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容忍“异己”是雅量 是一切自由的根本

　　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作者：胡适，选自：《容忍与自由》 ，本文写于民国48年即1959年

　　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耐儿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

　　我们谈到英国文学大师阿克顿(Lord Acton)一生准备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没有写成他就死了。布尔先生那天谈话很多，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 (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 布尔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我十七岁的时候(一九O八)曾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几条《无鬼丛话》，其中有一条是痛骂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榜》的，我说：

　　《王制》有之：”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吾独怪夫数千年来之排治权者，之以济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族投诸极黑暗之世界！…… )

　　这是一个小孩子很不容忍的”卫道”态度。我在那时候已是一个无鬼论者、无神论者，所以发出那种摧除迷信的狂论，要实行《王制》（《礼记》的一篇）的”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一条经典！

　　我在那时候当然没有梦想到说这话的小孩子在十五年后(一九二三)会很热心的给《西游记》作两万字的考证！我在那时候当然更没有想到那个小孩子在二、二十年后还时时留心搜求可以考证《封神榜》的作者的材料！我在那时候也完全没有想想《王制》那句话的历史意义。那一段《王制》的全文是这样的：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

　　我在五十年前，完全没有懂得这一段话的”诛”正是中国专制政体之下禁止新思想、新学术、新信仰、新艺术的经典的根据。我在那时候抱着”破除迷信”的热心，所以拥护那”四诛”之中的第四诛：”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我当时完全没有梦到第四诛的”假于鬼神……以疑众”和第一诛的”执左道以乱政” 的两条罪名都可以用来摧残宗教信仰的自由。我当时也完全没有注意到郑玄注里用了公输般作”奇技异器”的例子；更没有注意到孔颖达《正义》里举了”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的例子来解释”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故第二诛可以用来禁绝艺术创作的自由，也可以用来”杀”许多发明”奇技异器”的科学家。故第三诛可以用来摧残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

　　我在五十年前引用《王制》第四诛，要”杀”《西游记》《封神榜》的作者。那时候我当然没有想到十年之后我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就有一些同样”卫道”的正人君子也想引用《王制》的第三诛，要”杀”我和我的朋友们。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一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我自己叙述五十年前主张”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故事，为的是要说明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我到今天还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不信有一个有意志的神，我也不信灵魂不朽的说法。但我的无神论与共产党的无神论有一点根本的不同。我能够容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也能够容忍一切诚心信仰宗教的人。共产党自己主张无神论，就要消灭一切有神的信仰，要禁绝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这就是我五十年前幼稚而又狂妄的不容忍的态度了。

　　我自己总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是信神的，居然能有这雅量，能容忍我的无神论，能容忍我这个不信神也不信灵魂不灭的人，能容忍我在国内和国外自由发表我的无神论的思想，从没有人因此用石头掷我，把我关在监狱里，或把我捆在柴堆上用火烧死。我在这个世界里居然享受了四十多年的容忍与自由。我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对我的容忍度量是可爱的，是可以感激的。

　　所以我自己总觉得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所以我自己不信神，但我能诚心的谅解一切信神的人，也能诚心的容忍并且敬重-切信仰有神的宗教。

　　我要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因为我年纪越大，我越觉得容忍的重要意义。若社会没有这点容忍的气度，我决不能享受四十多年大胆怀疑的自由，公开主张无神论的自由。

　　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不容忍只是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一个宗教团体总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必定是错的，必定是异端，邪教。一个政治团体总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必定是错的，必定是敌人。

　　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试看欧洲的宗教革新运动的历史。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约翰高尔文(John Calvin)等人起来革新宗教，本来是因为他们不满意于罗马旧教的种种不容忍，种种不自由。但是新教在中欧北欧胜利之后，新教的领袖们又都渐渐走上了不容忍的路上去，也不容许别人起来批评他们的新教条了。高尔文在日内瓦掌握了宗教大权，居然会把一个敢独立思想，敢批评高尔文的教条的学者塞维图斯 (Servetus)定了”异端邪说”的罪名，把他用铁链锁在木桩上，堆起柴来，慢慢的活烧死。这是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的事。

　　这个殉道者塞维图斯的惨史，最值得人们的追念和反省。宗教革新运动原来的目标是要争取”基督教的人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何以高尔文和他的信徒们居然会把一位独立思想的新教徒用慢慢的火烧死呢？何以高尔文的门徒(后来继任高尔文为日内瓦的宗教独裁者)柏时(deBeze) 竟会宣言”良心的自由是魔鬼的教条”呢?

　　基本的原因还是那一点深信我自己是”不会错的”的心理。像高尔文那样虔诚的宗教改革家，他自己深信他的良心确是代表上帝的命令，他的口和他的笔确是代表上帝的意志，那末他的意见还会错吗？他还有错误的可能吗？在塞维图斯被烧死之后，高尔文曾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一五五四年，高尔文发表一篇文字为他自己辩护，他毫不迟疑的说：”严厉惩治邪说者的权威是无可疑的，因为这就是上帝自己说话。……这工作是为上帝的光荣战斗。”

　　上帝自己说话，还会错吗？为上帝的光荣作战，还会错吗？这一点”我不会错”的心理，就是一切不容忍的根苗。深信我自己的信念没有错误的可能 (infallible)，我的意见就是”正义”，反对我的人当然都是”邪说”了。我的意见代表上帝的意旨，反对我的人的意见当然都是”魔鬼的教条”了。

　　这是宗教自由史给我们的教训：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但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

　　在政治思想上，在社会问题的讨论上，我们同样的感觉到不容忍是常见的，而容忍总是很稀有的。我试举一个死了的老朋友的故事作例子。四十多年前，我们在《新青年》杂志上开始提倡白话文学的运动，我曾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我说：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独秀在《新青年》上答我道：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我当时看了就觉得这是很武断的态度。现在在四十多年之后，我还忘不了独秀这一句话，我还觉得这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是很不容忍的态度，是最容易引起别人的恶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对的。

　　我曾说过，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着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四八、三、十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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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楼。。。

作者：王开林，选自：《同舟共进》2011年第2期

　　在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中，胡适所受到的“礼遇”无疑是最高级别的：推崇他的人将他抬到与神圣仙佛齐平的地位，批判他的人将他打入与魑魅魍魉等同的行列。这么极端的褒贬，多半由于情感天平和政治杠杆在起作用。其实，胡适的头脑显然比他的崇拜者和敌手要清醒许多，也要诚实许多，他只想做一个对国家、对教育、对学术有裨益的好人。这个愿望看似中庸，要实现它，却也是千难万难。

　　在中国，做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异常艰难的，但并非全无报酬。历史是一盆黄河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只要人们肯拿出足够的耐心，总归会看到清浊分明的那一天。

　　在政治上太天真

　　1922年5月，由胡适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在《努力周报》第2期发表，胡适、罗隆基等人主张“好人”（即“社会上的优秀分子”）从政，认为若寄希望于现实政府中的衮衮诸公，则政治永远无法清明。但胡适也有清醒的认识：他不是做政治家的料，理由是他“从小就生长于妇人之手”，心地过于仁慈，不够强悍。胡适与新月社同仁宣扬“好人政府”，无异于指斥现政府中多为坏人，因此激怒了不少贪墨成性的官僚。

　　固有的政治屏障犹如铜墙铁壁，又岂是书生的笔尖可轻易捅破的？“好人政府”的论调无疾而终，“教育救国”的论调再次摆上桌面。当时，改良主义者有一个共识，即中国的万千弊端皆因民品劣、民智卑，故而无法自强、无法自治。

　　1930年4月，胡适在《新月》月刊第2卷第10期发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用“五鬼闹中华”的形象说法指出危害中国的祸源。“五鬼”即“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胡适的这个观点颇遭时人和后人的诟病，因为他只谈到病象，未触及病根，封建专制和帝国主义这两把悬在中国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居然都被他忽略了。有人说他存心“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作辩护”，这话固然是上纲上线，但胡适的政治见解过于书生气确实贻人口实，“拥鲁派”便长期批评他的思想“远不如鲁迅深刻”。

　　在政治上，胡适是一个天真的人，也是一个矛盾的人，他有时想下水，却又怕弄湿了鞋。偏是这样，他最终还是下了水，未能坚守住20年不问政治的自期。当日本军队打破中国的国门后，胡适毅然放下学问，走出书斋。

　　1938年8月初，旅法旅英期间，胡适接连收到蒋介石的两封电报，慎重考虑了一番，出于救亡图存的民族大义，他复电称：“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胡适写信给夫人江冬秀，自承违背不做官的初衷，目的是为救国家于水火，解民族于倒悬，待使命完毕，终当返回讲台和书斋。

　　1938年10月6日，胡适就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有趣的是，东邻敌国对此反应颇为紧张。东京的《日本评论》在日本舆论界独执牛耳，竟主动向政府献策：“日本需要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抵抗胡适。那三个人是鹤见辅、石井菊次郎、松岗洋右。鹤见是文学的，石井是经济的，松岗则是雄辩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胡适之众望所归。

　　胡适上任不久，首都南京即告失守，中国正处于最危险的时期，胡适的心脏也处于最脆弱的时期。此时，美国奉行孤立主义，援华呼声若断若续，胡适遂利用自己的影响，演讲和撰文造势，《日本侵华之战》刊登于纽约报章，反响强烈，使日本暴跳如雷，甚至呼吁美国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对胡适的“非美”活动有所制裁。

　　胡适与美国总统罗斯福都是乐天派，两人相见恨晚，交情融洽。珍珠港事变发生后，罗斯福亲自致电胡适：“胡适，我要第一个告诉你，日本人已经轰炸珍珠港！”负责马歇尔计划的霍夫曼曾戏言，胡适再不写信给他，他将削减援华经费两亿美元，幽默中见出爱重。胡适卸任时，美国副总统赫尔赞扬他是华府外交团中一位最有能力、工作效率最高且最受人敬重的使节。

　　尽管胡适是一位称职的大使，但他并不适合在官场行走。好友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在《我记忆中的适之》一文中写道：“他卸任驻美大使后，我就劝他离开政治回到教育界来，盖我知其为人一生忠诚和义气对人，毫无巧妙政治手腕，不宜在政治上活动，常为人利用，而仍自乐。”抗战胜利后，胡适接任北京大学校长。 1947年12月，蒋介石想再度起用胡适担任驻美大使，胡没再遵循昔日承诺——在他的心目中，内战与反侵略战争的实质是完全不同的。他托外交部长王世杰向蒋介石婉言辞谢。

　　有些人罔顾史实，仅凭臆断就痛批胡适是“彻头彻尾冥顽不化的反共分子”，殊不知，胡适的思想更近似于活跃的化学分子，经常出人意料。据弟子罗尔纲回忆：上世纪30年代初，胡适曾异想天开，撰写文章建议国民政府将东北某省划拨给中共，让其试验共产主义的治国方略，若试验成功，再行推广。这篇论文碍于当局的禁锢，没有发表，若非对国民党太失望，胡适当不会动此念头；若非奉行自由主义，他也不会有此建议。蒋介石决不是胡适心目中理想的领袖人物，蒋虽亲近英美，取的却是实用主义的态度：对英美的军事援助欢迎之至，对其政治制度则敬而远之。

　　1949年初，美国白宫暗示蒋介石，中华民国必须拿出一块崭新的招牌，才能醒人耳目。因此有人敦劝胡适抓紧时机，组织一个政治团体，积极从事。胡适向来劝导青年人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他自己当然也不会甘愿做政治傀儡。1949年6月，国民党大势已去，宋子文给蒋介石出馊主意：任命胡适为行政院院长，借重胡的国际声望，以图获得友邦的奥援，力挽狂澜于既倒。蒋介石别无良法，也准备将死马当活马医。对于此番别有用心的延揽，胡适敬谢不敏，他不愿贪虚名而取实祸。

　　1954年2月，台湾召开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蒋介石故伎重演，再次推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胡适郑重表示，他的心脏病史已长达15年，连人寿保险公司都不愿给他开具保单，还如何担当得起“总统”的职责？有好事者问他，假若他果真被提名，然后当选，又该怎么办？胡适的答复颇为率性：“如果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

　　胡适由美赴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后，常要填表，一遇“职业”栏，即颇费踌躇。一次，他笑着说：“我活到今天，还不知道我的本行是哪一行，还不知道我的职业怎样填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身上毫无官僚气息，从不喜欢别人称呼他为胡院长，而希望叫他胡先生或胡博士，他说：“我们是一个学术机关，称官衔，让做官的人去称吧。”他愿做政府的诤友，也只有他这样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才有做诤友的价值。

　　“容忍就是自由”

　　应该说，胡适对中国社会的解剖和批判一直是不遗余力的，即使与鲁迅相比，也不遑多让。1918年6月，《新青年》推出一期“易卜生专号”，胡适写下了《易卜生主义》的长文：“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是一点病也没有，却不知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胡适一辈子不肯曲学阿世，不肯随波逐流，即使当着独裁者的面，也敢发出自己宏亮的心声。在他看来，科学和思想若要兴盛，至少言论自由不可缺席。

　　1925年秋，孙中山尸骨未寒，由诗人徐志摩主持的《晨报》副刊即连篇累牍地讨论苏俄问题，隐然站在反对联俄的立场上，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相抵牾。当时，陈独秀担任中共总书记，对《晨报》的所作所为自然很难满意。同年11月29日傍晚，《晨报》馆被激进的游行者联手捣毁并纵火焚烧，震惊中外。事后，胡适与身居上海的陈独秀通信交流看法，陈独秀拍手称快，认为烧得应该。胡适的内心顿起波澜，对陈独秀的态度深感失望，这位从不讲狠话的学者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发出了与好友绝交的警告：“五六天以来，这一句话常常来往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而见解主张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胡适所讲的“这一点”就是言论自由。他担心，一旦用暴力摧残舆论的恶例成为惯例，激进分子动辄以非民主的方式强求民主，以反自由的方式硬争自由，现实的黑暗将会更加深不可测，自由和民主的萌芽将会惨遭践踏，“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胡适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上世纪20年代末，胡适膺任上海的中国公学校长，他准许学生各抒己见，无分左、中、右，人人皆可畅所欲言。当时，有人捕风捉影、散布谣诼，说胡适讲过：当年苏联派人来中国商洽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点名要见的就是胡适，由于当日有事，胡适让陈独秀去了，结果陈独秀成为了中共创始人。许多学生愤愤不平，为了维护胡适的名誉，要将这份匿名的揭帖当众撕去，胡适却一笑置之。

　　胡适既是一位世界主义者，也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一生最急切的愿望就是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迎头赶上西洋的进步。他爱好和平与秩序胜过爱好自由与民主，始终反对以暴力争取自由。胡适并不是因为怕事而崇尚和平，而是因为服膺民主的精神。他极注意言论自由，就是要保住民意的孔道。毫无疑问，和平、民主、自由是构成其信仰的三元素。

　　1956年，蒋介石七十华诞，《中央日报》征文为蒋祝寿，该报发行人和社长胡健中向旅居美国的胡适约稿。胡适遵嘱寄上一文，其中用了一个洋典故，说的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打高尔夫球时，幕僚前来请示：某个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案，您想采用哪一种？艾森豪威尔挥杆不辍，让幕僚去找副总统尼克松定夺。胡适用典的意图昭然若揭，那就是劝蒋介石无为而治。胡适随文附信，对胡健中使出激将法：“我谅你也不敢登！”结果，胡健中硬着头皮将文章登出来了，蒋介石居然雅量宽宏，未予计较。

　　迄至晚年，胡适认识到自由重要，容忍更重要，他把“容忍就是自由”变成了口头禅，自有其深意存焉。

　　“箭垛式的人物”

　　新文化运动发轫之际，有人指责胡适不分青红皂白打倒孔家店，实属罪大恶极。但打倒孔家店的头号猛将明明是吴虞，这笔烂账却算在胡适头上，他不予置辩。胡适对于人身攻击向来不作公开回应。

　　章太炎的大弟子、北大教授黄侃对新文学不存好感，对胡适抱有敌意，他曾在中央大学课堂上戏称胡适为“著作监”，学生不解其意，黄侃的回答颇为阴损： “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也。”学生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黄侃是存心讽刺胡适的著作只有上部，没有下部。此喻遂传为笑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中国白话文学史》均只有上部，下部长期付之阙如，倒也是事实。林语堂曾幽默地夸赞胡适是“最好的上卷书作者”，这一“美誉”多少有些令人尴尬。

　　左倾的青年百般挑怒胡适，无所不用其极，胡适却一概宽容，完全是一副“老僧不见不闻”的态度。1930年，胡适写《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其中有二三百字批判唯物史观的辩证法，这一页就让叶青等人骂了几年，胡适一直不回应不理睬。

　　自成名之日起，胡适就是“箭垛式”的人物，尽管如此，胡适从不赞成自己的朋友或学生意气用事，对论敌实施人身攻击。女作家苏雪林是反鲁急先锋，1936年11月，鲁迅尸骨未寒，苏雪林即在《与胡适之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自跋》中写道：“以鲁迅一生行事言之，二十四史儒林传不会有他的位置，二十四史文苑、文学传，像这类小人确也不容易寻出。”这样的措辞近乎谩骂，已超越了文学批评的正常范畴，立刻遭到胡适的严肃批评：“我同情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至于书中所云‘诚玷污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邪小人’——下半句尤不成话——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1943年元旦，胡适花费20美金购获30大本的《鲁迅三十年集》，然后连夜挑灯细读集中没有读过的文章，这是胡适在交卸了驻美大使职务后购读的第一套书，由此可见他对鲁迅心无芥蒂。

　　中国文化界有一耐人寻味的现象，数十年不变，批判鲁迅的必揄扬胡适，反之亦然，鲜有调和者，更鲜有兼爱者。鲁迅与胡适的旗下各有千军万马，双方杀来杀去，阵地数易其手，至今未分胜负。鲁迅倾向革命，胡适倾向改良；鲁迅倾向破坏，胡适倾向建设。以中国社会而论，改良显然比革命更温和、更迟缓一些；建设显然比破坏更紧要、更迫切一些。苏雪林是坚定的拥胡派，却偏偏具有鲁迅的愤嫉，她崇敬胡适老而弥笃，实为奇事。苏雪林自称一生只痛哭过两次，一次是母亲去世，另一次便是胡适去世。她奋勇反鲁，务为驱除，自然就在情理之中。

　　胡适中西学问俱粹，既热情讴歌现代文明，又维护农本社会（不主张革命）。一生如他所言，确实“左右为难”。他自诩为世界主义者，却未能完全丢掉孔孟之道的包袱，无论是在“以小人始，以君子终”的西方社会，还是在“以道义为名，以乡愿为实”的中国社会，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君子，天真而又本色。偏激的人嫌他的言行常常折衷，不够诡异刺激；保守的人又恨他离经叛道，为异端邪说树帜张目、铺路搭桥。共产党批评胡适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国民党却批评胡适对共产党是“姑息养奸”，他落了个两面不讨好。

　　1957年11月，“中央研究院”第三届第三次评议会以全票（18票）推选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翌年4月8日，胡适将书籍悉数运往台湾，作永久定居计。胡适回到台湾，表面上热闹，骨子里却只有寂寞和冷清。台湾大学教授徐子明、中国医药研究所所长李焕荣撰小册子《胡适与国运》，极尽人身攻击之能事，嘲骂胡适有领袖欲，讥笑胡适在美国混不下去了，回台湾是为了组织新政党，与政府为难。面对汹汹之议，胡适处之夷然，且不无幽默地调侃道：“大陆已印行三百万字，清算胡适思想，台湾还得加把油，否则不成比例。”

　　胡适尝言：“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反而损害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愿挨骂。”雅量真非常人可及。

　　旧学邃密，新知深沉

　　当年，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学人崇博雅，“夸多识”；而西方学人重见解，“尚新知”。由于在学术价值上的取向差异，中国学人善记诵而少发明。蔡元培曾夸赞胡适“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在学术上，胡适“不立异，不苟同；不自立门户，也不沿门托钵”，他只开风气。当年，有一位联坛高手将“孙行者”对应“胡适之”，堪称切对。胡适确实就像孙悟空，是向西方取经的头号主力，他扫清妖氛迷雾，为中国文化界取来了几部真经。

　　哲人必定留下哲言，精妙哲言较之长篇大论更具穿透力和影响力。胡适的许多哲言丝毫不逊色于《论语》中孔子的哲言。比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作事，严肃的作人”，“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要小题大做，千万不要大题小做”，“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做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点主义”，“呐喊救不了国家”，“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生命本没有意义，你要能给它什么意义，他就有什么意义。与其终日冥想人生有何意义，不如试用此生做点有意义的事”，“不做无益事，一日当三日，人活五十年，我活百五十”。胡适勤者多获，以他的三倍乘法计，他在世间活了72岁，即相当于绝大多数人活足216岁——其实又岂止此数呢。

　　胡适治学如老吏断案，极重视证据，最烦人轻作断言，什么“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什么“明代士大夫重气节”，诸如此类，他统统斥之为“胡说”。他在致弟子罗尔纲的信中写道：“名利之求，何代无之？后世无人作《货殖传》，然岂可就说后代就无陶朱、猗顿了吗？西汉无太学清议，唐与元无太学党锢，然岂可谓西汉唐元之人不务名耶？要知杨继盛、高攀龙诸人固然是士大夫，严嵩、严世蕃、董其昌诸人以及那无数歌颂魏忠贤的人，独非‘士大夫’ 乎？”罗尔纲作《太平天国史纲》，外界赞为民间良史，胡适却感到很不满意，他责备道：“你写这部书，专表扬太平天国，中国近代自经太平天国之乱，几十年不曾恢复元气，你却没有写。做历史家不应有主观，须要把事实的真相全盘托出来，如果忽略了一边，那便是片面的记载了。这是不对的。你又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了太平天国提倡通俗文学的影响，我还不曾读过太平天国的白话文哩。”如此严切的批评无异于当头棒喝，令罗尔纲知所改进。

　　胡适研究先秦诸子，他考证出的老子的年代与钱穆不相合，有人批评他有成见，胡适又好气又好笑，他对学生说：“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什么成见呢？”有的同学问他要不要去听钱穆的课，他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该自己去选择，看哪个更言之有据，更合乎真理。”

