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阵】启麦：毛泽东散论——千秋功罪，留待后人评说！<(ˉ3ˉ)y-3

毛泽东散论

启麦

 

走眼莫如毛泽东

毛泽东也者、非凡俗，他的见识曾经超过常人。例如，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比托洛斯基高明，“支部建在连上”，控制住了军队没有放弃枪杆子。到了延安，他比历届前任高明，知道“不搞一个主义，即使当上了领袖，活着的时候就可能被人打倒”；提出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意志。抗战，他比王明、周恩来等高明，不替蒋介石守卫国土，趁机扩张力量，奠定了建国基础。解放之初，他比刘少奇等人高明，迅速终结“新民主主义阶段”，统购统销，一举掌控全国生产生活资料……。进而推动其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业。

在其建国方针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丰富文娱活动等等，虽然也会提到，不过是次等目标。因为他的价值观念不同常人。三年“自然灾害”民不聊生，到他嘴里轻描淡写地一句“什么猪肉、头发夹子、肥皂等有所失调”而已。“顶三四年、十年，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自恃“为革命献出六位亲人”、爬雪山过草地、出生入死，有资格要求别人像他一样，以事业为重、为事业牺牲。这是一个：不惜与资本主义打一场核战争，死一半人口、换来一个赤旗世界的人。在他的眼里，区区生活琐事，怎么能与实践革命理想、推动历史前进相比？人民付出的生命财产、艰难困苦，不过是社会试验的代价。就像败在其手下的国军将领说的：共军打冲锋，动不动就是人海战术，真不在乎伤亡啊！

如此价值观念来自毛氏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方法。进城之前，毛泽东在党内搞同甘共苦，在军内搞官兵一致，在根据地平分土地，进了城还是供给制……。这等做法，从一个侧面反应了毛泽东对于物质享受的警惕与排斥。看他的经历，1927年上井冈山之前，他没过过什么好日子；武装割据游击战争，一干二十多年，直到“进京赶考”，中间只去过一次破败不堪的重庆。至于党给他安排的特权生活，不过“一天一只鸡”的水平而已。在中南海，毛的朴素生活虽然昂贵，相比后来的党员干部，种植的野菜、织补的衣物，似不至于消磨他的斗志、使他沉沦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泥潭。

但是，普通百姓、升斗小民没有这样的境界。其麾下的战士之所以参加革命，大半是“穷则思变”，不是变成苦行僧，而是要变富裕，不止为了温饱，还要“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平民百姓对于新制度的期望也是大幅度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革命党人劫富济贫的江湖意识浓厚，“到太太小姐的牙床上去打了个滚”，发现柔软而有弹性，比老家的土炕和行军路上的“草毯泥毡”舒服多了。封资修自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魅力所至难以抵挡。共产党内于是同气相求般地产生了修正主义，进城不久就出现了特权阶层。

看似毛泽东早有预料：人为理想的付出有是有限的。群体中的意志薄弱者，革命激情先行消退，其追求享乐的行为对周围有着很大的感染作用。因为人的本性，懒惰和私欲占了不小的比重。文革前的社会状态颇为暧昧，“饱暖生闲事”似地，人们开始萌生追求富足安逸的愿望，与革命意志共存。这原是本能驱使、自然而然，却不为毛泽东容忍。他认为，发展私人经济会导致贫富分化，其结果将是“老百姓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而封建主义的才子佳人、资本主义的靡靡之音，会毒化人民心灵。出于“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思路，既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第三代、第四代身上，资本主义复辟就一定是中国的灾难云云。

这次，毛泽东看的对却估计错了。他清楚地看到：社会有发展资本主义的潜意识，中共有走修正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却错误地将这个前景估计成国将不国、人民沦丧。一面，他懂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同时他不甘心，人民需要历史朝国强民富的方向发展。人们穷怕了、乱够了、代价付的太多了。人心思定、人心思富。至于什么主义、什么道路，姓资姓社又有何干？

毛泽东抓住最后的机会，趁着人们革命热情未泯，运用其全部智慧才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以期“拨正中国革命的航向”，“抓革命、促生产”，在政治运动中让中国沿着计划经济的轨道，走向繁荣昌盛。但是这次，其长期革命生涯中屡试不爽的法宝“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但辜负了他，还彻底败坏了他的事业。让他当了一回自己嘲笑过的蠢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毛泽东的失败在于试图违反自然规律，“欲与天公试比高”另搞一套。事实证明，高明高超如毛泽东者，也打不破这样的定理：理想主义、牺牲精神，只能偶一为之；个别人可能殉道到某个程度，维持群体的政治觉悟，非得大量物质利益不断滋养浇灌。

令人玩味的是，文革前毛泽东强调的：党内有人在走修正主义道路，中国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并非妖言惑众、骇人听闻。今天的局面，邓小平接手后，中共在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上走得比毛泽东的担忧的还要快、还要远。时间上正应了毛的预言：“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然而，党变修国变色的结果却出乎毛泽东的估算：资本主义复辟给人民带来的是富裕，市场经济道路让中国走进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退位，国人文娱生活才这样五光十色、丰富多彩。

如果毛爷子真的是为人民利益着想，其在天之灵看到中国人民今天的生活状态，以其惯不认错、会说巧话的性格，也许会这样为自己缓颊：从解放到我撒手人寰是二十七年，不过历史的一瞬，我们不是敢于斗争、善于学习吗，也得付点代价、交点学费啊。再者，我说继续革命的时候，从中央到地方无不积极响应、没人说过一个“不”字哦。

弄权莫如毛泽东

一般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同刘少奇争权。其实，倒刘用不着动那么大干戈。毛曾在中央的会议上指着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见刘的妻儿合著之《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可见刘根本不是毛的对手。

毛泽东在党内、军中、全国的地位堪比神祇。主席之下虽然还有副主席，但在那时，这个半级之差、不啻千里之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无不要看毛泽东的眼色行事。其它位置上副职与正职的关系，大半属于党内同志，有事得互相商量。唯有毛泽东可以一言定人死生，因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文革之前下台的中共大佬高岗、铙漱石，军中将帅彭德怀、黄克诚，封疆大吏周小舟、舒同等等，直接打倒即可，无需动什么手脚。到了刘少奇、邓小平，也不过先扫了一下外围的彭、罗、陆、扬而已。刘眼见手下大将一一去职爱莫能助，心知马上轮到自己，既无还手之力、也无招架之功，只能一再表示辞职、回延安种地。其强烈的反应不过乍着胆子发几句牢骚：文化革命怎么搞，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啰。

传说刘少奇在党内根基浓厚，但在宣布其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的中央全会上，只有名不见经传的陈少敏一人弃权，麾下一干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无不举起了右手。尽管个中原因多种，无人敢违圣上之意则一。说明刘氏一脉，干别的尚可团结而有战斗力，一遇毛泽东，只有滚鞍下马、纳头便拜，丢盔角解甲、束手就擒的份。刘某当然不敌毛泽东。论文，他不过薄薄一册“黑修养”，论武，没有带兵打过仗；建党建军都没有他，白区工作纰漏颇多，还数次落入敌手，如何出狱说不清道不明……。所以，倒刘只是一带而过的文革序曲。

毛泽东说文革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周恩来的解释更为简单扼要：“这次夺权是四九年夺权的继续。”资产阶级、国民党不是早就被打倒了吗？却原来，毛与之不共戴天的还包括了与以他的敌人为代表的文化、思想，所以要革一革文化的命，另建一套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老毛为了此事谋划、铺垫已久，但是刘少奇等对“党在当前的主要任务”另有看法与安排。出于矛盾对抗、阶级分析的方法，毛泽东眼里，不合作者既仇敌，必欲去之而后快。

倒刘当然要用权，但无需“权术”，“权势”可矣。权术，势均力敌或力量相差不多时才用得到。用时，不免你来我往、大战三百回合，途中或有失手败北之虞。比如斯大林之与布哈林和托洛斯基，列宁的政治遗嘱白纸黑字地说了：斯大林不宜作党的总书记；一流的理论家是布哈林、最能干的人是托洛斯基。打倒这两个人，斯大林当然要动一些计巧、煞费一番苦心。后来，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取得了一人独大的地位，再拿掉卡岗诺维奇、季诺维也夫等，就用不着周密策划、精心安排，以势压人就行了。党文化，只要“势力”够大，既便手段笨拙、理由牵强、做法生硬也必胜无疑。文革当中，毛主席、党中央，那么多简单粗暴的指示、布置，亿万革命群众不是都深入挖掘其伟大意义、领会其精髓、精神了吗。

“弄权”须至“成势”才入“化境”，即毛泽东所谓之“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宋吕本中有《官箴》一卷，其中道：“理不足以治则有法，法不足以治则有权，权不足以治则有术，术不足以治则有势。”语出《韩非子》所辑先秦人言。可见中国统驭术的渊源之远。但是，古代虽然是家天下，臻此境界的帝王却屈指可数；近代权倾朝野者如慈禧太后、袁世凯、蒋介石等，说到在政治范畴指东打西、任意驰骋、予取予求的“势”，到了毛氏泽东面前都要甘拜下风哦。

毛泽东有此造诣，大概因为他生就“三头六臂”、会“七十二般变化”吧。要“理”，他有“雄文四卷”；要“法”，他定政策方针；要“权”，他“一元化领导”；要“术”，他先娴熟“革命的两手”……；他就是以这十八般武艺，领导党和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难怪自命不凡如邓小平者都说：没有毛主席，我们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久。看来，毛泽东的“势”其来有自，非止巧取豪夺、欺瞒压榨可办。趁其势，十年文革，老毛不再需要长篇大论、苦口婆心。一句“造反有理”，神州上下便地覆天翻；再一句“革命委员会好”，就“全国山河一片红”了。一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千万知青奔赴农村；再一句“要斗私批修”，人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每条最新指示，都像吗啡，令七亿五千万人兴奋不已。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从事革命运动、社会改造的利器，莫过于“威势”-----“理”有穷时，“法”有范围，“权”有限度，“术”或有尽；样样具备，也不够应付复杂多变的局面。唯独已成之“势”：在外威震四方，对内慑服心灵。从此，“理”不需讲而自通，“法”无须设而自律，“权”不动用也顺从，“术”不用多已膺服。面对“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毛泽东”，孤傲清高如林彪者顺水推舟说：“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也要坚决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想把一人一付花花肠子的中国人步调统一起来，万众一心大干快上社会主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非横空出世地竖立起那样的“威势”不可吧？

有过这么个先例和榜样，虽然人们当过他实验室里的小白鼠，遇事，大到国家建设、小至驱使妻女，想要多快好省，仍旧不免向往集权的便利与盲从的简洁。

折腾莫如毛泽东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目的如果是为了打倒刘少奇，那么，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全会通过决议，把刘少奇开除出党、永远不得翻案；他的目的就达到、文革就该鸣金收兵了。事实上，那时，文革方兴未艾，大戏连场而来呢。也许是红烧肉给了他足够的能量、红辣椒刺激他心跳加速、思绪飞扬，毛氏一生躁动不安，晚年老当益壮：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如果是别人领导中共，或许满足于江西、陕北的割据称雄；长江以北的半壁江山也够享用了。亏得他响鼓重槌、快马加鞭，才能建党28年、就从五十几个赤手空拳的书生之微薄之力，壮大为夺取全国政权。按照农民起义的常规，天下抵定，不免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醇酒美人地享起福来。如此，国家资源用于恢复经济，人民大众得以休养生息。但是，毛泽东不是一介普通农民，斯大林给他一个后缀：农民党、农业社会主义。已经说明毛泽东之志，不止于称孤道寡、面南而王。改变了社会制度和生产资料所有制还不过瘾，更大的动作紧随其后：彻底砸烂旧世界，建立一套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新思想、新风俗、新习惯；并且以此为标准，改造全民的世界观。

老毛曾是“五四青年”，立志打倒孔家店。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国瘠民贫、列强蚕食，东亚病夫、世人不齿。沦落至此，普遍认为因传统文化愚昧落后。社会改革之道曾经有过多种选择，体育救国、医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等。效果不彰、推行不利，虽因社会制度掣肘，传统文化积弊过重则是更加顽强的深层阻力。动文化需先改制度、改制度目的是动文化。所以，一进城，毛泽东就挽起袖子磨刀霍霍地，向社会上、人心里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宣战了。

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毛泽东一共发动了多少次/种全国性的政治运动？经查：胡甫臣的《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认识》是52次；有人指出：那其中，仅1958年至1959年期间，就遗漏了“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双反”、“向党交心”等运动；美国学者马德森《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群众动员》中是70多次，各级地方的运动则10倍于此。反正多不胜数就对了。仅就大事而言：电影《清宫秘史》1950年3在内地上映，5月就批为卖国主义了；次年，《人民日报》社论指《武训传》“狂热宣传封建文化”。接着：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宣扬了资产阶级唯心论；党外人士不得染指文艺政策，而抓胡风反党集团；阳谋反右；江青不能容忍社会主义国家放映“鬼戏”昆剧《李慧娘》；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然后就是1965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了。

诸如此类，无一不是围绕文化文艺和旧传统的代表人物。穿插期间的三反五反、农业集体化、公私合营、统购统销、大跃进、四清……，看似经济工商，政治意义更强，意在掌控全国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料，为政治运动保驾护航。毛泽东规定“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政治运动无日无之，全国军民乐此不疲。最后弄出个文革，看似大势所趋。

文革开始不久，1967年2月，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了，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有发动亿万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才能把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揭露出来，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可见文革前十七年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都是文化大革命的摸索、准备和铺垫。

