们不能为古人打官司。或许这就是中、俄两家在民族振兴之路上，必经的劫数吧。

《出类拔萃之辈》

内部参考书中有不少欧美政治家的传记和回忆录。我记得那时候邱吉尔、戴高乐、蓬皮杜、阿登纳、海卡尔、侯赛因、苏加诺乃至西哈努克等人的书，都能看到。这些人大都不谈什么主义和理论，比较务实；既不骂人，也不动辄就为自己的臣民描绘美好蓝图。读他们的书不感觉沉重、紧张或兴奋；更不会对谁产生敌意，甚至动起杀机。

用当时的标准来衡量，我是“中毒很深了”。因为我还把他们被打成“大资本家的走狗”、“战争狂”和“军火贩子”的错案，私下给翻了。我觉着：这群人里面不乏对自己祖国的命运、人类的前途，具有崇高理想、怀抱善良愿望者。他们虽然身在我们的敌对阵营，倒不见得多么凶恶、阴险，不可理喻。就像三国时的郭嘉、诸葛亮和鲁肃等，各为其主，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民族主义者吧。

美帝国主义一向是我们的头号敌人。我们和美国人直接、间接，在朝鲜和越南打过两次仗、积怨颇深。我也同大家一样，对敌国兴趣最浓，我想知道，美国佬为什么如此仇视我们中国。有关那两次战争，《杜鲁门传》、《出类拔萃之辈》、尼克森的《白宫岁月》和《季辛吉回忆录》等书里，都有大量的篇幅。给我的感觉是：美国朝野不惜流血牺牲所要遏制的，不是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而是共产主义的扩张。

说也难怪，西欧北美的国情不适合共产主义，所以他们无法理解：有些不发达国家的人民为什么选择它，尽管这是个艰难的抉择，就像中医治疗某些痼疾顽症不得不用的发汗、催吐和泄下的狠招儿。再加上先天不足、又后天失调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拿不出漂亮的成绩单证实自己努力的确有必要。在这个“二把刀”医生手里，患者的病还没有治好，人已经被他折腾的半死了。代价太高、后遗症太多的“共产疗法”，吓坏了养尊处优的西方老爷。他们自然要防患于未然地阻止共产革命的洪水猛兽冲进自己国门，因为听说共产革命的最终目标是“解放全人类”。

　  按照写书的那些美国人的说法：一九五0年前后，几位美国政府要员在谈论封锁中国的包围圈时，漏掉了南朝鲜。金日成以为美国不会武力保护南韩，而此时他正想借中国革命成功的东风，席卷朝鲜半岛呢。于是就先动手了。西方眼看太平洋沿岸最后一个“反共桥头堡”也要失去，当然不忍坐视。就由美国主导、用联合国的名义，把朝鲜的内战，扩大成东西方两大敌对阵营的殊死搏斗。战争的结果是：金日成耗尽了北朝鲜的人力物力，没有跨过三八线一步；中国赢得了一八四0年以来，第一个与列强抗争的不败记录，却失掉了“解放台湾”的机会；老谋深算、背信弃义的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则不仅未受任何损失，还让全世界都确认了它共产主义教主的地位；至于美国，损兵折将且不算，更难受的是，它从此担起了武力反共的重负。

　　到了六十年代，美国人被他们的经济、军事优势冲昏了头脑，又去“填补东南亚地区，法国人撤退后形成的真空”。那就是耗伤了“金元帝国”元气、不得不“体面地撤军”的越南战争。这些都是他们自己说的，看到老美不标榜自己一贯“伟大、光荣、正确”，倒觉得他们挺可爱。这里用得着张岱的另一句话了：“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使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条，尼克森、季辛吉等人在回忆从政生涯时，一致盛赞敌酋毛泽东、周恩来的个性和智慧。此举也属大家风度吧。

《我的回忆》

　　相形之下，中共的气量显得小多了。对敌人从来不赞一辞还不算，党内一同浴血的战友，一朝意见相左立即反目成仇。当政者从此不再提起振出局外者的名字，好像艰苦卓绝的党史不是他们共同谱写的；退出历史舞台的一方，只能为文泄愤，曝内幕、揭隐私。我最先看到的一本“仅供内部参考”的中共党史资料，是张国焘所著《我的回忆》。张曾在北京大学读法律，是中共创始人之一，并任首届管组织的中央委员。那时候，毛泽东还是一个来自湖南，土里土气、“对马克思主义所知不多的师范毕业生”。所以，党的最初决策过程，毛未曾与闻。而张国焘则如数家珍地讲述中共幼稚期，如何在第三国际指挥下，佯装与国民党合作，行借鸡下蛋之计；结果虽然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但是助得北伐将成、就得不偿失地在蒋介石的“清党”和汪精卫的“分共”中，被杀掉了“百分之九十”。

　  张著所及许多历史事件的缘由，都同后来中共的说法不一样。比如西安事变，张国焘说，一九三六年“双十二事件”一出，延安就派周恩来去西安做张学良的工作，同时在张、杨的部下中游说，历数蒋氏的罪恶，旨在让他们自己做出杀蒋的决定，替中共除一大敌，还不用背上弑君的黑锅。老周忙乎到一半，中共忽接第三国际的“圣旨”，说：当前中国首要的事情是抗日，而共产党还没有号令全国的能力和威望，只能奉蒋介石为领袖，先把民族之辱解决了，再谈国共恩怨。那时候中共羽翼未丰，还不敢违抗“远方”（第三国际），才停止了杀蒋的活动。事后共产党提起西安事变来，说的是：为了民族大义，我们不计前嫌，主动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让他领导抗日云云。

《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

　　张国焘的书里，中共的党内斗争的故事也讲了不少。而另一位曾任中共上海局书记、名叫盛岳的人，所作《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就通篇是讲党内派系斗争的了。历史上，共产党里出过“二十八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盛某即是其中之一。在国内，他们虽然是少数派，但是来头大、又有擅于整人的一技之长，所以他们在共产党内势力很大，而且几度把持朝政。例如，曾经权倾一时的王明、前几年还是国家主席的杨尚昆等许多共党重臣都榜上有名。

　　他们代表了一批没有参加过农民起义、不曾领导工人运动、从未带兵打仗的职业革命家，而且是苏联训练出来的。唯一专长是“清理自己人的队伍”。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康生、陈伯达之流都是个中高手。他们直接传承了斯大林的衣钵，早期，在江西苏区、鄂豫皖根据地，由这些人主导，查“AB团”、抓国民党特务，滥杀了不少人。

　毛泽东掌权后，才改变了党内斗争的“苏式杀人法”，偏重“思想教育”了。但是，党的政策怎么理解并不统一。直到文革，肉体消灭的人少了，体罚却没有停止，精神摧残的规模和程度达到了亘古未有的水平。一位西方政治家曾说：“作一个共产党人，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最危险。”使局外人罕见地做出如此正确结论，主功应当记在“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及其追随者账上。

《双山回忆录》

　　不论叛徒张国焘、盛岳，还是《双山回忆录》的作者、被党内正统派追杀流亡异乡的“中共托派”王凡西；乃至代表第三国际前来指导中国革命，吃过不少苦头、写下《中国纪事》的德国人奥托·布劳恩（中文名：李德）等人，虽然都把青春付予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自己失去了做一个正常人的自由。但他们“在回首往事的时候，“既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回忆录的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昔日峥嵘岁月的眷恋。可见，那些历史的误会是在信仰驱使下铸成的。他们讲述的历史有多少可信度，我无置喙的资格。只看重这几个人事后时并不斤斤计较自己的荣辱和得失。