　　胡适做北大校长时，壁报上每天都会更新骂他的揭帖，但他在红楼讲“宋朝理学的源流”，能装五百人的大讲堂仍撑得满满当当，连讲台上也有人席地而坐。胡适讲课，“字正腔圆，考据博洽，还带上许多幽默，弄得人人叫好，个个满意”，他的魔力真够瞧的。这正应了徐志摩的那两句赞美词：“你高坐在光荣的顶巅，有千万人迎着你鼓掌！”

　　胡适一生桃李满天下，最得意的弟子却要从物理学的根脉去寻。物理学家饶毓泰、吴健雄是他任中国公学校长时的学生，算起来，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是物理学家吴大猷的弟子，是饶毓泰的徒孙，胡适则是他们的太老师。

　　“我的朋友胡适之”

　　胡适和蔼可亲，总是满面笑容，言谈晏晏，使人如坐春风，与马君武那种盛气凌人，一言不合，就用鞋底抽打对方的耳光大异其趣。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曾择定不到30岁的胡适为接班人，胡适自觉经营业务非己所长，且他更乐意留在学界，便推荐老成持重的王云五代替自己。这件事使人看到老辈学人对晚辈的爱惜和扶持。胡适提携后进同样不遗余力，最难得的是他还不存党派之成见。千家驹是共产党员，胡适推荐他去陶孟和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去，陶有顾虑，胡适便说：“你管他是不是共产党，你就看他在你这里工作行不行。”

　　上世纪50年代初，张爱玲寓居香港，寄小说《秧歌》给胡适，他看得极为仔细，赞赏备至，嗣后将通篇圈点且题写了扉页的原本寄还张爱玲，使她“看了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张爱玲到美国后，颇得胡适的照拂。这两位《海上花》的高级别读者，对文学的理解有许多共同之处。胡适爱护晚辈，慈中有严，女作家谢冰莹请胡适题词，胡适的话句句都到心坎：“种种从前都成今我，莫更思量莫更哀。从今后，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

　　胡适爱才、惜才、奖掖后进，乐意做青年人的朋友，他常用易卜生的那句名言——“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把你自己铸造成器”激励青年人。胡适对许多学者都有知遇之恩，他从不在意对方的政治立场，只留意他们的学问。如季羡林、杨联升、沈从文、毛子水、邓广铭、吴晗、千家驹、罗尔纲……许多才俊经胡适的提携和培植成为国家栋梁。但胡适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彭明敏曾得胡适的器重和帮助，赴法国学习国际航空法，学成后任教于台湾大学，30多岁即为教授。此人精神不健全，竟然公开扬言要将外省人处死1/3，放逐1/3，留下1/3供他们驱使，丧心病狂一至于斯，胡适地下有知，会作何感想呢？

　　胡适是乐天派，也是务实派。他很少大言炎炎，看人全凭自己的判断，“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叶公超尝言：“有一时期，我们常常有所争论，但是他从不生气，不讥讽，不流入冷嘲热讽的意态。他似乎天生的有一个正面的性格。有话要主动的说，当面说，当面争辩，绝不放暗箭，也不存心计。从前上海的左翼作家，在鲁迅的领导之下，曾向他‘围剿’多次。他答复过，有时占点便宜，多半是吃亏，但是他的文字始终是坦率而纯笃的。刻薄是与适之的性格距离最远的东西。他有一种很自然的醇厚，是朋友中不可多得的。”

　　至于帮助同行学者，这更是胡适的习惯动作。林语堂官费到哈佛研究，由于费用未及时发放，他陷入困境，打电报回国告急，胡适倾尽私囊汇寄两千美金（在当年这是一笔巨款）使其完成研究。林语堂回国后才知就里，胡适却从未向林语堂提及此事。

　　1948年，胡适将自己珍藏的孤本秘籍《红楼梦甲戌本》慷慨借给燕京大学的学生周汝昌。他对周汝昌的为人一无所知，借后却从未提及和索还。周汝昌与其兄周祜昌先斩后奏，录下副本，然后写信告知胡适，胡适肯定他们的所为。周要做一些更深入的研究，为曹雪芹的原著恢复本来面目，胡适也愿意鼎力相助，并借给周汝昌《戚蓼生序本》和《庚辰本》，使三种真本汇齐于周汝昌手中。

　　“我的朋友胡适之”绝非浪得虚名，以至于林语堂在他主办的幽默杂志《论语》上宣布：“这本杂志的作者谁也不许开口‘我的朋友胡适之’，闭口‘我的朋友胡适之’。”因为这样的人太多了，以至于鱼目混珠，真假莫辨。

　　1959年，台北街头一位卖芝麻烤饼的老人袁瓞弄不懂美国的议会民主制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有何不同，更拿不准二者孰优孰劣，他鼓足勇气，写信向胡适求教。胡适用公开信作答，极之乐观和欢欣。信中有这样一节文字：“我还可以说，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卖饼的，每天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道——单这一件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胡适请袁瓞到南港中研院去玩，不仅送书给他，还语重心长地说：“社会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只能有零售，不能有批发……许多人做事，目的热，方法盲，我们过去有许多人失败的原因，也是犯了有抱负而没有方法的毛病。”胡适与一位卖饼的小商贩交流起来尚且没有障碍，而且能够平等待之，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

　　唐德刚说：“胡适的伟大就伟大在他的不伟大。他的真正过人之处，是他对上对下都不阿谀……他说话是有高度技巧的，但是在高度技巧的范围内，他是有啥说啥！通常一个有高度清望的人，对上不阿谀易，对下不阿谀难，而胡氏却能两面做到。”唐德刚称道胡适：“他可以毫不客气地指导人家如何做学问，他有时也疾言厉色地教训人家如何处世为人。但他从无‘程门立雪’那一派的臭道学气味，被他大教训一顿，有时受教者还往往觉得满室生春，心旷神怡！”

　　一杯在手，含笑而终

　　胡适曾为英年早逝的《学术》杂志创办人刘伯明作挽联：“鞠躬尽瘁而死，肝胆照人如生！”若将这副挽联用在他身上，同样切合。

　　有人说，胡适是世间最幸运的书生，20多岁即暴得大名，尔后40多年，获得过世界一流大学颁赠的36个荣誉博士学位，一直能维持清名而不坠，虽在大陆受到口诛笔伐的围剿，却无损其毫发。也有人说，胡适高处不胜寒，五四时期，他旗下猛将如云，健卒如雨；其后，他麾下将多兵少；及至暮年，几乎无兵无将，比诸葛亮六出祁山更恓惶。

　　梁实秋在《怀念胡适》一文中写道：“他重视母命，这是伟大的孝道，他重视一个女子的毕生幸福，这是伟大的仁心……五四以来，社会上有许多知名之士，视糟糠如敝屣，而胡先生没有走上这条路。”诚然，有些人以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做护符，干些荡检逾闲的事。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等人都未能免俗，赶了休妻的潮流，胡适却忠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依然得到俗世的幸福，可谓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迄至晚年，由于精力透支太过，胡适积劳成疾，数病缠身，他患有严重的胃溃疡，胃被切除十分之六，还患有肺炎和心脏衰弱。

　　1962年2月24日，中研院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胡适主持。会前，医院方面对胡适的健康状况颇感忧虑，打算派出医护人员陪同左右，胡适坚决反对，他说：“今天的会是喜事，他们一来，像是要办丧事。”结果一语成谶。下午五点在蔡元培馆开酒会，胡适请凌鸿勋、李济、吴健雄三位院士讲话。科学家们对“科学生根”的问题意见不一，胡适病体支离，情绪受到困扰，作总结时说：“他们围剿我，我很欢迎，这是学术自由……我挨骂了四十多年，我从来不生气。”他最后说的一句话是：“好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大家请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谢谢大家！”6点多钟时，客人离去，胡适与凌鸿勋夫妇握手时，心脏病猝发倒地。胡适尝以“路远不须愁日暮”勖人兼自勉，怎奈病来如山倒，遽归道山。一杯在手，含笑而终，可算好死法。72岁终其天年，也较新文化运动中的其他主将和健将刘半农（44岁）、钱玄同（53岁）、鲁迅（56岁）、陈独秀（63岁）为殊胜。不少人认为：胡适死得其所，他生平最佩服蔡元培，如今死在中央研究院的元培纪念堂，与蔡元培同寿；而且有这么多朋友、学者为他送行。一个不平凡的人，终有不平凡的死。

　　胡适一生，不管做一个好人有多难，他都努力去做了。

　　胡适死后，清点遗物，好衬衫只有一件，好袜子只有一双，其他的衬衫和袜子皆曾补过，身无长物，一寒至此，真正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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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文典 口述 林东林 采访

　　钟文典：1924年生，1946-1950年先后就学于北大历史系和政治系。1950年毕业留校，任明清史专家郑天挺的助教，并攻读他的研究生。1952年，应广西大学校长杨东莼之邀，回广西任教。以研究太平天国著称，曾任中国太平天国研究会会长等职。

　　在俞大缜家喝咖啡

　　我在北大上的第一课是外语课，老师是个老太太，俞大缜，国民党那个俞大维的妹妹，曾国藩的外曾孙女。老太太很认真，也很严格，一看有个新同学来，就叫我起来念。我第一天报到，第二天就上课，当时还没有书，就拿了边上同学——就是傅作义儿子——的书。念完了，老太太没叫我坐，说：“怎么开学一个月了，你连课本也没有？”我是刚从南方去，普通话也说不好，又不好解释，就在那里听她批评。完了她马上就测验。第3天放榜了，成绩单公布在图书馆前的那面墙上，我的名字排第一个，钟文典，59.5，用红笔写的。哎呀，我一看，糟糕了，全班有3个不及格，我是一个。

　　第3天又上课了，老太太又叫我起来念书，我念完了她说：“你的发音不错，就是说得太快了。”然后又问我：“你现在有书了没有？怎么回事？”我就把情况告诉她。老太太人很好啊，就说我错怪你了。后来有一天，她要我到她家里去，冲了一杯咖啡给我喝。所以我第一次喝咖啡就是在她家里。当时北大师生是这样一种关系。

　　俞大缜先生这个人很耿直。后来罗尔纲先生研究太平天国，写了《李秀成伪降考》，受到批判。俞先生就出来作证，说李秀成的确是伪降，她说我听我的先辈说过，李秀成劝曾文正公做皇帝，他是想策反，曾文正不敢。当时正在批判(罗尔纲)的风头上，她敢出来作证，那是很不容易的哦，而且她还去找周总理说理。

　　曾国藩的曾孙曾昭抡那时也在北大，是教务长。他不是搞化学的嘛，一天到晚穿黄呢大褂，上面有很多洞，都是化学药品搞的。他刚上班的时候有个笑话，门卫守住门不让他进。他是教务长，要上班，为什么不让他进？穿的是破大褂，两只鞋穿反了，人家一看以为他神经不正常。后来有人说这是教务长啊，你不让他进？才放他进去。我听过他的演讲，在大礼堂，差不多坐满人了，站着听的都有。当时北大每天差不多十几二十场讲座，随你听，挤破人的有，十几个人的也有，照样讲。不会像现在这样正规，一定要到多少人数，十几个人好像就不行。

　　跟沈从文淘文物

　　大学国文第一课，是沈从文先生上的。沈从文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一看，沈先生是这个样子：很清瘦，个子不高，戴了一副近视眼镜，外面穿一个大褂。他讲课像他人一样，慢条斯理，有时候讲着讲着自己还笑一笑。所以他给我的印象是温文尔雅的一个君子。我上了他一个学期的课，聊过几次。

　　解放以后沈先生没有工作，后来是郑振铎帮他安排到故宫博物院。文学搞不了他就研究古代服饰。但他研究什么成什么，他那个服饰史现在也没人超过他，是吧？

　　1954年，学校(广西大学)叫我去买些文物，第一站我就到故宫博物馆。他们说这个你要问沈先生。一看，他就在那个大厅的角落里。我马上过去，叫了一声先生。他抬头看，我向他鞠了一个躬。他说：“你是谁呀？”我说我是你的学生。他有点印象，就问我找他干什么，我说学校给我2000块钱买文物，要建文物室。

　　因为我们是师生，他很坦率，说你不懂，你明天8点钟来，我带你去。第二天就带我从故宫博物院跑到西琉璃厂。我请他坐黄包车他不坐，一定要走路去，故宫到西琉璃厂蛮远的啊！一连3个上午，他一家家挑，一件件比，再一件件砍价。用完2000块钱，他就去监督人家装箱，然后跟我说你可以回去了，剩下的我帮你做得了！

　　结果为这些文物，沈先生先后来了6封信，都是蝇头小楷，毛笔字写得很清秀。我临走时，他还送了一块自己的唐代铜镜给我们文物室。1960年还是 1963年，他来桂林，到文物室去看，很高兴，说，“我这个破铜镜也在！”我特地用个玻璃盒装起来的，注明是沈从文先生捐。文物室还有一套钱币，从古代的一直到清代的铜钱、钞票都有，他说这一套我们当时没有买啊。我说这一套你记得没有？我们交易最多的那一家文物商，他送了一套到我家里。当时标价不高，24 块钱。

　　沈先生，一直到现在我都想念他。我1988年去宝鸡开会，在火车上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很伤感，一到宝鸡就写了一篇回忆他的文章。

　　请胡适给小学题字

　　1946年10月，胡适先生主持了北大的开学典礼，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胡适先生，后来就见多了。有一天我从图书馆出来，往北走，他从他那个办公室绕道往南来，刚好就在图书馆那儿相遇。我向他鞠个躬，他也脱了帽回礼，很客气地问我：“你有什么事要我帮忙么？”我说：“报告校长，没有什么事。”

　　刚好那时候我家乡办一个小学，用我祖父的名字命名。我一个堂兄的母亲去世了，把剩下的几十亩田捐给小学作办学经费。我跟堂兄谈了这个事情，我说胡校长尽管那么有名，但对学生还是非常客气的。他说那你请他帮忙写个校名啊。我就拿了那个校名的条子，在他办公室外转悠了3天。第3天碰到他了，他也帮忙写了 “定荣纪念学校 胡适题 一九四七”。

　　后来我在北大读研究生、当助教，就住在胡适先生对门。他妻子江冬秀人胖胖的，胡先生对她很好。有时候他们出门来，胡先生拿把纸扇，穿着大褂，江夫人穿着布鞋、白袜子，头上还插着花，两个人就这样慢慢走。

　　胡先生当时没开什么课，外国学者来，他就去介绍一下。但他演讲很好，我听过。他做校长有点无为而治，真的是兼容并蓄。天主教会一个美国神父，在红楼西边的教室做报告讲解放区怎么怎么不好。但是在东边，地下党进来了，就在那儿讲解放区怎么怎么好。我先去听西边的，因为对教会我从来没接触过。很多教徒在那里念“阿门”，低着头，闭着眼睛，吓了我一跳。又到东边去听解放区那边怎么样。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兼容并包。

　　后来国共内战，快打到北平了，学校分成两派，一派主张迁校，一派主张留守。胡先生在红楼摆两个桌子、放两个本子，赞成迁校的反对迁校的，大家都可以提意见，记下来。后来反对迁校的占多数，所以没迁。胡适先生本来不想离开北平，后来闹得厉害，他就走了。

　　钱端升一堂课只讲10分钟

　　那时候共军已经围城了，学校里就搞护校运动，名头叫“保护老教授”，实际上就是稳住老教授，不让蒋介石抢走，所以每个教授家都住了四五个同学。我当时分到楚辞专家游国恩先生家里。那时教授的房子也不大，游先生睡床上，我们就睡在他床前，吃饭也在他家里，游先生后来就留下来了。解放以后周总理到北大和资深教授开会，30几个人吧，坐下来第一句话就说：“可惜胡适走了，要不走，北大校长还是他来当。”说明共产党原本还是对他寄希望的。这是后来钱端升先生告诉我的。

　　钱先生是浙江人，口音比较重，所以你听他的课要集中注意力才行，不然听不懂。他是当时国民参政会3门大炮之一，他一个，许德珩一个，周炳琳一个，经常向国民党开炮。所以他上课议论时政牢骚很多，见了桌子骂桌子，见了凳子骂凳子，有了新闻先发一顿牢骚，然后一看表，还有10分钟下课了。一讲课，底下大家谁也听不懂，所以有同学递条子给他：“临表涕零，不知所云。”——《出师表》里的话。他看到这条子也摇头笑。

　　但是我想，钱先生是国民党那时候30多个院士之一，美国人经常请他去讲学，他的著作也不少，说他没有学问没道理。所以我就下决心听听他那10分钟课，一试，你只要认真听进去了，可以给你很多启发，他真是有大学问的。

　　我跟胡适先生的大弟子罗尔纲比较熟。罗先生做学问很扎实，人也很随和。他能得到胡先生的欣赏是因为帮胡先生做他父亲的文稿。胡先生父亲的字很难看懂，找了几个人都做不下去，罗先生在那里搞了一年多，把它搞清楚了，所以胡先生很欣赏他。

　　罗先生的《师门五年记》本来叫《师门辱教记》，后来胡适先生帮他改了(书名)。胡先生在台湾做60大寿的时候，自己出钱印了400本，来祝寿的每个人一本。后来大陆批判胡适，罗尔纲说我不批判。消息传到了台湾，(有人就告诉胡适)说罗尔纲也批判你了。胡先生很坦然，说尔纲不会这样做的，我相信他是违心的。这话又传了回来，传到罗先生那里，罗先生整整一天不说话，在那里流泪。

　　吴之春只剩一个学生也上课

　　当时有个吴之春先生，教西洋思想史的，原来是清华大学教务长，湖北人，70多岁，身体不太好，上他的课分数容易得，只要交一份作业都及格。他开选修课，选的人很多，我记得第一堂课交选课单时，80多个人；第二堂来听课的，20多个人；第三堂，5个人，其中有一个是我。第四堂课我琢磨还去不去，后来一想，5个人，再去一次吧。到那儿一看，就我一个人。我想走，吴之春先生来了。他一上讲台，瞪大眼睛，用湖北话问我：“你还来啊？”我说，吴先生，我在听。他说你不要来了，以后到我家里去好了。所以每周三的3、4两节课到他家里去，就是面对面聊天，能学到很多东西。那时候北大是你爱听就听，不爱听就不听，作业做好就得了。当然那时候作假的人也少。

　　西洋思想史专家吴恩裕先生——他也研究红楼梦——跟我无话不谈。他爱听京剧，我也爱听京剧，有时候他买到两个留声机片子，马上就跑到宿舍来找我：“文典，今天晚上来啊！”到那里去，一杯清茶，有时候两个烧饼，我们就一起听京剧。

　　当时俞平伯还在，贺麟也在。俞平伯先生也很有意思，他不修边幅。学校有个邮电所，很多老师、同学在那儿寄信，他近视眼，一进去把两边的人都挤开了，他先来。我说这不是俞先生嘛，他好像也蛮不在乎。

　　我在历史系读了一年，因为我对外交史、国际法有兴趣，系主任郑天挺先生说，既然对外交史有兴趣，转到政治系去吧。他还帮我去政治系联系，政治系主任王铁崖先生同意了，所以我就转到政治系。当时是没有门户之见的。

　　卖了裤子衣服去听梅兰芳

　　我感觉在北大最受益的就是和一些朋友一块儿闲聊，特别是读研究生那段。那时宿舍里面12个小房间，一人一个房间，楼下一部公用电话，还有小厨房、卫生间、洗澡间。每天下课了回来休息，或者吃完晚饭，一人一张扶手椅，就在宿舍前的院子里，捧着开水开始瞎聊了：我今天看了什么，我是怎么看的；我今天读了什么书，我是怎么感觉的；我今天听了谁的报告。就在那儿聊，一聊一两个钟头。哎，我就感觉我也听了那个报告、读了那个书。

　　那时候周末活动也很多。我是南方去的，一到周末就去游览。北京城的老城门，还有那些老街道、老市场、庙会，我都去过。我们还组织去游长城、香山、颐和园。有时候去听京剧、相声，有时候去赶庙会，吃街边炖的羊杂牛杂。

　　解放后，梅兰芳、周信芳在北京第一次演出，我跟几个同学很高兴，但是没钱买票。怎么办呢？我就卖了两条裤子一件衣服，连夜去排队买票。我们买的楼座，坐成一排。梅兰芳解放以后经常听，到底老了，比不上以前了，以前灌的片子那的确是唱得好。马连良啊，杨宝森啊，叶盛兰啊，这些都听过。

　　侯宝林的相声，当时5毛钱一张票。现在说相声没有谁能比得过侯宝林，老前辈就是老前辈啊，那功夫真的不一样。他的相声生活气息比较浓，说出来的东西就跟你很接近。现在的相声我不愿意听，他不是说，是喊，老在打闹，没意思。侯宝林跟郭启儒就不一样，就站在那儿说，一听起来味道很足，没有人比得上他们。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原标题：60年前的先生与学生—— 钟文典忆北大

[ 本帖最后由 岡村孝子 于 2012-2-25 13:58 编辑 ]

　　作者：朱维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1929年，正值五四运动十周年，胡适接连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政府假说人权以掩饰思想专制，揭露孙中山“知难行易”说的逻辑矛盾，与国民党当局争论新文化运动是否应该否定，堪称别开生面的纪念。

　　“思想言论完全失去了自由”

　　民国十八年（1929），正值五四运动十周年，胡适发表了《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从文学革命、思想自由、对文化问题的态度三个方面，批评“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关于思想自由，胡适说：

　　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但……国民党协作的结果，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去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一个学者编了一部教科书，里面对于三皇五帝表示了一点怀疑，便引起了国民党政府诸公的义愤，便有戴季陶先生主张要罚商务印书馆一百万元！一百万元虽然从宽豁免了，但这一部很好的历史教科书，曹锟、吴佩孚所不曾禁止的，终于不准发行了！（编者注：1929年，国民政府查禁了顾颉刚、王钟麒编辑的《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原因是该书对中国上古史持怀疑态度，“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会“动摇国本”。）

　　至于舆论呢？我们花了钱买报纸看，却不准看一点确实的新闻，不准读一点负责任的评论。一个负责任的学者说几句负责任的话，讨论一个中国国民应该讨论的问题，便惹起了五六个省市党部出来呈请政府通缉他，革掉他的校长，严办他，剥夺他的公权！然而蒋介石先生在北平演说，叶楚伧先生在南京演说，都说：上海的各大报怎么没有论说呢？