毛泽东有话：政治路线确立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其实，他并没有把政治路线设计完整，只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和策略。社会主义的“四新”形象模糊，如何扩展、充实，无凭无据，没法推动、执行；此其一。其二，文革中身负创建新式文化艺术的，多半不是学者、文化人，秀才如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党棍而已；旗手如江青、刘庆棠、钱浩梁等只是演员。熟读历史如毛泽东者竟然忘记：文化是民族生活的自然产物，需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萌芽、产生、成长、传播。以新汰旧，也会新旧文明文化并存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优胜劣汰，在竞争中筛选、在比较中传承。

当然，创造过历史的毛泽东不信这个邪。他要建立新的规律：“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用其权、动其势，全国上下能不竭力而为？十年文革大运动，期间“战役”场连场，人们在批判旧世界和改造世界观的过程中，身心俱疲。曾经，中外古今的文学艺术作品，按封、资、修标签分类，全部排斥。然而，“知易行难”，弃旧图新谈何容易。结果，凭空捏造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几个样版戏、红电影、新小说，靠政治威权风行一时，未能传代。批判材料、内参电影、灰皮书、黄皮书……，反倒喧宾夺主，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做好了思潮准备，奠定了社会基础。

轻信莫如毛泽东

毛泽东的精神导师马克思，填写过一份问卷《自白》，其中一条是“你最容易原谅的缺点：轻信”。此议颇堪玩味。有时，“轻信”与其说是缺点，不如说是一种美德。善良、单纯才会轻信。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真的因为这样才不在乎人们的轻信吗？不得而知。但是，政治领袖需要信徒轻信，古今则一。毛泽东时代，人民和他自己都呈“轻信”状。

西谚：世界上的成功有两种：一种靠的是自己的勤奋；一种靠的是别人的愚蠢。毛泽东两者兼备。他那个时代，中国和国人，贫穷落后、智识低下又闭关锁国。革命队伍内外大多数人，徒具一颗向善之心、空有一股献身精神；历史屈辱感强、改变现状心切；而又知识经历缺乏、独立分析能力差。他自己却手不释卷、好学深思、见多识广。更兼人情参透、权术娴熟。其所制定的统驭方式，非常适合那时的中国。

如：自己的文韬武略充分宣传、不惜夸大；其他人士、党派的救国方略，竭力贬低抹杀。以其一家之言统一全国意志，控制筛选资讯，推行愚民政策。正值革命事业有成，建设成就瞩目。对见贤而不思齐，只顾自愧不如的芸芸众生来说，毛泽东怎能不成“伟大的导师、领袖、统帅和舵手”。中国文化的忠孝节义，早已教会人们盲目信奉、敬者不疑。在那样完整而严密的崇敬氛围中，人们几乎无从发现毛泽东的缺陷与谬误。只能“轻信”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喜欢引经据典、论古谈今。这招非常好使，让他在读书人寥寥、而又喜欢附庸风雅的革命队伍中树立威望。有一个“毛泽东解寿张县名”的段子：1951年6月，山东聊城地委一干人等，因江青调查《武训传》的事来到菊香书屋，与毛泽东、彭真、罗瑞卿等共进晚餐。席间，毛泽东先问山东来人：寿张县归不归聊城管；然后又问：“知道你们这个县为什么叫寿张吗？”在场中央和地方大员都摇着头说“不知道”。老毛见状龙颜大悦道：“唐朝女皇帝武则天，手下的宰相叫张九龄，张九龄原来不叫这个名字，只因活到九十岁，人们才叫他九龄。在他九十寿辰时，武则天送给他一片土地做寿礼，这片地就在那个地方，因此称为寿张。”如此信手拈来，众皆叹服。座中有人后来问过很多寿张、聊城一带的老人、读书人，没人知道毛泽东讲的这个故事。省志、县志也没有相关记载。其实，《旧唐书》和《新唐书》上明白写着：张九龄只活了68岁，武则天去世时张27岁，他59岁当尚书右丞相时，武则天已经死去三十多年了。但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到处翻阅俾官野史，想证明毛之言呢。

要人轻信并非毫无道理。中国革命千头万绪、民族复兴任重道远。中国本来人多，一人一个主意，若是真的民主协商、百花齐放，怕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时间精力大半浪费在扯皮上了。而毛泽东以正义和真理的代表自期，个性又“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统一意志、执简驭繁、步调一致，便于集中资源、多快好省、纲举目张。平心而论，在建国和建设的过程中，确曾过关斩将、一路凯歌。

为了招徕信众，毛泽东把党内国内的资讯采集、表述方式、汇报机制，都设计成便于加强和利用民众的“轻信”。时间一长，事情开始异化。虽然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因其惯以先入为主的意识解读所有资讯，从中央到地方，为免动机、立场受到怀疑，无人敢将与毛泽东的判断和预言不匹配的资讯报上来。毛泽东只能看到其伟大战略部署战无不胜、高歌猛进。尊贵如毛泽东者，其实也是凡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下面百万军民山呼万岁、热泪滚滚，神仙降临也会动心。

经年累月、事无巨细，都有毛泽东思想在各条战线上取得伟大胜利连篇累牍的报导；好不容易检讨了几句大跃进的失误，还被林彪等一本正经地拒绝了他“伟大的谦虚”：“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于是，毛泽东不免被“其人之道”还治了自家之身，轻信起自己来。以为他个人真有那么大本事，扭转了历史进程、社会规律；并且又发现和发明了新的社会规律：反修防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为全国人民都已经被他教化、一切都顺理成章。晚年的毛泽东，在中南海深居简出，哪里知道“外面的世界多无奈”。投其所好的两报一刊、广播电台和往返于其驻地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给他提供的信息，就像袁世凯称帝前阅读的那份为他特别编印、劝进的《顺天时报》。

其实，以往他所取得的成就，是因势利导、顺应潮流。如果以亿万民众付出的惨重代价计算，值得与否还有待计议呢。如果他知道文革之倒行逆施之，已经透支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恐怕不会劳而无益、自废武功地今天“一打三反”、明天“抓五一六”；如果他意识到林彪事件已经宣告了文革破产，也许不会一会儿“批林批孔”、一会儿“斗私批修”……，最终得罪了全党全国，从而断送了社会主义事业、加速了资本主义复辟。

其实，轻信离失望并不遥远，轻信还是有条件的：你得真的能把我们带到繁荣和富裕；创造历史是你的政治爱好，我们的兴趣只限提高生活水平----吃亏上当就这一回哦。

失算莫如毛泽东

毛泽东有句名言：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颇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意思。看似一个高瞻远瞩又谨慎实际的人。这一特质，对其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比较适宜。作为一个游民造反者，非具“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雄心、足智多谋的才干不可。进城以后，敌人变成了文明文化、思想意识，就藐视不得了。它比政党、政权强大得多，根基深厚得多。如果要变，也是历史提出要求、让人们去执行。若是不请自来地以传统文化、社会意识为敌，无论多么强大的团队、多么高明的安排，不消几个回合就会败下阵来。

文革前，毛泽东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改造有所斩获，共产主义信仰全国普及、社会主义制度日益牢固。其实，当时谁也没有看出来，破产的危机已经潜藏下来了。如果人们付出沉重的代价、惨痛的牺牲，跟着毛主席开展阶级斗争、改造世界观、抓革命促生产，却不能改善生活、处境、地位等等，革命的功能与必要性就会受到质疑；需要温饱、追求丰富的本能就会取代肤浅的献身精神。

也许毛泽东对此有所警觉，但是，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的治本之方却是“形而上”的，以为人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可以提升、固定在某个程度的政治信念上。其从亲手打造的资讯系统中得到的概念是，人民大众的物质文化生活，经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工业学大庆，已经温饱有余，足够支撑那个信仰的空中阁楼。其所推算出来的工农大众的政治觉悟、思想水平、革命信念远远超出实际。今天看来，文革中的毛泽东，出于那个基本估计而来的一系列“伟大战略部署”，其实是“自毁长城”的误判和失算。

比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据说，文革之前，中央就有把初中和高中毕业生往农村安排、以解决就业问题的具体打算，还成立了相应的机构。文革一来，推动此事更加容易，一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就让几千万学生争先恐后打起了背包。不料，城乡之差不仅在于物质生活，革命气氛也大不一样。下乡的孩子人数虽多，年龄却很集中，少的十四五岁，大一点不过二十出头。正是人生价值观成形的时候。下乡前的所谓政治信仰本来就是不知所以、人云亦云，根本经不住考验。在政治空气稀薄的乡下遇到艰苦的环境、落后的意识，与报纸广播描述的“公社是棵向阳花”完全不符，不免大失所望。高涨的革命热情瞬间冷却，很快消失无踪。经此“热胀冷缩”，这代青年，恐怕是比其父兄还早摈弃共产主义理想的人。

毛泽东做事一向是算政治帐的。“五八年大跃进”、粮食亩产放卫星，过程像个笑话，结果是个灾难。但是打起了旗号、鼓起了士气，使用了多年。按照老毛的价值观，就是合算。然而，革命需要接班人，“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数以千万计的一代青年，轻易放弃了革命理想，等于毛泽东的事业后继无人，即使上山下乡解决了就业，对毛泽东而言也不合算。何况，下乡与返城几乎同时进行。短的几个月、长者数年，知青下乡并没有形成人口迁徙、屯垦戍边，最后还是回到城里、散布到各行各业。连副总理李先念都说“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毛泽东应该更不满意，没有料到他的基本队伍贫下中农，非但没有把孩子们教育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反而让他们看到了革命的限度、反作用和阴暗面。毛泽东等错打了如意算盘，不仅没有解决就业难题，还永远地失去了一代青年。

上山下乡的非仅中学生，大专院校、各级机关无一不成立“五七干校”，“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效果与学生一样。但是，一向机敏的毛泽东，对于此事竟失查麻木到令人无法相信的地步。1971年林彪出事，抄出了林立果等拟的“五七一工程记要”，揭发批判了诸多毛泽东的倒行逆施。按照那个时代的常规，这样的资料应该是特级保密、严防扩散。可是，毛泽东竟于次年向全党全国公布了这一文件。意在“肃流毒”，以为人们已经具备了在批判中坚定政治觉悟、革命理想的水平。

不料，该纪要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共鸣，尤其是其中几句话点醒了懵懵懂懂的知识青年：“农民生活贫苦，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即是变相失业。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即是变相劳改。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长期不加工资，即是变相受剥削。”所谓：越批越香、越批越被认同；所谓：水能浮舟亦可覆舟，上山下乡的人们，趁兴而来、随即就对文革彻底失望了。林彪父子，成了另外一种为民申冤的彭德怀。对此不智之举的唯一解释，恐怕只有：毛泽东对局势、对人心、对政治感染力、对自己的误判。

对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失败，毛泽东乏术回天。只能在一封知青家长的来信上批道：“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老爷子自掏腰包补助上书的李庆霖，政府则给我们每人发了一百元。这点钱当然不足以补偿他们的过失、笼络我们的人心、掀起扎根农村的新高潮。轰轰烈烈的知青运动就这样偃旗息鼓、黯然收场了。

走偏莫如毛泽东

曾经有人说，毛泽东一生有“三不碰：不碰枪、不碰钱、不碰马列原著。”这里的“不碰”大概有几层意思：

毛虽号称“用兵如神”，却有故事说他不会打枪。那件事不知确否，但在一张持枪瞄准的照片上、他的姿势很笨拙。此事用“韩信善于将兵，刘邦善于将将”可以解释。就像某著名游泳教练，率队获得世界冠军后，小伙子们表示祝贺把他扔进水里，惊见他其实不会游泳。另有人称，通读毛著后发现，毛氏基本不曾直接引用过马恩列斯原著。这事也好理解：毛读马列已入化境，无需寻章摘句，早“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了。所以并不妨碍毛泽东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唯有“不碰钱”这条，于已于人一体视之，原因是畏惧。

“大内总管”汪东兴和一些毛的近侍，都讲过毛泽东“手不摸钱”的事例。据说，按照古代“帝王术”，皇帝不宜触摸银钱。看似意为：贵有天下者，碰钱有失身份。毛泽东对己，用钱而不碰钱；对于臣民，因知人性本能趋利、玩物丧志，遂将金钱视为革命意志的天敌，畏之如虎，绕行惟恐不远、避之惟恐不及。先是供给制、尔后低工资；文革中则猛烈批判金钱挂帅、物质刺激、资产阶级法权。而为工农业生产提供另外一种推动力-----抓革命、促生产，替代“金钱为社会运转润滑剂”的法则。为其改造人们世界观的具体实践。有点“剑走偏锋“的意思哦。

“宏观经济学”，一度在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称“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初经十七世纪法国人蒙克来田提出，亚当•斯密把它发展为“国民财富产生和分配”的科学。到了马克思，则将之变成了“政治的经济学”，又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点是政治地看待经济意义、政治地设计经济结构、政治地组织经济生产……。因为，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细胞-----商品”时发现，“商品”的特点是具有“剩余价值”，此乃资本家追逐的目标，不惜为此剥削工人农民、毁坏社会道德，是社会沉沦的万恶之源，必须铲除云云。

既如此，社会主义生产就不能与之相同。釜底抽薪、生产资料全民或集体所有；“商品”变成了产品，产量质量没有市场、服从计划可矣；“剩余价值”因不进资本家腰包、直接上缴国库而改名“利润”。生产既不是为了钱，也就不需要钱来推动了，人们根本不知“奖金“为何物。提高质量、增加产量靠什么？靠在一个紧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抓革命、促生产”。因为毛泽东相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开展世界革命，都需要强大的生产能力和物质资源。所以，毛泽东不是不搞生产。解放后，与苏联签订几百个援建项目；发动大跃进、超英赶美，文革稍一稳定，1972年开始第二次大规模引进外国成套设备等，都是他的经济宏图。但是他不懂科学，又不信非按经济规律发展经济之邪，另辟徯径：生产目的政治化，生产过程运动化，生活享受道德化。此情此景，最初令人耳目一新，颇有效果，却未能持续。工农业技术老旧落后，生活资料全凭票证，致使“国民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

