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军好像一直都在“反围剿”，最后被迫四处“长征”（北上抗日，抗个鸟）
所以他们应该感谢 张二楞子、小日本鬼子、老毛子
还有横叉一杠子的美国鬼子当和事老，对华武器禁运
对于农民问题，作者似乎选择性无视了三民主义的“平均地权”（后来老蒋在台很成功）
还有就是晏阳初先生的“乡村平民教育实验”
平教会设立了乡村教育部，经历了两年的实地调查，平教会选择河北定县作为平民教育的实验试点。1926年晏阳初与志同道合的一批知识分子来到定县翟城村，推行他的乡村教育计划，1929年平教总会迁往定县，全力以赴地在这里开展乡村教育的实践。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愚贫弱私”四大病，提出以“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结合并举，“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连环并进的农村改造方案。
当时的一家报纸指出：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宏大的一次知识分子迁往乡村的运动。清朝时的科举出身者、中国大学的教授、学院的院长和国家科研机构的退休人员，以及许多留洋的博士和硕士们，纷纷离开城里的职位和舒适的家，来到偏僻的农村，寻找复兴古老落后的中国人民生活方式的途径。
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推行的各项平民教育活动都从农民的切身需求出发，着眼于小处：为减少通过饮用水传染的疾病，平教会指导农民修建井盖与围圈，适时消毒灭菌；训练公立师范学生与平民学校学生进行免疫接种；训练助产士代替旧式产婆，向旧式产婆普及医学常识；建立各区保健所，培训合格医生；从平民学校毕业生中培训各村诊所的护士与公共卫生护士；为村民引入优良棉花和蛋鸡品种；组织成立平民学校同学会，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改组县乡议会，改造县乡政府。
1930年代初，晏阳初在定县的乡村教育实践得到国民政府民政部次长的肯定，并决定将晏阳初的经验向全国推广，设立了乡村建设育才院，在中国各省划出一个县进行乡村教育试点，期间先后成立了定县实验县、衡山实验县、新都实验县和华西试验区等乡村教育实验区。1940年乡村教育育才院改名为乡村建设学院，晏阳初任院长。
1936年，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步伐步步逼近，晏阳初和平教总会在战争威胁下离开定县，向南撤退。1937年晏阳初接到湖南省政府省主席何键的邀请，希望他协助动员三千万普通民众参与抗日，在任上晏阳初撤销了将近三分之二的县级官员，招募了近五千名学者和科学家参与政府工作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基层政治改造试验。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晏阳初曾试图游说蒋介石为乡村教育投入更多资源，但是由于国共内战的因素而遭到蒋的拒绝，在蒋介石处碰壁的晏阳初转而寻求美国的支持，他游说杜鲁门总统和美国国会议员为中国乡村教育运动提供资助，最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条名为“晏阳初条款”的法案，法案规定须将“四亿二千万对华经援总额中须拨付不少于百分之五、不多于百分之十的额度，用于中国农村的建设与复兴”。
晏阳初1920年代－1930年代在河北定县的平民教育实践为定县乃至河北留下了大量有形和无形的财产，据1980年代的统计，定州(即定县)是河北省内唯一一个无文盲县；1920年代晏阳初引入的良种棉花、苹果、白杨等作物引入和培育的良种鸡等仍然广受当地农民的欢迎；另外1970年代普遍中华农村的“赤脚医生”以及相关的培养计划，皆承袭自晏阳初在定县的实验内容，1990年代后期在中国大陆部分农村推行的村官直选等政治体制改革的试点，也无不是在重复当年的定县经验。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后，在农村建设方面大量借鉴晏阳初的定县经验，农村的进步成为日后台湾经济腾飞的重要基础。
晏阳初乡村建设之“道”
引用:
晏阳初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学家，一生致力于落后地区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事业，被尊为晏阳初与爱因斯坦“世界平民教育之父”，曾被联合国聘为终身特别顾问。1943年，晏阳初当选“世界上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十大名人”之一，与爱因斯坦等同获殊荣。晏阳初曾将自己比作平民教育的传教士：“我是一个传教士，传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为了这一目标，他放弃都市优越的工作条件与舒适的生活环境，“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和农民同起同居”，成为一名乡村的“科学布道人”。