　　所以在思想言论自由的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早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夜，已成新思潮源头的《新青年》编者群体内部，胡适属于“极力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主张者。以后新青年社分裂（1921），陈独秀、李大钊变成中共创始人，社员们各走各路，而胡适的选择仍然是他的自由主义。上引那段话便是明证。

　　批评国民党的训政和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

　　需要说明，胡适于民国十八年写《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是对国民党政权否定五四运动的公开抗议。自从民国十六年（1927）国民党宁汉合流，“分共”“清党”，次年十月便由国民党中常委通过、由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的《训政纲领》，不但规定训政时期全国人民必须服从拥护国民党，还声称国民程度太低，在被训练如何“使用政权”之前，国民党中央在“必要”时可以限制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同月蒋介石自任国民政府主席，到这年底张学良等宣布东北易帜。于是民国十八年一月，蒋介石便在江西发动“剿共”内战；同时也不断“削藩”，与异己军阀力量大战。

　　那时胡适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并在上海创办了《新月》杂志。尽管他的学生傅斯年、顾颉刚等已拥戴国民党，他的旧友蔡元培、王宠惠、吴敬恒、蒋梦麟等均晋身党国高层，但他还是在《新月》上批评国民党的训政。

　　民国十八年四月，南京国民政府下了一道法令“保障人权”；“当此训政开始，法治基础亟宜确立。凡在中华民国法权管辖之内，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违者即依法严行惩办不贷。”正在践踏人权的政府忽然宣称保障人权，使以温和著称的胡适也忍不住了，迅即作《人权与约法》一文，质问“自由”指什么？所依为何“法”？“我们今日最感痛苦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而命令对此完全不提，岂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在当时批评国民党“党治”的罗隆基，也在《新月》上发表长文《论人权》，提出35条所谓“目前所必争的人权”。

　　五四时期胡适与蒋梦麟在上海同访孙中山，已听过孙中山谈论的政治设计，即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建国方略”，以及它的哲学基础“知难行易”说。国民党当国，奉孙中山为“国父”，又称训政是秉承孙中山《建国大纲》遗教。这使胡适起意评判“知难行易”说，又发表长文《知难，行亦不易》。除了揭露“知难行易”说的逻辑矛盾，特别说它的“真意义，只是使人信仰先觉，服从领袖，奉行不悖”。胡适宣称，此说引发的最大危险，在于当国者自居“知难”，独得孙中山先知先觉的政治社会精义，可以教导党国同志“行易”，而中国人民只有服从，“于是他们掮着‘训政’的招牌，背着‘共信’的名义，钳制一切言论出版的自由，不容有丝毫异己的议论”。

　　胡适自称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虽不赞成暴力革命，却在民初每回“革命”之后，总期盼社会经过一次震动，可能导致“一点一滴的改良”。这可以解释，他在五四《新青年》时期，主张不谈政治，但他的同仁陈独秀、李大钊，趁他离京回乡结婚期间，办起了谈政治的《每周评论》，而他不仅认可既成事实，为它撰稿，还在陈独秀被北洋政府逮捕后，承担起《每周评论》的主编义务。同样，在新青年社的编者群体分裂以后，他经同社的陶孟和介绍，与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结为知友。丁文江即丁在君，是民初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成员，但相信科学救国论，认定改良政治应属学者的义务，常说“不要上胡适之的当，说改良政治要先从思想文艺下手”。胡适尽管不同意丁文江的批评，但当民国十一年（1922）丁文江发起组织评论政治的《努力周报》，胡适不仅赞同，还给刊物命名并作发刊词。《努力》影响最大的，是由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3位政学名宿领衔而有16位名流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好政府主义”，引发全国性争论，那宣言正是丁文江与胡适共同起草的。只有在国民党奠都南京后，胡适办起《新月》，标榜纯文艺，而胡适、罗隆基等却时时发表政论，彰显胡适对中国政治前景，其实常怀焦虑。

　　指出《建国大纲宣言》的错误

　　就在《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二文发表后，不过月余（1929年9月），胡适便发表续篇。这回直奔主题，质疑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

　　质问的对象，还是孙中山临终前改定的《建国大纲宣言》。其中否定民国元年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身份签署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3月11日公布），说是“《临时约法》之未善，乃由于未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即入于宪政”。

　　照此说来，辛亥革命后由18省反清独立代表选举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最大问题就在急于改君主专制为民主宪政，没有经过军头独裁和寡头专政的过渡时期。于是他的临时大总统就做不下去了，导致“革命尚未成功”。

　　据罗家伦的《国父年谱初稿》，孙中山在北京病危(1925年2月），西医束手，他的家属和从人推李石曾专赴天津找回胡适，劝说他试服中医所开药剂。虽然最终无效，这事却表明晚年孙中山对胡适颇为尊重。或许因此缘故，胡适一再作文，借批评孙中山“知难行易”论，反对国民党当局假说人权以掩饰思想专制，起初还能得到蒋介石容忍。

　　然而，当胡适的《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一文，追述历史证明孙中山《建国大纲宣言》的错误及“恶影响”，蒋介石们便难以忍受了。胡适说：“自从‘民国’二年以来，那一年不是在军政时期？‘临时约法’何尝行过。‘天坛宪法草案’以至曹锟时代的宪法，又何尝行过。”“故十几年政治失败，不是骤行宪法之过，乃是始终不曾实行宪法之过，不是不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遽行宪法，乃是始终不曾脱离拨乱时期之过也。”当然，胡适的结论，仍为国民党政府继续训政留下地步：“我们不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政。我们深信只有实行宪政的政府才配训政。”

　　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训政，当时还有来自中共和左派人士的批判，要比胡适和新月派猛烈得多，如瞿秋白就将蒋介石连同孙中山的训政论彻底否定。比较起来，胡适的批评，文质彬彬，无非说训政缺乏合法性。所谓“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政”，并没有击中国民党“独治”的要害。因为孙中山晚年改组国民党，本来是在苏联派来的鲍罗廷策划下进行的。此人在孙中山死后，仍做国民党政府高等顾问，直到国民党宁汉合流之前被武汉的汪精卫当局解聘，已在近四年任内使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各派，习闻列宁、斯大林的政党学说，将“一党独治”视作天经地义，所以对胡适批评他们“专政”，并不在乎。他们在乎的胡适批评有两点。一是说他们既然承认训政需要“法治基础”，却连起码的“约法”都未制定。二是指责他们刚颁布“保障人权”法令，却旋即从国民党政府主席到省市党部头目便随意破坏。由于胡适的舆论领袖地位和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的影响力，较诸已被宣布为“反革命”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及其左派同路人，更令国民党政府头痛，因而蒋介石们对他的批评，犹如芒刺在背，不得不设计拔除。

　　退回教育部的“训令”

　　那计策也很奇特，就是指示国民政府教育部出面，给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下一道“训令”（1929年10月4日），说“该校长言论不合，奉令警告”。训令没说“奉”谁之“令”，却列举“该校长言论不合”的罪状，即指《新月》发表的《人权与约法》等三篇文章，还附有六件公文，说胡适三文“误解党义”、 “语侵个人”、“放言空论”，显示“头脑之顽旧”、“思想没有进境”云云。胡适也不示弱，随即将“部令”退回教育部长蒋梦麟，并致函这位部长先生：“这件事完全是我胡适个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何干？你为什么‘令中国公学’？该令殊属不合，故将原件退还。”信中还说：“若云‘误解党义’，则应指出误在哪一点；若云‘语侵个人’，则应指出我的文字得罪了什么人。贵部下次来文，千万明白指示。若下次来文仍是这样含糊笼统，则不得谓为‘警告’，更不得谓为‘纠正’，我只好依旧退还贵部。”信末附言也很有趣：“又该令所引文件中有别字二处，又误称我为‘国立学校之校长’（引注：中国公学为私立高校）一处，皆应校改。”

　　蒋梦麟与胡适私谊甚笃，这回“奉令警告”胡适，无疑被迫充当蒋主席中正的出头椽子，也无疑搜肠刮肚，想出“训令中国公学”的方案，并以附送“公文”，暗示训令来头，希望老友知趣闭口。岂料胡适反而公事公办，彰显他不屈从权势而恪守信念的品格。不消说胡适很懂得诉诸舆论，将此事捅给报界，顿时闹得沸沸扬扬，反而使蒋介石们假说人权行真专制的面目，在他们极力争取的文化精英中间，也暴露无遗。

　　反驳国民党中宣部长叶楚伧的文章，批评国民党是反动党

　　看来蒋介石们很会制造奇文。在南京教育部“奉令警告”胡适的同时，国民党中常委、中宣部长叶楚伧，为双十节作文《由党的力行挽回风气》。此文劈头便称“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随即数落“眼前”从政治道德、民族气节到社会风尚的环境种种“不幸”，都是从清朝皇帝以来上下中外各种势力造成的。胡适敏感地察觉，“今日我们不能避免的新旧文化问题”，已被国民党权力者提出来了：“如果三百年前的中国真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那么，我们还做什么新文化运动呢？我们何不老老实实地提倡复古呢？”

　　于是胡适决定站出来回应了，在叶楚伧奇文满天飞的一个半月后，刊出长篇驳论，即前揭《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我们从新文化运动者的立场，不能不宣告叶部长在思想上是一个反动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这里的“我们”，很清楚是指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者”，包括已被军阀杀害的李大钊，刚被中共开除的陈独秀，正在与新月派论争的鲁迅，仍在教书作文的钱玄同、周作人、高一涵等等。他们已与胡适分合不一，但胡适仍从尊重历史的角度，出面为他们曾经共同从事的新文化运动的正当性辩护。而他面对的，是拥有政、军、财、文权力资源的国民党，但他竟说这个党这个政府及其代表的思想都是反动的，令后来学人看来，真有点觉得不可思议。

　　前已具引胡适此文对国民党扼杀思想言论自由的批评。这里不妨补充一点，即胡适此文在列举三项事实证明“国民党是反动的”，还用了大半篇幅，从历史和理论两方面，指出国民党对于新文化运动和中国旧文化的相反态度，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

　　根本上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的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便含有拥护传统文化的成分。因为国民党本身含有这保守的性质，故起来了一些保守的理论，这种理论便是后来当国时种种反动行为和反动思想的根据了……

　　本来凡是狭义的民族主义的运动，总含有一些保守性，往往倾向颂扬固有的文化，抵抗外来势力的一条路上去。这是古今中外的一个通例，国民党自然不是例外。

　　然后胡适由德国说到印度，再回到中国戊戌维新以来的历史，特别详述孙中山本来是一个基督徒世界主义者，越到晚年越认为民族主义是俄国革命成功的要素，因而《三民主义》有很多夸大中国古文化的话，“而后来《三民主义》成为一党的经典，这种一时的议论便很可以助长顽固思想，养成夸大狂的心态，而阻碍新思想的传播”。

　　胡适标榜“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此文尤其大段大段引述孙中山的原著，结合清末民初的历史予以解释，自然也表明他不想授人以柄。胡适并不否认国民党的胜利是事实，却以为这是由于这十年来，“全靠国民党能有几分新觉悟，能明白思想变化的重要”。

　　但胡适此文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国民党登台执政以后，已全然背离孙中山所说“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的遗教。“所以他们天天摧残思想自由，压迫言论自由，妄想做到思想的统一。殊不知统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谋思想的变化”。

　　对国民党的未来作“大胆”的假设

　　胡适自称此文只是历史的研究，却于文末对于国民党的现状与未来，作了“大胆的假设”：

　　现在国民党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尽之时。

　　假设终究是假设。此后80年的历史仍然在走自己的路，单是中国“思想之变化”，那实际进程的复杂、曲折、回旋，甚而复归更遥远的中世纪历史的出发点，绝非胡适所能逆料。连同胡适本人在五四运动第三个周年祭过后，也如此文批评的叶楚伧，被宣布为“在思想上是一个反动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不过当年胡适对国民党“大失人心”的前景预言，有一点说得不错，那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被国民党政权骂詈侮辱排拒之后，未及一世终结，便基本（并非完全）失掉“思想界的同情”，从而沦为千夫所指的对象。那是后话，在此存而不论。

　　忝居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从业者，我曾躬逢五四运动第三个到第九个十年祭。限于专业分工，在五四60周年过后，编选过《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的首卷即五四卷。当时已对胡适论五四的原材料颇感兴趣，注意到他每逢五四运动周年祭的言论，屡有异说，而以他于五四第一个十年祭，没有话当年，却与国民党当局争论新文化运动是否应该否定，堪称别开生面的另类纪念。现将昔年思考写出，也算一种读史陋见吧。

　　鲁迅并未视胡适为论敌

　　这里要附记一笔的是，这期间也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界与新月派互相嘲骂的开端。胡适是新月派的领袖，但鲁迅攻击新月派，常指名梁实秋、陈源、徐志摩等，却很少提及胡适，似乎打蛇不打头。看了胡适在民国十八年对国民党训政的批评，以及国民党政府以势压胡的历史文献，令人恍然，得知鲁迅并未视胡适为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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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麻烦的话语主要有：胡适称赞香港为东亚“第一个能实现义务教育的地方”，批评国内办了三十年的新教育，至今“却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做得到办普及、义务、强迫教育”，因此，他希望香港成为“南方的一个新文化的中心”。胡适还批评“广东很多人反对用语体文，主张用古文”，“而且还提倡读经”。他在分析广州为何“守旧如此”的时候说：“一个地方的文化传到它的殖民地或边境，本地方已经变了，而边境或殖民地仍是保留着它祖宗的遗物。广东自古是中国的殖民地，中原的文化许多都变了，而在广东尚留着。”

　　作者：耿云志

　　选自：《百年潮》1997年第5期

　　原题：胡适在香港讲演引起的风波

　　1935年1月，胡适应香港大学之邀，往游香港。年前，一些朋友曾经劝胡适不必前往。但胡适认为，此行不仅仅是前去接受香港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这是胡适所有35个名誉博士学位中的第一个)，也是想借此机会对他从未去过的香港、两广等地的教育文化事业有所考察，所以坚持践约赴港。

　　1月1日早九点半，胡适乘哈里森总统号船从上海起程，4日到香港。在港停留5日，除参加授学位仪式外，先后到各团体、学校讲演五次。8日晚乘船离港，9日晨到广州。在广州停留两日后，又应广西当局白崇禧、黄旭初之邀，于11日下午乘飞机去广西，先后在梧州、南宁、柳州、桂林等地游览。至1月25日返回广州，乘火车重人香港，次日(26日)乘胡德总统号船北返。这次从赴港到离港北返，全程共26天。胡适北返后，写了三万余字的《南游杂记》。

　　我这里要说的“风波”，是在广州发生的，而起因是胡适在香港的讲演。

　　前面说过，胡适在香港共作了五次演讲。其中三次用英语，两次用国语，1月6日在华侨教育会即是用国语演讲的。胡适知道港人国语程度不高，故讲得很慢，努力让人们听清楚。事后，根据记者笔记在报纸上发表的这篇演讲文字，据胡适自己说，亦无大错。但有几段话，却使广东当局大为光火。

　　引起麻烦的话语主要有：胡适称赞香港为东亚“第一个能实现义务教育的地方”，批评国内办了三十年的新教育，至今“却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做得到办普及、义务、强迫教育”，因此，他希望香港成为“南方的一个新文化的中心”。胡适还批评“广东很多人反对用语体文，主张用古文”，“而且还提倡读经”。他在分析广州为何“守旧如此”的时候说：“一个地方的文化传到它的殖民地或边境，本地方已经变了，而边境或殖民地仍是保留着它祖宗的遗物。广东自古是中国的殖民地，中原的文化许多都变了，而在广东尚留着。”

　　胡适的讲话传到广州，军政要人首先作出反应。在1月8日的西南政务会议上，即有人指责胡适在香港发表言论反对读经。读经是当时广东最具实力的人物、粤军总司令陈济棠提倡的。一个手无寸权的读书人，竟在广东的大门口，公然批评一位当地最高的大员，这如何了得？所以，当胡适于1月9日早上来到广州，立即就碰到麻烦。

　　那天船一靠岸，首先是胡适的朋友罗文干派人送来一张纸条：“兄此次到粤，诸须谨慎。”罗文干有可能直接参加了西南政务会议，也可能是从与会者那里得到了消息。不过他后来对胡适说，是他占了一卦，不吉，故对老友发出警报。

　　接着，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吴康也派人送信来，其中说道：“适晤邹海滨(即邹鲁，时任中山大学校长——引者注)，先生云：‘此间党部对先生在港言论不满，拟劝先生今日快车离省，暂勿演讲，以免发生纠纷。”

　　原来按广东方面的安排，胡适到广州停留四天，在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第一中学等处要做十次讲演。现在吴康根据形势判断，胡适不宜再发表演讲，而且应尽快离开广州，怎么办呢？胡适是第一次到广州，不忍就这么匆匆离去。再则，胡适不是寻常书生，见过大世面，远非那种一吓就怕的人。当年他在上海，在《新月》杂志上敢批评孙中山，批评蒋介石，批评国民党；相比之下，今天批评广东提倡读经，算得了什么！刚好，当时任广东省主席的林云陔，是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即相识的老朋友。于是，胡适就在地方法院院长、也是同期留美的朋友陈达材陪同下，先去拜访了林云陔。陈济棠的总司令部就在省政府旁边。在林云陔的建议下，胡适又登门拜访了陈济棠。这一招颇厉害。尽管两人谈话并不投机，但仅仅是陈济棠总司令接受胡适拜访并交谈了一个半小时这一事实，就足可保障胡适在广州绝不会发生安全问题。
但讲演是不可能了。

　　胡适见过陈济棠，回到下榻的新亚酒店时，吴康又送来第二封信，转达邹鲁意见：“邹意留省以勿演讲为妙。党部方面空气不佳，发生纠纷反为不妙。邹先生云：昨为党部高级人员包围，渠无法解释。故中大演讲只好布告作罢。渠云，个人极推尊先生，故前布告学生停课出席听先生讲演。惟事已至此，只好向先生道歉，并劝先生离省，冀免发生纠纷。”

　　邹鲁请吴康转达上述意思的同时，就在中山大学贴出布告：“为布告事，前定本星期四、五下午二时请胡适演讲，业经布告在案。现阅香港华字日报，胡适此次南来接受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在港华侨教育会所发表之言论，竟谓香港最高教育当局也想改进中国的文化，又谓各位应该把它做成南方的文化中心。复谓广东自古为中国的殖民地等语。此等言论，在中国国家立场言之，胡适为认人作父，在广东人民地位言之，胡适竟以吾粤为生番蛮族，实失学者态度，应即停止其在本校演讲。公行布告，仰各学院各附校员生一体知照。届时照常上课为要。”

　　这个由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署名的布告，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前面提过，吴康转述邹鲁之语，表示他个人对胡适是一向推重的。只因当局的原因，不得不取消讲演，劝胡离省。而这个布告绝无勉强不得已之意，且用谩骂口吻，说胡适“认人作父”。足见邹鲁非寻常教育、学术中人，乃与广东军政当局同一立场，故有此两面派的表示。二、广东军政当局真正不满胡适的，是他公然反对陈济棠提倡读经。而这篇布告对此却只字未提，另外提出两项罪名，一是称赞香港热心新文化，一是批评广东保守。这就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胡适讲演的被取消，他在广东的冷遇，皆与军政当局无直接关系，而是胡适在港的讲演触怒了广东学界的感情。这样，邹鲁等于是挺身出来，替陈济棠们承担拒斥胡适的责任。

　　胡适当年在国内外享有盛名，被公认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而胡适本人又尊重传统道德，颇受许多老前辈如张元济等人的奖誉。至于在一般青年知识分子中，除最左和最右的，绝大多数也都很敬重胡适。因为这些缘故，那些有野心的武人政客也不想太跟他过不去。他们心里痛恨胡适的思想言论，却又不愿担反动顽固之名，所以才有上述那一段“戏中之戏”。

　　有趣的是，当胡适离开广东之际，中山大学中文系古直、钟应梅、李沧萍三人发出“真电”，给在广州的军政各当局，包括宪兵司令、公安局长等，把邹鲁的意思以更加咄咄逼人的口气强调出来，要求把即将离去的胡适截留逮捕法办。其电云：“昔颜介、庾信北陷虏廷，尚有乡关之重。今胡适南履故土，反发盗憎之论，在道德为无耻，在法律为乱贼矣。又况指广东为殖民，置公等于何地？虽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诛少正卯可也。何乃令其逍遥法外，造谣惑众，为侵掠主义张目哉？今闻尚未出境，请即电令截回， 迳付执宪，庶几乱臣贼子稍知警悚矣。否则老口北返，将笑广东为无人也。”同时并发电给广西当局，要求于胡适入境后即加逮捕，“否则，公方剿灭共匪，明耻教战，而反容受刘豫、张邦昌一流人物以自玷，天下其谓公何？”此两电于报上发表后，李沧萍先生以事前不曾预闻，特予否认。古、钟二人本已十分尴尬，却又玩弄词句，发一声明，把胡适再骂一顿，同时声称李先生本“同此慷慨，是以分之以义，其实未尝与闻，今知其为北大出身也”云云。

　　古直、钟应梅的头脑不论如何冬烘，总不至于认定对胡适应置之重典，要动用武力加以追捕。况且，胡适在广州停留两天半，其时欲加整治，有何难哉？何必等到胡适离开广州后，再由身居广州的古、钟两先生发电报给同城的诸军宪头目？明眼人很容易看出，古、钟二位不过在扮演大声吆喝的跑龙套角色，以使这场“戏中之戏”更加引人注目。

　　如果我们再看看1月14日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所登中山大学教授、广州《民国日报》总主笔梁民志所写的英文来函，就更能显出上述“戏中之戏”的观赏价值。其函云：“我盼望能借贵报转告说英语的公众，胡适博士在广州所受冷淡的待遇，并非因为(如贵报所记)‘他批评广州政府恢复学校读经课程’，其实完全是因为他在一个香港教员聚会席上，发表了一些对广东人民很侮辱而又是‘非中国的’(UnChinese)批评。我确信任何人对于广州政府的教育政策如提出积极的批评，广州当局诸公总是很乐意听受的。”