《延安日记》

　　唯一未动感情的，是塔斯社派驻延安的一名冷眼旁观者。此人的中文名字是孙平，追忆地写出了《延安日记》。他当时的身份是记者，对四十年代发生在“革命圣地延安”的种种事情，享有无需参与却能直接观察之便。他看到了几件大事是：毛泽东如何利用“延安整风”运动，加固自己不久之前在遵义会议上以微弱多数膺选的领袖地位。据这个苏联记者说，刘少奇、周恩来等，原来不是“毛党”，甚至还有点看他不起呢。直至这次整风，他们才被毛过人的威力慑服，连忙俯首贴耳过来。

　　还有一件我第一次听说的事情是，毛泽东和共产党指挥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不曾全力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趁国民党苦苦支撑着正面战场、无暇剿共，日军也鞭长莫及之时，积极攻城掠地、招兵买马、扩充实力，蓄起了“百万雄师”，所以能在抗日战争后短短四年里，一口气吃掉了偌大个“蒋家王朝”。

看到这里时，我曾记起看过的一篇回忆文章：建国初期，日本一批老兵访华，蒙受，毛泽东的接见。当他们战战兢兢地向中国人民表示歉意的时候，毛笑道：我还要感谢你们呢，没有日本的侵华战争，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当时看了这话，只当是句戏言。对照历史的记录，才知道那是实情。　

这类事情，对亲身经历过的人和身处自由之境的海外人士而言，并无什么新奇。但是，共产党的史学观是：历史为现实阶级斗争服务。所以，他们一再改写史实，给我们灌输了很多错误概念。不仅仅是我，看过那些书的人，大多有过窥见秘史、隐私的震撼。

　　内部参考书之显得趣味十足，还是它们的出版年代衬托出来的。直到文革结束后的最初几年，国内的文化娱乐事业都很萧条。其景况可以从一则政治笑话里略见一斑：中国有三个电影制片厂——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当红的明星只一个，就是西哈努克亲王。所以，稍微新颖一点的事情都会引起广泛的注意。

　  这种社会状况，当局不可能不知道。我一直不能明白，印行那些动摇百姓的共产主义信仰的书目的何在。难道是党内反对派故意用印发参考资料为借口，败坏政敌吗？不管怎样，当年我作为一个不够资格的偷阅者，还真的尝到了金圣叹所谓：雪夜闭门读禁书，是人生一大乐事的个中三味。

七、借书

　　我想，大多数人看的闲书都是借来的，我便是如此。看到一本书，不知道内容如何，问卖书或管理图书的人，他们多半说不上来，贸然买下，难免上了书名的当，最好是先行借阅。因为，值得掏出微薄的薪金买下来、放在书柜里占地方的书不多。我有这样的经验：某些给我不错印象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却不见得都合我的口味，不能见到就买。比如大作家柯灵，我看到过一篇他的人物特写：《钱钟书的风格与魅力》，和他为《爱俪园梦影录》作的序，觉得很好。在书店看见《柯灵散文诗歌选》，二话不说就买了一本，回来一看，一篇好看的都没有了。买错了书的经验一定人人都有过，所以，能借还是先借来看。

《俊友》

　　风气未开的时代，借书还是年青男女交际的重要手段。古人云：“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无奇秀”。奇秀可遇而不可求，身边的芳草则不能视而不见。十几二十年前，北京就以“人粥”著称了，但是男女同学、同事之间空间距离接近、心理距离遥远。交友约会，大都要靠红娘引线穿针。冒失上前会被视为“不规矩”，惨遭拒绝。其实，只要找到恰当的借口，就是可以主动追求意中人。求知的欲望人皆有之，互相借书就成了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两全之策。

　　初期，一男一女观其貌而不知其人，正好以书为媒，考察对方的品味和见识。一借一还，就是两次接触机会。书中的人物和故事，是现成的话题，只要运用得巧，表白自己、试探对方，都可以不露痕迹。看他（她）是秀外慧中抑或绣花枕头？若有同好、许为知音，岂不好事玉成？发现谈而不拢、兴趣不合，也容易借故疏远，不失双方体面。只要手里有书，举着它再试下一个目标可也。记得，莫泊桑的《俊友》、小仲马的《茶花女》一类的书，给小青年提供了不少谈资。

《战争风云》

　　　书又不能轻易借。因为爱看书的人多喜欢与别人交流感想。然而，人的审美观、着眼点、见识各不相同。国人当中多有不能容忍异见者；讲究表达方式的却属罕见。比如，你借了一本我评价颇高才买了的书，还回来的时候，竟把那书说得一无是处，我岂能不愤愤于心？类似的傻事我就做过。所以，再向人家借书的时候，我都记着先问清楚：这书是讲什么的，掂量着自己八成看得下去才借。小心：拿了一本仅看了几页，就犯困再也读不下去的书（像我写的这些），归还时人家问起读后感别说不上来。好像一个人，向你夸耀其女朋友如何漂亮，而你实在看她不入眼，敷衍的不得体，不是很得罪人吗。讲公道话：人爱有同好者，原是世之常情。我自己就是，若是知道朋友在哪一类书上与我有同好，我愿意尽我所有让他看个遍，然后再想办法帮他去借。但需谨防不要“自做多情”。

有的时候，我会碰到别人向我推荐某一本书，还主动借给我看。其情可感：不是引我为知音，就是想提高我的文化素养。经验告诉我，那本书的文学、社会价值等等，多半与推荐者的鉴赏水平成正比。

比如，一九七五前后，北京青年人中间，传阅着一部美国人写的二战历史小说《战争风云》。我也看了，觉得挺不错，以为自己知道了不少“二战”时候的事情。后来，一位真有见识的长者告诉我：要谈四十年代的那场大战的来龙去脉，还是得看《第三帝国的兴亡》和查尔斯·波伦《历史的见证》一类真正写史实的书。我拿回来一看，果不其然。描述历史的进程、披露事件内幕的书籍，非但一点也不枯燥，而且内容丰富、情节生动，又有大量史料，绝非普通给人许多错误概念的小说可以比拟。就像一般人提到东汉三国，习惯以《三国演义》为蓝本，却不知裴松之所注陈寿《三国志》才是真正的历史。若是民间传说的那样：两军对峙，主将策马搦战，两人打了起来。战不几个回合，只见关云长大吼一声，举起青龙偃月刀，将颜良连人带马劈作两截。然后就是挥军追杀、大获全胜云云。既然胜负是统帅武艺高下决定的，为什么还要征募大军，设埋伏布战阵呢？所以，事实上刘备手下虽有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和五虎上将，终因不辨天下大势，才六出祁山均无功而返。

《福尔赛世家》

　　朝人家借书，一定要爱护和守时。所谓“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尤其是文革“书荒”的那几年，一本好书流传出来，不知有多少人排队等着看呢。书若是损坏在我手里、或者我把着不放，都会造成别人的遗憾。那时，确实有人很有点弄到好书的手段，我有几个这样的朋友，向他们借书，我很注意自己的信誉，所以才能源源不断的有书可看。　　