也许两百年以后的人，在社会史、经济史读本里看到，当年，在一个伟大的国度中国，曾经有过这么一种经济管理方法、运行模式，饶有兴致地了解了实施方法后，看到其结果是计划无据、生产停滞、生活困顿，可能会宽容地将这种所有制关系和生产方式，视为一种富于勇气和想象力的尝试；但是一定会庆幸自己没有生在那个年代。

那绝不是把荆棘开辟成大路，付出辛苦换来便利；更不是“神农尝百草、日中七十毒”，用自己的牺牲为民谋福。而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自杀。就像瑞士化学家保罗•穆勒发明的DDT，起初功效卓著、风行世界，并获诺贝尔生理/医学奖。随即发现其只利用了部分生命法则，在更高的层次上违反了自然规律，消灭害虫的同时、有毒杀所有生灵之虞，遭到全球范围禁用。毛泽东等的政治经济学，用政治信条重塑生产关系，用革命理想排斥物质享受的同时，人在生产中的主动性、科研里的创造性、交流领域的灵活性也一并被忽视、限制、扼杀了，整个社会失去活力与生机。可见，人类文明几千年形成的利益驱动机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替代不了的。

被畏惧说明它强大，尤其金钱之原动力于生产生活，躲开、绕过都不可能。当今之世，商业社会、产品丰富、人欲横流。看似中国人在社会改革的方法上走极端；追金拜物造成的道德滑坡，远远超过毛泽东的想象与担忧。然而，历史的进程却证明，非金钱招唤、人们不肯早起；非物质刺激、产量不能增加；非占据拥有、何谈主动积极。政治改造经济、革命冲击生产，也许用心良苦、也许事出有因，而且能够收效于一时。但是，如果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没有根本改变，就整个社会而言，组织、促进、提高生产和生活的途径，就离不开金钱鼓励和物质诱惑。至于防止其产生弊端的方法，还是老祖宗那句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法律监管，自尊自律而已。

过气莫如毛泽东

文革初起，地覆天翻。看似无人跟得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毛不得不顾兵家之忌、频繁临阵换将。其中一批是王力、关锋、戚本禹。据说，毛泽东援引唐诗布置了打倒王力一干人等：“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你回去吧，我要休息了。”对此，文革之后的官方解释是：文革以来，那几个人红极一时，似乎天、地、人都协力支持他们；曾几何时，他们多行不义必自毙，曾经不可一世的“英雄”，将被历史的车轮压倒云云。于今看来，毛引的诗和《党的文献》所做的注解，更适用于毛泽东本人的文革遭遇。

其实，前三四年的乱象，是文革因没谱而失控，全面内战、替罪羊多产。但是，毛泽东做事遇到麻烦，常常不是退回去重整兵马、再图良谋，而是勇往直前，用开辟一个新战场的方式让局面改观，从而把旧的问题甩掉。如其名言“胜利往往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战争年代就是这样，因其不计代价，伤亡惨重的大小战斗后，多不充分休养整顿，而是打破常规继续作战。那时，这招给他带来胜利（如三大战役等）多于失败（如抗美援朝的第四五两次战役等）。如同人们常说的：毛泽东是以马上得天下的方法、马上治天下的。

毛泽东自创了一套哲学语言，其中有“遇事要抓主要矛盾，解决了主要矛盾，其它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等表达其思路的说法。发动文化大革命，意在砸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不构成“旧世界”，他们只是旧世界的党内遗产、卫道士。打倒他们是扫除障碍，就像攻城掠地、需先清扫外围碉堡，才能铲平敌人的大本营。在中国，旧世界的大本营是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传统文明文化。这是文革的主要对象，而深植亿万人心的儒家思想，对革命事业有意无意的对抗，是运动的主要矛盾。

对于这个主攻方向和主要矛盾，毛泽东一刻也没有犹豫、放松过。解放前的准备、文革前的铺垫，都是为了这个“总决战”。本来，文革伊始已经着手破四旧、立四新，更换文化体系了。不料，被层出不穷的枝枝节节耽搁了几年。后来发生了林彪出逃事件，需要在全国范围里处理批判，查抄其宅邸时竟有意外惊喜：却原来，老毛的亲密战友林彪，正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室内高悬“克己复礼、惟此惟大”等儒家格言。批林正好与批孔一并办理。以林彪的反党行为做实例，上挂孔孟儒家的思想体系，岂不现成！运动也就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了。

时至林彪出事，战争时期打这个打那个，政治运动批这个斗那个，毛泽东都算得心应手、应付裕如，无往而不胜。然而，政治上的成败与商业盈亏不同。做生意，每成一单大约都是资本积累、实力壮大；政治则不一定，政治上的斩获，有时是竭泽而渔、有时是入不敷出。如《红楼梦》所言：“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无以为继。文革到了中期，毛泽东的个人魅力、社会资源、历史机遇，基本用到尽头，物极而反、强弩之末，从此再也没有拿出挥洒自如、游刃有余的战绩。有点像如今不具“杀伤力”的过气明星。

但是，就在“运去英雄不自由”之际，毛泽东却向其此生最大的敌人、最坚固的堡垒搦战了。鼓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批林批孔、彻底肃清孔孟之道的流毒”。回头看去，对于此役最客气的评价，恐怕只能是“毛泽东余勇可嘉”了吧。作为毛泽东的敌手，常胜将军林彪并不足道，还没正式交手就吓跑了。两千年前的孔丘、孟珂却不一样，孔孟之道是一大思想文化体系，在中华历史中发育成长、锤炼成形。与之渗透民族文化基因之根深蒂固相比，莫说只有几十历史的毛泽东思想，加上百八十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能算襁褓之中、发育未备，风头虽健，也是小巫见大巫。

人类文化体系的建立与衍生，与整个生活方式、社会形态同行并存。虽然毛泽东改变了中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但是，社会的等级结构、人际关系、生活方式等等，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解放以后，儒家文化只在名义上退居幕后，暗中活跃在社会上、生活中。毛泽东等人创建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并不完整，社会结构、生产生活也未与之成龙配套，以此改造人们的世界观，几于杯水车薪、蛇吞象。

当年，我们都领到一些批判材料，如三字经、名贤集、子弟规，乃至四书五经的章节片段，并有人予以古文解释、指出批判要点。不料，年轻人从中发现了有口皆碑的至理名言；中年人重温了少时读过的格言经典；老年人则感慨深厚的文化渊源。那场来势凶猛的“评法批儒”运动，变成了“五四”以来，规模最大官方推行的儒家文化大传播，没有帮毛泽东“废旧立新”，反而给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了前站。

上述两句唐诗，是晚唐罗隐的一首七律《筹笔驿》：“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惯会古为今用的毛泽东，在决定抛弃一批文革干将时挑的是第二联，不妨这样理解：“英雄”为毛自喻；“天地同力”者，君臣共创辉煌；“不自由”乃“挥泪斩马谡”，相当于“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让杨玉环带受“安史之乱”之过。所以，毛随后指示：不许提审王力。

至于“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只有上天了解人间的是是非非，但是，她不厌其烦的评价与解说，有谁能听懂呢？

超前莫如毛泽东

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某人从未说过的事，可能正是他一心一意、极端重视的事；不说，是因为太重要、到了不宜提及的程度。就像：大象无形、大音希声。以毛泽东为例，他一生谈天论地、中外古今无所不及，却很少涉及宗教迷信。但是他却一直以教主之姿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具体的做法就是以其倡导的标准，改造人们的世界观。

解放的时候，中国有人口四亿五千万，到他老人家撒手人寰，少说也有七亿五千万了。老毛意在让这么多人全部树立起共产主义世界观，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抱负之大，足令古今中外所有大小宗教、江湖会道门等瞠乎其后。

林彪送他四大头衔：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他一展伟大的谦虚道：讨厌！只留一项“导师”吧，因为我是师范出身。其实，中国文化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传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不妨视为：给儿童灌输、给成人洗脑。毛泽东一生“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其实，战天斗地得靠人，归根结底还是“与人斗”。

古之“斗人”，攻心为上。人的行为受思想驱使，统一民众的世界观，当然具有极大的好处和需要，看似从事革命和建设运动多快好省的治本之法。于是，精通驭人之术的毛泽东，不免借用宗教皈依、笃信、殉道等概念和做法。与基督教相似，人人都有原罪-----剥削阶级思想；与伊斯兰教相似，一切荣誉归于真主-----伟大领袖毛泽东；与佛教相似，普度众生-----解放全人类。把道德标准、价值观念统一起来，一旦认同，人们就会为偏离轨道而自责。就像唐僧给孙悟空的头上套的环，那泼猴儿一不听话，便有紧箍咒响起、让他头痛！

思想改造，毛泽东一到延安就开始了，建国之后，行事更加方便。全国人民争先“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都曾从中受益。到了文革，人民群众更加配合，每天都要把自己的思想、行为，与党和毛主席的要求相比较，一旦有所不符，不消政府前来惩处、纠正，广大革命群众先就自惭形秽、自愧不如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这样深入持久地开展着的。

毛泽东利用人的行为机制，借用宗教传播的形式，指导芸芸众生，又与世俗宗教有所不同。宗教多半是修来世，今生修炼兑现了多少不用负责，真理与否无从拆穿，从而千秋万代地传了下来。但是打造“共产主义战士”，则今生今世就要见结果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也称无产阶级世界观，因其将个人的所作所为，与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联系起来，提升了人的精神境界、提高了人的生命价值，一度非常诱人，全国军民趋之若骛-----修成一个革命英雄、精神永存，价值不亚于成佛成仙。

然而，长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地学习、工作和改造，人们发现，世界观的树立与改造十分模糊而迷茫；树立和改造的每一步，都是自我否定。此等事情，偶一为之可矣、行不得一世。如果说，旧社会过来的人带有些许封资修的思想意识、需要改造，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少年儿童，为什么也要进行改造？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则很难理解经济地位与政治立场的必然联系。

起初，出于对党和毛主席的崇拜，人们不惜自我折磨，自觉自愿地“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拼命约束自己、检讨自己，弄得人人自卑、人人自危，人人都像清教徒。最可怜是那些划成各种“分子”的人，对比当时的政治标准，难免有所差池，被指反革命又心有不甘。他们都自诩紧跟共产党、毛主席，只有做的不够、绝非有意反党。为显示衷心，便在竭力表现的同时，猛烈揭发批判别人，加重了那个时期的人间悲剧。

古往今来，人们的世界观有所变化，是跟在生产生活方式、科技水平改变后面的。作为群体，生活状态没有改变，世界观是无法改造的。所谓共产主义世界观。似应在社会生产力大增、民生物资极大丰富到各取所需时，自然而然地产生并深入人心。超前推行，顶多算是试验。其违反常识、代价之大、过程之惨痛，令所有经历者不堪回首、愤恨不已。

毛泽东大概是中外统治者中，惟一不遗余力推动改造全民世界观、并以此作为己任的。不料，凡事有所更新，理应配合某种改善。但是文革前后，以暴力和准暴力形式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并没有持续地给社会带来新气象、没有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解放后，看似人们的世界观有所更新，其实不过二十余年。文革失败的社会基础，人们对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厌倦与反感、占很大成份。所以，毛泽东一死，中国立即变本加厉的回到了封、资、修一统天下的状态。

同为暴君，毛泽东不像斯大林，斯大林喜欢在肉体上消灭对手和敌人，毛泽东则试图而通过思想改造，让人心悦诚服地向他顶礼膜拜、低头认罪。斯大林动辄就杀，真的消灭了不少苏维埃的敌人。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折磨俄国人达七八十年。而毛泽东，则留下了大批没有改造好的修正主义分子、地富反坏右等等分子，成为“党变修、国变色，改革开放”的生力军，使中共得以于建国三十年后顺利转型，算是国人不幸中的大幸吧。

扫兴莫如毛泽东

中共进驻延安之前，也许是毛泽东忽略了或者是顾不上染指文学艺术。虽然有所吟咏，尚未提出详细具体的文艺方针；后经萧军先生问及，遂于1942年5月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萧军先生的提醒，意在让毛泽东补上文学艺术传统和潮流中缺失的一个方面。不料，毛泽东竟顺势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创作原则；并且以之作为文艺创作、传播的唯一内容。虽曾令人耳目一新，却是史上最为贫乏、扫兴的文艺美学理论。

在此之前，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说，他老人家读古书，看到满篇写着仁义道德，“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代表了“五四思想”，所以要打倒孔家店。毛泽东则对采访他的爱德加•斯诺说，他年轻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小说戏剧的故事，多半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社会主体劳苦大众鲜少出现？其说不乏事实根据。所以，“把剥削阶级唱主角、劳动人民跑龙套的现象颠倒过来”，并非无凭无据。

于是，从陕甘宁边区开始，红歌、红戏陆续涌现，到了解放，文学艺术作品中，反映工农兵的比重逐日上升。因全国人民的呼应、国家机器的推动，文艺舞台上，社会主义新文艺与封资修的旧作，经分庭抗礼、平分秋色，进文革而一统天下了。但是，十年间，本来恣意汪洋的中国文艺，竟萎缩到八个样版戏和少许革命剧；歌曲、美术、雕塑等艺术门类的题材，也萧条地局限在歌颂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电影则一度全部出自三个制片厂：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

新鲜劲过了、人们才发现，问题出在著名的“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规定：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大原则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不是与“中国古人、外国死人”兼容共存、各自表达。而是歌颂党和毛主席、社会主义的作品才是香花，其余都是毒草，须铲除不怠。文革所要建立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等不出这个范畴，而工农兵的形象和行为方式，又被赋予了固定的模式，社会主义文艺一派刻板、僵硬、单调、无趣的形象。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艺术的魅力因其高于生活；生活很丰富，艺术更多样。而政治一向是艺术的死敌。既然“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什么艺术作品经得住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的政治审查；既然西洋无标题音乐也被禁止，革命文艺当然是全部自主创新。一时间，国歌有曲无词，因为词作者田汉是反鲁迅的“四条汉子”；青年的古文知识仅限于鲁迅著作和毛主席诗词注释所及。泱泱文化大国的社会平均文化艺术水准，降低到可怜的地步。