　　广州当局的拥戴者们，很聪明地实现了当权者的意图。因为如果如实地只用反对读经的理由排斥胡适，不但暴露了当权者们的意图，而且这个理由远不如“认人作父”和侮辱广东为“生番蛮族”，更容易激起一般公众的同情。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任湖南省主席兼所谓“追剿军总司令”的何键，曾为此事特发一电报给广东当局，其中有云：“自胡适之倡导所谓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煽惑无知青年，而共党乘之，毁纲灭纪，率兽食人，民族美德，如扫地荡尽。我政府惩前毖后，近特隆重礼孔，用端趋向。举国上下莫不翕然景从。独胡氏惧其新文化领袖头衔不保，复于《独立评论》撰文，极词丑诋，公然为共匪张目，谓其慷慨献身，超越岳飞、文天祥及东林诸君子之上[注]。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可胜浩叹！……键身膺剿匪重任，深恐邪说披猖，动摇国本，故敢略抒所感，以为同声之应。”军阀何键将排胡的真正理由和盘端出，广州当局诸公接此电报，恐怕是尴尬多于兴奋。这可算是一段“戏外之戏”吧。

　　胡适离港北返之后，香港报纸登出他对记者的一段谈话，略谓：“中大(指中山大学——引者)当局对予之误会，反而惹起一般青年之注意，为予增加极大之宣传。例如，予每至学校参观时，竟有数百青年学生围而不去。彼此虽不发一言，而心心相知之怀，历历可见。”胡适并不是失败者。而那些力倡尊孔读经的人，显然并没有保住自己的荣光。

　　[注]1934年胡适在《独立评论》撰文《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说近数十年中国社会之进步，与孔子实无多大关系，同时却盛赞同时代无数热血青年英勇献身的精神。文中写道：“我们谈到古人的人格，往往想到岳飞、文天祥和晚明那些死在廷杖下或天牢里的东林忠臣。我们何不想想这二三十年中为了各种革命慷慨杀身的无数志士！……我们试想想那些为排满革命而死的许多志士，那些为民十五六年的国民革命而死的无数青年，那些前两年中在上海在长城一带为抗日卫国而死的无数青年，那些为民十三年以来的共产革命而死的无数青年，——他们慷慨献身去经营的目标比起东林诸君子的目标来，其伟大真不可比例了。”

[ 本帖最后由 岡村孝子 于 2012-2-25 14:05 编辑 ]

　　有人说，蒋介石兼的职务多，每个职务都能拿一份工资，薪水应该不止800块大洋吧？错，南京国民政府不鼓励官员兼职，如果一个人兼好几份差，只能拿其中一份工资。蒋介石月薪，只有这800块大洋。

　　作者：李开周

　　选自：《羊城晚报》

　　1.蒋介石每月800块大洋

　　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文官官等官俸表》，重新厘定了各级公务员的工资标准。按照该表规定，时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拿的工资跟行政院院长、立法院院长和各部总长一样，都是每月800块大洋。副委员长、各部次长以及各省主席，工资比蒋介石稍低一些，每月能拿到680块大洋左右。

　　这时候，官员薪水还很单纯，除了工资就是工资，没有洗理费、书报费、餐费、交通费、冬季取暖费等等乱七八糟的补贴。当然，出差补助是有的，凡因公出差，舟车轿马都是按实报销，吃饭和住宿等开销则有固定标准，按天算钱。

　　当时食宿费用的报销惯例是：

　　特任官出差，每天是18块大洋；

　　简任官出差，每天是12块大洋；

　　荐任官出差，每天是8块大洋；

　　委任官出差，每天是6块大洋；

　　一般雇员出差，每天是2块到4块大洋。

　　蒋介石是属于级别最高的特任官，他的出差补助标准是每天18块大洋，非常高。可您知道，这只是纸面上的规定，老蒋出去视察，肯定用不着关心差旅费，回去也不可能拿着报销单找人结账。

　　有人说，蒋介石兼了好几个职务，每个职务都能拿一份工资，薪水应该不止这800块大洋吧？错，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是不鼓励官员兼职的，如果一个人兼好几份差，只能拿其中一份工资。总而言之，蒋介石的月薪，只有这800块大洋。

　　800块大洋是多少钱呢？我这儿有1933年下半年南京市几种生活必需品的零售价格：

　　大米，每斤需大洋4分。

　　牛肉，每斤需大洋3角。

　　五花肉，每斤需大洋2角3分。

　　菜油，每斤需大洋1角6分。

　　某个牌子的男士短袜，每双需大洋7分。

　　综合以上物价，那时候一块大洋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60元人民币。蒋介石每月800块大洋，相当于48000元。

　　2.李宗仁月薪三万四

　　众所周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蒋介石是总统，李宗仁是副总统。

　　李宗仁的薪水，包括三个部分：

　　一是“本俸”，也就是基本工资，每月800块大洋（实际发放时，按购买力指数折合成金圆券，下同）。

　　二是“年功俸”，也就是年终奖，每年810块大洋。

　　三是“公费”。这笔费用，主要用来弥补高级官员因公事而产生的私人开销。譬如国民党某元老去世，李宗仁得去送个挽联；某外国元首来访，李宗仁需要赠个礼物，这些琐碎开支，不必自己掏腰包，可以从“公费”中支取。所以这个“公费”，有点儿像宋朝给高级官员发放的“公使钱”，以及台湾给高级官员核定的 “特别费”。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每月拨给李宗仁的“公费”，总共是金圆券6000元。

　　金圆券刚发行时，其实挺值钱，1948年12月，掏金圆券1元买公交车票（当时各大城市已开通公共汽车），能绕南京城转半圈，可是到了1949年3月，金圆券就已经形如废纸了。李宗仁每月6000元金圆券的“公费”看似可观，实则不值什么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我们只把他的本俸和年功俸加起来，分摊到每个月，平均是867.5块大洋。这个薪水，表面上比1933年蒋介石的800块大洋挣得多，实则不然，因为此时已是十多年后，大洋购买力已经远远不如1933年了。

　　我按1949年元月份南京米价估算，此时一块大洋的购买力只相当于40元人民币，李宗仁月薪867.5块大洋，折成人民币是34700元。

　　3.都没胡适挣得多

　　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抗战时期做过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从相关资料推算，他的工资反倒远远超过了蒋介石和李宗仁。

　　1940年，国民政府制定了《外交部领事官官等官俸表》，规定驻美大使每月能领两部分薪水，一是“本俸”，即基本工资，每月1000块大洋（实际发放时，按购买力和汇率折合成外币，下同）；二是“勤俸”，即职务补贴，每月1400块大洋。两块汇总，月薪是2400块大洋。

　　这时候，一块大洋在北京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50元人民币，而在上海、昆明、广州三地，因为区域物价太高，仅相当于30元人民币。我们按北京物价估算，2400块大洋可以折合人民币12万元。众所周知，当时的驻美大使就是胡适先生，这月薪十万以上的高收入，实际上归了他一个人。

　　论行政级别，驻美大使当然远远不如总统和副总统，其工资之所以会超过后者，可能有这么几条原因：

　　一、国家对总统、副总统等领导人实行供给制，日常开支几乎不用花自己的钱，工资高也好，低也好，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对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并无决定性影响；而驻美大使享受不到这样的全方位供给。

　　二、美国的消费水平比国内高得多，为了让本国大使保持一个能被老外看得起的生活水平，需要多给他发点儿钱。

　　三、当时中国内忧外患，正仰仗美国的军事支持和经济支持，胡适身负“求助外援”的重任，没有一定的公关费用是不行的，我想他那十万以上的高薪当中，应该也包含了一些“公费”或者“特别费”项目。

　　4.广州市长能拿多少工资

　　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有位前男友，名叫刘纪文。这个人政绩卓著，在“南天王”陈济棠控制两广期间，曾经当过一段广州市的市长。查考相关资料，1932年，他的月薪是560元毫洋。

　　1932年，刘纪文刚做广州市长，当时广州市面上，“安南白碎”大米每斤零售价是0.08元（毫洋，下同），“新兴白”大米每斤零售价是0.104 元，牛肉每斤零售价0.6元，瘦猪肉每斤零售价0.9元（民国部分地区如广州和昆明，猪肉价格经常高过牛肉），五花肉零售价每斤0.66元，菜籽油零售价每斤0.33元。

　　综合以上物价，当时毫洋一元的购买力，相当于人民币30元左右。560元毫洋，折成人民币是16800元。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各地市长的薪水相差甚远。比较起来，广州经济发达，财政充裕，消费水平也较高，故此各级公务员的薪水也超过他处。像江西南昌，市长月薪不过150块大洋，按购买力折成人民币，无论如何不会到一万元。

　　刘纪文做广州市市长后，非常重视教育行业，力主提高教师收入。

　　那时候，广东教师的工资制度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其他地方都采取月薪制，广东却流行时薪制，即按照课时发薪水，付出的劳动越多，得到的薪水越高。

　　在广州市区，中小学校无论公办还是民营，均分为甲乙两级。甲级高中，每课时工资不得低于8元（毫洋，下同）；乙级高中，每课时工资不得低于6元；甲级初中，每课时工资不得低于6元；乙级初中，每课时工资不得低于4元。以上是市政府和广东省教育厅所作的硬性规定。

　　实际上，各中学教师所领薪水也不低于上述规定。譬如当时广州市的“市立第一中学”是甲级中学，初中部教师每课时能拿7元，高中部教师每课时能拿9 元。该校专任教员每月上课一般在35课时到80课时之间，由此可以算出，该校教师每月最低薪水也有245元，最高则能拿到720元。按一元毫洋购买力约等于30元人民币折算，最低薪水是7350元，最高薪水是21600元。

　　也就是说，普通教师只要努力付出，其月薪是完全有可能超过市长。

　　但必须说明，刘纪文主政广州的时期，是广州教育的黄金时代，在他之前和他之后，广州教育界的工资是没有这么高的。

　　还必须说明的是，民国广州教师薪水虽然不低，其他行业的劳动者却未必能挣到高薪。

　　譬如上世纪30年代广州街头的人力车夫，平均每天只能挣1.6元（也是毫洋），再刨去将近50%的车租，只剩0.8元的纯收入，折成人民币，不过二三十块钱而已。这点儿钱，刚够哄饱肚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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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陈红民（浙江大学特聘教授、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莉（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师）

　　选自：南方都市报

　　蒋介石与胡适是中国近代两个著名的人物，他们是不同领域的佼佼者，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袖、政治威权者与军事强人，胡适是学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旗手，他们的关系为人所乐道，也被赋予诸多的历史蕴意。有些小故事，也常被拿出来一再解读。如1948年南京召开“行宪国大”时，蒋介石是否曾建议胡适出来竞选“总统”，其诚意如何，胡适又是如何反应？对此，学者们提供了不同的解释，其背后的“史观”颇耐人寻味。近年来，胡适与蒋介石两人的日记先后公诸世，使我们有了借助当事人的记载再次审视此事的可能。

　　蒋介石有无建议胡适竞选？

　　对于蒋介石是否确曾建议胡适竞选“总统”？过去的解释是不可能。理由很简单：蒋介石嗜权如命，怎么可能会将要到手的“总统”宝座拱手相让，何况还是让给一个连国民党员都不是的胡适呢？此事是蒋介石的一个政治手腕与骗局。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与胡适有过颇多交往，他在《为胡适说几句话》中有一段话，可以说是此种解释的代表。季羡林写道：

　　蒋介石是流氓出身，一生也没有脱掉流氓习气。他实际上是玩胡适于股掌之上。可惜胡适对于这一点似乎并不清醒。有一度传言，蒋介石要让胡适当“总统”。连我这个政治幼儿园的小学生也知道，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骗局。(载《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第108页)

　　然而，事实是，无论是蒋介石还是胡适，在其日记中都有提议胡适竞选“总统”的记载，而且均记述颇详细，并非一笔带过。

　　据蒋介石的日记，最早提议胡适选“总统”的是蒋在国民党内的政敌李宗仁。他在1948年1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

　　李宗仁自动竞选“副总统”，而要求胡适竞选“大总统”，其用心可知。而余反而自慰，引为无上之佳音，只要有人愿负责接替重任，余必全力协助其成功，务使我国人民与部下皆能安心服务，而勿为共匪乘机扩大叛乱，则幸矣。(《蒋介石日记》，1948年1月15日)

　　此时，任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宗仁对“副总统”一职孜孜以求，他还拉北京大学校长胡适选“总统”，要与蒋介石一争。不料，蒋反而有将计就计之心。2月初，蒋偕宋美龄去庐山过农历春节(当年2月11日为正月初一)，其间思考军政大计和他个人面对巨大内外压力之下的进退之策。蒋后来当面告诉胡适，推举他出而竞选“总统”的设想，就是在庐山时“考虑的结果。”(《胡适日记全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第8册，第356页)蒋从庐山回到南京，国民大会召开在即，谁来当“总统”成为蒋那一段时间考虑的重点，他在日记中常将对此事的思考记录下来。

　　3月27日，蒋介石在“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中，分别列了“不任总统之影响与国家利害之研究”与“胡适任总统之利弊”两条。29日，国民大会开幕。次日，他让王世杰向胡适转达如下意思：蒋将在国民党内提议胡适为“总统候选人”来竞选“总统”，而自己愿出任“行政院长”，“负责辅佐。”(《蒋介石日记》，1948年3月30日)此事关系甚大，蒋在31日的日记中记载，他在告诉胡适后，仍在思考利弊得失，并将此决定告诉了宋美龄。4月1日，王世杰带回胡适接受蒋建议的消息，蒋很高兴地写道：

　　昨晚胡适博士接受推选“总统”之意，此心为之大慰。乃即召布雷(陈布雷———引者)详述余之旨意与决心。此乃为党国最大事件，余之决定必多人反对，但自信其非贯彻此一主张，无法建国，而且剿匪亦难成功也。(《蒋介石日记》，1948年4月1日)

　　4月4日，国民党召开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专门讨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问题。蒋在会上发表事先精心准备的讲话，明确表示自己不参加“总统”竞选，建议国民党最好推举一党外人士参选。蒋的建议无异是重磅炸弹，在国民党内引起激烈争论，反对者居多。最后，蒋无奈地改变主意，同意自己选“总统”。4月5日中午，他嘱王世杰再去见胡适，转告国民党内的情况，不能再提议胡适。蒋对此深感愧疚，当天日记中记道：

　　此心歉惶，不知所云，此为余一生对人最抱歉之事，好在除雪艇(王世杰字———引者)之外，无其他一人知其已接受余之要求为总统候选人之经过也，故于其并无所损耳。(《蒋介石日记》，1948年4月5日)。

　　几天后，蒋介石专邀胡适吃饭，当面致歉说：“不幸党内没有纪律，他的政策行不通。”胡适则不以为意，对蒋称，“党的最高干部敢反对总裁的主张，这是好现状，不是坏现状。”蒋转而要求胡适组织政党，胡适称“我不配组党”，建议蒋把国民党分化成两三个政党。(《胡适日记全集》第8册，第356页)

　　以上蒋、胡二人的日记互证表明，蒋介石确实在1948年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时，有过支持胡适出来竞选的想法，并一度为此努力，胡适对此过程十分清楚。至于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做，是“真心”还是“欺骗”？笔者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蒋介石本是真心让胡适出来选的，没有“玩弄”或“欺骗”的意思。当然，蒋的动机挺复杂，是需要另外讨论的问题。

　　胡适的态度究竟如何？

　　其实，蒋介石希望胡适出来选“总统”的事，虽然知者不多，但在蒋、胡二人日记公布之前，还是有人陆续披露。对这类“揭秘性”史料，相当多的人是“宁信其无，不信其有”，根据他们的史观推理，蒋介石根本不会“放权”，即使蒋“放权”，胡适也不会接受。笔者研究经历中就遇到这类的指责与批判。

　　1997年台湾出版了老报人陆铿的《陆铿回忆与忏悔录》，其中有一节的标题为《奉命通知胡适博士做总统候选人》，专谈时任《中央日报》副总编辑的他在1948年奉蒋介石“文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之命与胡适见面，通知他国民党将推其为“总统候选人”，而胡适欲迎还拒的故事。笔者以此事切入写了篇短文，刊在1999年第3期的《读书》上，发表时编辑将标题改为《智者千虑》，非常传神，意在说胡适长期爱惜羽毛，拒绝到国民党政府里做官，但最后面对“总统”的诱惑，还是动了心。不料，此短文发表后，竟引来讨伐，谢泳与程巢夫分别写了《不能这样理解胡适》、《关于〈智者千虑〉所涉史实的辩证兼及文风》(二文均收入《胡适，还是鲁迅》一书)，对笔者进行批评。

　　谢文与程文的基本意思有三点：1、陆铿的回忆是“孤证”，胡适不可能是那个样子；2、胡适保持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长期以来拒绝进入政府做官，所以他绝对不会对“总统”动心的；3、笔者不了解历史事实，且根本不能理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情怀。程文中有如下的话：

　　试问陈红民君：一个满脑子装着这些计划的人，一个如此胸襟的学者和教育家，他会舍得去实现这些目标的校长位置，去就那个名义上尊荣而干不成多少实事的总统高位吗？所以我说你是“以陈君之心，度胡适之腹”，一点也没有冤枉你。(见《胡适，还是鲁迅》，第163页)

　　其实，陆铿涉及到胡适对出来选“总统”一事的回忆不是孤证。在此之前大陆出版的《胡适年谱》与台湾出版《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李宗仁政治秘书程思远的《政坛回忆》等，均已有相关内容。2004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了10册一套的《胡适日记全集》(曹伯言整理)，在此就依胡适日记的记载，看他当时的态度：

　　下午三点，王雪艇传来蒋主席的话，使我感觉百分不安。

　　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他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但我实无此勇气（1948年3月30日）

　　八点，约周鲠生来谈，把昨天的话告诉他。请他替我想想。

　　午后与雪艇、鲠生谈了三点多钟。我不敢接受，因为我真没有信心。

　　晚上八点一刻，雪艇来讨回信，我接受了。此是一个很伟大的意思，只可惜我没有多大自信力。故我说：第一，请他考虑更适当的人选。第二，如有困难，如有阻力，请他立即取消。“他对我完全没有诺言的责任。（1948年3月31日）

　　我今晚去看雪艇，告以我仔细想过，最后还是决定不干。

　　“昨天是责任心逼我接受。今天还是责任心逼我取消昨天的接受。”（1948年4月1日）

　　今天国民党开临时中全会，蒋君用一篇预备好的演说辞，声明他不候选，并且提议国民党提一个无党派的人出来候选，此人须备五种条件：(1)守法，(2)有民主精神，(3)对中国文化有了解，(4)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5)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

　　他始终没有说出姓名，但在场与不在场的人都猜是我。

　　这会下午开了六点多钟，绝大多数人不了解，也不赞成蒋君的话。（1948年4月4日）

　　我的事情到今天下午才算“得救了”。两点前，雪艇来，代蒋公说明他的歉意（1948年4月5日）

　　发一电给郑天挺兄：“连日外间有关于我的许多流言，北平想亦有闻。此种风波幸已平静，乞告舍间及同人。（1948年4月6日）

　　上述日记，引自《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第354、第355页，它表明了胡适面对“总统”诱惑的心路历程：从拒绝，到动心，再到反悔。前述那些一厢情愿地帮着胡适说话，认为他绝对不会动心的人，读到他的这些日记，不知会作何感想？

　　有段往事需要提起，胡适在1930年代就将自传、日记公开出版，晚年的他更自知日记等文字必被人所关注，在下笔时可能会“有选择地”记载，这是读其日记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我们可以从中了解他做了什么，而对其所说的背后动机则要保持适当的警惕。如前引胡适4月6日所记给郑天挺的电报中称，“连日外间有关于我的许多流言。”他是当事人，知道确有其事，用“流言”二字就很值得玩味。

　　并非多余的话

　　所谓“事实胜于雄辩”。面对蒋、胡二人的日记及其它史料，我们无论对蒋介石、胡适有何种评价，却不能否认蒋介石曾有让胡适出来竞选“总统”，胡也一度答应的事实。

　　坚决否认胡适一度动心的人，有一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心结。他们认为，民国时期有一个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坚守自由主义原则，操守好，人品高尚。相比之下，当今的知识分子只能用“沦丧”来形容。因此，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美化(如果不是“神化”的话)胡适等人，爱之甚深。笔者《智者千虑》中在说完“总统候选人”的风波后，曾有一段对胡适相当肯定的话：“胡适到底是胡适，他对天上掉下的大馅饼，大抵上还算得上不卑不亢，虽未达到心如止水、物我两忘的最高境界，仍能称得上‘其来不喜，其去不怒’，不失尊严与人格，也是一种风范。与那时代以‘学术’为官场资本，卖身求官的‘学者’相比，高下立现。”但即使这样，仍不免惹怒胡适“粉丝”们。

　　其实，胡适之所以成为胡适，在于他的聪明，其思想与行为远比我们所能理解的复杂得多，他有七情六欲，并非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笔者在研究胡适与蒋介石关系时，发现胡并非是被动的，如季羡林所说，是蒋在玩胡适于股掌之上。换个角度，说胡适在“利用”蒋介石也不为过。蒋介石对此深有体会，他到台湾之后在日记中直斥胡适“可耻”：

　　对于政客以学者身份向政府投机要胁，而以官位与钱财为其目的。伍宪子(民主社会党领袖——— 引者)等于骗钱，左舜生(青年党领袖——— 引者)要求钱唱“中立”，不送钱就反腔，而胡适今日之所为，亦几乎等于此矣，殊所不料也。总之，政客既要做官，又要讨钱，而特别要以“独立学者”身份标榜其清廉不苟之态度。甚叹士风堕落，人心卑污。(《蒋介石日记》，1958年5月10日)

　　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适等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对国家前途与事实概置不顾，令人悲叹。……可耻。(《蒋介石日记》，1958年5月30日)

　　蒋介石此时内心对胡适恨之入骨，表面上却不能不维持着对胡的“尊崇”与“礼遇”，是因为胡的特殊地位，蒋要利用。在另一方面，胡适对蒋长期抱持“有限度的”批评立场，但却也注意巧妙地维持与蒋的密切关系，是因为他也需要蒋。当然，这是需要深究的另一段故事。对于蒋、胡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似乎不是绝无仅有的特例，熟知历史的人，大概可以举一反三。

[ 本帖最后由 岡村孝子 于 2012-2-25 14:21 编辑 ]

　　《观察》在创刊之前，胡适已经从美国回国，但创刊号封面下端所列68位撰稿人（自第7期增至70人）中没有胡适，这在储安平是有深远考虑的。当《观察》出到第21期（1947年1月18日）三天之后，储安平藉阴历除夕之夜，给胡适写了第一封信：