　  那时候，我们那批人简直是以世界名著为精神食粮，生怕断了供应。那时借书都有严格的时限：短则两三天、长不过一周。我要上课、做作业，应付日常的事情，在规定的时间里读完几百页、上千页一部的小说，看到认为值得反复诵读的警句、段落，还得一字一句地抄录下来，可不轻松。我曾不惜将一切能拖后的事都放下，把一天里最好的精力、最完整的时段，尽量留给罗曼·罗兰、屠格涅夫、艾·马洛等。因为重视，我从不一目十行，加班加点、牺牲睡眠在所不惜。那些大部头的《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福尔赛世家》等等，就是这样看完的。所付的代价是刚刚二十岁出头，就戴上了眼镜。

借书之道

“来而不往非礼也”，纯凭交情、只取不予，有个两、三次人家还没有说什么，自己先就不好意思了——大家都在找书看呢。我于是设法弄到了几本属于自己的外国小说，用做与别人交换的本钱。记得其中一本是一个美国人写的《斯巴达克斯》，内容与流传很广、意大利乔万·尼奥里的那本大不一样，甚至有些不堪的描写。也正因为如此，它成了我手里的一张王牌。还有一部巴尔扎克的《邦斯舅舅》，也颇有身价。可惜，这两本很快就借丢了，立功不多。另有一本短篇小说集《无神论者做弥撒》，作者是谁已经忘记了。讲得全是孤独、怪僻者的故事，爱看的人不多，此书后来不知去向，我也没有惋惜。

没法与人互通有无之后，我又想出一个办法，介绍书多的人相互认识。他们彼此你借我还之时，会“吃水不忘掘井人”，有此背景，我再向他们索书，口气就壮了。

　　后来，我看书的兴趣转到政治内幕、人物传记等方面。这一类的书，大多是内部发行，我知道主人对出借有顾虑，就使出故技，利用机会收集了几本同一类的书，例如张国焘、盛岳、陈公博、李德等人的回忆录，碰到其它想看、而又借阅不便的这类书时，出示我之所有与对方交换。我得以读到《权力学》、《延安日记》等等，就是用的这个法子。



《林彪之死》

一次，在无意之中，发现一位同事正在看《林彪之死》。这书为我寻觅已久，父亲那里有一本，是英文版。他不相信书中所言，只告诉我：这里的说法与官方大相径庭，寥寥几句讲了讲大概意思。更惹的我想要知道究竟。

林彪的事至今疑点重重，何况二十几年前？为了看它的中文版，我曾寻遍北京的书摊，到外地出差时也不忘打听，均无所获，就在“铁鞋踏破无觅处”之际。它竟出现在我的办公室！但是，最后得到还是费了一番功夫——任我开出我的全部王牌书单、以多换少诱她成交，那位同事也爱莫能助，原来这书传到她手里，只能停留一天。看看实在无法可想，唯有不惜工本，把书拿到街上去复印了一份。

　　幸亏那本书里的神话，直到一九九四年才被前苏联谍报人员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记者揭露，让我享受了几年“成功的喜悦”。



“斜辉脉脉水悠悠”

　　其实谁都知道，借书的最佳去处是它们的大本营——图书馆。那时候，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这样的地方，普通老百姓连阅览证都申请不到，罔论个人借书证了。进一步说，即使有了借书证，去那里借书也极不方便。大约是在一九七九、八0年间，我弄到一张集体借书证，去过北京图书馆很多次。

　　进去之后并不能到书库里任意挑选，而是一张一张的查卡片，卡片上只有非常简略的介绍，看了也不得要领，再按照规定的借书量，填写“借书单”（记得我用的那种借书证，每次能借十二本书），将填好的单子交给馆内工作人员。然后就枯坐一旁，静观一辆往返于书库和柜台之间、小茶几一般的轨道车，由钢丝牵引着，每次驮上十几、二十本书，慢吞吞地来了又去，磨砺着读者的耐心。我眼巴巴地盼着，“过尽千帆皆不是，斜辉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洲”。一等至少四十分钟。好容易盼得叫到我的名字了，走去一看，总有几张借书单被退回来，上面盖着一方红印——“此书已借出”——字迹呆板，颜色黯淡。馆方倒是允许读者再行填单，补齐该借之数。可是，谁有多少时间如此这般地耗费得起呢？

　　本来，边等边看书，能使读书人无怨无尤。不料，那里有这样的规定：不准携带馆外图书入内。却原来，这个公共图书馆，也同其它名曰为公众服务的机构一样：“为人民服务”，原是居高临下的施舍；一切规章的制订，莫不以减少麻烦、只顾自己方便为原则，就像俗语说的“店大欺客”。



《红军西窜回忆录》

　　说来真不应该，借中文书最方便的地方，竟然是美国。我到美利坚的前几年，迫于生计，把一切爱好都放下了。这两年，日子过稳了，不由得想起了普希金的一句话：“人的习惯往往是上天所赐，有时也可以做幸福的替代品。”博览群书是我的习惯和寄托。那时候我住在檀香山，州立夏威夷大学图书馆对社会开放，里面中文书籍很多，中、港、台出版的都有。图书馆里不仅电脑查书，而且开架任选；借阅不限量，还帮读者追索已经出借的书籍。校外公立图书馆也有一些中文书，无论从哪里借出，都可以就近归还，不必送回原处。对我来说，简直是在美国实现了我的中国梦！

初次进到夏威夷大学图书馆，就有一个意外收获：我在书架之间浏览且徐行，老相识一本本滑过我的眼帘，心里默记那些有吸引力的新书名。那次，我本想只对这里的藏书有一点了解，所以很少停下把书拿过来翻看。忽然，我看到一本书，只觉得眼前一亮：书脊上印着《红军西窜回忆录》几个字。潜意识里的觉悟一下子没有传导上来。“这是一直在找的那本书吗？”我反应过来了，定睛一看，“没错，是它——蔡孝乾著！”我喜出望外。

这事说来话长：在国内的时候，我看了所有听说过的、共产党叛徒写的回忆录。唯独这本《红军西窜回忆录》，据说被当局严密封锁着，连“内部发行”的提议都通不过。我认识的人里，没有一个知道其内容的，可见其神秘。我牢记着这个名字，心想那里面一定有爆炸性的内幕大揭密。我对它的渴望，不亚于《林彪之死》。现在，它居然静静地就站在我面前，无需唾手就能得到。

　　我兴奋地把它借回家去，连夜展读。不想，“期望愈高、失望愈大”这句老话竟应在这儿了。此书未曾讲述什么不为人知的党史秘闻，因为作者在共产党内的地位不高，他知道的远不如那几个大叛徒多。也许这才是它在国内仅传其名、不得现身的真正原因吧。作为史料，它倒有相当的价值：蔡氏对江西当时的苏维埃政权结构、运行方式等，比别人描述的详细；长征途中，笼罩着红军队伍的是不知何去何从的迷惘气氛，而非“北上抗日”的高昂斗志。