虽然毛泽东给中国的文学艺术补上了工农兵这一课，但是，工农兵欣喜之余并不因此满足。人性多面，情感复杂，抒发、寄托的形式和途径，并不遵从阶级所属和政治立场。六欲七情、百感交集，岂能简化成几分革命浪漫、一段壮志豪情。他们同样喜欢甚或更想看的、是企慕中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契合性情的群魔乱舞、靡靡之音。以样版戏为代表的工农兵，距离真实生活颇为遥远，基本是江青等生硬造作而来。“高、大、全”实为“假、大、空”，表达能力非常有限。因社会基础有限，传播范围和时段也就围绕在文革周边了。

至今令人费解的是，毛泽东曾经批示，盗版一些外国书籍，文艺类是用黄色封面，史称“黄皮书”；政治类用灰色封面、史称“灰皮书”；放映一些电影，史称“内参片”；一并用于批判，名曰：了解敌人。文革中，这些作品从内部流散到社会，深深吸引和影响了一代青年。文革后成名的许多诗人、作家、艺术家，多经它们启蒙；电影里西方生活方式，则令观众目眩神迷、向往不已。按理，如此社会效应，应该上报中央乃至主席，但是书却越出越多、电影越演越频、尺度越大。恐怕是经手的人们也深陷其中，成了封资修货色的俘虏，向上封锁消息了吧？

建国以后历次政治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目的，本来是要创建无产阶级的新文明、新文化。在此同时，毛泽东却允许发放一些敌对阵营的产品。那些东西成熟又多样，是幼稚的革命文艺最强大的竞争者。虽然革命文艺有无产阶级专政做后盾，封资修的文化艺术，与深藏社会上和人们心里的旧文明、旧文化里应外合，还是稳操胜券。看似，毛泽东过高地估计了自己，也过高地估计了工农兵的政治觉悟。整个文化改造运动的结果适得其反。

被政治浸透的毛泽东，习惯性地把一切事物政治化。生产有自身的特点、科研有自己的规律，他用政治信条取而代之还不算，文学艺术本与党派政治冰炭不能同炉，毛泽东却想把它更加完全彻底地政治化。看来，在毛泽东这里，社会政治就是科学里的哲学，可以指导一切。但是，政治是理念，文艺是情感，动若参商、风马与牛。所以，毛氏文艺不仅没有帮助他改造和传播新文明和新文化，反而成了一道无产阶级革命的催命符。

过瘾莫如毛泽东

毛泽东，在这个地广人稠、民族众多、时代激变、豪杰辈出的中国，有生之年能做到纵横捭阖、过关斩将、万众敬仰、由人而神，实为异数。同为血肉之躯，在人们感叹人生短暂、世事惟艰、庸庸碌碌的时候，他却度过了多姿多彩、影响深远的一生。悬想晚年毛泽东，庞大而僵硬，不良于视、口讷于言，却思路清晣如常。回顾其漫长的人生，恐怕多次偷笑“这辈子真过瘾”吧！却不知他老人家有没有计算过：谁在为他过瘾付代价、付了多少代价？

中国的传统文明，有儒家文化，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游民意识如“量少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之类。可以视为个人的理想和实现理想的方式。这些，毛泽东不仅兼而有之，而且善于巧妙包装。不然，说破大天也难一而再而三地，让亿万人民为了他的理念抛头颅洒热血。以推动历史、改造社会为己任的毛泽东，非常人。其境界在九天之上、视野在地平线以外，区区温饱饥寒不屑顾念。一句：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为了人民的利益，为解救大多数人的痛苦，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让多少人热血沸腾。要是原汁原味地说“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就是一般的农民领袖了。

毛泽东与山大王的区别在于，他深谙人性，知道人的内心深藏忘我的殉道精神，只须设法让人感到精神境界与生命价值被提升、“天降大任于斯人”，人们就会按捺不住地秀出高尚与无私。与毛泽东同样具有历史责任感和社会理想的人，各党各派都有，然而，其他人等不如老毛那么深通驭人之术，有话说不到“点子”上。所以，只有毛泽东曾被歌唱成：毛主席的话像旱地下的及时雨、小苗挂满露水珠；句句说到我心坎上、照得心里亮堂堂……。

据说，搞政治的人都知道，若能来几句唐诗宋词，以示学问和境界，易使百姓折服。但是，他们多半只会引用别人的作品，自己不具诗人气质。而毛泽东则堪比隋炀帝杨广、唐后主李煜，以文采论也够资格当皇帝。在那个沉闷的时代，只有他能发表洋洋洒洒的演说、文章。自撰激动人心的警句格言，如：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造反有理！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文化大革命是“激情燃烧的岁月”，社会主流道德标准、价值观念是革命和奉献，只有在那样的氛围里，才会出现毛泽东一句：“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千百万少男少女便忙不迭地奔赴农村边疆的荒唐事。

没有超凡的禀赋和过人的才智，毛泽东不可能予取予求，过瘾空前。遇上这样的政治领袖，民众也很过瘾。因为他的个人魅力够大，给工农大众的面子够足。古往今来，公开声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只有毛泽东吧；号称志在“为人民服务”，因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群众给的”，只有毛泽东吧？到了文革，工农兵进而登堂入室，占领文艺舞台和一切上层建筑。虽然弄得他们有点不知所措，但是，被人看得起是要报恩的。不免：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做人也好、掌权也罢，到了这个份上夫复何求。但是毛泽东没有满足，他要从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于是：中共造神弄假成真，养虎自啮、自讨苦吃。因为，伟大、英明，离膨胀、固执比较近，容易走向自以为是、一意孤行。尤其神祉选的是毛泽东这样的一个人，本来就不是傀儡，取得无限权力、至尊地位之后更加无法控制。眼见他一步步地成为正义、政策的化身；任意而为改变集体决意，即使做错了事，也能指鹿为马、以败为胜。

中共的造神运动是从延安开始的，到了建国，毛基本上可以呼风唤雨、信口雌黄了。只见他指东打西、处处奇兵，全党全国眼花缭乱、疲于奔命：入朝参战、打败美国野心狼；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推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斯大林一死、争夺世界共运指挥权；三反五反、按指标杀人；统购统销、票证治国；阳谋整风、驱逐政府中的民主人士；跃进大灾而不言败，却道士气可鼓不可泄；“非正常死亡”几千万，归结成“三年自然灾害”；文化艺术等上层建筑领域，整肃频繁、运动日复一日；“四清四不清”、纠党内走资派不解气，干脆来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号角连连、战役不断……。

这其中，需要的见识和魄力、铺垫与启动、运筹与统驭……，在在是些大胆略、大手笔。若是寻常之人，参与其中任何一次的谋划与推动，就是一生最大、惟一的亮点了，但是人家毛泽东，是这一切的“始作甬者”。“其无后乎”？他无后也。起初，平民百姓以供这样的历史伟人驱使为幸为荣，紧跟惟恐不及；日久，凡俗之态就显出来了，付出的身家性命、温饱劳乏，都是他老人家的试验品，人民大众毫无所得。人们方才意识到：领袖不必是伟人，最好是个凡人，不然，多少社会民间资源，也不够他挥霍。

穿越莫如毛泽东

马克•吐温十九世纪末所作《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格美国人》的写法，今天忽然大行其道，称作“穿越体”的小说、影视作品成为一类，故事多为浪漫的时空穿越。按物理学家的说法：真的回到过去和未来，非以思想的速度旅行不办。延伸来看，思想可以超越物理定律，就能穿越社会和历史定律，不受任何制约、随意跨越界线。这个意义上的“穿越”，现实社会也能发生，常人很难，毛泽东却一生与其始终，如入无人之境。

毛泽东穿越的是党派政治、国家民族、统一分裂的界线，在和平与战争、建设与破坏、个人与集体等等水火不容的领域自由出入。因为，他学马列、却不死于句下，读史书、而非食古不化；他尚武、同样重视文化，经营中国、意在整个世界。在辽远的理想和模糊的意境中，他洞悉人性优劣、哪里可资利用、哪里应该制约、哪里需要改变。他的价值观念在于创造历史，所以才不体恤民生。他百无禁忌，故穿越无碍。

军事上，他有一些信条，如：“敌进我退”、“保存有生力量”。使他可以心安理得地放弃经营多年的陕甘宁边区，“战略撤退”，把老区人民丢给国民党追究、屠杀。他适时强调在野之身，以便放弃为国守土的责任，致力扩大敌后根据地，积蓄力量打内战。他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后退为了大踏步前进”，打破胜负界限，让对手陷入重负，终于夺取了江山。

政治上，他有灵活的原则，如：用革命的两手对待反革命的两手，破除“盗亦有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类束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至于“阶级分析”的方法，随时可以让位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故意模糊革命阵营的界线。待到尘埃落定，随时清理“革命事业的同路人”。

组织上，他不受党际限制，主动邀请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引蛇出洞、罗织罪名，一举清除建国之初装点政府门面的非共人士，狠狠教训了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在党内，则不顾“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面子，大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四清”太基层，则发动文革，不论中央、地方，军队、民间，没有行业之别，凡阻碍其伟大战略部署的，全部打倒、砸烂。文革中的斗批改，则始终时空大穿越，时间上联两千年，空间外挂帝修反。

不受概念限制：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人民民主独裁；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自由者，歌颂党和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者，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舍此并无自由民主可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在此例。还穿越精神与物质地，狠斗生活、学习、工作的“私字一闪念”。

毛泽东嘴上说：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基本原则。实际上，不分何人与何事，他一概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处理问题靠暴力革命的手段。落实如：穿行政治与军事的界线，党指挥枪；开通运动与生产的藩篱，“抓革命、促生产”；无视知识与历练，让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领域、文化艺术舞台……。

一个人，既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勇气；“失去的是锁链，赢得是整个世界”的气概；“死掉一半人口，迎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决心……；行为举止怎么会有某种限制和界线呢？如此思路与个性，足以慑服芸芸众生。事实上，魄力很危险，它离莽撞不远哦。

有人说：浪漫与堕落其实是一回事，区别是发生在谁身上。壮举与蛮干也差不多，就看站在什么角度和立场定义了。

无奈莫如毛泽东

爱德加•斯诺1970年访问北京，回去写了《漫长的革命》。书中说，国庆那天，他和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下面红旗如海、百万游行群众由衷地向他山呼万岁。斯诺问他：感觉如何？“毛皱一下眉，摇摇头，又说很好，但看来他不是十分满意的。”后来他对斯诺说：个人崇拜令人讨厌。

应因中国的传统与民情，毛泽东虽然发动个人崇拜自造为神，但是他心里有数，这些政治手段功能有限。例如，尼克松来访，不无真情地说：您的著作推动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毛则语带无奈地说：没有那么严重吧，我只改变了北京和周边一些地方而已。那是1972年初，了林彪反党集团粉碎不久，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成果，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后来，毛泽东盘点一生功业时进而说到：文化大革命到现在，还是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悬想说这话时、毛泽东的表情也颇落寞吧？

毛泽东具有做一个超一流政治家所需的一切，如远大的理想、宏伟的抱负、高超见识、渊博的知识；论手腕，他集古今中外统治术之大成；论能力，他文有雄文若干、武则“用兵如神”；论资历，建党建军他都有份；论人脉，“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论气魄，他从无卿卿我我、柴米油盐小家子气；论魅力，他如“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

细看毛泽东的主张与事业，好像也于史有据又切中时弊。如废除私有制，省却多少人间悲剧；取缔市场，消除多少弊病、减轻多少腐败；限制自由民主，做事有多快好省的可能；改造世界观，或可净化心灵、返朴归真；批判孔孟儒家，以新汰旧乃文明文化进步之需；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天经地义；共产主义理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心向往之；而要推动诸如此类，则非阶级分析、暴力革命，泯灭个性、集体主义不可。

毛泽东从其领导革命的经历中看到：“人这个高级动物，也有两重性，革命和不革命。到一定的条件下，就要互相转化。这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以历史进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计，“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毛泽东心知肚明，演习也者等于政治赌博。所以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或者叫二次革命是准备失败的。准备让人骂个狗血淋头的。不但右派骂，左派也会骂。争论它个百十年。这没有关系嘛！无非就是人类历史多总结些经验和教训罢了。”时为“毛主席革命路线乘胜前进”的1969年。看来，贵为政治全才、无往不胜的毛泽东，对于文革：因其“史无前例”难免心里没底。

说毛泽东有魄力，是指他竟敢挑战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强大的传统文化，落后的科学和生产水力平，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等等。这一切，集中地体现在人的劣根性上时，就表现为：贪图享受、好逸恶劳，故政治运动推动生产建设，行得一时行不得一世，没有物质刺激，机器运转不灵、科研不出成果、庄稼也不好好生长了；贪污腐败、假公济私。故艰苦奋斗、舍己为人，只能偶一为之，因为人性趋利而又贪婪，尤其政治运动恶化了人际关系，“大家都像乌眼鸡一样，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鼠目寸光、蝇营狗苟，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关卿何事？”只因利他之举、牺牲精神不曾带来任何个人利益，既非初衷又非动机。

挟私带利才是人类的生产生活的终极目的。面对一个整体，在这样的文化、科技、生活阶段，改造社会、推动历史，欲速则不达。需在不违反人性本能、顺应浮华享乐的愿望中逐步进行。现实和历史已经证明，即使私欲是毒药，人们也要饮鸩止渴；明知市场是雷区，人们也会赴汤蹈火。无论什么制度、什么宗教、什么主义在世间传播，也改变不了这种社会生活常态。如此看来，毛泽东的社会理想几乎就是缘木求鱼或曰与虎谋皮。

