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公民月刊刊出朱达志的文章《中石油造污，凭啥纳税人买单》。 文章说，中石油新闻办负责人李占彬向媒体回应道：“中石油一直积极配 合国家治理松花江的污染，后续也投入了一定资金，但是公司目前没有具体数字，环保总局那边应该有统计。”李占彬所说的积极配合资金投入，据公开报道的数 据，其实只有两笔：一是事故发生后，中石油向吉林省政府捐助500万元，支援松花江污染防控工作；二是向当时的环保总局缴纳了100万元罚款。

作者指出，这就怪了。中石油明明是污染事故的制造者，到头来却变成了治污资金的捐助者了！这“捐助”二字，反倒显得中石油姿态很高，重大污染事故的责任人（法人）也摇身一变成了“局外人”！

而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若发生这样巨大的污染事故，肇事企业是要向受害公众提供巨额经济赔偿的，有的堪称天文数字。比如2007年的美国“特富龙”案，杜 邦公司因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和俄亥俄州生产特富龙5年期间，对土地、空气和饮用水造成污染，而被美国执法部门判定向当地民众提供高达3.43亿美元的经济赔 偿。再比如，厄瓜多尔一家法院于今年2月14日裁定，美国雪佛龙公司赔付大约95亿美元，清理和赔偿其对厄瓜多尔环境造成的破坏。更大一笔赔偿案则 是，2010年4月20日，英国石油公司租借的钻井平台“深水地平线”在墨西哥湾发生爆炸并引发漏油后，尼日利亚给它开出了15亿美元罚单，美国政府则成 功迫使其出资200亿美元筹建赔偿基金，用于支付相关赔偿。

文章说，相比之下，我们这儿的情况却实在有些难以启齿。去年7月3日和7月16日， 紫金矿业所属工厂先后两次发生含铜酸性溶液渗漏，造成汀江重大水污染事故，但事后所受处罚仅为罚金3000万元。而按相当保守的统计，光直接经济损失就达 3187.71万元；间接损失几何，则谁也说不清楚，但肯定是个天文数字。

谁污染谁治理，这是最简单的常识，也是文明社会最基本的逻 辑。为什么我们的国企在造污之后却能如此幸运呢？有人说，我们的法律有漏洞，缺乏民事赔偿方面的集团诉讼制度。这确实是个问题。但我们的法律也没有禁止受 害者抱团起诉财大气粗的公司法人，更没有禁止有关方面譬如环保部门代表公众向污染制造者提起诉讼。从法理上说，这些都是无须法律明确的（当然明确了更 好）。

作者认为，中国的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对制造污染的国企央企实在是太好了。一方面花费数十亿公帑治污，一方面却只是象征性地接受肇事企业几百万元“捐助”和行政罚款。别以为那些天文数字仅仅源于国库，它们可是我们纳税人用汗水和心血集腋成裘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啊！

听众朋友，在“毒豆芽”、“墨汁粉条”、“染色花椒”等一批食品安全案件被披露后，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地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推行食品安全整治区（县）长负责制。吉林开通24小时投诉举报热线，聘请1300名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监督。

公民月刊黎明的文章题为；“政绩考核”不如开放舆论。文章说，吃植物怕毒素，吃动物怕激素，喝饮料怕色素，吃什么喝什么？老百姓心里没数。当一项基本需求和底线要求成为莫测莫名之物，或许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形成一种严重的社会危机。政府意识到了这里的危险与吊诡，使出了一招“杀手锏”。在政府的“武器库”里，将某项指标、某种状态“纳入政绩考核”，这属于“较尖端武器”了，但这只能算作“武器落后时代”中较好的旧武器。

管用，还是不管用？不好一言以蔽之。从执政观念和从政规矩方面说，这算是某种进步。因为，现有的权力系统在许多领域中、功能上是笨拙而不自觉的，它基本不被良知和常理所驱动，只是在触及权力人士自身时方高效运转。虽则保障公众食品安全本来就是政府职责、官员本分之事，但若不是做出把食品安全纳入政绩考核的明文规定，地方官员还真不把这项工作当回事，甚至连食品安全算不算政绩都有疑问。而今明确此事可以影响官员仕途与形象，较之从前，官员就该加深认识、摆上日程了。

作者指出，要看以往被纳入政绩考核的项目与指标执行结果如何。客观地说，“纳入”和“考核”，作为体制内对官员的道理和评价规矩，即便不走样地逐条落实，与公众的切身利益也不是“休戚相关”。如GDP考核无法反应居民生活质量乃至经济生活实态，“惟GDP主义”造成了许多国民权利与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弊端。

纳入考核，最厉害的“杀手锏”即“一票否决”，这办法可将官员决心和行动驱动至极端状态，伤害公众利益最严重的情况，也往往因这“一票否决”的动力而发生。如前些年“计划生育工作”成为考核政绩的最重要指标，地方官员为体现这一政绩以保障仕途顺利，就肆无忌惮地运用过形形色色的侵权手段。虽经骇人听闻的运动仍不达计生目标，之后在此考核项目上“有所妥协”，即对上瞒报，对下敛财。

还有“安全事故”这项，纳入政绩考核后，对减少生产、交通安全事故并未见明显作用，但对地方官员瞒报特大安全事故的作为，就连信息闭塞的普通居民也不以为奇。
假设政绩考核项目设计完全合理，在执行中也无法保真。有利的数据可以“适当”造出来，对不利的情况，能通过多种办法“按下”或瞒住。要做到这些比较容易，成本很低，因而官员们“没理由实事求是”。说根子，那是老生常谈了，就是权力缺乏制约，所有下属均会服务于上级的“政绩考核”，他们都不敢拿上级较了真的事不当事。体制规定了“不是一个人在欺骗”，并且那种“下级欺骗上级”，绝对是压倒性的“多数欺骗少数”。

虽然严重的食品安全事故也可能发生于小生产、小商店环节，但因食品安全问题若影响政绩，那多半是发生了较大规模的食品安全事故。而形成一定规模需要某些条件，比如较大企业、知名食品、大面积污染、大市场吞吐等等。需要正视的是，较大规模的问题企业，隐瞒能力也比较强，地方保护，以及与官员、地方传媒形成特殊关系等因素，使他们的“公关”往往得手。

检验部门把自己定位于商人的角色，消费者提出检测要求，是要交费的。既然无利不检测，就不能指望他们的主动监管和“技术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