　　适之先生：

　　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份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我们在筹备的时候，曾请陈之迈先生转求先生赐予支持；之迈先生事忙，或者未获代致我们的诚意。去夏先生返国，许多朋友鼓励我晋谒先生，我始终未欲冒味从事。因为先生离国多年，这几年中，也正是中国社会上诡诈最多的一个时候。我们自己虽然抚心自问，是真正无党无派的，但先生何能相信？先生对于一个不为先生所熟知的刊物，决不会给予任何关切与支助。所以我认为假如那时冒味晋谒，徒然偾事。观察创刊迄今，忽忽半载，目下第一卷二十四期即将出完，我们曾按期寄给先生，请求指正。从过去二十几期中，先生或能得到一个大概印象：这确是一个真正超然的刊物。居中而稍偏左者，我们吸收，居中而稍偏右者，我们也吸收，而这个刊物的本身，确是真正居中的。过去各期内容尚有许多缺点弱点，总因我们能力有限，人力不够，力与愿违。从筹备时候算起，我已化了整整一年的心血，全力灌注在这个刊物上。在筹备时候，要集款，要找房子，要接洽撰稿人。刊物出后，买纸，核账，校阅大样，签发稿费，调度款项，都是我的事情。在最近的五个月中，我没有一天不是工作至十二小时之多。一方面稿子不够，一方面要顾到刊物的水准，一个人独力孤苦撑持，以迄于今。所幸我自己有此决心，能以长时期来经营这个刊物，以最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长线放远筝，三五年后或者可有一点成就。在先生的朋友中，比较暸解我亦最鼓励我的，大概要算陈衡哲先生了。我和孟真先生往还甚浅，但傅先生也给我许多指示。我希望这个刊物能得到许多前辈的支持和指教，慢慢的发展和稳固。我现在正着手计划第二卷的方针。我写这封信给先生，是想以最大敬意请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先生对于这个请求，自湏加以考虑，不致轻诺。但是先生或能想到，在滔滔天下，今日到底有几个人能不顾一己的利益，忘私从公，献身于一种理想，尽心尽智，为国家造福。到底有几个人，能这样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做人做事。当我在筹备本刊最艰苦的时候（去年春天，股款迄难筹足）南京方面约我几次，我都未加考虑，因为今日之士，太慕功名，太希望从政。但是我觉得一个有为之士，他应当看得远，拿得定，做他最好的，以尽忠于他的国家。刊物出版以后，我除了我的寓处，社里，学校三处之外，任何集会不参加，任何人物不周旋，这就表示，我不以这个刊物为私人进身之阶，不以这个刊物为活动的根据。今日中国需要者，就是有浩然之气的人。我们请求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是为对于我们的鼓励，并非要先生鼓励我这个个人，而是鼓励并赞助我们这种理想，这种风度，这种精神。后辈需要得到前辈的鼓励和赞助，前辈也有鼓励赞助有希望的后辈的道义责任，因为我们共同努力者，乃是一种有关国家福利的事业。兹掬最大诚意，并坦率陈述一切，如承先生俯允，刊物幸甚。我们并想求先生为第二卷第一期写一篇文章，（二月十五日前掷下）希望是一个大题目，以便排在第一篇，用光篇幅，并为号召。如何之处，佇候赐教。专肃 即请

大安

后学储安平敬上

一月二十一日农历大除夕

　　胡适生于1891年，此时刚过55周岁。储安平生于1909年，至少已满37周岁。他比胡适年轻18岁，他们属于两代人，储安平以“后学”居之，是很恰当的。由于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宗师的地位，《观察》既以“自由思想”相标榜，则胡适的列名撰稿人，就比其他任何撰稿人的列名更为重要。所以储安平的这封信写得诚恳，坦率，并且表明了自己的志趣和人格。依照胡适的为人及其待人之道，可以推想他对储安平的请求，是不会拒绝的。《观察》第1卷出满24期后，要休刊两周，到3月1日再出第2卷。果然在3月1日出版的《观察》第2卷第1期的封面上，胡适的名字已列入撰稿人名单之中。此时的撰稿人已增至74人。胡适必定是在1月末或2月期间给储安平复了信的。但文章却没有写。迄《观察》停刊，也就是在1947、1948整整两年中，胡适没有给《观察》写过一篇文章，这是什么原因？这是我近三、四年以来一直在探究的一个问题。

　　1947年7月初，当《观察》第2卷第19期印成后，储安平给胡适写了一封短信。文曰：

　　适之先生：

　　我定十日前后飞平，专诚晋谒先生，向先生请教。我在这封信上，先向先生恳求一事：我们诚恳地求先生为观察三卷一期写一篇文章。我们愿意得到先生的支持和鼓励。如承俯允，不胜感幸。聆教匪遥，余容面陈。即请

大安

后学储安平上

七．四

　　储安平“飞平”看来是如期成行了。他编完了《观察》第2卷第21期之后，在“编辑后记”里说：“当本期出版时，编者已在北平。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三期由吴世昌先生代编”，21期是7月19日出版，24期应于8月9日出版，根据这些迹象推测，储安平大概自7月中旬至8月初期间在北平。他回上海以后，于8月12日给胡适写信说：

　　适之先生：

　　在平数谒，恭聆教益，深为感幸。先生对《观察》的鼓励和指示，尤使我们增加不少勇气，我们愿以全力持久经营此刊。

　　先生允为《观察》三卷一期写文一篇，大大增加《观察》的光辉，拟乞至迟于八月十八日掷下，俾得如期付梓。面求法书，如承便中一挥，尤感。

　　专肃 即请

大安

后学储安平上

八．十二

　　从信的内容看，胡适接见储安平不止一次。谈话中既有“鼓励”，也有“指示”——当然是建议。只可惜一生笔头特勤的胡适，这期间却在《日记》里没有留下纪录，我们难以知道这两代自由主义者当时谈话的具体内容。半个多世纪以后，我只能从研究的角度来悬揣某些可能的迹象。从《观察》奉行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和独立超然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来看，胡适是会取支持的态度的。但是在具体的观点或价值评判上，恐怕就差异悬殊，见仁见智了。先说储安平的第一篇政论《失败的统治》。国民党的腐败不能遏止，是抗战后期才发生的。从北伐到“七、七”事变的十年间，是它的上升期，对外争回了不少利权（民国史学术界称“革命外交期”），对内的建设有不可抹煞的成绩。储文概说二十年统治完全失败，胡适不见得赞同。从《观察》创刊到终刊，储安平的政论文字，凡批评政府多取激烈态度，而胡适在批评政府时多注意分寸。对学潮，储安平全盘肯定，完全支持，尤其激烈地批评政府，所有《观察》刊登的报导学潮的新闻和储安平撰写的评论学潮的文章，都有助长之势。胡适对学潮则表示理解之同情，承认政治腐败是导因之一，但不赞成动辄罢课，多取平息的态度。

　　胡适1947年4月11日的日记里没有记这一天应事接物的任何内容，只是抄了两段英文：

　　“A man that could look no way but downwards and with a muck rake in his land.” Pilgrim’s Progress p.4,II

　　“Man with the muck rake are often indispensable to the well being of society, but only if they know when to stop raking the muck.” Theodore Roosevelt, Speech, Laying the Corner stone,Office Bodg.of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pril 14,1906. 译成中文是：

　　一个眼睛只会向下看、手里拿着粪叉子（揭发丑闻）的人。（《天路历程》第2卷第4页。）

　　手里拿着粪叉子（揭发丑闻）的人对社会是必不可少的，是有益的，但是他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掘粪。（T•罗斯福的演说《奠基》，众议院办公大楼。1906年4月14日。）

　　所谓“拿着粪叉子”，“掘粪”，云云，是二十世纪初，美国各地的新闻记者和社会人士发起的整治黑社会，暴露黑幕，揭发丑闻的民间运动。因为新闻自由，政治透明，记者们有权把各地的黑幕、丑闻调查得水落石出，无可逃隐，故依法打击邪恶，极有成效。当时这个运动称作“扒粪运动”或“掘粪运动”。胡适在 1947年4月完全抄录英文原文在《日记》中，显然是有他的用意的。但迄今这一则英文的内容尚未引起思想界学术界和胡适研究界的专家们的注意，我此次藉撰文之便，来替胡适把他当年对国内局势的态度表露出来。他于1946年夏归国以后，眼见内战难以遏止。经过八年对外战争的政府，已经是一种疲惫、千疮百孔的局面；又加以内战、学潮、贪污成风、经济凋蔽、民生艰困；而几个在野党正欲拖垮这个令人人不满的政府。但是，结束“训政，召开“国大”，毕竟是历史走向宪政的一个进步。如果连这一点进步都轻率地摒弃了，则历史绝无再能进步的基础。如此时参预摧毁这个政府的运动，则无异于为虎作伥。须知螳螂捕蝉，焉知黄雀在后。这种综合的考虑，便是胡适四十年代后期发言和批评政府的原则立场。故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掘粪”。

　　通观整个《观察》时期储安平的全部政治评论，均构成一个悖论：一方面，他怀疑中共当政以后是“自由有无”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力促那个有自由而尚嫌其不充分、不理想的政府速朽速败速亡。他可以自由批评总统、行政院长及执政党的各方各面，几乎无所限制，不受阻挠。这本身就是晚清、民初、北洋政府及北伐以来，民主在言论、新闻自由方面逐步走向制度化的实证。他在批评苏联和美国的时候，由于民族主义的心理障碍，使他不能清醒地判断当时极其严重的局势，说出 “美国和苏联，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大家都想牺牲他人替自己打算，使中国成为他们的附庸”那样的话。美国前驻苏驻法大使蒲立特，本来是当年最清醒、最有远见的外交家，他却在《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中质问“蒲氏是否意欲把中国沦为美国的附庸”？而在对待蒲氏访华报告上，胡适的评价却要客观、允当、高明得多：

　　我觉得蒲立德的《访华观感》写得很好，也很公平。他对中国最近廿年来历史的演变看得十分清楚，批评得很公道。我想就是让最公正的中国人自己来写，也不过如此而已。我个人对他的看法是完全赞同的。

　　蒲立德认为中国是应该帮助的，也是值得帮助的，他这种态度是极严正的。（《援助与自助》，《中央周刊》第二卷第二期，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南京出版）

　　蒲立特《访华报告》的基本内容是揭露苏联的对华阴谋和在东北肆意危害中国国家的所作所为，并为美国设计出一个援华的合理而可行的方案。储安平却因为极端痛恨现存的政府及民族主义的情绪，竟与胡适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

　　在《我们对于美国的感觉》一文中，储安平说：“今日中国全盘的政治问题，不仅仅是党争问题；不是党争问题解决了，就解决了中国的政治问题。”他认为党争“不一定就是最重要的一项。”这个看法显然是对局势一个极大的误判。盖党争止，则内战停，内战停止，则国家转入温和的改革和建设，其他问题则在有利的环境下逐渐得到改进、改善直至逐项解决。连战败国德国、日本都能在没有国内暴力争斗的情况下走向经济复苏和发展，五强之一的战胜国中国在和平环境里反不如德、日之进展吗？内政在惩治腐败上，号称“傅大炮”的自由主义无党派人士傅斯年，先后将孔祥熙、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轰下台，不就是正气得以伸张的进步因素吗？储文的主旨在于反对美国在华驻军，其次亦基本上不赞成其参预“调解”。1946年11月，雅尔塔密约公布后，中国自由主义及无党派人士在傅斯年领衔下曾自发地掀起了一个抗议苏联的运动。另一派力量则推动了一场反美浪潮，与之相对，以转移全国视线。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储安平，其发言适与之同其调，而称其心，储文称：“假如美国在此时间，欲使中国为其尾巴，成其工具，是直乘人之危，非尽友邦之道。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美国人横冲直撞，任意殴打学生，调戏妇女，碾死行人，简直目无‘中国’”。通观美国人在中国的作为，这些话不无偏颇及夸大之嫌。

　　正因为储安平自己对美国是全面反感的，所以他在《观察》第1卷第2期就登出关于中美农业合作的新闻。这篇新闻是由徐盈以“本刊特约记者”的名义撰写的，冠以“（本刊特约北平通信）”字样标出新闻来源。而副标题则是：十年来屋顶花园式的农业试验全盘失败/不顾现实的农业政策徒然浪费国家公帑。从这个标题看，一开始就是对这个合作持批评态度的。当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到上海时，“代表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者已经迎头送上请勿走‘农业中国，工业美国’的複辙” 的告诫。这简直是违背常识的挑衅。美国的农业与工业是并驾齐驱地发展的，人家怎么会利用你来专搞农业、自己只偏重工业发展呢？这个代表团等于是一个政府级的“和平队”，来帮助一个满目疮疤的国家恢复和建设农业，你却怀疑人家的动机。徐盈写道：“在北平，我从他们对于四个问题的回答上，证明了赫契生团长如果不是有意逃避现实，那就是满脑子充满了技术，不配作一个政治性集团的领导者”。赫契生是世界知名的育种专家，当时为加州大学副校长兼农学院长，本来就是一位技术专家，从他“对政治没有兴趣”的回答中恰恰反证了这不是一个“政治性”的团体。徐盈最后写道：“赫契生还举了一个很滑稽的例子，‘东北的高粱由于农业试验场没有了，害虫药剂缺乏，今年收获要减少百分之十。’我跟着追问道：‘东北各铁路线两旁不准种高粱与长粮食，又要减少百分之几十，是不是比前者还多？’”徐盈大概忘记了当时内战正酣，而利用铁路两旁的高作物为隐蔽破坏铁路的事情每有发生，做出这一规定，在当局方面来说，实在也是出于无奈。徐盈以此质询美国人，自己便有些滑稽了。

　　中国后来的极左超过苏联和东欧各国，其实也是综合因素造成的，譬如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就一直在跟自己的命运作对。像中美农业合作这样纯粹的建设性项目，竟然也不乏中国人跟它作对。

　　以上所举事实、观点及所涉价值评判，胡适肯定是不会赞同的。这或许就是胡适与《观察》的一点距离？


　　储安平在9月22日又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信文：

　　适之先生：

　　先生南来，我没有往谒。因为我觉得先生在极短的行程中，必定十分忙碌。假如我没有要事便不应当去浪费先生的时间。

　　我们最近开了股东会议。去年一年，盈余二亿三千三百余万。办刊物本来照例是赔本的，本赔完，就关门大吉。我们实在没有想到会赚钱，而且赚这许多。一千万的本钱，在一年中赚了二十三倍。我们有几件印刷品，原是给股东，不对外公开的。但我想，先生对于办刊物素来有很大的兴趣，所以我检出一部分寄给先生，作为先生公余消闲材料。

　　这两天，南北教育界都为了先生的“十年教育”，引起许多意见。拆穿了说，还是为了先生那一句话：“第一个五年先扶助北大、清华、中大、武大、浙大。”许多读者来信希望能读到先生的十年教育计划的原文，不知先生能否公开？或者先生能就此事写一篇文章否？专此即请

大安

后学储安平上

九、廿二

　　前求先生的法书，尚未承赐下。

　　这封信如果从上海寄航空，24日可送达胡府。胡适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一文，已提前寄往南京《独立时论》社了，因为9月28日《时论》出版，正式向全国公布此文。所以，储安平没有为《观察》争取到引起全国知识界关注的这篇文章的专门发表权。

　　这个《计划》发表之后，立即就引起全国教育学术界的讨论，胡适同意《观察》转载此文。10月5日，储安平收到胡适的信及写的字，立即就写了复信：

　　适之先生：

　　刚收到先生赐写的字，非常荣感，多谢多谢！先生只写了九个字，然而意义深长。我希望我们大家来栽，让我们的下一代得到收获，让整个国家来享受所能收获到的果实。

　　先生为《独立时论》社所写的那篇《十年教育计划》文字，当在《观察》第七期“文摘”栏转载。

　　专此函谢，即请

大安

后学储安平上

十，五

　　信中所说的第7期，是第3卷第7期，10月11日出版。写的字是：

　　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

　　胡适用这句话来表达自己的信仰，也希望别人相信这句话的道理，故他一生至少有两次用这九个字为人题字。为《观察》所写是第一次。跟这个意思相通的，还有援自佛典的一个成语：功不唐捐。唐，徒也；徒，空也。捐，弃也。唐捐即虚掷。功不唐捐，就是功夫不会白白地浪费。胡适也常常希望青年人相信这个道理，做学问，做事情不要怕繁难。

　　上述九个字的最早出处是1936年5月22日胡适致陆侃如、冯沅君关于讨论“南戏”的一封信，信的最后说：

　　（储）皖峰昔年曾辑《胡适文存》中语为一联云：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少说些废话，多读些好书。

　　我今自辑一联云：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要那么收获，先那么栽。

　　寄给你们一笑。

　　依照储安平的见地及《观察》的编辑风格和内容，我认为胡适是有所保留的。储在编第五卷时，购买张今铎的军事通讯多篇，倒是招徕了读者，却是一个重大失误。张今铎是一个极端反蒋的人，他的军事通讯暴露了“国军”方面的重大军事机密，导致《观察》永久停刊的麻烦，当时是欠权衡的。储安平太痛恨那个腐败的政权，便不顾一切地促其速败，而败于何方他却不顾。假如他是一个坚定的左派，他的所有做法当然天然地合理，而他并不是。我绝不怀疑储安平的人格、操守和良知。他的确是一个蕴怀浩然之气的关怀国运民瘼的知识分子。但他慷慨有余，理性不足，冷静亦逊。而胡适当年的立言行事，过了五十几年，我们今天仍不得不佩服他的清醒与稳健。

　　选自：《温故（一）），广西师大出版社

[ 本帖最后由 岡村孝子 于 2012-2-25 14:27 编辑 ]

　　1948年10月18日，胡适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来到杭州，下榻在西湖边熟悉的新新旅馆，20日下午二点钟，他在浙大体育馆演讲《自由主义》。浙大学生唐为根回忆，当年胡适来浙大讲话“不得人心”，“台下学生不断地出现哄声四起”，并不确切。因为当天的竺可桢日记写得很清楚，听讲的浙大学生、老师有八九百人，大部分都是站着听讲的，但一小时二十分，很少有人退场的，“亦可知适之演讲之魔力也”。他的日记中还说到胡适演讲时流汗，“近来人甚肥硕，但演讲时已汗流浃背矣，因下午相当热也。”他们都是庚子赔款余额的留美学生，胡适比他小一岁。胡适这次讲演没有留下记录稿，好在竺可桢日记记下了大致内容：

　　“适之‘自由主义’讲演中引用王安石《拟寒山拾得二十首》第四云：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岂但我血流。我终不嗔渠，此瓦不自由。”

　　“述自由主义为中国之固有产物，以《吕氏春秋》为证，并引王安石白话诗。述浙江余姚明代三位大师阳明、梨洲、舜水均为提倡自由主义。述东汉王充（仲任）之自由主义。但以为中国之自由主义缺乏了政治之自由，且少容忍之精神，故自由终不达到，而人民亦无由解放云云。”

　　胡适从二点一直讲到三点廿分，演讲结束，回到浙大校长办公室稍坐，由竺可桢夫人陈允敏亲自送往车站，乘四点的快车回上海。直到1961年12 月30日晚饭时，胡适离世前不久，还和秘书胡颂平说起竺可桢第二个太太是陈源的妹妹，“这位陈小姐，面孔圆圆的，长得很甜。我的太太对我说，如果她死了，她劝我娶这位陈小姐，可以看出我太太对她的喜欢。胜利之后，我到浙江大学去演讲，可桢是浙大的校长，他和他的太太住在礼堂楼上。”

　　从竺可桢日记所记，这次演讲内容和胡适此后1949年3月27日在台湾所讲很接近，那次讲题《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或“中国文化传统的自由主义”），他努力证明自由不是舶来品，而是中国古代就有的，也提到了王安石的诗，诗和浙大讲的有出入，“风吹屋顶瓦，正打破我头。我终不恨瓦，此瓦不自由。”大概是因为即兴背诵的缘故，他解释这是古人对于自由的理解，就是“自己作主”的意思。他认为史官制度、谏官制度都是批评自由、思想自由的一种标志，老子、孔子也是自由主义者，“有教无类”就是教育平等的思想。孟子二、三千年前提出“民为贵“，就是重要的自由主义者的传统。秦始皇之后，思想一尊，自由受到限制，但仍然有人在万难中不断追求，他列举王充、范缜、韩愈，他们身上都有自由主义精神，王阳明批评朱熹，批评作主，颜李学派反对皇帝提倡的朱子学派，都是争取思想自由。所以他的结论是中国有自由思想的传统。

　　和他之前在北平电台广播演讲《自由主义》的内容也相通，那一次，他还说代议制度是英国人的贡献，成文而可以修改的宪法是英美人的创制，无记名投票是澳洲人的发明，中国古代虽有“民为邦本”、“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思想，有文官考试制度，但始终没有解决君主专制的问题，没有建立起一个能限制权力、保障少数人权利的制度来，而西方自由主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就是对少数人权利的保障，容忍异己的风气，这是它“最可爱慕而又最基本”的内容。

　　胡适之所以经常强调自由主义中国古已有之，推其用意，无非是想在中国的传统老树上嫁接西方自由主义的新因子，将他信奉了大半生的西方自由主义本土化，并非他不了解自由主义的真实含义。他这次在浙大演讲，是他最后一次来到杭州，几个月后，他将永远与大陆告别，开始“根株浮沧海”的余生。

　　选自：《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第5期，作者：傅国涌

[ 本帖最后由 岡村孝子 于 2012-2-25 14:28 编辑 ]

　　我并不知道，这位邻居背负着无法改变的可怕出身，三十好几也交不上女朋友，一直是二等公民，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文章首次发表整整7年后，他在绝望中上吊自杀，才换得永久解脱。

　　作者：沈虎雏（沈从文之子），选自：北京青年报

　　胡思杜简介

　　现代著名学者胡适之子。曾留学美国，1949年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在唐山铁道学院马列教研室任教，1953年任马列资料室主任。1957年9月21日“整风反右”斗争中不堪屈辱，自杀身亡，被错划为右派。1980年平反。