人们之所以曾经付出偌大代价配合毛泽东类理想主义的社会实验，而后又悔青了肠子似地大呼上当受骗。多半是误以为既然是“社会进步”，就应该理性、有序、文明。其实，至今没有哪个国家民族、历史阶段是那样进步的。社会的发展，就是非理性、跌跌撞撞乃至痛苦挣扎；因为传统是惰性的、现实是混乱的、环境是敌对的……，所谓“衣败絮、行荆棘中，处处掣肘”。那些成功的取得，大都出乎意料、改善有限、不尽人意。

有段子讽刺当今政府对国内的社会乱象无能为力，说毛泽东要从水晶棺里爬出来再展雄风。其实不必。如果他老人家真的懂得历史与人性，应该心悦诚服地认输，败在自然规律手下并不丢脸。也无需对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表示“尽人事、听天命”的无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作为一介凡人，毕竟他一生翻云覆雨，而且是慷他人之慨。都说人生苦短，平淡而又重复，毛泽东却过足了生命之瘾。与此同时，他的社会理念、思想方法、行为方式渗透社会、人心，可望部分地进入中国文化，长期流传。这是他最大的成功。

至于名声：其实，古代有名字传世的帝王，无一不是暴君。时间久了，人们只记得他们的事功成就，羡慕其挥洒张扬，几人提及他们对国家民族的摧残与迫害？

PS：毛泽东对中国人最大的贡献是终于一命呜呼了。 

巴尔扎克有一个著名的短篇《无神论者做弥撒》，讲述了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外科医生出入教堂的故事。意为一心向善的人，因承认个人智慧、能力有限，也会到代表神祇的场所寻找灵感、寄托情怀，因为神坛是真理导师、精神家园的象征，借用而已，非关迷信。文革当中国人种种顶礼膜拜毛泽东的行为与此类似。

经查：神或神祇是宗教观念，为超自然体中的最高者，一般认为不具物质躯体但有躯体形象；衪不受自然规律限制、还高于自然规律，主宰世间万物，对物质世界施以直接间接的影响云云。先民的图腾和各种宗教的神明无不具有这等地位。给神祇赋予人形并人格化的做法，普遍见于世界各大文明文化，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古今中外的政治家，一眼就看出，借用宗教技巧号召民众，是凝聚人心的捷径。采用颇频、屡试不爽。以无神自居的共产党也乐此不疲，可见纯粹是个实用主义的招术。

党内、延安时，由刘少奇出面，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规定了“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初衷是与国民党的“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分庭抗礼。因效果不错，近而思之：多神不如一佛，适应国人的文化习俗、思想思路。譬如儒家孔子为大，道家独尊太上老君，释家只有一个真佛。遂将“党的集体智慧”归拢起来，以毛泽东个人的名义诏告天下，便于人民理解遵循。因为“一国三公各行其是”、“晋政多门不可从也”。从此，毛泽东在全党全国的地位，随革命形势发展、胜利接踵到来，水涨船高由人而神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到达顶点-----变成拟人化的红太阳。

从历史上看，人类对于神明的需要，起源于原始社会对自然规律的向往与恐惧。出于自卑的心态、依附强势的渴望、不劳而获的取巧等。后来，出现了哲学与宗教，不是代表真善美，就是充满令人自愧不如、肃然起敬的理想或学问。人类的信仰与崇拜嵌入了正义、向善、利他等内容，不再是纯粹的迷信。形式上，多神转为一神也呈普遍趋势。后来，科学兴起，苦思冥想自然法则变成了实验实证，神祇功能的折扣率逐日增大。人们开始由信仰主义变成物质主义。

但是，先前的文明史，已经使政治家认识了信仰力量之伟大，学会了如何培育民众信仰一个特定的人。因为，无论正反、迷信的因素仍然普遍在存在人的心里，只需巧妙地引导利用，就能诱使人们，以事半功倍的侥幸心理寻求真理、把政治理念当作真言咒语，在生产和生活中执行、应用，以期神迹发生。中国曾具有把马列主义宗教化、毛泽东个人偶像化的绝好条件，天时地利、水到渠成，只消十几年，就在文革中把政治信仰庸俗化到无以复加的可笑地步了。

然而，宗教色彩虽浓，崇拜的毕竟是个政治人物、政治理念，与膜拜传统神明本质上不同，具有鲜明的双重性：形式是宗教的、心理是政治的；信仰是狭隘的，境界是高尚；自我是谦卑的、追求是超越的；虽然祈求指导，却不坐享其成；希望奇迹发生，准备自己做成……；与一般的宗教迷信最大的区别在于，民众知道，毛泽东不是“上天言好事、下地降吉祥”的灶王爷、也不是消灾解祸的送子观音。文革中人崇拜追随毛泽东，不是为自己谋福利而是为了国家民族的某种伟大事业。冀望毛泽东能带领我们走向共产主义的明天。他们膜拜的是正义和真理、以为毛泽东是其代表，并非盲目崇拜个人。

不料，那个漫延全国的“红海洋”潮涨也骤、潮落也疾，推动文革到了高峰，迅即偃旗息鼓。暂时被它取而代之的宗教，则逐渐回归大江南北。也许是因为，宗教在几千的发展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生存机制，会应时而变、随遇而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毕竟稚嫩，长而未全、强而不壮，容易代谢紊乱，夭折于世事变迁。短期效应有力，功能后继乏力。在其门下，修行太苦、成果贫乏；加上内部管理不善，运营代价太大，信徒难免后悔不迭、众叛亲离。表面看来：政治信念现实性极强，不能快速实现信众就会流失；而宗教多半修的是来世，相关许诺不必兑现。

细看近代中国动荡与巨变，呈现两股力量纠结缠绕之势，甚至可以形象化为细胞核内染色体的双螺旋图案，一股是中国的民族精神，一股是传入的西方思想。细胞分裂成什么组织器官，受染色体上基因的控制；社会结构之成型、时代发展的走向，就是某些民族需要与特定外来文化结合的产物。每个历史阶段，无不中西合璧、交相辉映。

虽然自西而来的文明文化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是，对近代中国历史直接产生因果效应的，可能不早于明末基督传教士。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等，以先进的天文、历算、机械等，先期在皇家、贵族中留下了“先进”的名声；有清一代，欧洲的奇技淫巧络绎于途，扩大了朝野影响，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等，西方文明事实上彻底征服了中国民心。政客，挟洋自重多能所向披靡；民间，卑躬屈膝崇洋媚外不在话下。清高如文人士子，主张全盘西化；传统如世家贵胄，乐于舞会洋餐。从那时起，一切社会改革、政治运动，不分党派政见，都从欧美思想文化武库中选旗帜、挑兵器。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名曰效法明治维新，其实东洋转卖的是西洋货；建共和选总统，仿效的是美国的乔治·华盛顿；五四新文化运动，砸烂孔家店全盘西化；民国期间各种非暴力的救国方略如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等，都不是原创、没有版权。“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则令中国共产党崛起于草莽之间。乃至舆论曾经认为：中共的革命不是中国的本土运动，而是苏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延伸；中共党员不是中国的共产党人，而是共产党里的中国人；故剿共属于“攘外”并非“安内”云云。

聪明莫如中国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之长以制夷。才在短短百多年的历史瞬间，让中国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历史的发展螺旋上升，文明进程波浪起伏。看似，凡中国民族进步的需要结合了西方的营养素、催化剂，中国历史就在螺旋形态的上升段，波浪递进的峰头上；反之，就是文革那样：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结合了西方思想的渣滓，把整个民族带向一场浩劫。文革是典型的一例。

中国，除去“儒家思想”，在野的还有“游民意识”。处处与正统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相反，如：蔑视威权、游戏人生、鼠目寸光、野蛮残暴等，代表作如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条好汉。他们的口号是替天行道。“天道”也者，行为准则。西方思想在中国长期踞有类似地位。现代占山为王终成霸业者，首推湖南湘潭的毛泽东。所作所为游民气息浓重。1939年底在延安的一次集会上，他发表讲演，其中最为激动人心的一段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

这个结论正中平民百姓下怀，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组织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市民罢市，动员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割据称雄，都是他们梦寐以求，却不得其法而为之的泄愤之举。建国之后，提高生活水平、巩固工农专政、抗衡国际帝修反，放大了个人的能量。所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暴力革命的手段”此一被冠以“马列主义真谛”的锦囊妙计，一直有效指导着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并在文化大革命中登峰造极。正如“红歌”中唱的：“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毛泽东，看透历史、洞悉人生；深知，欲出必然王国而入自由王国，非循“游民路线”不办。中国恰好是一个游民文化深厚的汪洋大海。奴隶制压榨有多长、封建专制有多久，游民意识就传播、积累了有多少年。所谓“压迫越深、反抗越重”。民间渴望摆脱束缚、挥洒人性本能的愿望极其强烈，却因找不到正当的理由获取广阔的舞台，而流散于街头巷尾、僻壤穷乡。自诩代表西方文明的欧美留学生等人，忽视或不懂如何收拢、凝聚、利用这股力量，改造社会。所出之方和者盖寡，理所应当。而所有传入中国的西方思想中，能够在最大的深度和广度上与小农、小市民文化契合的，是西方的游民意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只有毛泽东这种来自游民、甘做游民文化传人的历史级人物，才会因势利导、化腐朽为传奇。

毛泽东高明于历代农民起义领袖的地方在于，他不是无意中请对了打鬼的锺馗、顺应了游民的意志，他还会改造这支一向无拘无束的队伍，让他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方法是挟洋人之威、把马克思主义的义理玄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忠肝义胆有机结合：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成功运作几十年的绝窍是：封锁其它西方思潮进入中国，让老百姓失去比较、无从选择。

然而，游民毕竟是游民，有点像那个关在瓶子里的魔鬼，第一个一百年，他时刻准备报答释放他恩人；后来就恼羞成怒发誓要制裁放他出来的人了。人们发现，文革其实是“奉命造反”，并没有真正的“四大自由”。于是开始败坏那个误导他们的党。讽刺的是，依据和理由还是来自西方；其中不乏马列原文，意指毛的所作所为离经叛道。看来，虽然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一一驾鹤西行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仍旧在惟西方马首是瞻的窠臼里挣扎徘徊。

钱锺书先生给《干校六记》写的“小引”里说，不妨增加一章“运动记愧”。原文非常精辟，只能照抄：“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已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账，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惭愧也使人畏缩、迟疑，耽误了急剧的生存竞争；内疚抱愧的人会一时上退却以至于一辈子落伍。所以，惭愧是该被淘汰而不是该被培养的感情；古来经典上相传的“七情”里就没有列上它。在日益紧张的近代社会生活里，这种心理状态看来不但无用，而且是很不利的，不感觉到它也罢，落得个身心轻松愉快。”云云。老人家厚道，话说的很客气。

钱先生这番提醒是1980年。至今，我们看到的文革回忆，还都是“记屈”或“记愤”，不是控诉自己的遭遇，就是说当年退避三舍、冷眼旁观来着。其中不乏红卫兵、造反派。就连王力、聂元梓、徐景贤这样中央级的主力干将，也是一纸无辜。“林彪反党集团”中人更妙，不仅没有积极领导运动，反而超前地反四人帮、反文革。为那场浩劫负责的只有毛泽东率老婆及周恩来、康生、谢富治及王、张、姚等屈指可数的那几个人。此事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文革，是在七亿人民普遍具备了高度革命自觉性和积极性的社会基础上兴起的。既不像江西苏区、长征路上，要“国家保卫局”督战；也过了“四清”需工作队反复动员的阶段。回放当年群众集会的场景：运动领导高踞主席台，声嘶力竭振臂一呼，下面万众站脚助威齐声响应。散会各回原单位贯彻落实，雷厉风行。其势一如大字报语言中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受限不能开展和参加运动的地方和单位，领导被冲击、规定遭质疑。不然，怎么会那么迅速就在全国城乡、各行各业全面铺开、波澜壮阔了？不如此，文革伤害的人也不会那么多、造成的破坏也不会那么大。

终于，文革把群众搞烦了、领导搞怕了、定性成浩劫了，人们纷纷与之撇掉牵连。七零年代之后出生的人看到的文革，就成了现在这样：亿万不明真相的群众，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小集团寥寥数人威逼下，心不甘、情不愿地干了那些事情。因这个说法的解释力实在有限，官方便由邓小平亲自出面，举出中共圣人周恩来，说他为了与毛等周旋，减少文革对国家人民的损害，“说了些违心的话、做了些违心的事”。相当于“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吧。周氏以下，干部群众一体适用。法不责众，息事宁人好过一一追究，否则岂不又要挑动群众斗群众了，一不留神就引火烧身了。

毛泽东颇懂观人术，他对邓小平的评价略如：你看那个小个子，前途无量；人才难得；政治强！老邓对历史的贡献是设计改革开放，对过来人的贡献则是给大家找到了台阶，因为他深知国人心态。人们回忆文革经历的口径，就这样举重若轻地统一起来了。曾经有人简洁地区分东西文化的特点：耻与罪。东方人要刻意回避“耻”；西方人则认为人性有“原罪”。以文革为例，积极争当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等等，因时移世异被归入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羞耻事，避之当然唯恐不及。

文革中，全国人民自觉自愿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统一行动，以示革命觉悟与热情，与今天如此统一回忆口径，都是出于人性的弱点：投身革命，带着趋炎附势的算盘；文过饰非，是怕承担责任吧？承认自己在文革中积极过、活跃过的也不是一个都没有，如著有《我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的美国人李敦白，回去之后皈依在耶苏基督麾下；住在法国、《一个人的圣经》的作者高行健，是不是耳濡目染了西方文明？