《知堂回想录》

　　历史本来是很生动的，由千千万万人的故事串连而成。中国近一百多年来，社会剧烈动荡，变化之快令人目不暇接。这个演变过程本应描述得惊心动魄、胜过小说。但是我在出国之前，难得看到一本引人入胜的近代史方面的书籍。也许是我的要求不对——我一向是看闲书的，学术专著动辄大段的分析、评论，太枯燥；再加上偏激的政治立场，使人无法终卷。我希望看到寓史实于故事之中的原始资料，而且是带有文学色彩的那种。经历过大事变、大时代人的回忆录，最合我的口味。可是出国行时代尚早，清末和民国风云人物的著作极少印行。我仅看过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和《李宗仁回忆录》等可数的几部。



　　来到夏威夷大学图书馆，发现这里藏了大批港、台版的民国人物回忆录，尤其是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的读物，都陈列在书架上、欢迎取阅。这里每周七天开放，本州居民都可以办理借书证、我只需一证在手，就能走进书库，随意选择，我借过赵元任、张恨水、包天笑、颜惠庆、顾维钧、宋选铨、李济、李先闻、简又文、易君左、刘汝明、徐永昌、阎锡山、孙科、张道藩、曹汝霖、王云五、蒋梦麟等等许多人的回忆录，和一些重要人物的传记。这些人用自己亲身经历，从不同角度，描绘同一时代或同一事件。看了当事人解释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留下的印象，远比语焉不详的史论文章、书籍鲜明、深刻的多。



    我当然不只是对传记文学有兴趣，夏威夷大学的图书馆里，中文书的种类很多，就连国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只印了八百册的《钱钟书杨绛研究资料集》，这里都有。其它我无力“吃透”，只想略知一二的如陈寅恪、顾颉刚、钱穆等人的学术著作，也有收藏。若是在国内，借则难矣，想随便翻翻也得去“中华书局门市部”买了才有得看。

在北京时，家里书柜摆着几本《金明馆丛稿》、《寒柳堂文集》之类的书，买它们只为看其中几篇文章，大部分论文是不懂的。供在那里既吓唬别人又嘲笑自己。现在不必再闹这样的笑话了，就连《古史辨》我也敢捧将回来。啃不动了，璧还了事。如此便利的借书条件，岂能放过。于是，我想方设法把打工的时间换到能看书的班次，然后，每三、四个星期去一次夏大图书馆，选十本左右抱回家，细细读来。“洋插队”的日子直到这会儿，才觉得没有白受罪。

八、买书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我参加工作七年以后，才勉强有点余钱买书。前五年，在干校劳动、农村插队，收入微薄、顾不上自己的生活，后来回到城里念书，每个月领取十五块钱生活费，还是衣食不周，得由二老补贴。可巧，那些年都在文化革命期间，出版业非常萧条，真的没有什么可买之书——包括我所学的中医专业书。一九七六年，毕业不久，文革草草收场了，但市面还和文革一样，值得一掏腰包的，只有那些内部参考书，而我又不够花这份钱的资格。刚工作时，月薪三十一大元，转年加了六块，接下来的几年里没再动过。开销了衣食住行，能剩几个子儿？书是买过几本，为做一名好医生，花钱时得先专业后消遣。直到工龄熬长了，手里才有了买闲书的余钱，那已经是八十年代了。所以，我买闲书的历史，至今不过十来年。



《渊鉴类函》

不论有钱没钱，书店可以常进。逛而不买者大有人在，非仅我也。那里朋友间谈起来，多半是说：我在某个书店看到新出什么书了；而不是：我又买了什么书。我曾经在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看见一套影印的《渊鉴类函》，全十八本，只标八十几块钱。我几次去看它，实在因为一下子拿不出一个多月的工资去买这种非常有用、又轻易用不着的工具书，便自我解嘲道：“算了，这么多本、太占地方了。”

因为阮囊羞涩，我失去了很多收藏好书的机会。直到一九九四年，我去国五年之后第一次回北京探亲，才可以不太顾及价钱地过了过买书瘾。却又可惜，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我原想大买古人笔记、两、三种类书和二十至四十年代文人的集子等等。谁曾想，充斥书店、书摊的，多是古今武侠、言情、志怪之类。就连中华书局这样原本专印有学术价值作品的出版社，也流俗了。各种各样的工具书倒是不少，拿起来一看，认真编就的不多。一向为士林不齿的低级趣味、文化糟粕如《品花宝鉴》、《绿野仙踪》和《歇浦潮》等等倒触目皆是，还可以看到几家出版社的不同版本。我转来转去、百里挑一地也买了一些，真正想要的却没有几本。例如，我原希望尽量多买几种周作人的单行本，可是除了一种粗糙的今人选本之外，所缺的《秉烛谈》、《夜读抄》、《永日集》等，一本也没有见到。



《倒影集》

黄裳、谢刚主等人时常提到他们逛旧书肆，慧眼识宝、大有斩获却所费无几的乐事。不仅因为他们既是学者、又是版本学家，还由于他们生逢其时，线装书还未遭遇文革之劫。我生也晚，七十年代末，古本线装书重现旧书店的时候，身份已经不再是图书资料，一变而为骨董了，标着天价，专为吸引那些喜欢附庸风雅的真假洋鬼子。我反正不懂、也买不起，除了乍着胆子远窥一下书名和标价之外，对于历代文人津津乐道，如何发现和收藏孤本、珍本、善本的事，一点兴趣也没有。

    我也在旧书店里买到过一些好书。比如，杨绛的《喜剧二种》，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印的，仅仅印了三千多册。新华书店从来没有见到过，地安门附近的后门桥中国书店里竟然有一本，我以四毛七分钱的代价买了下来。她的更为罕见的《倒影集》，也是这么得到的。

　  北京的旧书店里也卖新书，却照旧书计价。可能是因为流通渠道设计不合理的缘故吧。一部崭新的、非常实用、十六开精装、三、四千页的《中药大辞典》，摆在西单旧书店，半价出售。若是在斜过十字路口的科技书店买，就得三十块钱一套。一次，我途经东单中国书店，看到门口堆着几百部三本一套，全新的《聊斋志异》，只卖原价的三分之一——两块钱。我当时身上连这点钱都没有，赶紧去找朋友借了。在此之前，我一直想有一部《聊斋》，但是，全套、本子好的对我来说太贵；便宜的唯有节本，还是用简体字排印的，不好看。而那次花两块买的这套，是影印清代石刻版带绣像的！



《孽海花》

　  其实我对古书的版本一窍不通，但是我相信出版社的编辑，他们一定是这方面的专家，会选最好的本子印给读者看。不知道为了什么，我看四部中书时，希望那书的包装和版面，能有几分古色古香，好像这样才合个中情趣、品得文言三昧。最好是：繁体字、竖排本、文中夹着双行小注。看不懂的地方，我宁愿去翻《辞源》、查《说文解字》，也绝不去买“注解《阅微草堂笔记》”这样的今版普及本。　

　从旧书店里买出好书的时代，我只赶上了个尾巴，上次回家，改革浪潮中的浊流，也没有放过各中国书店。仅举琉璃厂中一家的一件事即可说明：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三版平装、印了几十万册、既不珍也不稀的简体横排本《孽海花》，原价一元二角五分，现在当旧书卖，要价两元！不知道理何在。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北京街头还有很多个体户经营的书摊，书价与国营商店一样，却时有店里见不到的上品。我所收第一本郑逸梅的作品《艺坛百影》，就是从石景山地铁站口地摊上买来的。一次我下班回家，在礼士路等公共汽车，旁边书摊上，金庸、琼瑶等人中间，居然包围着钱穆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这样的事非止一端，我曾经在一处地摊上，看见一套影印的《世说新语》，书价是十几块，我一时荷包不满，坐失了良机。