　　编者按：

　　本文作者沈虎雏先生为著名作家沈从文的儿子，新近完成的本篇文章记述了五、六十年前在北京中老胡同32号大院的一段往事，从有限的时光片断中，可以看到当年几代知识分子精神困惑而力求上进的日常生活状态。编者编发了有关胡思杜的材料，供读者朋友阅读沈虎雏先生近作后做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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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老胡同32号大院里，我家住西北角，北平解放那年，爸爸陷入精神迷乱，三月，曾一度轻生，幸而遇救，他没成功。突如其来的举动，震惊了左邻右舍和大院众多街坊。他们中间有些人，日后也寻求解脱，却成功了。那场灾变让沈从文成了对新时代疑惧的不祥名字，来客渐少，大院西北角变得格外清静。

　　开春了，大地解冻，虽然家有病人，我和龙朱哥儿俩仍像往年一样，刨松小院泥土，捡出碎砖烂瓦，盘算今年种点什么。

　　镐头常松动，小二看在眼里，拿来家伙打进一个楔子。我欢喜小二，他很和善，手底下麻利，什么活都会干，也肯教我。我家石妈，陈友松伯伯家李妈都欢喜他，碰到玩不转的重活有求，小二从不惜力。

　　小二是胡三爷的中年男保姆。共军围城时候，南京政府把北京大学出身的陈雪屏派来，抢运学者教授。爸爸也在名单上，但他和大多数被抢运对象都选择了留下。在北大50周年校庆前夕，胡适校长仓促登上去南京的飞机。他小儿子思杜没走，带着在胡家多年做杂工的小二，带着一只长毛波斯猫，搬来中老胡同，成了我家的隔壁邻居。

　　那只波斯猫保养得很好，干净硕大，乌黑长毛四射，矜持自重，从不乱叫。它趴在门口晒太阳时，用两只美丽大眼睛望着你，望着这陌生院落，怎么逗引都不肯挪窝。

　　新邻居家悄无声息，没什么来客。胡三爷难得露面，从不在我们两家共有的小院里溜达或停留，只偶尔站在门口活动胳膊腿，远远地看我们兄弟修自行车、侍弄小菜园。听石妈说，胡三爷是对面江泽涵伯伯什么亲戚，也看不出他跟江家经常往来。

　　新邻居和爸爸妈妈好像素不相识，其实他们之间的缘分可追溯到1930年，妈妈暑假去胡适家的情形，保留在她日记里：

　　“我走到极司非而路的一个僻静小巷中，胡家的矮门虚掩着……我看见罗尔纲在院上教着一个男孩念书，他见我来，站起来同我点头”。

　　罗尔纲从中国公学毕业后，到胡适身边工作，却是由爸爸牵的线。1930年5月初他致信胡适：

　　“罗尔纲同学，同我说想做点事，把一点希望同我说过了，特意写给先生……”

　　1932年初，爸爸寒假期间到北平，住在胡适家，想必有更多机会接触罗尔纲和他的这位学生。解放前这两三年，爸爸妈妈去胡适家作客也不止一次，胡三爷早已是成年人了。现在他们做了隔壁邻居，相互竟如陌生人。

　　这天我跟小二闲聊，三爷过来嘱咐点什么，见我转身要走，便笑笑说：“小弟你别走，到我家来玩。”

　　“胡三爷”是保姆们背地里对他的尊称，我当面这样叫他好像不合适，但没有一张机灵的甜嘴，想不出该怎么称呼才对，只能尴尬笑笑，跟着进了这位新邻居家。

　　屋里被小二收拾得干干净净，三爷穿件中式上衣，身板厚墩墩的，人白白胖胖可并不拖沓。他不讲礼数，好像两人早已相熟，解除了我的拘束感。

　　“好香啊！”一进屋我就闻到一股甜甜的酒香。

　　胡三爷告诉我那是他泡的枣子酒气味，刚才打开过一次。一面说着，把个圆肚青花瓷坛抱上方桌，掀开盖子让我看。嗨！更浓的甜酒香气迎面而来。

　　“想不想尝一尝？”

　　我没有食欲，摇头，断定这东西闻着香，不会喝酒的人欣赏不了。

　　他于是说些枣子酒怎么做，有什么好处之类。

　　“其实这个还不算香，茅台要香得多。小弟你尝过茅台吗？”

　　我摇头。他从橱柜拿出一瓶没喝完的茅台酒，打开盖让我闻。

　　嚯！果然好闻，还没凑到鼻子边，浓浓酒香已经扑过来把我包围了！

　　三爷解释说，他就是喜欢喝两口。像是在承认一个弱点。

　　从那以后，远远见我他就点头致意，迎面碰到，他会用轻声“小弟”打招呼，我照例还是笑笑作答。

　　一天，三爷招手示意，邀我再去玩。

　　随便聊着，他问起解放前夕有没有同学离开北平。我告诉他同班有个姓吴的，爸爸是兴安省主席，全家走了。

　　“哈！一直呆在北平的兴安省主席吧？”

　　我说还有个姓王的，常跟我们讲八路军好话，说家里人亲眼见。爸爸是励志社职员，他家并不富裕，甭说金条，就袁大头也不会有几块，也走了。

　　胡三爷解释，励志社是国民党的，又问我“小弟你见过金条吗？”

　　“见过。有个叫虞和允的同学跟我挺好，临走时我去看他，人来人往乱哄哄的，他匆匆忙忙捧来叫我看了一眼。”

　　“那，见过金元宝吗？”

　　“没有。”

　　三爷走进里屋，回来时掌上托着个金灿灿东西。

　　“哎呀，这么小！”我只从演戏的道具和年画上见过元宝，个个都是大家伙，没想到他的真东西比饺子还小一号。

　　不知怎么又聊起学习，听说我们六年级同学自己成立了时事学习小组，搞不清的问题，老师要是回答不出来，就上街拦住戴“军管会”臂章的共军询问。三爷充满兴趣，想知道问点什么。

　　“左派、右派说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共产党算左派？”

　　“有答案吗？”

　　我告诉他三个同学一块儿上街的经历，先拽住一个年轻人，那人推脱说有任务，匆匆忙忙走了。又拦个中年人，他说外国也把共产党归在左派，但这说法来源他本人不清楚。

　　三爷说这个中年人，老实。

　　我讲起每次游行、上街扭秧歌，学习小组的人都参加，其他同学不一定去。最近游行特别多，解放南京、解放武汉、五一、五四……我们都上了街。

　　胡三爷笑着说：“小弟，你知道吗，毛泽东领导了五四运动。”

　　“知道，知道！”我告诉他学校集合排着队去听政治报告，北京的五四运动，是在少数学生、知识分子中间进行，后来毛泽东发动湖南工人，五四运动有了无产阶级领导，才影响全国。一边说着也笑了起来。

　　在我这小学生脑瓜里，原先对五四的零碎常识，大半来自阅读，分明记得胡三爷的父亲曾倡导新文学，算得上五四时代领袖人物之一。解放后第一次受到新的历史教育，便彻底颠覆了旧常识。

　　胡三爷悄无声息地搬来，没住上一年，又不肆声张地走了，从此再没见过他和小二的身影。大院西北角，比原来更加冷清。

　　听石妈说三爷入了革命大学。1949年进革命大学的熟人，像汪曾祺、金隄叔叔，他们和进华北大学的妈妈一样，都穿着全套军装。想到胡三爷白胖身躯套上共军制服的模样，我觉得一定比其他熟人滑稽。他那些含着浓香的酒坛子，酒瓶子，看来全都舍弃了。

　　威严神气的长毛波斯猫，跟在黄花、大白后面四处流窜，成了无家可归的野猫，漂亮长毛很快就纷乱纠结。第二年开春时候，蹲在原来主人家房顶怪叫，石妈说它两眼都瞎了，想喂点吃的，唤它，已经没有反应。

　　这个春天，爸爸由历史博物馆组织上安排，也进了革命大学。两位隔壁邻居同样为了融入新社会，在思想改造的漫漫长路上，作各自不同的跋涉。

　　我们家人没听到胡三爷的学习情况，只是常为爸爸着急。他倒有自知之明，在信中告诉萧离叔叔：

　　“由于政治水平低，和老少同学比，事事都显得十分落后，理论测验在丙丁之间，且不会扭秧歌……也就是毫无进步表现。在此半年唯一感到爱和友谊，相契于无言，倒是大厨房中八位炊事员……那种实事求是素朴工作态度，使人爱敬。”

　　那只脏兮兮的大白，开始肆无忌惮地朝我家钻。刚打出去不一会，又幽灵似地悄悄溜回来，隐藏在暗处。我加重惩罚，它并不夺路逃走，只是把整个身子俯贴地面，默默地忍受着。

　　妈妈看出原因：“小弟别打了，我估计是怀了小猫，要找暖和地方休息。”

　　从此大白得到个简单的窝，并得到一份吃食。

　　一次周末，爸爸从革大回家，半夜床尾有咕吱咕吱响动，原来是大白擅自选中妈妈脚边被窝当作产床，正在吃掉小猫的衣包。妈妈不让惊动它，两人保持固定姿势直到天亮。被褥虽然搞得一塌糊涂，四只小猫已经被大白舔得清清爽爽。

　　四个小猫四个样，其中一只黑里带点白花的，长毛四射，特别精神，活像它父亲，被大家称作狮子猫。爸爸在信中告诉梅溪表嫂：

　　“家中养了五个小猫猫，极有趣味，虎虎成天看着，如丈母看女婿一样。”

　　到秋天，爸爸用手绢把狮子猫包好，带去送给革大的老炊事员朋友。这时候胡三爷还没毕业，不知能不能从伙房里认出那只波斯猫的后代。

　　这个秋天，胡思杜在革大写了《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海内外几家报刊登载，对随后几年批判胡适运动，发挥过启示作用。罗尔纲在《胡适琐记·胡思杜》里，回忆起自己读后的感受：

　　“胡思杜与胡适还可以划清敌我界线，我做学生的，更可以与老师划清敌我界线了！从此解决了心头的难题，豁然开朗了。二十年前，我是胡思杜的老师，今天胡思杜是我的老师了！”

　　听爸爸讲过，统战方面的人，曾请他给胡适之写信，劝他从美国回来，共同为新中国文化事业出力。信写好了交上去，再没有下文。

　　他必定也学习过胡思杜的文章。对于爸爸来说，转变立场批判胡适肃清流毒，检查自己所受的影响，即便从革大毕业以后，仍是必修课之一。交出一份及格考卷，比交出一封对胡适作微笑态的信困难得多。

　　那一个秋天，爸爸在革命大学试用新的立场、观点、方法，私下里写了赞扬劳动模范炊事员的《老同志》，又历时两年，七易其稿，是毕生倾注热情耗费精力最多的一个短篇习作。他企望创作生命能够死灰复燃，找回重新用笔的信心，为新社会服务。怎奈力不从心，无法驾驭主题先行的写作路数，这篇失败的习作后来被两次退稿，生前没能发表。

　　爸爸从革大毕业前，组织上希望他能归队搞创作，征求本人意见时，因私下写《老同志》的体验，明白自己“极端缺少新社会新生活经验 ”，而且“头脑经常还在混乱痛苦中”，选择了默默回到文物工作岗位，埋头于库房、陈列室的花花朵朵，坛坛罐罐间，用“有情”的笔，谱写汪曾祺说的“抒情考古学”，度过了后半生。

　　那些年听传言，说胡思杜去唐山铁道学院，做了马列教员。我相信他是在付出超乎常人的努力后，得到认可，已经过上改头换面的全新生活。那些年，我听到接踵而来颠覆常识的新理论，已逐渐学会正面接受，再也没有哑然失笑的落后表现。胡思杜肯定更胜一筹，有资格对新一代作正面教育了。

　　但那些年我并不知道，这位邻居背负着无法改变的可怕出身，三十好几也交不上女朋友。尽管他一直努力工作，争取进步，一直想入党，尽量乐观，却一直是二等公民，1957年中央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胡思杜积极响应，给学院领导提教学改革建议，随即被打成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同时把胡适抬出来，一起批判。经过多次大会小会，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文章首次发表整整7年后，9月21日他在绝望中上吊自杀，才换得永久解脱。1980年，组织上对胡思杜重新审查，以错划右派平反昭雪。

　　胡适1962年病逝台北，在他生前，家人一直不敢把胡思杜的悲惨结局告诉胡适夫妇。

　　曾在中老胡同32号西北角做隔壁邻居的两位户主，先后成为古人已经很多年，爸爸笔下称为“乌云盖雪”的那只长毛狮子猫，一直还没长大，依然在炊事员老同志身边“床上地下跳来跑去，抓抓咬咬自得其乐”，活在那篇失败习作的字里行间。

　　2010年3月记于那次灾变61年后


　　●背景链接●

　　胡思杜：拼不上的人生碎片

　　胡思杜是胡适的小儿子，生于1921年12月17日，上有哥哥祖望(1919.3.16-2005.3.12)和姐姐素斐(1920.8.16-1925.5)。按学者沈卫威先生的描述是：“思杜年少时患肺病，小学时读时辍。胡适曾让自己的学生罗尔纲做家庭教师，教思杜和祖望学习，同时帮他整理父亲胡传的遗作。后来思杜入校读书，但非聪颖之辈，善交朋友，贪玩乐。”

　　抗战开始后，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哥哥祖望亦于1939年前往美国康乃尔大学读书，而思杜则和母亲留在国内。思杜于1941年5月也到了美国，学习历史。1948年夏，思杜随父亲的朋友一起回到了北平。许多人看在胡适的面上，纷纷请思杜到大学任教，“其中山东大学历史系最为积极”(邓广铭语)。但胡适以“思杜学业不成，不是研究学问的人才”(邓广铭语)为由拒绝了所有邀请，只同意思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

　　1948年12月，蒋介石派飞机到北平接胡适等文化名流。来使告诉胡适，这是南下的最后一次机会。胡思杜执意留下。胡适的妻子江冬秀为此感到很难过，不愿意扔下小儿子，却又没有办法，只给思杜留下许多细软和金银首饰，说是让思杜结婚时用。邓广铭先生回忆道：“当时思杜不愿意随胡适南飞，他刚从美国回北平不久，对国内这几年的情况不熟悉。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结果胡适夫妇就把他留下了。”

　　1949年1月，胡思杜调到北大图书馆，为胡适留下的书籍编目。9月起，胡思杜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分在二班七组。 1950年9月11日，胡思杜致信在美国的母亲江冬秀，告诉了革大毕业之事，信中说：“我从下星期起就要到唐山交通大学教书，那里有不少熟人，学生也增加到一千五百多人，一切都很安定，希望您别挂念。”信中还盼父亲胡适少见客，多注重身体。

　　在1951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胡思杜违心地批判自己的父亲，还亲自编写和登台演出反美话剧《美国之音》。9月22日，思杜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斥责父亲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表示要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此事在海内外引起了一场极大的震动。耐人寻味的是，胡适一反常态，在他的日记里除了分别于9月26日、9月28日、10月4日剪贴相关报道之外，并未过多谈及此事。

　　“学习改造”结束后，胡思杜还到堂舅江泽涵家取走了那一皮箱细软东西，“说是要把这些东西上交给共产党的上级组织，他以后用不着这些东西了”，“向党组织表示他的忠心”，“同时他还说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江泽涵语)。胡思杜在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当历史讲师，积极、努力地工作，想为父亲“赎罪”。

　　从蒋圭贞给胡适的信中，思杜此时“有一个女朋友，现在贵州，明春可能回来，希望他明年能结婚”(胡适1950年10月7日日记)。但这个女朋友后来也跟他分手了，此后再也没人愿和思杜谈恋爱。在1949年以后接触思杜最多的亲人恐怕就是亲戚胡思孟先生了，他回忆道：“思杜也没有对象(女朋友)，找不到对象。别人一介绍，女方一听他是胡适的儿子，是战犯的儿子，女方都不愿意了。”

　　1957年鸣放时，胡思杜想入党，就积极、主动地给他所在院、部的领导提了不少建议。后来把他定为右派分子，说他是向党进攻，并抬出他的父亲胡适一齐批判。8月29日，《河北日报》以《我省各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获得初步胜利》为题，发表“本报消息”：“如唐山铁道学院素称‘铁树不开花’的老教授史家宜，在斗争中都大胆揭发出右派分子胡思杜等挑拨离间党与知识分子关系的反动言论。”

　　1957年9月铁道学院给他当时往来最多的亲戚胡思孟打了个电报，让他去唐山。到唐山后，胡思孟“看到满院子的大字报，都是批判他(指思杜)的，也有批判胡适的”。组织上告诉他，胡思杜是21日“畏罪上吊自杀”，并给他看了一下思杜的“遗书”。此时胡思杜已经被装到棺材里，胡思孟等人便在郊外挖了个坑，把他埋下，立个小木牌，“现在恐怕也不知在什么地方了”。

　　料理完后事之后，胡思孟便把他的书和衣物装了一架子车托运回北京，“其中《新华月刊》就有一大箱子，还有许多外文书”。后来由于“ 家里没有多余的房子放他的书刊，我(指胡思孟)就把大部分当废品卖掉了，卖了几十块钱。”后来因为胡适的关系，胡思孟在“文革”期间被打成了“黑帮分子 ”，被迫离开所在的铁道部印刷厂，改到火车车辆段当工人，不久又被赶出北京，押送到宝鸡修铁路，直到“文革”后退休了才回到北京。“文革”开始后，红卫兵们闹抄家，胡思孟因为害怕，就把胡思杜的书大部分都烧了，甚至“只要有胡适和思杜写的字，签的名，都撕下来烧了，现在仅存10几本外文书了”。至于那份“ 遗书”的抄件，也在“文革”期间被胡思孟撕掉了，只保存下纸的一角。

　　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台北，也不知道他的小儿子已经不幸去世。！

　　“文革” 后期，胡祖望从美国给尚在大陆的江泽涵夫妇写信，了解他们的近况，并问及他弟弟思杜是否还活着。但当时的江泽涵夫妇一家“因为与胡适的关系，也是被整得几十年抬不起头，喘不过气，不敢给祖望回信，怕再因‘海外关系’、‘胡适关系’惹出祸端来，就把这封信交给学校的领导，征求他们的意见”。学校没有明确回复江泽涵夫妇，他们也不敢回信，直至“文革”结束后，他们才又与胡祖望取得了联系。

　　胡祖望先生于2005年3月12日病逝于美国，享年八十六岁。有消息说，胡祖望生前曾表示，愿死后葬在台北的父母墓旁，并与弟弟相伴。在胡适夫妇墓地的东南侧，有一块胡祖望为其弟胡思杜而置的约四平方尺的小石碑，上刻：“亡弟胡思杜纪念碑。胞兄祖望泐石。”草成于丁亥年八月初四夜。

　　沈虎雏 吴名

[ 本帖最后由 岡村孝子 于 2012-2-25 14:34 编辑 ]

　　作者：赵映林

　　胡适的安徽小同乡、关门弟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说：“胡氏生前真可说是交游遍及海内外。上至总统、主席，下至企台、司厨、贩夫、走卒、担菜、卖浆……行列之中都有胡适之的‘朋友’！笔者在纽约和胡先生一起去吃小馆子——多半是他领我去的——即时常看到那遍手油腻的厨司匆匆地从厨房跑出，两手在围裙上大擦之后，来和‘大使’握手的。他二人谈笑风生，真像是他们学生时代一起打工的老朋友一般。”最初看到唐德刚的描述，内心将信将疑 ——一个新文化运动领袖、世界级学者、大国大使、“中央研究院院长”能与贩夫走卒、卖浆之流的下层劳动人民以朋友身份谈笑风生，大概是学生对老师的恭敬而已！后来，随着阅读的深入，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学者口中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也就深信不疑了。但使本人对胡适充满敬意的、与此相关的一件事是胡适到了台湾后与下层劳动者的交往——远过上述的聊天。

　　《胡适日记全编》1959年10月31日：“早上有一位叫卖芝麻饼的朋友袁瓞来谈。”袁瓞何许人？像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所记与厨师聊天之事，胡适日记中均未记有，唯独记载了袁瓞，这绝非偶然。

　　说来有因。事情起于那年的10月23日，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收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写信人叫袁瓞。

　　胡适去世，台湾《民族晚报》记者冯仁安在胡适追悼会上见到一位泪眼婆娑、衣着普通整齐、皮肤黝黑的年轻人，孤独地站在那儿，在场外熙熙攘攘、人头攒动，会堂内却十分静穆的一大群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中显得特别惹眼，似乎不像是一般学者和文人官僚职业生活圈子里的人，职业的敏感让他意识到这其中一定有抓人眼球、值得一写的东西，便打听这是何许人。这才了解到他只是台北街上一个沿街叫卖芝麻饼的小贩，叫袁瓞，却与大名鼎鼎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有着两年多的交往，真是奇缘，不免惊奇，便与袁瓞约定次日前来采访他。第二天采访结束，立马赶回报社，写下了《博士与麻饼小贩》一文，刊登在报上。文章记载了袁瓞与胡适的交往，此文以后又收录进在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发行的《胡适之先生纪念集》。这才让我们了解了袁瓞其人以及与胡适交往的脉络。

　　袁瓞，祖籍江苏清江，1949年1月正在上海一所中学读高中二年级的袁瓞被征入伍，成了青年军的一员，国民党失败后，他所在的军队由上海退到了台湾，然而，年底退伍后就失业了，他先是在高雄卖豆腐，不久又流落到台北，在一家店铺当伙计，后又自制芝麻饼，成为沿街叫卖的卖饼郎。袁瓞是一个有求知欲，好学好问的青年，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沿街叫卖芝麻饼，生存毕竟是第一位的。但只要有一点空闲时间他就读书，尤其喜欢读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方面的书籍，有了一点认识就与人探讨各国政治问题，可学力和知识结构有限，一时分辨不清内阁制与总统制优劣，便在这年的10月写了一封两千字的长信，大胆地致函“中研院院长”胡适，向他请教不同政体的区别与优劣。在信中，袁瓞问：“英国为君主制，美国为民主制，实质上是否相同？在组织上，英国内阁制与美国总统制，是否以英国的较好？”胡适见了此信，很高兴，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在劳作之余还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可见这是一个有着求知欲的有志人。第三天，胡适热情地给这位小贩回了信：