美国南北战争，南方的士兵为奴隶制而战。却有其人的后代，把作过南军士兵的祖辈，被北军俘虏、释放后又回南军再被俘再释放的释放证，当成奖状高高挂在客厅墙上。而偌大一场席卷神州、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甫一结束，就无人表示主动参与、与有荣焉，可见失败之彻底。而其伤人之深者，不仅在于无数人受到它的打击批判，更深刻的原因是，它愚弄了所有恭逢其盛的人。

那时，不仅社会主流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大搞斗、批、改；被造反、被批判、被关押的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也遵行同样标准，要求自己、检讨自己、为自己申辩-----冤枉啊，我不是反革命、我没有那么坏，只是做的不够好！至于零星而又微弱的“异端思潮”，无一不以正统、真正的马列主义自居，认为毛泽东曲解了革命原理。就连受封“人权斗士第一人”的遇罗克，所著《出身论》，要求的不过是“黑五类”子女参与革命运动的权力，因为“我们能被教育好”。违心也好，以子之矛攻盾也罢，即便有过超越时代的人，因其仍以革命阵营中人的面目出现，而未起到“另一种思路与选择”的作用。

年轻人对文革不感兴趣可能多半因为弄不懂：左一个战役右一个派别，反反复复所为何来？不都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吗？那时，我们自己头脑发昏、晕头转向。出于对毛的信仰与依赖，不理解时只会自责觉悟不高，没有人会怀疑毛主席、党中央。其实，我们在迷魂阵里折磨自己的时候，毛泽东等一干人也是糊里糊涂、东一鎯头西一棒子，失去了“斗争大方向”。朝野双方均因认真，愈加痛苦徘徊。人之常情，可恶不过愚弄人，耻辱不过看走眼。十年一觉、扬州梦醒。方知心血气力全部白白抛洒，能不悔恨交加、羞愧难当，不忍回首面对？

钱锺书先生还提到过一个概念“单位观念史学”；大意是，同一个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含意不一样。就是说，社会公认为“正确”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是要变的。比如，先人开疆辟土，可能被后人指责为侵略；惩罚异教的义举，可能在历史上定性成扩张；战天斗地，则毁坏环境生态等等。今天的某些所作所为、建设成就，日后或许变成愚蠢之举、贻祸子孙呢。

既如此，我们只能把文革看作是社会改革的一次实验。人民像实验室里的小白鼠，用青春和生命，为科学研究和社会进步付出代价。当然，谈到我们在实验过程中的表现，不必像卢梭写《忏悔录》那样大言不惭。只需把文革的历史源流、社会基础、实施过程、社会效应说清楚，让后人看明白：这样的社会实验一次足矣。不要忘记提示他们，感谢我们为他们所做的探索和牺牲哦。

经过几十年战争、内乱，新的国家建立起来了。此时，社会思治、民心思富。途径大约两个，一是师从苏联；一是效仿欧美；而且都有相当的社会基础。这是外人、后人远远观望中国时的臆测。身临其境、了解情况者知道：1949年时的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任何其它选择。

中共政权在苏联帮助下取得，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割据江西时就建立了苏维埃，党团是布尔什维克、军队是党指挥枪。苏美处在冷战前夕，美国是国民党的后台老板，背靠苏联资源无限……。投向欧美，不仅无法向党内交待，也没法对斯大林解释。苏共是天然盟友、美国是现成凝聚民心的敌人，“对苏一边倒”毛泽东从来没有犹豫过。这不仅是他基本队伍的机制、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的必然，而且由于他的理想抱负尚待全面开展，取得政权只是其“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还有一系列社会改造计划有待实施。

在长期战争中训练出来的军队和共产党共青团，组织严密、令行禁止，影响遍布各个阶层行业、远近城乡。如果在华实行民主政治、自由经济，这支力量就完全浪费、甚或反咬毛泽东一口；继续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则是一笔无可比拟的社会资源、一支战无不胜的政治力量。这份财富，是毛泽东的政治生命线，采取各种方法使之巩固、扩展、提升，意在其庞大、长远、多重政治计划的落实推行。

毛泽东追逐权力的欲望之强，不亚于古今中外的任何政治家。因为没有这个工具，他的事业就无法开展。对于将相王侯，毛泽东岂止平视、甚至轻视：“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他们的眼界与胸怀，不出创业守成的窠臼，事功以朝代为限，毛泽东则意在改变、更新文化传统，在中国建立一套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相结合云云。只念文明文化可以传承千秋万代，忘记了那是在民族的历史进程中、自然变化、缓慢成长的。

进城之后的社会局面远远大于根据地。虽然抓得紧、控制严，经济建设、文化遗产、民风民俗……，还是很容易分散革命的力量、改变政治的走向。这时，毛泽东最大的敌人是人性中追求安宁、充裕、丰富生活的本能。毛泽东把它形象化为：拿枪的敌人消灭之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会用糖衣裹着的炮弹，向共产党发动拼死的进攻。毛泽东认为，安逸会消磨革命斗志，富裕会制造贫富差距，等于资本主义复辟，让中国的老百姓遭二茬罪、受二遍苦。

而保卫革命果实、继续未竟的事业，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可以同时进行，就像练兵为了打仗、战场也是最佳练兵场。于是毛泽东等便接二连三地发起政治运动，维护革命成果、壮大革命力量，同时把社会主义事业引向经济、生活、意识形态的更深处。虽然毛泽东没有说过。也许他已经意识到，此时，他正在与自然规律做斗争：当时的中国呈现复杂的现象、前景迷离。社会上，高涨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与封资修的文化艺术、生活追求同行并存；雷锋、王杰、欧阳海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城市老爷，对人民大众具有同样的吸引力。两股势力：党政军工青妇与积淀千年、渗入骨髓的传统文化，趋向旗鼓相当。社会发展的政治方向显然要朝权重较大的一面走下去。而苏联和东欧，已经丢掉了列宁的旗帜，把共产主义庸俗化成“每天都有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餐”。中国来到了岔路口。

饱温思淫欲，个人、群体概莫能外。人性贪图安逸像水性就下般自然而然。这样的人组成的团体，虽有理想的灌输、严明的纪律，也难成铁板一块。权力的腐蚀类似化学反应，不但无法阻止还由此及彼。民间小农意识、市侩思想大量涌现，党内生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迅速侵蚀着毛泽东的政治班底。一向受到重视的美国人的预言：和平演变将发生在中共第二代、第三代身上，时刻敲打着毛泽东的神经。主张居安思危的毛泽东面临那样的内外局面，能不安排下大的动作，殊死一搏、力挽狂澜？

崛起于草莽之间的毛泽东，一生信奉王安石的三不畏：“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并发展出了“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欲与天公试比高”。那时，毛泽东的胜算在于，经过革命战争洗礼的党和军队、十七年教育的全国人民，虽然受到封资修的吸引、革命意志有所动摇、斗争方向有所疑惑，但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还是毛主席教导，价值观念还是革命事业，行为方式还是阶级斗争，此乃启动文革的真言咒语。如果小打小闹、甚或观望等待下去，力量对比彼长我消，可能坐失最后的机会。眼睁睁地看着“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爬起身来，施施然洗漱更衣、磨刀霍霍，拉开房门冲向广大群众……。

所以，当毛泽东看到亿万群众革命之心未泯、热烈响应其号召，一举摧毁了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时候，欣慰地说道：“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语见1968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他老人家有没有意识到：掐断了物质享受而没有补偿，透支了革命干劲而没有止息，等于竭泽而渔、会导致破产的。

一部人类文明史，似可大致地看作思想解放的历程。东西方都经历过漫长的钳制、禁锢。西方，自文艺复兴开始逐渐松动，过程比较平直；中国，则晚至辛亥革命才有所开放，一度颇有自由，后又迅速收紧，在文革中陷入不亚于中世纪的黑暗。

四大文明古国长篇大论地记录思想、开班授徒传播文化，时间上相差不远，内容也不外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名曰“理想主义”，规定了许许多多的自我约束。各地的宗教，则充斥形形色色的禁欲与修炼。如此两三千年，人类活得既烦且累。回头看去，可以视为尝试建立一套适合人性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的试验与努力。可能是因为到达现代文明之前是野蛮和蒙昧吧，古人很容易地承认了自律的必要性，还开发出各种各样协调一致的理论和制度。比如欧洲政教合一的中世纪，中国的封建制度、儒家学说等等。不惜作茧自缚。

然而，在以百万年计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人性，本能地要求自由挥洒、无拘无束。区区两三千年的教育、修行对之无可奈何。经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欧洲人渐渐发现，人生苦短、来世无踪，还是让意识形态、社会制度适应人的本性吧，不要扭曲了本能。于是，他们的社会剧烈动荡起来，历史进程加快了步伐。什么殖民主义、种族歧视、共产革命、世界大战……无不各显其能地张扬人性。几百年波澜起伏，西方的社会面貎、生活形态才能成就现在这个物质发达、艺术丰富，无所顾及、为所欲为的样子。

苦难深重的中国则晚了他们一步。帝制持续到1911年，随后的中国虽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思想和制度的桎梏却松驰了下来。在列强入侵的间隙，甚至闪现过科学、教育、民主、富裕的影子。但是，旧时代的沉渣与新时代的糟粕，阻碍国家富强、民族独立。如果“历史留下的是结果而不是可能性”一说可用，则缓慢的社会改良不敌激烈的所有制革命，就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规律了。为了“超英赶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放弃了自由发展的可能，心甘情愿地戴上意识形态的枷锁，满怀期望地在新的封建思想和制度下，开始了新中国的建设。

与中外古今的历史进程相比，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展的既快速又顺利，只因“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长期研究与实验，毛把人性参透。他深知，人的一切行为都受思想支配，只要信仰上他的主义，就可以任意驱使这亿万民众了。毛在长征中掌握了军队，一俟在延安站住脚，就开展整风运动，用《六大以前》和《六大以后》树立正统、统一全党的思想。首先在党内和解放区，继而在全国全民范围，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统一行动。辅之以统购统销，掌握了全国的工农业生产资料；户口配给制度，控制了全民的生活资料；严管社会舆论，筛选资源……。正当世界潮流趋向自由、民主、多元之际，毛泽东却能顺畅地反其道而行之，由于他打出的是强国富民的旗号。

老百姓并非不想任意而为。怎奈，有人因压抑已久、人性麻木、丧失了自我；有人因求成心切，为了国家民族复兴宁愿牺牲自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则“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根本没有选择发展方向与道路的意识。毛泽东也者，非常人矣：你若附庸风雅，他则吟诗填词；你若看重学识，他则谈古论今；你若急于建设，他《论十大关系》；你是读书种子，他就拿出哲学篇什；你推武略文功，他则“用兵如神”；你想改造社会，他组建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在战火中壮大的共产党，本来人才济济，毛泽东的才干能力又远在诸领袖之上。百姓不把他奉若神明、身不由己地供他调度也难。掌握了如此亘古未有的庞大资源，毛泽东能不理想抱负无限膨胀、战天斗地与人奋斗，固执己见发动文革吗。

有人说，自然界中的物种，个体群体虽然在地球上星罗棋布，以种群论、在历史的尺度上，其进化变异的速率基本同步。所以，我们只能看到东北虎、华南虎看不到剑齿虎；只能看到亚洲象、非洲象，看不到猛犸象。因为，地理地质气候决定物种存亡。人类社会的进步规则也大致地可以援引这种“大环境”现象。文明文化的历史阶段上，东风西土，社会制度、思想意识所差之百几十年，在以万年计的人类历史上，忽略不计也罢。

再者：另一个现象早已引起注意：独居动物比如猫狗，生活习性、智力水平基本一致；推测其有尚不为我们所知的遥感通讯、交流方式。何况群居动物如人类者，虽有国界相阻、主义区隔；明里暗里的关注、交往、了解，千丝万缕。铁幕如苏联、竹幕如中国，都封锁不了冥冥之中主宰的意愿、蠢蠢欲动于每一个细胞的本能。从压抑中释放，只需一个契机。人类文明已到人性释放、本能活跃的时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先行后至，相差不了多久。因为，史上付出的牺牲和现今放任自流，历史意义都是试行建设最好、最适宜的社会与生活。

文革，人人戴着紧箍咒，人性的遏制程度，古今中外无出其右。譬如初期破四旧、立四新，血统论还不算，进而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却没有相应的平衡或补偿，连体制内的“社会主义新天地、新文化”也没有像样的成品，最终闹出物极必反，理所当然。

没法推测毛泽东晚死几年中国会怎样，只消看看文革一结束，人们的思想像蜷缩的弹簧，猛然蹦开、随即无限伸展，就知道，一切都是有限度的。短短二三十年，国人的意识就从迂腐滞后，一跃而为世界瞠目、全球领先。悬想我们的后代捧读中国历史：古代尚可不算落后，近代就耻辱得令人汗颜了；经过抗战，内部动荡加剧，生活水平、社会制度、个人尊严等等方面，与外界有些国家距离日益拉大，心中不免上火着急；到了文革，暗无天日得找不到出路；不忍卒读正待合卷之际，偶然看到下一段，中国发生了突变，从落伍一跃而至前沿云云。既然事有因果、历史延续，文革那些年付出的代价，可以算是飞跃前的准备、历史上的贡献了吧。至于那其中的痛苦和悲剧？谁让我们民族的命运如此呢。

曾经有人煞有介事地说毛泽东之所以“战无不胜”，因为他深通命理之学、会推算沧桑之变。用现代语言说，大约相当于他能看准社会潮流、历史规律，因势利导、顺水推舟吧。老毛这方面能力到底如何，人见人殊，发动文革正逢其时，则有星火燎原般的史实为证。