　　其实，小贩并不懂书，但是他们知道行情。比如，被政府查禁的书一定好卖，还能趁机提价。每逢某种书印好了却不准发行的消息传出来，书贩们就会使出手段、批来一些、溢价而沽、以飨读者。像严家其的《文革十年史》、老鬼的《血色黄昏》等等就是。书贩子分不出性与色情的区别，有时候就会胡来。我曾在一个摊子上看到吴阶平主持编译的《性医学》，就要买。不料，那书贩让我搭买两本无人问津的杂志《中国青年》。我心里好笑，告诉他：“我是医生，这是业务书，不是外国《金瓶梅》。”终以只买一本过期杂专成交。



《管锥编》

　　买书，还能看出作家、学者的社会行情。一九八二年初的一天，我到北京最大的王府井新华书店去买钱锺书先生的学术巨著《管锥编》，那时候，钱氏的大名在社会上还不太响亮，知道他的人，多限于他那部早期游戏之作《围城》。那天，我还没有走到原出版社中华书局的架子，就先在商务印书馆那里看到我要的书了。那是最后一套，第二册书口脏了；第四册封底浸过水、皱折而有黄渍。我又走去中华书局的营业区，正好，他们有几本乾净的二和四，没有一、三。于是我就从这边取了二、四，再到“商务”去拿一、三。刚一转身要去交钱，“商务”管书的人过来了，口气强硬地说：“要买就得买全套，我们不分开卖。”我向她指出：“这四本书可是分别标价的，而且这是商品，当然可以挑好的买。”那人自知理亏，才堆起笑脸把实话说出来：“不瞒你说，这书七九年一出版，我们就进了十套，卖了几年，好容易卖到最后这套，你要是就买两本，剩下就更没人要了。”最终，我们互相让了一步：我仅在“中华”补了一本第四册。

　　现在再去买新版《管锥篇》，连同一册“增订”，已经五本一起标价出售了。



《谈艺录》

　　据说，爱因斯坦曾说过：“全世界只有十二个人真正懂得相对论。”后来当然不同了，钱锺书先生的寂寞是八十年代中后期渐渐消散的。他的另一部学术大作《谈艺录增补本》的出版预告一见报，就引起了轰动。我在香港《明报月刊》上，看到过一篇文章。作者说，他在《谈艺录增补本》预定出来的日子赶到北京，恰好那时“劳动人民文化宫”里有个书市，他得到消息说：开市那天要卖这本书。他是那天上午去的，售货员告诉他，有人漏夜排队，一开门，就把仅有的一百本抢购一空了。”人家指点这个“港客”说，因为打听这本书的人太多，在印好了的“谈艺录”正式发行之前，中华书局门市部从工厂调了一小批，放在货架下面的柜子里，只卖给专门打听这部书的人。那个香港作者行文至此，还加了一句：“这叫做货卖与识家。”

　　我承认，我一向认为港人叙事喜欢渲染夸大。但是，这件事如果有人不以为然，我倒可以为他作证。我也是《谈艺录增补本》的向往者，预订上市的那段时间，我每次路过灯市西口中华书局门市部，都要进去问问消息。一天中午，我又推开了书店大门，里面的两个青年男子对我说：“现在是午休时间，两点钟以后再来吧。”我说：“我只是想问一下《谈艺录》上市了没有，要是出了我就回来。”他们问我：“你要买吗？”我见状高兴道：“这么说是开始卖了，下午一开门我就来。”那两个青年闻言对视了一下，其中一人道：“给他拿一本吧。”然后就从货架底下的柜门里取出了一部。这是在我看到《明报月刊》之前的事。那篇文章还说：《谈艺录》没有公开发售，而是向副部级以上干部发购书票，需得领票人亲自前来购买。所以向隅者众，竟然出现了用人民出版社的所发之节本《金瓶梅》的书票，私下换取《谈艺录增补本》书票的事情——“叫做‘以金换钱’”。

    出版史上是否确曾出过这等怪事，我可就不知道了。我所知道的是，第一版《谈艺录增补本》一万多册，很快就脱销了，中华书局又印了一版，分发各地。这次没有引起任何动人的购买热潮，直到我去年回北京，仍然看见它们静静地高居在架子上，俯视芸芸众生。却原来，识得钱锺书的人必竟有限，他可不是那种能把书商写肥了的学者。



《爱俪园梦影录》

　　过去，国内的新华书店没有开架售书的，买书时，若不是事先已有所知，就只能凭着书名臆测内容了。要是向售货员要过来翻一翻，超过三十秒还没做出决定，八成就快挨呲了。如今，大多数书店都能先看后买，但书名和装帧仍然是吸引读者的招牌。就像新闻、专访、小说、诗歌，标题做的不好，往往就白忙了。

　  一次，我在“三联书店”看到一本小书，名叫《爱俪园梦影录》，不止书名花哨，封面也涂成了苹果绿。我的印象中，“三联”的书设计风格还算朴素大方，这本怎么弄成这付样子呢。小的时候，我看过《旧上海的故事》，知道“爱俪园”就是哈同花园。心想：“这大概是把道听途说，哈同与罗嘉琳的浪漫故事汇编成册了吧。”碰也没想去碰它。后来再去，那书还在。无意之中，我看到那浅绿的颜色，掩映着一列列行书小楷，这是用作者手迹做的封面设计，这样的书应当不是讲人家恋爱史的。取过来一看，原来是一部难得的散文体回忆录。作者李绩恩的父亲是爱俪园的清客，能诗会画又懂甲骨文，能与王国维论学。他一身傲骨，却一贫如洗，不屑于从事体力劳动。要在不失尊严的条件下，为罗嘉琳的大总管姬觉弥捉刀，以搏一衣一饭、养活家小，其难可知。

　　作者用清淡文雅的笔触，描写了一位古风犹存的旧知识分子，特殊的处境和微妙的心情；以及他本人对爱俪园、园中各色人物的观察。前面，柯灵的序言讲述了李绩恩解放后在上海卖画鬻字为生，这部书稿，本来已经列入出版计划，却因文革而延宕，他本人也终老在“破四旧”风暴中。这是一部文情并茂、极富时代感和史料价值的好书。我险些在不经意中，与它失之交臂。

　　看来，书亦不能以貌取。

九、藏书

    书籍也是一种财富，即使不是成了骨董的珍、善、孤本，书的价值也可以从它包含的内容体现出来。只要它记载了专门的知识、珍贵的资料、高妙的见解、动人的故事就值得收藏。而且，无形的知识每可与有形的不动产媲美。古时候，家藏万卷也是一种富有，相当于“坐拥百城”。藏多少书才抵得百城，没有一定的标准，一千册肯定不够，也许仅仅相当于“一城”。我因一向囊中羞涩买书自然精挑细选，有意无意间积存了些好书在家里。我那“一城”，或许顶得上两、三城呢。