    袁瓞先生：

    谢谢你10月23日的长信。

    我细读了你的信，很诚恳地感谢你在辛苦做饼、烤饼、卖饼的生活之中，写这一两千字的长信，把“积在心中多年的话，一直没有向旁人提起过”的话写出来寄给我。

    你提出的问题太大，我很惭愧，我不能给你一个可以使我自己认为满意的解答。我只能说，你说的英国制度和美国制度其实没有什么大分别。你信上叙述的那个“杜鲁门没有带走一个人”的故事，也正和丘吉尔在1945年离开唐宁街10号时没有带走一个人，是一样的。

    我还可以说，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卖饼的，每天背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的人，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一件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

    如有我可以帮你小忙的事，如赠送你找不着的书之类，我一定很愿意做。

    祝你安好。

    胡适。四八，十，廿五夜

　　收到“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回复，袁瓞喜出望外，当即致信感谢。如此的书信往来和面谈，使大学者与小饼贩结成忘年交。之后，胡适热情邀请袁瓞到南港寓所和“中央研究院”来做客。怕袁瓞来时扑空，还详细告知什么时候来最好。接到胡适的信不久，这位名副其实的布衣，终于平生首次登堂入室，进了位于台北南港的台湾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胡适以他固有的一贯热情，接待了袁瓞。

　　1959年10月31日上午9时，袁瓞来到南港“中央研究院”，登堂拜访了胡院长。胡适笑脸相迎，拉着袁瓞的手道：“你这么年轻，出乎我的意料。从你来信中，估计你有四十岁以上啊！”袁瓞进屋后打开布包，送给胡适的见面礼是十块黄灿灿的芝麻饼，双手捧到胡适面前，说：“先生，拜见您我无以为敬，这是我亲手给您做的。”胡适接过芝麻饼，看也不看拿起一块就吃。他咬得吱咯吱咯地响，待咽下一口后，连声称赞：“香脆可口，可三月不知肉味。好吃好吃！哈哈！”袁瓞也跟着笑了。胡适的这一举动自然、亲切，毫不做作，一下子就消除了袁瓞的拘谨，拉近了袁瓞同自己的距离。于是，这相差四十岁的一老一少，毫无拘束地交谈起来。从人生、哲学一直谈到了杜威，胡适鼓励袁瓞：“江浙真是人才辈出啊，你身居茅屋而心怀天下，是难得的一片赤子之心。”在谈话中，袁瓞每句话都以先生开始。胡适于是告诉他：“其实，按古礼，你应该称我‘适之先生’。古人常说的‘名字’由‘名’和‘字’组成。古人之所以在‘名’之外再增加一个 ‘字’，那‘字’是有作用和意义的：一是表成年，二是明尊卑。晚辈对长辈都应该称‘字’，以表示尊重，我的字叫‘适之’，所以，你应该称我‘适之先生’。”袁瓞一听，连忙道歉：“对不起，胡适之先生。”“又错了，不能够要‘胡’字的，你这么称呼，叫不伦不类，哈哈……”胡适忍不住笑了起来。袁瓞这才明白称呼还有这么多学问，感叹“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不是虚妄。

　　袁瓞这次还向胡适请教，改良主义是怎么回事。胡适在介绍了改良主义和杜威实验主义哲学后，告诉袁瓞：“社会的改进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只能有零售，不能有批发……许多人做事：目的热，方法盲。我们过去有许多人失败的原因，也是犯了有抱负而没有方法的毛病。”

　　这与胡适平日里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是一致的。离开“大胆的假设”，就很难产生、甚至不会有创新、有发展、有变革；但仅有 “大胆的假设”、有“抱负”，不做“小心的求证”则会陷入主观唯心主义泥坑。二者不能分割。做事讲究方法，是“小心的求证”不可忽缺的内在要求，本身就是一种做事的方法。撇开意识形态，抛开阶级斗争，不戴有色眼镜看人看事，胡适强调做事要有方法的观点是没有错的。几十年来，我们不难发现胡适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对中国学术的发展，对改变中国学术思想界的风气的进步意义和作用。在大陆，虽经上个世纪50年代的大批判，然而，一旦政治环境有所松弛，谬误退潮，这“十字真言”的生命力就不可抑制地迸发出来。由此可见，科学与真理是批不倒的。

　　第一次见面，一谈就是近两个小时。因为有外宾来访，胡适不能耽搁，此时已近午时，胡适虽不能与袁瓞共进午餐，仍要安排袁瓞吃了中午饭再走，袁瓞婉辞谢绝了。胡适遂从书柜里取出了《中国古代哲学史》、《四十自述》等五本著作，亲笔题赠送给袁瓞，还说“以后需要什么书，尽管随时来拿”。当晚，胡适在日记中记下袁瓞来访的事。从此以后，袁瓞经常到“适之先生”的办公室或寓所去看他，向他请教自己读书遇到的困惑，每次捎去几个芝麻饼。胡适每次回赠他几本书，并在每一本书的扉页上都亲笔签名，总交待说：“以后你要什么书，尽管来我这里拿。”

　　那天，胡适在和袁瓞谈天说地时，说到自己小时候最喜欢和同村的小朋友一起在池塘里游泳，后来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时，仍喜欢游泳，遗憾的是不久鼻子里长了一个小瘤，水中呼吸很难受，不得不减少游泳，后来割掉了才不受影响。袁瓞听了，就顺便告诉胡适说，那真是不约而同！自己鼻孔里也长了一个小瘤，恐怕是鼻癌。胡适一惊，忙问道：“痛不痛？”

　　“不痛。听人说，不痛就可能是鼻癌。”

　　“那为什么不赶紧去医院医治？”胡适问。

　　袁瓞回说：“听说台大医院新到了一批钴十六作放射用，可治癌症，可是太贵，诊治不起。”

　　胡适对袁瓞说：“台大医院院长是我的朋友，你去治疗，一切费用由我承担。”一边说着，胡适拿起笔给台大医院院长高天成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是我的朋友袁瓞，一切治疗费用由我负担。”对一个相识未深，眼下才偶尔见面的小贩，胡适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这正是胡适的可爱可敬之处。难怪“我的朋友胡适之”会有那么大的市场。也许有人会觉得胡适是高收入者，承担动手术的医疗费不会对家中经济伤筋动骨。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胡适收入不低（台湾公职人员工资并不高，胡适主要是有稿费和演讲收入），是事实，但有两点，不能忽视。一是胡适的开销很大，购书，尤其是购善本书是胡适的一大开销，且常常为朋友和子侄上学慷慨解囊；而妻子江冬秀又是一个麻将迷，是胡适的一大负担，胡适曾调侃说：“太太花钱要舍得。”二是袁瓞倘若真的是癌症，需要动手术，这笔治疗和医药费是相当高的。几十年来，胡适对人的帮助都是非常真诚的，没有丝毫功利性。例如1919年，林语堂带着新婚的妻子到美国留学，他是半公费生，在美国生活相当拮据。偏偏在哈佛大学专心求学时，他的半公费奖学金又突然被停了。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想起了一位当时还不是太熟悉的朋友——胡适。林语堂在万般无奈中给胡适拍电报，请他代向北大校方申请预支一千美元。过了不久，钱竟然寄来了。后来，林语堂得到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转入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又给胡适写信求助，胡适又给他寄去一千美元。林语堂学成回国，如约到北大任教，去向校长蒋梦麟归还两千美元的借款。蒋梦麟查询财务，发现并无此笔支出。蒋校长恍然大悟，告诉林语堂说：“那是胡适个人的钱。”林语堂深为感动。如此不留姓名地救人于困，试问当时中国有几人能如此慷慨！即使台湾那个不时喜欢骂人的李敖在年轻困难时期也是得到过胡适的无私帮助的。

　　袁瓞拿着胡适亲笔信找到高院长，高天成见到信，就知道这是胡适又在做善事了，不敢怠慢，安排最好的医生给袁瓞做了全面检查。几天后检查结果出来了，原来是一场虚惊。袁瓞也高兴，马上向胡适报了喜。

　　袁瓞与胡适的交往、友谊一越保持到胡适去世。在两年多的交往中胡适对袁瓞的来信，是有信必复，实在忙不过来，不能及时回复时，之后回信总是要说明情况。其中有一封信说道：　

    袁瓞先生：

    谢谢你寄来的几封信和诗文。这一阵子，因为太忙，没有能给你写信，有几件就压在文件堆里了。你的女朋友的两首诗，今天没有找出来，稍迟找出寄还你。

    因为你昨天的信上说，你十七日要来南港，所以我赶这信请你不要来，因为我明天就要出门去“躲生日”了。回来大概在十九日了。我劝你不要在信上多谈政事。万一不幸台北街上那位有趣的背着铅桶卖麻饼的朋友忽然失踪了，岂不是大煞风景的事？

    祝你平安

    胡适

    一九五九，十二，十四夜

　　胡适在信末的嘱咐不是空穴来风。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为了保住最后一块立足之地，在台湾清党和整肃一切政治异己。袁瓞向胡适请教的政治和一些社会问题，都是属于民主政治的范畴，有时不免还夹杂着对政治时事的抨击。国民党为了防止人民思想的“异化”，只要是政治需要，对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和一般人，根本不放在眼里的，是什么事都可能干得出来的——威胁、恐吓、绑架、暗杀，无所不用其极。胡适之所以说得幽默轻松，为的是使袁瓞免于紧张、担心。同时，也从中可以窥见胡适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不依法律办事，胡作非为，任意捕人、随意定罪的恐怖政治的不满。但限于身份，又不能对袁瓞说得过于明白。袁瓞是否理解胡适的的这一层真实想法，就不得而知了。

　　胡适从美国回台定居后，虽说担任的是同民党统治的台湾地区的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院长”，但由于他毕生追求科学、民主、自由、法治，宣扬平等、博爱、人权的政治理念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相抵触，经常遭到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心情并不畅快，特别是50年代的雷震《自由中国》案，对胡适刺激很大，几次发作心脏病。就这次与袁瓞见面后不久，胡适又因心脏病住进了台大医院。很巧，他的知交、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也住在台大医院，就在胡适隔壁的病房。一天，梅贻琦夫人韩咏华拿了一块芝麻饼送到胡适的病房来，说：“我给你吃一样东西，我相信你一定没有吃过。”胡适接过来一看，见是芝麻饼，就笑了，说：“我早就吃过了，这是我一个朋友做的。”在旁的梅贻琦更是幽默：“台北那么多卖芝麻饼的，都是你的朋友呀！”这二人的对话把梅夫人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于是胡适就把与袁瓞交往的事绘声绘色地叙述了一遍。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次会议的欢迎新院士酒会上因心脏病突发而猝死，袁瓞闻讯后悲伤万状，急忙赶制了一副挽联送到“极乐殡仪馆”吊唁这位平易近人的“中研院院长”。他含泪对人说：“从今后我一照镜子看到自己的鼻子，就会想到胡适先生的人情，今生今世我再难遇到先生这样的人了！”袁瓞的故事为胡适先生平易近人的君子之风添了浓重一笔。著名大学者不仅“往来皆鸿儒”，而且“相交有白丁”，身份卑微的卖饼小贩也成了他的朋友，其人格魅力实在令人肃然起敬！折射出的不仅仅是人格魅力，更反映出胡适思想中是怎样的缺乏“官本位”意识。其实，了解了胡适的为人，对此就不会感到惊奇。同情劳动人民，坚持真理，无意官场做官，贯穿了胡适的一生。

　　1917年11月9日，胡适从美国回来担任北大教授不过三个月，见到北京城里人力车夫的辛苦劳作，不胜感叹，当晚就写了一首纪事白话诗《人力车夫》：

    车子！车子！车来如飞。

    客看车夫，忽然心中酸悲。

    客问车夫：“你今年几岁？拉车拉了多少时？”

    车夫答客：“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

    客告车夫：“你年纪太小，我不坐你车。我坐你车，我心惨凄。”

    车夫告客：“我半日没有生意，我又寒又饥。

    你老的心肠好，饱不了我的饿肚皮；

    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你老又是谁？”

    …………

　　全诗语言朴实，感情真切，对当时军阀统治下的黑暗社会，作了有力控诉，充分反映了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和自己那无奈的心情。可不是吗？“诗言志”啊！

　　可见胡适与卖饼小贩的交往仅是胡适为人的一个缩影。他一生不以贵贱论人，待人接物不以个人好恶行事，重视友爱情谊，上个世纪30年代，他住在北平米粮库4号，星期日下午会见宾客，不论和尚、士兵、学生都可以不经预先约定就直接来访问他。久而久之，每逢星期日下午会见客人，雷打不动，形成规矩。他的夫人江冬秀开玩笑说：“这是胡适之做礼拜。”这个规矩，到了台湾一直没变。对此，胡适的说法是“我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胡适与袁瓞两人超越社会地位悬殊界限的忘年之交，折射出胡适奖掖引导启蒙青年的深刻用心。透过胡适的人际关系，庶几有助于我们或多或少认识更进一步认识胡适这个人，以及中国上个世纪前六十年曾经发生过的一些重大事件的真相与背景——一滴水也是可以见到太阳的光亮。

　　有人说：多读胡适可以改善人性。此言不虚，胡适的那些故事，总让人感受到一种人性的温暖。回顾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自由自在和那些事，至今似乎还会让人产生一丝的惆怅与无奈。胡适的胸襟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后天真正理解了人生后修炼而成的。这样的胸襟需要洞悉人世间的光明和黑暗、人生道路的平坦和困顿，方能真正懂得如何用自己的胸襟去包容世人，包容宇宙。所以，他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宽容是胡适待人对事的座右铭。他有一段名句：“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说得是多么地好噢！其中所包含的内涵正是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和谐社会与创新不可或缺的。

　　选自：《温故》

[ 本帖最后由 岡村孝子 于 2012-2-25 14:40 编辑 ]

1958年11月，胡适参加自由中国社成立九周年纪念会，与殷海光(后排右二)、雷震(后排右四)、毛子水(后排左三)等合影。



殷海光

　　殷海光说：“自由是许多人恐惧的乌云，也是另外许多人欣喜的朝阳”，他不断地阐扬自由主义思想，其言：“我们对于反对自由主义的人，至少有义务要促起他们，知道自由主义，是怎样一回事。”

　　作者：陈正茂，（北台湾科学技术学院教授，著有《新编台湾史》等）

　　选自：南方都市报

　　编者按：文中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限于篇幅，本文未刊出注释部分，请读者留意。

　　一、苦闷年代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的讨论，在二战后的台湾现代史上，特别有其意义。因为它所涉及的，不只是重要的民主思想启蒙、战后西方各家重要思想家或其学说的介绍，更是亲自在对抗蒋氏专制独裁政权的第一线，提出强烈批判的尖兵斗士，他们都是义无反顾地、准备实践其理想的殉道者。这批标榜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有理想、眼界广、实践力也往往超越常人，以今日视野观之，他们在战后台湾社会上，均享有崇高地位和正面评价的文化人、知识领袖，或称为引领风骚的伟大启蒙者。因此，拙文在此特别提出几位自由主义经典性的重要人物，简述其生平事迹与思想，藉以让今人理解其所作所为，及其能使后来者，有所深感之处。

　　众所周知，二战后的五○年代，是中国现代史上石破天惊大变动的时代，纠缠多年的国共内战，在国府勘乱失败后，神州易帜，仓皇撤退来到台湾。来台后，于风雨飘摇中，面对巩固政权与生存威胁的考虑下，国府断然采取更严厉的统治手段，此即开始实施尔后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以建立起独裁政治的威权统治。

　　在此氛围下，于大陆时期尚可标榜独立自主、走“第三条道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台后，由于批评国共两党的议政空间益形紧缩，是以其所受到的箝制力量也愈大。但是他们秉持着自由主义的传统与知识分子的良知血性，继续坚毅勇敢的批判蒋氏父子的专制独裁体制。当然，其最终之下场也就可以预期。然也因此，其所散发的人格光辉，才更难能可贵。

　　基本上，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虽遭两方夹击，但他们尚可置身于或左或右的偏离或偏倚的有利条件。职系之故，当年国共两党对彼辈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尊重和礼遇，甚至企图拉拢之。只是，此种情况在五○年代以后即已不再，原因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已不能拥有自由选择偏离与偏倚的条件，因为摆在眼前的，只有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威权体制。所以在五○年代初期，跟随国民党政权到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虽不情愿，也不得不在现实上，接受这样箝制思想的政治环境。

　　所幸，当时的国民党政权，虽然是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威权体制，但因其政权的存在与立足，必须全面依附美国，在考虑美国观感下，也曾给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点点说话自由的权利。换言之，当时的国民党独裁政权，也曾把这一点自由的权利，作为一种象征，来装饰台湾，用当时的话来说，即是以所谓的“自由中国”，来对照极权国家，或用来讨好美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只不过，像胡适、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只有那点微薄的力量，所以在“朝鲜战争”后，国际局势改变了，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立稳脚跟后，蒋介石乐得马上连这仅存的象征物也不要了。以下即略叙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于五○年代初，与蒋和国府疏离及交恶之缘由。

　　二、威权体制之巩固———自由主义分子的疏离与整肃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为围堵共产主义，不得不重新重视台湾的战略地理位置，而命第七舰队协防台湾海峡。美国此举，使濒临崩溃的国府政权及蒋介石起死回生，度过那危急存亡的关键年代。然国际形势对蒋的愈趋有利，使蒋介石威权独裁的本质又开始展现，仗着美国不可能弃他与台湾于不顾，蒋介石不再需要孙立人、吴国桢等来装点门面，维系美对台之支持。蒋经国与孙、吴等人之冲突，与其说是零星事故、事件之磨擦，不如视孙、吴之失势，实为恰好证明蒋介石强人威权体制在台湾的建立与巩固。

　　外交情势的有利，美国的支持，使蒋对整肃党内自由主义分子毫不手软，先前“复行视事”时起用的具有自由主义色彩之人士，逐一遭到罢黜。1953年11月，王世杰因“陈纳德民航队欠款事”被蒋免去“总统府”秘书长职务。以王世杰在蒋和自由派互动间所扮演的角色来看，其被迫辞职之意义，不只是王世杰个人与蒋关系之恶化，究其实，它代表了拥蒋的自由派分子与蒋友好关系的画下休止符。

　　至于雷震“国策顾问”遭除名，不单单只是雷震的《自由中国》杂志言论触怒蒋而已，它其实是象征蒋及国府加紧政治控制及箝制言论自由的进一步强化。当时政府对一些超过言论尺度的报章杂志常给以停刊若干日处分，另外对新闻自由也加以限制。蒋经国对党内标榜自由派、或倾向自由派份子，更是深恶痛绝，他在阳明山演讲时公开抨击“大陆是自由丢掉的，现在又来台湾自由”。

　　到了1953年底，国府执政当局对自由派的批评更加变本加厉，政治上与自由派分子的疏离愈来愈明显，雷震之事最后更演变到《自由中国》事件及组党风波，雷震为此更付出了牢狱之灾。胡适虽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但是蒋对他也是尊而不亲，只因其在海内外无人可及的崇高声望，当局对他尚有若干顾忌和礼遇而已。总之，从五○年代起，党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几乎噤声，台湾已是处于一个失去舆论批判和制衡力量的苦闷年代。

　　而早先争取海外自由民主人士支持蒋介石，甚至组成“联合阵线”以及召开“反共救国会议”之举，也因美援恢复，台湾转危为安，国府的态度转趋强硬而流产。蒋对海外民主自由人士的疏离，导致张发奎、顾孟余、张君劢、左舜生、李璜等结合成一股“第三势力”的力量，曾在五○年代以“反共反蒋”为诉求而活跃一时。

　　总的来说，蒋之所以能够快速地建立以其个人为领导中心的威权体制，实有其特殊的时空背景使然。“朝鲜战争”以后国际的大环境有利之，以“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为蒋松绑宪法束缚其总统的权力、把“万年国会”掌握在手中，如同御用“传声筒”和“表决部队”；而“戒严法”之下达，使白色恐怖弥漫台湾社会各个角落。兼以“2·28事件”后，台湾人的反抗力量基本上已遭瓦解。在这种种因素杂糅配合下，凡有碍于强人威权体制者，皆在排挤打压之列，因此蒋氏父子轻易顺利地掌控全盘，建立其不可摇撼的威权独裁体制。

　　而此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蒋的关系如何呢？平情来说，胡适以其当时在海内外德高望重的地位，作为独裁者的蒋介石，尚不能不在表面上，对其容忍或礼敬一番。但对于以胡适为精神领袖的《自由中国》杂志社，雷震、殷海光等所谓“胡适自由主义文人集团”的活动，蒋介石就没那么礼遇了。尤其后来雷震的主张越走越激烈，欲组“中国民主党”时，蒋介石的容忍显然已到极限，因此设法罗织罪名将其入狱；并将殷海光台大教职停职等，最后，连最年轻的自由主义信仰奉行者———《文星》集团的李敖，也身陷囹圄。

　　因此，整个“胡适自由主义文人集团”，随着1962年胡适的去世，死的死、抓的抓、关的关，几乎被国民党摧残殆尽。而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五○年代的台湾议政，虽掀起《自由中国》时代的高潮，但也随即在国民党的反扑下，缘起缘灭，倏忽地风流云散矣！虽系如此，“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宿昔”，雷震、殷海光、甚至李敖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范，抚今追昔，仍是值得吾人加以肯定效法的，兹简介其生平事迹及其思想如下。

　　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雷震

　　雷震(1897-1979)字儆寰，浙江长兴人，早岁留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习行政法学和宪法。民国22年至27年间，任职于王世杰主持的教育部，因王与胡适关系密切，因而也决定了胡、雷间的私交。抗战胜利后，他先后出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制宪国民大会副秘书长等要职。长期周旋于各党各派间，深获蒋之信任倚重。雷震虽为一老牌国民党党员，但在多年与各党派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交往过程中，使他深刻体察到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弊端，兼以其早年留学日本的法政专业素养，使他对民主宪政有一份憧憬与理念的坚持。

　　据胡虚一在《读〈爱荷华忆雷震〉书后》所言，雷震早在1947年即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表示不满，曾在日记中写下其曾向陈立夫进言情况：“余进言谓今日办党，应变更作风。过去为一党专政，今后为多党政治，不独方法不能同，而一切作风，均应改变。”同年7月25日的日记又言，他与罗贡华、程希孟等人讨论选举问题，及今后对付政治办法，雷震以为民主势力不扩张，中国今后必无出路。