现在称之为“权力之争”的党内高层斗争，那时的用词是“路线斗争”，意思是一样的。路线也者有两条：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从时间上看，1966年的中国，离基本属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民国、北洋时期不远，前清遗老遗少健在的也不少。那时的中国是个什么情景，中年以上的人记忆犹新，连制度的受益者都说那样的社会乏善可陈。至少，1949年之后的中国，贫富差距大为缩小、社会面貌比较新鲜、经济建设颇有成就、文化生活比较健康，国际地位大为上升-----不为人忌是庸才，被人围堵说明受到重视。所以，社会主义为称作“阳关道”，资本主义则是深渊上的“独木桥”，人们避之唯恐不及。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均以社会主义为标准。个人思想与之有所偏差的，不免极力修正、掩饰。

现在有人说，毛泽东欺骗甚或逼迫全国军民执行他的旨意，干下那些不可思议的暴行的只是一小撮人，其实不确。过来人心知肚明，我们都曾争当毛主席的革命战士、与封资修坚决斗争来着。就像欧洲地理大发现时代，白人殖民主义者以奴役亚非拉土著为荣；希特勒治下的德国人，以杀戮犹太人为己任；种族歧视的美国，有色人种长期遭受社会意识迫害；斯大林的清洗，日本鬼子侵略……，无一不是背景厚重社会主流、理直气壮的正义事业。一如延续到后来的冷战双方；缠斗到今天的文明冲突，前赴后继、义无反顾。因其出于信仰，绝非一般犯糊涂、干坏事可以比拟。故“正义之师”的战斗力之强，常常令人瞠目。

也许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不仅是互相转变、还能相互替代、总数持平吧？与目前的中国大体相反，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物质生活非常枯燥，精神生活却十分活跃。用现在的眼光看文革前后政治与生活的关系，有点像青藏高原上的喇嘛教之于牧民，没有期许未来的精神寄托来转移注意力，游牧生活简直打熬不下去。看似毛泽东认为，丰富的物质生活会消磨人们的革命意志，“穷则思变”，才能保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广大民众，则因服膺于毛泽东、共产党那时所取得的社会改造成就，“见贤思齐”似地，以紧跟不悖、深刻领会、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教导等，为最高准则与境界。并沾沾自喜于有所发明、有所创作呢。

比如，林彪提出“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统帅、领袖、舵手），民间就说“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而且“永远不落”；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百姓就说还是“粮食、武器、方向盘”；林彪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下面接道“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不一而足。全社会有了“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共识，毛泽东想打倒谁、想做什么，不就是一句话的事了吗。这是开展文革最坚实的社会基础。当然，这个铺垫解放前就开始了，源头则不远于延安的窑洞。

独立思考的概念本不出自中国；多元、多样化等意识西方直到近年才清晰起来。过去，国人只知道“齐心合力、万众一心”。毛泽东深知统一意志是成功的前提，政治挂帅就成了他的常规武器，事无巨细地用了起来。正好，中国文化中有企盼圣主 明 君的传统、百姓普遍谦卑的民情，推行个人崇拜、划一价值观念既顺理成章又水到渠成。或许是从众心理与奉献精神同时发作吧，普通民众常常会因觉悟不够高、表现不够好而自责，进而积极主动地向党表衷心、为革命做贡献云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在这么坚实的基础上，大展宏图的。也有民主和自由：党的一元化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歌颂党和毛主席、社会主义的自由，对那个时代的人们，这些已经足够。现在叫画地为牢、作茧自缚，那时的人却以此自期、乐此不疲呢。

其实，人民大众崇拜的，说到底只是毛泽东头顶上的真理和正义，而不是那个“兼具虎气和猴气”的人。心甘情愿一致皈依，是希望聚散沙为铁塔，撑起民族背脊、合力振兴中华。而共产党的宣传、教化确与先前的宗教、主义不同。在百年积弱、屈辱、落后、彷徨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理想，对那时的中国人，有过柳暗花明、振聋发聩的刺激。其宣教、组织、行为，对各自为政的小农散户，拔高了他们的境界，提升他们的价值，寄他们以重托。一时间，不论虎头山上耕种，还是钻井台上采油，好像都关系着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而使命感最能催人负起责任、做出牺牲。当亿万人民满怀崇高理想寻求贡献的机会之际，毛泽东给了他们施展的舞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与目前的社会气氛相反，那时，政治敏感度极高，一切的标准为是否有利革命事业。一旦有人指出：某某公款吃喝、某某宣扬封资修、一旦复辟将三餐不继、流离失所等等，能不一哄而上，“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群众的政治兴奋点低得像是散落在地的干柴，毛泽东的启动令便是烈火，顿成烽火燎原之势理所当然。所以，文革初期才呈现出“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号施令，“亿万革命群众”推波助澜的轰轰烈烈。一时间，革命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使革命运动迅速高涨，革命手法推陈出新，红色恐怖无远弗届，打击力度史上空前。一派上下呼应、志有一同、互相启发、各取所需的因缘际会。运动之兴虽然不是自发，势头之猛却超出了毛等的预期和需要。

现在看来，那时的情形非常戏剧性。无论什么地位、身份、职业的人，都可被以革命的名义剥夺尊严。贵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低着头任中南海的工勤人员批斗，罔论省军部地市县局科处，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可笑或曰可悲的是，遵循同一政治标准，受到冲击批判的人，也都自责确曾违规，辩解仅限“错误的程度和性质”。同在“牛鬼蛇神”之列，还要互相攀比：他们是真的反动，而我罪不至此。如毛泽东的“大警卫员”罗长子瑞卿，曾经对女儿道：“不应该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他还是做过几件反对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么和他比？”疑惑乃至质疑现行政策者也曾有过，则无一逾越“真假马列主义、执行政策、理解毛主席指示正确与否”的境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无人能够超越时代。

心理学上有一则定律：真正的爱与迷恋首先在深度上是不同的，浅深的标准在于持续时间。群众政治信仰与此类似。狂热的往往短暂，因为，维持政治信念需要利益浇灌。但是，暴力革命不是雨露甘霖，“红太阳”只能把禾苗烘烤成干柴。干柴易燃，易烬也易折。平民百姓献身精神毕竟有限，没有收获就不再付出了。“林彪事件”恰似兜头一瓢冷水，政治热情逐渐冷却。文革中期及后，任毛泽东、四人帮如何煽风点火，运动日渐气息奄奄。人们的兴趣慢慢转到安排日常生活、搏取物质利益上去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性的信仰危机、纸醉金迷，实乃肇始于文革后期。

民间缺乏革命热情，中央就煽动不起政治运动。文革之后，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都无甚可观，也是一例。

　　牛顿力学第三定律大意为：同一直线上、两个运动物体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撞在一起就能量相加，互有损伤了吧？差堪借用来描述社会现象。如不同派别间的摧残、倾轧和争斗。就像路上的汽车追尾、损伤有限，迎头相撞就惨不忍睹了。

　　比如，希特勒横扫欧洲，不做抵抗或一触即溃的国家，损失有限；日本侵略亚洲各国，香港、越南、缅甸等处的英法殖民军，见势不妙即举白旗，苟且在战俘营给日本人铺路修桥也不为殖民地打仗。犹太人，一次二战被德国人屠杀六百多万，未见什么像样的抵抗。依据都是“留得青山在”吧？焦土抗战的中国和苏联，伤亡则以千万计，英美所付代价也很可观。

　　文化革命，一直也是两股势力。先是革命群众“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被打击的一方，既无招架之功、罔论还手之力，颇不过瘾。革命势头在寻找新的泄洪口时，分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武斗派仗、全面内战。造反派与保皇派各执一词、一攻一守，场面不亚于枪林弹雨、壮志可媲美赴汤蹈火。两造均以“毛主席的革命战士”自诩，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狭路相逢勇者胜，斗争惨烈可想而知。符合中国历史上，内战比抗击外敌灾难更大的惯例。

　　与二战的同盟国、轴心国不同，文革两派之上还有后台老板、太上皇。比如，军委办事组与中央文革，各有班底、嫡系和基本队伍。在他们的授意下，打倒谁、夺哪里的权、组织什么行动或者保护谁、争哪里的权、抵制什么行动……。那时，毛泽东等并不知道文革应该怎么搞，不得不坐山观虎斗，伺机拉一派打一派，“调整斗争大方向”。致使社会局面混乱、中央掌控失灵。群众组织暂时地获得了一些自由发挥的间隙。一时，鱼龙混杂、战做一团。

　　文革两大派之争与二战两大阵营之不共戴天、置之死地而后快相同。不同则内部之间造敌我之势；事后思之，你死我活所为何来，不但对别人说不清，自己也不知从何说起了。二战硝烟散去，伸张了公理，惩戒了罪魁；文革呢，派性在联合中继续，是非在运动里迷失。没有任人、任何派别、任何阶层、任何组织，在派仗中受益。二战，同盟国的牺牲，为了正义与和平，死伤者都是英雄；赢得的是民族独立、世界和平。文革，派仗对全国、全民、全党只有破坏、摧残，没有任何建树、不曾惩恶扬善。造就的只有内伤。

　　粗看，“破四旧”时期对于生命、财物的破坏最严重，其实，稍后形成的两大派群众组织间的暴力斗争，因参与的人数更多、持续的时间更长，对人的摧残、对社会、对生产生活冲击更大。突出地表现在对于精神的调动与折磨。“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是，他们的语录、文章并无确解，句句都是双刃剑。囿于时代的信仰与思路，人们站不到圈子之外、不能平视那些革命箴言。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不外“矛盾冲突、斗争解决”的理论和方法，以消灭对方达到统一意志。有时，择善固执，可怕有如此。

　　信奉由感情来维系。感情不容轻视、玷污。本来可以止于辩论的教义之争，就升级成水火不容的教派之争了。那是一个非左既右、非黑既白、我革命你就是反革命的时代。双方各挟巨大的社会资源扑向对立面，这等级别的能量相撞，能不造成浩劫？

　　《红与黑》的作者斯丹达尔，描述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说：“人们做着最残忍的事，却没有残忍的精神。”一部分人天经地义、理直气壮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另一部分人，常见于人类“以文明的名义惩罚野蛮”之时。事后则引经据典、举证说明其必要性。与此相对的是流氓作风、强盗行径，做时避人耳目，事败低头认罪。两种行为的主要区别在于实施方的心境：受谋取私利的卑劣心理驱使，参与者少或为时不久；出以公心的正义暴力，很容易形成运动，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中长时间、大规模地展开。

　　代表人类文明最高成就的那些优秀民族，概莫能外。比如：我们在史书和小说中看到的法国大革命，最著名的如雨果的《九三年》和狄更斯的《双城记》。德国的纳粹主义，最直观的如莱尼?里芬斯塔尔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等。俄国的十月革命影像不多、苏联的大清洗文字不少。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美国长年种族歧视……。在中国，则军阀混战、国共内战，还有史称“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所有这些，都不是偷偷摸摸、躲躲藏藏，而是正大光明、有根有据，并且得到过大多数国民的热烈响应。

　　当然，这些都可以看作“时代的局限”、“历史的合理”。其无奈的部分，如列宁开导高尔基时所举的一个例子：两个人打架，你怎么能分辨哪一拳必要、哪一脚多余？于是，许多野蛮和血腥，一句：跌跌撞撞、代价高昂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则，就轻轻带过了。

　　文革之初两三年，打砸抢、武斗遍及全国，死人无算，公私财物的损毁难以数计。人们知道这是一种破坏行为，却乐此不疲。沉溺其中的，绝大多数是文质彬彬的学生、老实持重的职员和本本份份的工农。他们认真、有条理、按计划地强迫他们的同事、上司、亲友低头认罪，大量毁坏珍贵文物、书籍、建筑。真正趁机泄私愤图报复的是极少数，不具代表性。面对尸体、碎片和瓦砾，林彪宣布：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于是，革命行为更加猛烈有力、义正辞严。

　　根据是一种寝食难安的危机感：中国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毛主席和共产党告诉人们：国内的阶级敌人控制了经济、文化命脉；国际帝修反，把我们包围了起来。解脱之道，唯有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进而，我们还要用类似的手段，让世界人民都过上“社会主义的好日子”云云。肩负这样的理想和抱负，群众的革命行动只有坦然之意、毫无残忍之心。就像蛮荒时代的原始人，放火烧山，并无破坏植被的动机，只道火种刀耕人能胜天。

　　这种于理有据、出自真诚的破坏行为至今漫延。最近的大例子就是殉道式的“911恐怖袭击”了。目前，大陆因崇尚名利地位而遵循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在一本正经地制造另一种民族悲剧。不仅自相残杀，人类还以同样的壮志豪情，开辟了另一条战线：向自然开战。人类之间，灾难制造者均以“正义的代表”自诩；磨刀霍霍向自然，则因贵为“万物之灵”，理应享有更高水准的物质生活。

　　对于自己、对于地球，人类之可怕正在这里。伸张正义、追求幸福无界无限，尺度分寸没有标准，我们能做的恐怕只有借鉴历史教训，“冤有头、债有主”，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迁怒、不贰过”把破坏程度降到最低。

　　文革的全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顾名思义，革命的对象是文化。中共自己也说，这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大革命，还喜欢冠上一个定义“史无前例”，结果画蛇添足了。中国历史上，革文化之命的运动不止一次，远的不说，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划时代的一次。前前后后，大中小规模的传统反省、社会改造不胜枚举。“史无前例”仅限规模，规模空前、失败之彻底也不多见。

　　从历史进程上看，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经几个社会发展阶段，变化可谓天翻地覆，方向未改强国富民，改造的主要对象一直是那个，妨碍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传统文化。明末，西方传教士带着一些科学技术来到中国，国人视为“奇技淫巧”，无碍中华文明优越性。是清朝后期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国人茅塞。洋务运动、变法维新、新文化、新生活、抗日战争……，都有内与落后的传统文明斗，外与“为富不仁”的洋人比的目标和动力。中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进步的。