《古文观止》

    从一九六九到一九七九年的十年里，我连家都没有，从头到尾生活在集体宿舍。除去铺盖，身边的一桌一床都是公家的。那时候，别说我没有几本书，即便有个占不了多少地方的几十本书，也找不到安置的空间。后来，父母从外地回北京，我才有了自己的房间。房间很小，陈设简单，仅有的百十本书，都排放在窗台上。大部分是医学书籍，闲书不多，也就是《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宋词选》之类，就算是我藏书的开始吧。以后，书渐渐多起来，窗台放满了，我就在下面的暖气上铺一块板，形成了两级阶梯式的放书台。北京的风沙大，书放在窗台上下，无异于吸尘器。我又把书上盖了一块布，让它垂到后面，挡挡尘沙。但是每次拿书来看的时候，还是得先到外边去拍掉尘土，才不会一翻书就呛得直咳嗽。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与我的书经历了：小房间里用上了小书柜；到拥有一套单元，做起了大书柜——我和它们都得到了妥善安置的过程。那只大书柜是我自行设计、请民工打造而成的。它有一百五十公分长，一米多高；分为四格，高可放下十六开的大书，宽度够前后放两排十八开的精装本；全部硬杂木；其坚固笨重可知，也合朴素实用之意。唯一始料未及的是，它的容量太大，不等放满，下梁就压弯了。　

　  我不喜欢买精装本，不只因为硬壳书只好平放在桌上，端坐着看。我习惯于斜靠在沙发里，把书拿在手上看，那要平装本才方便。更重要的是，我不愿意隔着玻璃门，端详这些良师益友的时候，它们是一付千人一面、穿盔带甲的呆板像。书脊面积虽小，各以自己的色彩、字体、图案汇成不连续的一片，能收目不暇接、思绪跳跃之效。原先，我在书的前面放了一些小件的工艺品，后来越看越觉得，那些廉价的费城独立钟、动一动就会飘起雪花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飞鹰、蝙蝠瓶之类，与它们身后有说辞、有来历的大部头、小册子不相配，干脆全部取消，让柜子里的主题单独留在那里。我在北京的家，没有别出心裁打扮成商店橱窗的组合柜、礼品柜。唯有刻意经营的大书橱是件惹眼之物。



《说文解字段注》

　  我的书柜里，四分之一是中西医学书籍。然后是工具书，字典、辞典总在几十本之谱。计有《说文解字段注》、《十三经索引》、《佛教大辞典》乃至《歇后语大全》等等，看书时碰到的一般问题可以自行解决了。经书我有完整的一部，就是阮元编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史书最少，只有《史记》、《资治通鉴》的选本；诸子里面的孙、韩、庄、荀者流，倒颇有几种；比较多的是集部，当然是因其易懂又多趣味的缘故。

    比如诗歌，《诗经》以下有《魏晋南北朝诗歌选》等。唐诗最多，大小李、杜等人的选集都买过一些，没有《全唐诗》，不是因为它不好买，主要是不想破坏选本给我之“唐人多清词丽句”的概念。我得老实承认，老杜的“政治诗”我都不喜欢，幸亏他也有辞新意美的句子，例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宋词也是这样，苏东坡、辛稼轩、欧阳永叔等人的选集我都有——我爱它们的朗朗上口，过于香艳、低沉的柳永、姜夔一派的作品，我就不大看了。宋诗好的不多，我有的不过《陆游诗选》和钱锺书的《宋诗选》两种而已。至于元明间的戏剧、散曲和有清一代的诗词，我所有的就更少了。如此等等，不出必读书的范围。



《自己的园地》

    我对散文有偏爱，买了一些明清笔记文集。例如《豆棚闲话》、《乡言解颐》、《戒庵老人漫笔》、《一士类稿·一士谈荟》、《淞隐漫录》、《浮生六记》等等。说实话，这些书我虽买了不少，但是真正看了的不多。因为我从来是先看借来的书，自己有的可以留着、以备饥荒。直到出国，柜子里的一些书也没有看，其中以古人笔记为最多，以至现在提到它们时，竟连书名都想不起来了。

    近人散文写得最好的，首推周作人，用一个时下很能达意的词来说，他可以算是“超一流”。在国内时，我买了所有见到知堂单行本，唯有他的新诗除外（胡适、徐志摩等人的自由体诗，也实在没法恭维）。如《自己的园地》、《苦茶随笔》、《风雨谈》、《苦竹谈》、《过去的生命》、《雨天的书》、《亦报随笔》等。其他民国时代的作家如梁实秋的《雅舍小品》、林语堂的《剪拂集》、俞平伯的《杂拌》以及丰子恺、曹聚仁、柳无忌等等，都是八十年代以后才逐渐“解冻”、作品得以再版的“前反动文人”。

    初读这些人的文章，就使我耳目一新。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国学功底深厚，现代意识也强，有的人还学贯中西。他们言辞淡雅、心平气和、议论风生、见解独到，确非今人可比。当然，这都是时代使然，非我辈无能不如他们也。

    其实，我也不是光顾搜求“五四时期”的作品，解放时已届中年、政治上不太积极，一心做学问的人，也出过一批高质量的纯学术著作。我有周振甫注的《文心雕龙》和他的《诗词例话》、《文章例话》；还有深入浅出讲解哲学的冯友兰；笔调清灵、要言不烦教授语法的吕叔湘；以及费孝通、朱光潜等人的理论著作，也都很耐读。

    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经历非常完整，他们早年在国内得到过良好的中国文化薰陶，青年时期又曾游学欧美，接受了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知识结构全面，治学根基扎实。五十年代以降，虽然躬逢一连串政治运动、乃至文革，所幸以其在学术界的地位、自己的研究能力，对社会和文化透彻的观察，一有时间和精力，他们还是成果不断。而他们的下一代，成长于简单、偏见和运动之中，个人稍一放松，所学即不敷用。“拨乱返正”直到如今，社科、文学领域里仍少闻得“雏凤清于老凤声”，真是历史的悲剧。



《寂静的春天》

    我的藏书里，还有几十本科普读物。译自国外如爱因斯坦与人合著的《物理学的进化》、一位美国女作家为环境保护所作的《寂静的春天》等。还有一批国内作家编著的物理、地理、植物、海洋、天文等学科的科学普及书籍。其中有三四十本期刊，名叫《科普知识》里面都是外国科学研究动态、新成果、新发现、新方法和科学常识的介绍，文章直接从国外刊物翻译过来，内容比书上新得多。　

　其实，我哪里能看懂那么多学科的东西，尽管只是些浅显易懂的通俗读物。我的兴趣在于了解一些自然科学的思路和方法，在生活和学习中，多一点分析和理解事物的手段。比如，在宏观世界中，过去我听一些哲学家说，宇宙之大、时间之长都是无限的。但是科学家说：时间和空间都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形式，它们曾经有始、以后将会有终；现在的宇宙正处于“有界无限的膨胀之中”，因为它是由一个密度极大的质点，发生了“大爆炸”才造成的。在微观世界中，古有：“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之说。为今天的唯物论者：“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观点之源。对此，科学家们说：物质的体积分到基本粒子就到头了，可是物质的功用是无穷的。每逢诸如此类，社会学家与科学家意见相左、老辈子自然科学工作者同后起之秀说法不一的时候，我都倾向于后者，因为实验是真理的试金石，科学一定是现代胜过古代。