　　在1949年前夕，雷震与蒋廷黻等人，既不赞成共产党的武装暴力革命，也不满青、民两党仅是国民党的附庸，毫无在野党制衡的力量。因此，蒋、雷希望国民党内主张“民主宪政”人士，从中分离出来，另组一新政党，和国民党作公平而自由的政治竞争，以发挥监督和制衡的民主宪政功能。而蒋、雷心目中，最理想的“新党”领袖，即为胡适，唯胡适并无意愿。

　　有趣的是，当时蒋介石并不肯担任宪法架构下，权限并不大的中华民国总统候选人，反而拱胡适出马，但遭到国民党内部的反弹。为此，蒋介石还特别约见胡适致歉，并希望胡适出面组党，胡却反而建议国民党，最好自行分化为两、三个政党，来婉拒蒋之好意。由此可知，在国民党自由分化产生新党这点上，胡适、雷震、蒋廷黻的主张是一致的，这种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完全是“胡适派文人集团”一厢情愿的幻想。

　　他们既不满意国共两党的专制，也不满民盟及青、民两党的依附性格，因此在国民党惨败来台后，雷震等为挽救败局，从根做起，乃试图发起一场“民主自由中国”运动。换言之，此时的雷震等，对国民党尚存有希冀和幻想，因此才会在大陆局势逆转后，敦请胡适出面领导，欲组织“自由中国社”，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藉助舆论，一面宣传民主反共，来鼓舞民心士气。

　　《自由中国》杂志于1949年11月20日创刊，雷震任主编，它群集许多在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于其上发表文章，试图以评论政治或引介思想的方式，在台湾传播自由民主思想的种子。而另一方面，雷震也有企图以“自由中国社”为核心，联合信仰民主宪政人士，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之用心，并希望藉此逐步发展成一新党，也能够监督制衡国民党。然而，雷震当初欲以“自由中国社”所发起的组党构想，却因时局恶化太快而未能有进一步活动，但却是尔后来台《自由中国》创刊，及蒋廷黻等在美拟成立“中国自由党”的最初构想。

　　其实，当年雷震在台成立的“自由中国社”及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还曾得到蒋介石的首肯及支持。因国民党欲借此行动，来起死回生，使外界对其能耳目一新。只是当时蒋介石的支持，其后证明，仍是极有限度的。此即意味着，当时“自由中国社” 所做的一切言论行为，必须、也只能在当局容忍的范围内，才能有所开展。因而，这就决定了雷震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局限和历史宿命，此一局面，当然亦导致胡适、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后无可避免被清算或遭整肃的悲剧下场。

　　五○年代初，蒋廷黻虽曾拟定在美成立“中国自由党”，但因胡适婉拒出面领导，故很快无疾而终。反而雷震当时所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却愈办愈红，影响力越来越大。此情况在蒋介石立稳脚跟后，就触犯了当局的大忌。因蒋介石本人，一向把自由主义，视同如共产主义般，为毒蛇猛兽，所以长期以来，对其排斥不遗余力。

　　试想，早在二○年代，蒋介石对胡适在《新月》时期的言论，尚不允许其批评国民党、孙中山及政府，如今台湾处于风雨飘摇，大陆惨败和台湾地方民主势力抬头，蒋早已心存余悸之刻，又如何能听得进胡适、雷震等“乌鸦”般的逆耳忠言呢？所以，蒋介石最后对雷震等，会毫不手软地将其打压入狱，也就不足为奇了。

　　或许有人会认为，雷震不能算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曾做过国民党的高官，和民、青两党人士往来密切，后来又搞反对党，政治关系复杂，这就表示他不一定有一贯的自由主义思想。其实，雷震在其早年留学日本时，学校的课程，已奠定其民主法治的学理基础。在京都大学时期，雷震主修行政法学，其师森口繁治教授，对于民主的坚定信仰，特别是对于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的重视，以及反对军人干政的态度等，都大大影响了雷震日后从政的理念。

　　基本上，雷震不属于理论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相反的，其可贵之处，是以实际行动，来实践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理念。观诸雷震在大陆时期，对在野人士的尊重，对结束一党训政，和实现民主宪政，都曾做了许多推动的工作。来台后，他尤其能不顾强权，向国民党提出改造意见，甚至要求军中，不得设党部，搞权力圈圈。因此，他常在《自由中国》杂志上，撰述许多争民主、争自由、争法治或争人权的文章，均曾脍炙人口，流传一时，而战后台湾民主思想的启蒙，诸多系由此逐渐发展出来的。

　　当时，雷震和许多自由主义朋友一样，都认为国民党那一套在大陆已失败了，所以若要在台湾励精图治，就只有靠民主自由，而非以独裁、专制来治理台湾。而雷震的同志殷海光也曾说到：“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至少必须具有独自的批评能力和精神，有不盲目权威的自发见解，以及不依附任何势力集体的气象。”这段话，其实也就是殷海光本人对自己或对其同人之最基本界说和自律原则。

　　准此而论，雷震可以说完全符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标准，因雷震的民主自由信念始终如一，例如他在批判国民党蒋家父子的极权专制时，毫不畏惧，所以最后才会触怒最高当局，除各项职务先后遭解职外，最后还遭到蒋家父子以“莫须有”罪名，罗织入狱长达十年之久。这种一肩扛起所有苦难担当，见诸书生空议政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十分罕见的。

　　而两岸的现代史，有时也会有偶然的相似，例如1957年，大陆开始“鸣放”运动，也有不少知识分子，以为有了说真话的自由，结果却导致不少知识分子，纷纷被打成“毒草”而系狱，或被清算、贴大字报和游街示众等羞辱行为的对待。正好台湾也于此年，掀起组织反对党的高潮，所以雷震在《自由中国》上，一连写了“七论”反对党，直到被当局逮捕为止。

　　雷震是个不喜欢纸上谈兵的人，他认为要谈反对党，不要空论，而是要真正付诸行动。所以才有1960年，蒋欲违宪竞选第3届“总统”之际，雷震联合吴三连、杨金虎、高玉树、成舍我、陶百川、殷海光、张佛泉、齐世英、李万居、郭雨新、夏涛声、许世贤、王地、傅正、夏道平等，紧锣密鼓的筹组新党之举。但其为此，终于付出惨重的代价。

　　其后，不但雷震本人长期系狱，连李万居《公论报》经营权也被夺，殷海光则遭解除台大教职。而在雷震等人入狱后，彼等的精神领袖胡适，在舆论抨击、内疚不安中，度过其生命最痛苦的晚年，并于1962猝逝。胡适的殒落，也结束了“胡适派文人集团”，这一标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台湾从事民主自由宪政运动的缘起缘灭史。

　　四、自由主义领航者殷海光

　　殷海光（1919-1969），本名福生，湖北黄冈人，从1934年起，开始接触逻辑，思想受当时清华大学逻辑学教授金岳霖的影响颇深。1938年进西南联大，1942年入清华哲学研究所，为金岳霖入室弟子。金岳霖主张学生要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和见解，也要勇于发表意见，不要人云亦云。金岳霖这些看似浅显的言论，对殷海光影响至巨，甚至铸造成殷海光的性格和思想生命，他日后大力宣扬自由主义，多少受到金岳霖的教育影响。

　　1944年，殷海光响应政府青年从军号召，投笔从戎参加青年军，当时殷的思想有相当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支持国民党与中共对抗。1945年，大战结束后退伍，来年殷受聘于《中央日报》主笔，并任金陵大学教职。1949年，殷随《中央日报》来台，并兼任《民族报》总主笔，同年殷获傅斯年聘为台大哲学系讲师，教授逻辑，其后且参与《自由中国》编务，任编辑委员。

　　殷海光是最早将西方科学哲学引进台湾的人，在台大任职期间，被誉为“台湾大学最卖座的教授”，深获年轻人所拥戴，许多青年学者和学生，都视他为思想导师。在他影响下，台湾也逐渐出现一群信奉自由主义的学子，如李声庭、陆啸钊、居浩然、韦政通、陈鼓应、王晓波、赵天仪、李敖等。在那个苦闷的年代，那个孤绝的小岛，殷海光即使在风雨飘摇中，仍不断地挣扎、苦撑与坚持，使自由主义的婴啼并未就此绝声。

　　殷海光以自由主义学者暴得大名，是其来台后，在《自由中国》及《文星》等杂志，发表一系列阐述宣扬民主自由的政论性文章之结果。殷海光是彼时国内最重要的逻辑研究先驱，他除了引进当时国外最先进的“逻辑实证论”思想外，对罗素、哈耶克等西方思想家，亦相当注意。相对于彼时，台湾非常封闭的学术环境言，殷海光引进了西方思想，无疑是为当时的学术界，开启了对外接触的重要窗口。

　　当然，在殷海光一生中，于《自由中国》撰写政论时间，是他一生最璀璨的岁月，也是他以自由主义大师，对台湾舆论界，影响最大的时期。平情论之，对于五六十年代的台湾人而言，自由主义思想，在当时是被统治当局刻意打压，不鼓励接触的思潮。

　　但殷海光却说：“自由是许多人恐惧的乌云，也是另外许多人欣喜的朝阳”，他不断地阐扬自由主义思想，其言：“我们对于反对自由主义的人，至少有义务要促起他们，知道自由主义，是怎样一回事。”

　　为遂其宣传自由主义的初衷，殷海光花费许多心血，他亲自翻译出版了哈耶克（F .A .H ayek）的《通往奴役之路》，并透过报章杂志，大量引介哈耶克、卡尔巴柏、罗素等哲学巨子的思想。此外，在《自由中国》论政时期，殷海光尚以专业“逻辑实证论”作为方法论的基础，笔锋犀利进行对政治主张及时局批判的工具外，他主要的政论文章，有两个主轴：一为以原有“五四运动”以来的启蒙思想，鼓吹现代化的建设；二是在事实的基础上，立足民主反共的路线。另外，亦对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展开严厉的批判。

　　殷海光常自称是“五四后期的人物”，是“五四的儿子”，源于对五四民主自由的浓厚情结，使殷海光对宣扬五四精神非常重视。《自由中国》杂志上，有关五四的社论，大都是殷海光所写的。由于他对五四的憧憬，及倾向西化的主张，所以到《文星》时期，爆发所谓的“中西文化论战”之际，殷成为众矢之的，被徐高阮、郑学稼、胡秋原等，视为幕后的支持者。

　　“雷案”发生后，殷虽未遭到逮捕，但他却以大无畏精神和夏道平、宋文明等人联名发表公开信，强烈质疑国府当局，逮捕雷震之非法，并声明言责自负，充分展现了知识分子的风骨。然也因为得罪国府当局，殷在台大教职遭到停职、给薪，但不能上课的痛苦。其后，欲申请赴美亦不可行，生活陷入绝境，靠哈佛大学的经费支撑。1969年，殷在极度精神苦闷与胃癌的蹂躏下，不治逝世，自由主义巨星又陨落一个。

　　其实，在当时政治统治高压的情况下，很多知识分子失去脊梁，不敢和统治当局对抗，有的甚至噤声依附充当打手。但殷海光，却能不迎合当局，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敢怒敢言的风骨气节，成为知识分子的典范。坦白说，殷海光在学术专业领域，并没有了不起的创作；但在人格上，殷海光终身信奉自由主义，且试图将自己活成心目中的自由主义者，并以此影响当时整个台湾的学术信仰和政治局势。

　　殷海光以台大学术殿堂为传道所，在教育上以自身的学养，为日后台湾培养一批笃信自由主义思想的生力军。在言论鼓吹上，以《自由中国》为传媒，向广大的台湾知识青年，介绍自由主义思潮，即便在国民党铺天盖地的迫害压力下，亦不改初衷，永不放弃自己坚信不疑的自由主义信仰价值。

　　直到临终前，他仍坚信：“一方面我跟反理性主义、蒙昧主义、褊狭思想、独断教条作毫无保留的奋斗。另方面，我肯定理性、自由、民主、仁爱的积极价值，我坚信，这是人类生存的永久价值。”这不仅是殷海光临终遗言，也是其一生奉行自由主义的最佳脚注。总之，殷海光到台湾后，成为台湾六○年代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及最佳代言人，虽然有趣的是，他本身的气质，既不民主，亦不宽容；甚至，在论战场上，还显得相当武断。然而，这种一元价值的思想特色，在当时台湾封闭的思想环境中，反而使其主张别具另类价值意义；在宣扬民主和科学的工作上，作出重大的贡献。无怪乎，他被誉为“五四之后，除了胡适，台湾唯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

　　五、文化顽童李敖

　　至今仍活跃于台湾的李敖，虽还未到盖棺论定的时候，但其一生已足以含括政治家、政论家、思想家、文学家、批评家、史学家等声名于一生的传奇人物。

　　他素来批判国民党，亦不满于民进党，他左右开攻，天生反骨，骂他的说他是“疯狗”；捧他的誉其“特立独行”，总之，没有任何评价，可恰如其分地形容他。

　　这位有东北硬汉血统的李敖，与胡适一样，在大学时，藉《文星》杂志犀利的笔锋，横扫千军，骂尽天下苍生而暴得大名。他向国民党威权挑战，遭到国民党的牢狱之灾，出狱又入狱；他与影星胡茵梦结婚又离婚，游戏人间，不改英雄本色。他开政论节目“笑傲江湖”，嘻笑怒骂台湾朝野两党的蓝、绿政客。

　　2005年，他访问了半世纪未曾踏上梦土故乡的大陆，于北大、清华等大学讲演，刮起一阵“李敖旋风”。

　　胡适绝对是李敖思想的启蒙者，而这一点李敖亦不否认。事实上，他也一直是胡适自由主义的长期追随者与信仰者。而《文星》一案，当是李敖一生的转折点，此事件充分考验李敖对自由主义信仰的坚持，亦形塑其人格个性的试金石。从此后，自由主义这顶桂冠，将牢牢地戴在李敖头上，而闪闪发光，终其一生亦不悔。

　　李敖思想的启迪，家庭因素是免不了的，其父李鼎彝，毕业于北大国文系，受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沈尹默、钱玄同等之教诲，所以李鼎彝的北大自由开放的民主精神，对李敖产生不小的影响。当然，李敖的博览群书，及绝对是非价值观，对他自由意志的发挥起了绝对的作用。在台大读书期间，又认识了民国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胡适，两者如伯乐与千里马般，马上激荡出激烈的火花，两代知识分子的薪火相传，让自由主义的棒子代代相承。

　　1957年萧孟能夫妇创办《文星》杂志，原本是一本平淡无奇的刊物，直到后来李敖的加入，才为《文星》杂志，掀起涛天巨浪。李敖在《文星》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为《老年人和棒子》，掷地有声地批评当时甚多占着毛坑不拉屎的学霸。此文一出，显然惊动了许多重听的老年人，而开始围剿李敖，给他安上“文化太保”、“文化流氓”等许多罪名，此文亦是《文星》杂志许多笔战的导火线。

　　李敖后来又接连发表了《播种者胡适》和《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将文坛从“棒子战”，转为更高潮的“中西文化论战”，该论战使李敖成为众矢之的。其后，他挖出一连串高等学府教授的弊端恶行，终于使这些老教授按捺不住而反扑，务必铲除李敖而后快。之后，李敖虽从此成了学术界的“过街老鼠”，但他却意气风发、不无得意地以自己能将《文星》带领走向“自由、民主、开明、进步、战斗等鲜明色彩”而自豪。

　　1965年李敖在《文星》，发表《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以谢然之先生的作风为例》，严词批评国民党，也伏下《文星》杂志停刊关门的命运。总计李敖在《文星》兴风作浪，前后约有4年之久，其流弹所及，几乎囊括所有党政学界要人，因此国民党开始罗织罪名，最后，以叛乱罪名判刑10年入狱。

　　对李敖来说，他从不讳言自己对胡适的尊崇，而胡适对李敖的影响，也是全面性的。所以李敖曾说：“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以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肯定他的稳健与睿智，和他对中国现代民主思想的贡献。我们不得不说，这只好唱‘反调’的乌鸦，确实具有远见。而这种远见，就百年大计的建国事业来说，显然是必需的。”

　　而李敖以上所说胡适“一以贯之”的思想，其实就是胡适终身标榜的自由主义，同时也是李敖亦步亦趋、坚信不疑的民主自由思潮。胡适影响李敖，使其成为理性的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者，所以直到已近晚年的现在，李敖对胡适仍是敬佩有加。此由2005年，他亲访北大，独捐巨资，要竖立胡适铜像于北大校园内，即知胡适在李敖心目中，其巨人形象，是如何的巨大。当然，李敖也不以胡适自由主义接班人为满足，他时时刻刻站在这位思想巨人的肩膀上，并想超越他。

　　对于同志，李敖曾责备殷海光本人和其他门人弟子，不能散布并延续其自由主义的精神。确实如此。在殷海光众多弟子中，的确是李敖比他人更努力地或更全心全意地，做着他追求自由民主的艰苦工作。所以，李敖的知己孟绝子曾说：殷海光的学生很多，可贵的不少，但最能代表殷海光全部精神的，就是李敖。此语连殷海光听了，也点头同意。而李敖本人，更曾经不客气地对殷海光说：“殷先生，你在台大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几个自由主义者，一受军训，全都变成国民党了。据我所知，他们有几个还是自动的。凭这一点，你应该佩服我。”对于此语，殷海光本人也只能承认这是事实。

　　基本上，李敖在努力维护自由主义的过程中，确实付出很大的心力和代价。只不过，现在已是自由主义在台湾“落日照大旗”的时候了。因自由主义思潮，在当代台湾已趋没落，即使勇者如李敖，纵然有心想要挽狂澜于既倒，也只能慨叹时局，已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落幕之时了。

　　六、结语———自由主义的落日余晖

　　中国大陆研究胡适卓有成就的学者沈卫威，在评论“胡适派文人集团”在台湾的日暮黄昏时，有一段评语说得甚中肯。

　　他说：“在胡适‘自由之旅’的苍茫岁月，以他为核心的胡适派自由主义文人集团中，先后有两个基本的群体结构：自由中国社和文星社。前者的代表人物为雷震、夏道平、殷海光；后者的代表人物为李敖。其中雷震作为《自由中国》社的主持人，他以自己的务实和坚韧，乃至屈原式的愚忠，即使胡适晚年，那近于苍白的理想化的理性自由主义，得以张扬，也有所附丽；又使‘胡适派文人集团’，在1949年大陆赤变易帜后，薪尽火传，一部分力量，在台湾得以重新集结、调适，并再度介入政治。胡适、雷震、殷海光、李敖及《自由中国》、《文星》，成了台湾一个历史时期内民主、自由的一个象征性形象，也是一种社会化的民主、自由的力量。”

　　沈卫威评论得甚好，假如台湾的“自由中国”与当时的共产中国有所区隔的话，说实在话，雷震等人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所擎起民主自由的火炬，是相当有意义的。

　　此一自由民主运动，以胡适为精神领袖，雷震为中坚、殷海光为论述者，李敖为殿军，薪火相传。彼辈虽曾遭到当权者的打压，组党亦胎死腹中，但“宁鸣而生，不默而死”，其对尔后台湾民众思想之启蒙，与日后台湾之民主运动，影响可谓至深且巨。

　　另外，自由主义信仰者张忠栋教授也说得好：“胡适、雷震和殷海光，是三位不同的自由主义者。因胡适是继续反对独裁极权，反对守旧复古，并继续主张民主与科学：而殷海光则继承五四余绪，在《自由中国》写了最多阐扬民主自由理念的文章；至于雷震，他是在争取民主自由的艰苦历程中，不仅坐而言，而且起而行，所以下场也最悲凉和最值得后人的同情。以上三人，年龄虽不同，性情也各异，身份背景亦有别，也因此，各有表现，也各有不同遭遇；但是，他们都曾共同坚持了一些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于是才会因缘际会，成为同道，共同为战后台湾的民主思想来启蒙、来奉献、并为其而受苦、受难。……如今，我们若能为过去如彼那样等的人，设身处地地作想，则对于这三位不同典型的自由主义者，虽难免有不同的评断，或有更严格的要求。但，平心而论，环顾今天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家的表现，又有几人能够超越当年的雷震、殷海光或胡适？”这是自由主义者张忠栋教授，晚年深刻的论断和感慨。

　　张忠栋教授的论断和感慨，并非无的放矢，观之今日台湾诸多乱象，所谓标榜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还有几人敢秉持道德勇气，挺身而出？或有几人不畏于特定政治立场而针砭时局？因此，在当代台湾日益向下沉沦之际，犹能作狮子吼；或在台湾道德逐渐错乱沦丧的今天，犹能力挽狂澜者，若较之当年胡适、雷震、殷海光等人，面对蒋家党国机器的压制，所表现的铮铮铁骨作风，则其所标榜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角色，不知其心中是否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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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楼待编辑

另外特别奉献——特别音乐纪念版《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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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是看到题目，就有一丝暖意融入心底。

鲁迅文风一向刻薄，他也曾骂过胡适。后来鲁迅被骂的时候，胡适先生称他为“我们的人”。

想起另一段有趣的故事，亚当斯和杰斐逊。

杰斐逊被称作民主之魂，从这个角度来说，亚当斯则被认为比较保守。又因为性格上的差异，使得这两位“革命同道”在几十年的共事中恩怨不断。后来亚当斯败选时因为坦然认错，为自己赢回来一些荣誉，杰斐逊也作出了和解的姿态,宣告"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但这并没有完全弥合他们之间关系的裂痕，据说在两人晚年的时候，才得以重修旧好。

直到1826年7月4日，美国第50个独立纪念日，他们在这同一天去世。造物者似乎刻意给这段关系划上了完美的句号…



（好吧我歪楼起来就没完了，自动退散。。。）

谢谢捧场

据我所知，杰斐逊和当时的法国政治家拉法叶特(Lafayette)关系很好。不过大多数女孩子知道 Lafayette 的这个名字貌似是因为巴黎著名的连锁店 Lafayette (如果我说 老佛爺，大概某人就有印象了吧)。。。

如果把胡适尊崇为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中国就充满了希望。
（历史证明，拜孔子老子对中国没有好处）

好文拜读。 胡先生身体力行，知行合一。大师也。

“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是一点病也没有，却不知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

胡先生千古。

胡适，王明阳，老子，都没有什么不好，能够允许说不是种勇气，国人自尊孔以来就没有这种勇气了，
为嘛尊孔，就是一个主义，自尊孔，朝堂之上无异言，更替已定矣，仅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