　　社会改造的方式方法很有哲学含意，有点像朴素唯物论指导出的中医治病法则。首先是诊断，根据疾病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性质不同，制定汗、吐、下、和、温、清、消、补治疗方法，达到气血通畅、阴阳平衡的理想状态，名曰“致中和原则”。社会弊病像身体疾患一样复杂多样，区别对待、一一施救如对症下药“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干者润之，湿者燥之，热者冷之，寒者温之”则缓不济急。国民既无此耐心，世界局势也不允许。只能溯本寻源、一记中的、纲举目张。

　　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民谚：不为良相便为良医。都是医病、治人与治国，原理不无相通之处。医史“金元四大家”有张子和者，著有《儒门事亲》。认为人体发病都是内有邪气，不论正气是否虚，必须先驱除邪气，邪去则正安。所处之方，首重上述中医八法中的“汗、吐、下”三个狠着。其药多为峻猛之剂，就是曹雪芹所说的“虎狼药”。此人在中国医学史上很有地位，就像历史上的政治家，看法极端、手段激烈就名气大、实践机会多。主温和调解社会矛盾的改良派，多半做不出什么大局面。因为，百多年来，中国的内忧外患太严重了，等不起。

　　曾经在经济、文化上领先世界的中国，后来落到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各界都说是传统文化糟粕滞塞所致，需翻然改进、弃旧图新。十九世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救国功效有限；五四学人干脆主张全盘西化。西方思想派别不一，一齐涌入中国，等于打擂台。“狭路相逢勇者胜”，来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勇者毛泽东等结合，主导了中国的社会改造。在那个选择与试行的过程中，中国逐渐独立、社会面貌有所更新；“孔家店”关张歇业，新式中华文化孕育在腹。

　　虽然贯穿党争、内战，中国却在进步。国人无私无畏、高风亮节地接受了为此而付的生命财产代价，以为国家富强、民族昌盛，非暴力手段不办。国家领导权，从而历史地交在了共产党、毛泽东手上。既然“恶治”有效、自然“效不更方”，而且“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适用五行八业、大事小情。限度何在，无人问津。

　　革命运动惯性巨大，个人崇拜深入人心；阶级分析唯一思路，暴力革命无上良方。不料，社会承受改造、与病体适应疗法一样有个边界。不得其法或力度大太，就会像老百姓讽刺庸医时说的：聋子没治好，又给弄成哑巴了。病人没有医学知识，易为错误疗法所误，民众所知有限，就会把误国之方当成兴邦之策。文革，亿万革命群众推波助澜，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无所不用其极地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抗衡国际上的帝、修、反。将自戕之方当作振兴之道，把国民经济弄到了崩溃的边缘。

　　文革失败于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幼稚可笑、不成大器、不当大任；封资修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尚不过时，急于去之而无替代，违反了社会法则。毛泽东心知肚明，一次文化革命，不足以创建龙配套的“四新”，需待“七八年来一次”文革，逐步完善。第一次意在打下坚实的基础。

　　但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既不符合国情，也不适宜人性。而抽掉了“四旧”的中国社会，就像空气里氧含量不够、饮食中蛋白质不足，生存其间呼吸困难、营养不良、血流不畅、头重脚轻。所幸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的人生第二大业，随他一起扣在了纪念堂的玻璃罩子里。按惰性，毛若多活十年，那种浑浑噩噩的状态还会拖延。

　　历史学家说：民族文化，起源于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由此决定的生存方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发展、成型。其传播过程中，继承、扬弃和改变的量与度，也受基本生产生活方式制约。自然进化与筛选。人为、急就，实属不自量力。

　　然而，人类智慧的最大考验之一，是政治方案的适用性；最难把握的，是社会改造的力度和分寸。所以有人说：无论成功或失败，历史都是“英雄与人民共同创造的”。

　　孙中山先生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鲁迅先生说中国遍地阿Q；实为痛惜之语。他们当然知道“聚沙能成塔”、对外发射匕首和投枪。中国的问题中国人自己能解决，因为大众广泛地具有为民族献身的忘我之情。可惜，就像古人说的：士气者，一而盛、再而衰、三而竭。在复杂的世界环境中，民族复兴事业既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就得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精神够不够厚重，能经住多少分流与耗损了。

　　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精神几经动员，先是推翻帝制，继而新文化运动，然后南北统一……。为之付出心血与生命者，不下千万。而最彻底地动员民众为国为民的献身精神的，大约有两次，一次是抗日战争，一次就是文化大革命了。经过这么两次，中国人公而忘私的精神看似用尽，带着剩下的个人奋斗、争权夺利、贪污腐化，进入了目前的“新时期”。

　　所谓彻底动员，意谓尽其所有地动用。那两次全民力量的投放、方向和结果完全不同。抗日战争：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不具有守土抗战之责-----是对外。羸弱的人民、贫瘠的中国，含辛茹苦、赴汤蹈火、屡败屡战，牺牲逾千万，维护了中国独立，振奋了民族精神。十年文革所付的生命代价也以千万计，却是内斗。举国上下，除了襁褓中的孩子，略有所知者，无不多多少少、主动被动表态、站队，“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奋斗”。后果却是耗竭了人们的向善之心，离间了人们的友爱之意。

　　积累了一个世纪对列强的仇恨，尽情地宣泄在抗日战场后。振兴中华，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道路，就是“内部争执”了。历史伟人如毛泽东等，境界太高了，他们的价值观念远离升斗小民的层次。民族战争的创伤，无需停止争斗、全国疗养，轮流调用各地、各个阶层的资源。可矣。内战，改变了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所有制，然后是各种各样的清算运动。分期分批将普通百姓的情操一番揠苗助长。模仿抗日时期：男女老少都能为民族存亡绝续有所贡献；工农大众，则个个是革命机器上的镙丝钉，且需闪闪发光。

　　党内培训约自延安整风始；进城后则立即着手训练全民。国家民族、主义理想，提升了每个人的觉悟。是农民吗，站在虎头山、放眼全世界；是工人吗，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是学生吗，为人民学文化、时刻准备接革命事业的班……。狠斗私字一闪念，集体主义无孔不入；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思想意志全国统一。人们心甘情愿、时时处处用党的号召要求自己，用毛主席的教导鞭策自己。不是说：个人的价值，在于其存在对周围之影响吗？个人放大为伟大事业的一部分，于有荣焉。

　　曾几何时，中国的民族正气如彼、万众追随。有这么成熟的条件，党要搞什么样的运动，民间都一呼百应。七亿五千万人民的政治热情、献身精神，被毛泽东一次用尽，倒比苏联那样，在七八十年间慢慢耗竭，合算些呢。都说毛泽东最懂政治，集中外古今统治术之大全。也许是老虎打盹吧，他竟忽略了“是镙丝钉就必然被磨损”，需要加油、养护，反而落入了“物极必反”的窠臼。事实上，国人为事业献身的精神，林彪事件后就逐渐开始见底了。破四旧、立四新，没有给革命群众带来任何好处；大字报、大批判人人自危。只奉献而无所得还能继续者，可遇不可求，人群中的凤毛麟角也。

　　艰苦卓绝的对日抗战，曾经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但中国式的献身精神，在国际上效仿乏人。加上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就令世界畏惧了-----这样的民族，做事（抗日）不计代价、（文革）不顾后果啊！据说，拿破仑曾经告诉英国人：中国并不软弱，它是睡眠中的狮子，一旦惊醒、世界将会为之震动。改革开放，国内外的人们都说“睡狮中国”醒过来了，变成世界工厂了。不料，工厂的动力是名利；工厂的生产不安全；工厂的分配极不公平；工厂制造了大量的贪腐和堕落；工厂的运行方向颇为可疑。

　　不仅洋人对华望而生畏，我们自己也要有些检点：不发动战争并不等于和平：分配不公，寡不足虑而患不均，引起过内战；道德滑坡，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资源枯竭，下单进口等于掠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实为另一种形式的侵略……。就像机体受伤需要疗养一样，过度透支后的民族精神，需要相当长时间的休养生息。希望择吉重整旗鼓的时候，调门降低一点、着眼不要太高、公私兼顾，莫忘吸取历史教训，方为行善积德、造福人类之义举。

　　据说，历史学界中有一派，主张把重大事件放在历史进程中，才能看清楚其来龙去脉、意义云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若是引用这个方法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与机制，则近因不晚于毛泽东出掌中共；远因至少萌发在鸦片战争。

　　按照汤因比的说法，直至十九世纪前期，欧洲人心目中的“世界历史”，只包括欧洲大陆和接受其文化的“殖民地区”，是为“欧洲文化中心论”。无独有偶吧，那时的中华帝国也真诚地以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不料，列强炮舰几艘、兵将数千就在中国入无人之境了。此事对中华民族的刺激太大了，无论付出什么代价，若不尽快崛起，几于无地自容。

　　历史学家如黄仁宇等解释社会进程、民族运动，又有“接力”之说。认为：不同党派、集团相继以不同的方式领导国家，其争权夺利背后的推手，是承先启后推动国家改造、民族进步的大趋势。曾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尼·雷日科夫在《大动荡的三十年》中说：“历史本身是没有具体形象的，它的具体形象是人。历史把人推向前台，授权他们以历史的名义说话、做事。”近代中国迄自1840年，咸丰皇帝、慈禧太后以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伐统一、乃至后来的共产主义运动，无论发起人心里做何打算，其号召民众的共同点有“振兴中华、强国富民”之意，区别在于采用的方法手段各有不同。

　　从这个大脉络上看，为了雪耻与富强，中国人什么办法都乐于尝试。《诗》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人以博大的胸襟“师夷之长以制夷”。一一筛选西方成功有效的方式方法。体育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欧美留学生倡议，响应的人不少；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苏联共产党指导，施行的力度大。多种方案里，“改变社会制度”强暴胜出。可能是求成心切吧，所有的人都想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恢复其世界地位。虽然帝制结束进入共和，抗战胜利跻身四强，但是，社会改良缓不济急，非大动干戈不能扫清障碍、兴利除弊。

　　确实，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非改变制度不可；公有制、集体化、党领导，易于整合资源、凝聚力量。国民党虽然维持了中国的统一与独立，终因无力协调朝野力量、迅速廓清社会环境、发展经济，令民众失望而被共产党取而代之。因中共的方针政策与以往那些效率不高的建国方略完全不同，而且头头是道。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中共建国，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为了实现民族复兴，除了“社会主义道路”，什么办法都试了，与西方的差距仍然悬殊地令人汗颜。人们不免打起精神，给共产党这个机会。

　　中华民族信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为了远大的理想，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你说，生产资料公有制有利于建设，我们就把土地划归集体、工厂交给国家；你说我们得艰苦朴素、发奋图强，我们就节衣缩食配合你的票证定量；你说右派干扰党领导建设，我们就批判剿灭绝不留情；你说来个超英赶美的大跃进、激发一下民心，我们砸锅卖铁没有二话；你说美帝组织包围圈遏制中国，我们就与他势不两立；你说三年自然灾害苏联落井下石，我们就反修防修，清查其在党内国内埋下的别动队；……。

　　中国人的境界真高啊，牺牲精神举世无双。谁能拿出改造中国、复兴民族的方案，忍辱负重也心甘情愿。不然，十个中国共产党、一百个三头六臂的毛泽东，也不能那么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就像人家说的，一个时代有一种紧箍咒般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并配以相应的行为方式。没有人能够超越、不受它的制约。毛泽东的基本队伍是共产党、社会基础是人民大众。那道紧箍咒可以归结成十个字：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党内从建立开始念，国内从建国开始念，闻者无不动容。

　　人们有时会奇怪：洋人谈到中国的文革，好像不那么大惊小怪、不可思议。仅仅因为事不关己、没有设身处地吗。看似不止于此，却原来，各个国家的历史进程大同小异，多半也有过相似的经历。比如法国大革命，几乎杀光了国内的贵族；因为他们担负了阻碍民族进步的罪责。德国人跟随希特勒迫害犹太人，因为“他们是德意志复兴的障碍”；美国种族歧视，因为有色人种与他们的文明高度不配。苏联大清洗，因为党内有一支西方势力豢养的第五纵队。都因事涉根本利益，而有全民参与。

　　陈寅恪、沈从文等又说：文献资料需与文物对照，才能恰当地解释历史现象。文革之兴，符合当时的社会基础、民意人心的史料多矣。随便上网搜搜图片视频：天安门前的“红海洋”、机关学校的“大批判”、工厂车间“讲用会”、田间地头的“表衷心”……，都是现场纪录不是摆拍哦。历史真相不因参与者愧疚而装聋作哑或文过饰非就改变行迹。所以，说文革是毛泽东利用甚或迎合了人们的“革命要求”，才顺利发动起来的，不无凭据。其实，毛等号召七亿人民投身文革，用的是最为“草根”且又“庸俗”的一招：不打倒党内走资派，老百姓就要受二遍罪、吃二茬苦，中国将沦为列强的附庸。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此言绝非强词夺理、大言不惭。毛泽东之在中国获得神祇的尊荣与地位，人民群众的信服崇敬、抬举吹捧至少占一半因素。但是，我们造了这么个神，原意是希望他带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不料，他与我们一样，受制于时代的局限，除了阶级分析的方法、暴力革命的手段，别无它策。任凭革命的惯性，把最后的能量在继续革命中消耗殆尽。乐极生悲似地，在中华民族取得长足进步之后，转向苦难的深渊。

　　然而，中国人不必因为认真出演文革闹剧而自惭形秽，历史的法则中根本就没有“直线进步”这一条。民族成长、社会进步反而只能是一个痛苦挣扎、迂回曲折、误打误撞的过程。一切高瞻远瞩、正确路线，都是事后添注。幸而，我们是一个知错即止、善于学习的民族。转而开创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放在历史的进程中，莫说十年文革，三十年改革开放，即使一百七十年中国近现代史，在以往几千年、未来无限远的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

　　人生的价值在于经历人之所无。我们能够期望的只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史无前例又后无来者，让我们独享那份“唯一”，差似不幸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