《陶庵梦忆》

    我的一个朋友是真正的藏书家。他买书每本一式两册，其一用以阅读和出借；另一册则纤尘不染地束之高阁，仅供观赏。我没有如此财力，心里又怕丢书，因为书籍大多丢失在出借和转借之时。只能另辟蹊径——“我自不开花，免撩蜂与蝶”。我的办法一是躲：不买流行、畅销的书。所以，我的书柜里仅有的几部小说，还是家家都有的《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之类，没人会朝我借。然后是藏：把容易引起别人注意的书，放在书橱后面一排。像我辛苦收集来的《权力学》、《我的回忆》、《中国纪事》等等。我想，这与一般意义上的小气又有不同。就像养花玩鸟者怜惜宠物一样，对于心爱的物品，自然加意呵护。

    张宗子在《陶庵梦忆》里，叙述他家几世书香，藏书颇巨，但是时世不靖，每达万卷即遭兵火，到他手里已经是三聚三焚。张文语至而沉痛、情至感人。我们老家据说也是诗书相传，解放的时候，藏书已经颇具规模。然而，天灾人祸结伴而临，祖父一家很快就穷到典当为生了。堂哥把家里几代人的藏书，一担一担挑出去卖，换回口粮。文革一起，我父母唯一的长物——两大架子书，又被扫荡。那里面很多外文书，是千里迢迢从欧洲带回来的。因此之故，我可不想在我的有生之年，也遭割爱之痛。



《干校六记》

　　既有心爱之物，就要时时展玩、摩挲。可惜我的那些平装、排印本书籍没有什么观赏价值。对于它们的关爱和欣赏，除去从头至尾看上一、两遍以外，就只有反复调整摆放这些书的形式了。通常的做法是，给它们按照文、史、哲、医学、科普等大致分一下类，再依开本的大小顺序排列。这样，看上去整整齐齐，但太过笼统，相同类别的书如诗歌、散文等，会因大小不一隔得很远，找起来不方便。我就又按小部类排放那些书，这样一来，找书容易了，但是书籍同类别易、同尺寸难。放在一起就像图书馆的书架——狼牙锯齿、参差不齐。还有同一套书，大小虽然一样，但是颜色不一样的。例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是深蓝色的十六开本，而同样大小的《十三经索引》，封面竟是浅灰色。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

　　我还试过把同一位作家的作品集中放置。他们大多是体裁、内容相似的东西。比方说知堂老人的十多本，都是散文集；黄裳的《榆下说书》、《银鱼集》、《珠还记幸》、《过去的足迹》等等，内容虽然各不一样，但都是散文体。张宗子的书，我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四书遇》和《快园道古》等，除了《夜航船》是一部类书，其它都可归入笔记文，也能放在一起。

　　至于钱锺书、杨绛夫妇，他们的书我差不多都有。钱氏除学术巨著是大三十二开本之外，《宋诗选》、《旧文四篇》，和以富有哲理的幽默、驾驭文字的高超能力、见解精辟独步大陆文坛的《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都是小三十二开本，正好合在一处。《七缀集》虽然薄薄的一册，恰与《管锥编》、《谈艺录》一般大小。杨绛的散文集都不厚，最为脍炙人口的是《干校六记》和《回忆两篇》，文笔淡雅、含蓄婉约，不逊前人。她还有文学评论集《春泥集》、《关于小说》，长篇小说《洗澡》等作品。这是一对男女奇才组成的夫妻。不论各地出版社，把他们的书印成什么子，都应当让它们聚在一处，相映成辉。

　来到美国这几年，藏书的事几乎停顿。现在我手里所有的，只是托朋友从港、台买来极其有限的几本。平居怀旧，留在北京的书籍，时在梦魂萦绕中。

十、书格

    字典上说，人的品格是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人在社会上价值的大小高低，多取决于他的人格。书出自人的手笔，一朝付梓就“遗世而独立”了。它既是其作者的代表或缩影，又因了启动读者联想的功能，在人群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所以我想，一本书也应当有它本身的品格，就称之为书格了。就像描花写景用“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的拟人法一样。

　　书格并不一定等于人格，因为人是一个多面体，书只是作者的一部分。所以，因人废言是很不讲道理的。多少年来，“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规则，不仅支配着每一个中国家族、决定着个人的尊卑。远的不提，就说文化大革命唯一的受益者——华国锋，只因他贵为中共主席，那笔涂鸦之字，镶金刻石还不算，更有趋炎附势之人，为文吹捧，称之为“华体”。同理，某人一事做错，则一生业绩付诸东流。例如本来在新文化运动中与鲁迅齐名的周作人，一朝附日，“青年导师”之号从此不再有人提起，他对历史的贡献，也都分摊在别人的账上了。这些都是不公平的，一个人身上的发光点和阴暗面，互相对比可以、替代就不合适了。某人因缘际会地做过许多事，若绳之以同一例律，就会发现：“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和一辈子做坏事，不做好事的人都是没有的：棺可盖，而论难定。就像几乎成了恶人恶行同义语的狼，作为个体，它至少可以向人提供保暖防潮的皮褥子；作为群体，维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有时也要用到它们。要是让专家来说，只怕狼也宝贵的很呢。



《随笔六则》

　　萧绎在《金楼子·立言篇》中道：“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慧，笔端而已。”可见，作者往往倾全部才智于他的文章。由此，我们可以欣赏到他人格中美好的一面。这样的书，无论是谁写的都有很高的品格。比如胡兰成，他在日伪时期当过汪政权里的宣传部次长，是个汉奸。据认识他的人说，他的私生活也很不检点。这样的人，在国民党那里是个通缉犯；在共产党这边属于“历史的垃圾”。他却并非一无是处，就连不齿与他为伍者，都承认胡兰成有一手的好文笔。从他的《随笔六则》中看，其人对于生活、生命的见识也颇不俗。

　　例如，他曾写道：“人是从生活的不可忍受里，去懂得制度的不可忍受的。生活的不可忍受，不单是不能活，是能活也活的无聊赖，觉得生命没有了point。”

　　另一则中：“感情一升华，就不再被事物的表象所拘束，成为自我圆满的。但升华的东西还有它的根。倘若根被丢掉了，升华的东西就只靠自身的水分来养它，鲜艳也仅得一时。……一个人可以后半生做和尚，……因为做和尚的人，是涵养在周围人群生活情调的反映里的。所以，佛法须受十方供养，这供养不仅是物的布施，而且是情的布施。”

　　知堂老人是他们那一代文人的热门话题。那么多摹写他形态和气质的文章，说法大同小异。文字上写知堂之形最活的是温源宁；而刻画其神最深的，应推胡兰成。在《周作人与路易士》一文里，胡氏道：“淡淡的忧郁，正是从北伐到现在周作人的文章的情味。他的清淡，并非飘逸；他的平凡，并非自在；他的随缘，并非人生有余，而是不足。……我是更喜欢他在五四运动到北伐前夕那种谈龙谈虎、令人色变的文字的。后期的文字呢，仿佛秋天，虽有妍思，不掩萧瑟。他不是与西风战斗的落叶，然而也是落叶，掉在明窗净几之间，变作淡淡的忧郁了。”在这之后，知堂也没有大变化。

　　胡氏在抗战胜利后亡命日本。在那里他完成了一系列著作：《山河岁月》、《中国文学史话》、《禅是一枝花》等等。在他的回忆录《今生今世》里，有一个专篇“民国女子”，叙述他与张爱玲婚姻的始末。那是我看到过的恋人故事中，最有道理的爱。他欣赏的张爱玲，不是由美丽、大方、学识、成就组成的；而是高妙的悟性、自成一格的品味和纯然自我的个性。



《今生今世》

　　胡兰成写道：“爱玲与我说赵飞燕，汉成帝说飞燕是‘谦畏礼义人也’，她回味这谦畏两字，只觉得无限的喜悦，无限的美，女人真像丝棉蘸着胭脂，都渗开化开了，柔艳到如此，但又只是礼义的清嘉。爱玲又说赵飞燕与宫女踏歌‘赤凤来’，一阵风起，她的人想要飞去，忽然觉得非常悲哀，后来我重翻飞燕外传，原文却没有写得这样好，爱玲是她自己有这样一种欲仙欲死，她的人还比倚新妆的飞燕更美。”

　　张爱玲评品世事能够全出己意，也许是她“不看理论的书，连不喜历史”的缘故。“爱玲把西洋文学读得最多，两人在房里，她每讲给我听，……她每讲完之后，总说‘可是他们的好处到底有限制’，……爱玲宁是只喜现代西洋平民精神的一点。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读了感动的地方她全不感动，她反是在没有故事的地方看出有几节描写的好。她不会被哄了去陪人歌哭，因为她的感情清到即是理性。”

　　张爱玲的个性也不是可以用好、坏两个字来做字归结的。胡兰成告诉我们：“爱玲的种种使我不习惯。她从来不悲天怜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她的自私是一个人在佳节良辰上了大场面，自己的存在份外分明。她的心狠手辣是因她一点委屈受不得。她却非常顺从，顺从在她是心甘情愿的喜悦。且她对世人有不胜其多的抱歉，时时觉得做错了似的，后悔不迭，她的后悔是如同对着大地的阳春，燕子的软语商量不定。”平心而论，知人能到胡氏的深度；论世能像他，遣词用字富有音律之美者，实不多见。胡兰成的汉奸案是翻不了了，但是他的书却不妨一读。这里仅仅以他为例，像这样应该“舍人取书”的事，还有不少。让文学品味高、富有资料价值的书，随着它们的作者一道湮没无闻，既不合情理，也是一种损失。不是有这么一句名言吗：“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史实的见证

　　还有一类书，由于人与人之间的成见，在社会上遭到普遍的漠视，那就是自传和回忆录。长久以来，很多人一提起回忆录。就说作者写这种书，不是自吹自擂，就是文过饰非或是翻历史的旧案。然后还声明：我绝不会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就连一些据传无书不读、无事不有精到之见的大学者（如钱锺书先生），也如是说。我向来信奉“读书无禁区”主义，又天生对“千夫所指”的事情具有强烈的好奇心。所以，我看过不少人的回忆录，中、港、台版的都有。我的体会是：这是一类集史料、知识、趣味和文学艺术于一体的书，不可不读。轻视它们的人，也许多半并不曾看过几部回忆录，只是出于习惯上对人的不信任，反而暴露了自己学养上的缺陷。

　　自传和回忆录主要的价值，在于作者用亲身经历，描述了某个历史事件和时代，约略相当于古时的所谓“野史”。虽然不能把回忆录当作信史来看，也多不便引证，但它确有正史和史论不可企及之处。比如，我们对历史上某一阶段的社会风貌感兴趣了，翻看史书、教科书，只觉内容贫乏无味、遇事闪烁其词。有关的小说虽有故事，电影更有画面，但它们多是后人编排，虚假、臆测的地方居多，信之则被误导。回忆录的作者们用自身的经历，把昔日乡村集镇上，人们怎么庆祝年节假日；什么叫做大家族里的长幼之序；私塾里，死记硬背子曰诗云、开笔作文和戒尺打在手掌心的滋味；二十年代军阀混战时期，老百姓求学和做生意的艰难与窍门；兵荒马乱的抗战期间，扶老携幼“跑反”的千辛万险；……讲的生动具体，使读者印象深刻。

　　近代史上，每年都有若干大事发生——戊戌变法以后的立宪运动是怎什么一回事；辛亥革命怎么推翻帝制的；孙中山为什么把革命的果实让给了袁世凯；老袁称帝的过程；北伐的主力是不是共产党；宁、汉两府的分裂与合并；烽火连年的军阀混战，是谁跟谁打、为什么要打；“九一八”事起，中央政府为什么不对日宣战、他们为了迎接抗战，都做了哪些准备；“七七”事变前，那么多次的中日冲突和交涉，中国有何必要一再退让；宋哲元等人在华北的所为，是卖国还是救国；汪精卫伪政权到底做了些什么，他们是些什么人；胜利后的短短四年，国民党的军事和经济，是如何一泻千里的；美援、美援，为何先援后不援？等等等等。许许多多的问题，在“胜利者编撰的史书”上，不是一笔带过、含糊其辞就是令人难以置信。现在，那些事件的参与者，将政治的内幕、历史的进程，一一写在他们的书里，那些细节，为读者提供了大量自己分析和推敲的原始材料。我想，对一无录音、二无录像可以重演的往事，当事人的陈述无论如何是要听一听的。



《潮流与点滴》

　　唐朝宰相李德裕说过：“言发于衷，情见乎辞。则言辞者，志气之来也。故察其言，而知其内；习其辞，而见其意也。”读者自能从字里行间解析出作者的大部分用意。而且，历史上的事件和时期，都是众人共同经历和度过的，很难想象：某人呕心沥血地写上几十万字，专为供人嘲笑和批判。如今，写自传、回忆录的人越来越多了，读者从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件事、同一段史，有了特别感到兴趣的地方，再去查找、印证相关的资料，受骗上当的机会就能降至很低。事实上，运笔述往的人少有不明此理者。一般说来，蓄意歪曲史实者只是极少数。那些做过难以向国人交代之事的人，多对自己身上的污点避而不谈。例如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以：自幼受教，在不被别人理解时，不去解释（因为“一说便俗”）为由，轻轻绕过了难以落墨的战时作为。《潮流与点滴》中，陶希圣则干脆对自己与日勾结之事，不著一词。



人有爱屋及乌的倾向，它的反面是什么？似乎没有对应的成语，有点“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绳”的意思——对人对事猜疑重重。这绝不是与生俱来的遗传性疾病，实在是因为人生路上的艰险、磨难，遇人不淑、所信非良造成的。痛定思痛、一举三返的结果，就用对别人的不信任来保护自己。自然更不会花费时间、精力去看旁人写的书了。其实，只需转换一下思维逻辑，看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在最近的一百年，一直在快速的进步之中，那是各党各派，直接、间接共同努力的成果。如果我们的周围不是好人占着绝大多数，怎么会有今天呢？心气平和之后，就有耐心看书了。

古人云：“多读多懂，开卷有益”；有人出来修正道：“尽信书不如无书。”在这件事上，洋人显出了他们的圆通：“如果把所有的错误都关在门外，那么真理也就关在外面了。”

　　　　　

　　　　　　　　　　　　　　　                                           　（完）

清新平易，虽然长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