晏阳初从小熟读儒家经典，又接受过系统的西方现代教育。1918年，他远赴法国，任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战地服务干事，在20万旅法华工中开展卓有成效的识字教育活动，使其中38%的人摘掉了文盲帽子。回国后，晏阳初全心致力于平民教育活动，并于1923年组织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担任总干事。他认为，中国平民教育的关键在乡村，而“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为此，他先后组织同人深入长沙、定县、北碚等地推进平民教育。其中，定县实验历时最长(1926—1936年)、影响最大。
在定县推行平民教育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当地农民，晏阳初于1929年毅然携碧眼金发的年轻妻子许雅丽女士及襁褓婴儿离开北京，举家迁入偏僻艰苦的定县，“穿粗布大褂，住农民的漏雨的房子”，在这里安家落户，一住就是八年。他有一段真诚自白：“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按照晏阳初的说法，教育并不是高高在上的“训育”，而是“到乡间来求知道”，“努力在农村作学徒”。在他的感召下，有部分知识分子也怀着一腔真诚，举家迁居定县，脱下西装，换上农民的粗衣布衫，长期跟农民一起生活，传播知识，形成了令人瞩目的“博士下乡”同农民为伍的亮丽风景。
在定县实验中，晏阳初逐渐形成乡村建设的整体思路。他将中国农村的问题归为“愚、穷、弱、私”四端，主张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分别加以医治。在定县，“平教会”的知识分子们用农民听得懂的语言和喜欢的方式，编写了600余种平民读物；选编了包括鼓词、歌谣、谚语、故事、笑话等60万字的民间文艺资料，搜集民间实用绘画、乐谱等；组织歌咏比赛、农村剧社，举办各种文艺活动，以救农民之“愚”，培养他们的“智识力”。他们进行农业科学研究，创办实验农场，改良猪种和鸡种，对农民进行“生计训练”，开办生计巡回训练学校，训练比较热心、能干的中青年农民“志愿者”作“示范农户”，来带领其他农户使用新技术。还组织农民自助社、合作社、合作社联合会，开展信用、购买、生产、运输方面的经济活动，以治农民之“贫”，培养他们的“生产力”。他们实施卫生教育，普及卫生知识，培养卫生习惯，还创建农村三级医药卫生制度，村设保健员，联村设保健所，县设保健院，以救农民之“弱”，培养他们的“强健力”。他们对农民进行公民教育，以救农民之“私”，养成他们的公共意识与合作精神。
晏阳初对于农民的公民教育特别重视，指出：“假使农民的知识已经培养起来了，生产技术也改良了，科学化了，体格也强健了，要是没有团结力，所谓民力培养，完全失去目的，也是枉然！”他将公民教育作为平民教育的中心，创立了一套提高民族自觉心的“组织教育”的方法，如将历史人物的故事汇编成小册子发给村民读，通过岳飞等农民耳熟能详的人物故事培养他们的民族意识；让农民在平民学校里接受简单的教育后，发动他们组织同学会，使中国农民第一次有了自发组织的社区生活，后来这些同学会成了晏阳初对农村进行民主改造的基础。与此同时，晏阳初还在定县领导建立了乡县议会组织，通过招募一些积极热心的人组建公民服务团，让农民进入乡镇的公民大会，或县、镇里的管理委员会以及农村改造委员会，通过介入公共管理培养他们的公共意识。
“科学布道”过程中，晏阳初最大的创造，是将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紧密结合、整体推进。晏阳初认为，平民教育的目标是适应实际生活，改良实际生活，创造实际生活，实现民族再造。所以，在农村办平民教育，如果仅仅教农民识字和掌握一些技能，而不教会他们运用这些技能进行乡村建设是毫无助益的：“不谋建设的教育，是会落空的，是无补于目前中国农村社会的”。为了进行乡村建设，晏阳初进行了三项重要的工作，一是加强农村教育，送知识下乡，通过传播农业基础知识、改良作物品种、防治病虫害等举措，“使农业科学深入民间”；晏阳初深知要提高农民的素质，就必须使“农民科学化”，要使农民科学化，就必须使“科学简单化”。为了改善定县农民的经济生活，晏阳初领导的平教会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比如改良棉花的选种、提高母鸡的产蛋率等。二是进行农民教育的研究与调查。晏阳初反对“为教育而教育”，主张知识分子要“从农民生活中找材料”，和农民生活、劳动在一起，研究他们受教育的状况，根据他们的需要编写适用的教材，使教育的结果成为乡村建设的力量，推进和促进新民社会的实现。三是进行农村普查工作，先后完成了农村的社会调查、工业调查、农村人口调查、农村概况调查等，为乡村建设的展开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
定县改造是晏阳初为了推进全国性的平民教育和社会改进运动做的重点试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在乡村自治的基础上，定县在中国第一个实现了“宪政精神”框架下的县级自治，推而广之，河北省也成为“自治”模范省。作为一个可以推广、可以复制的模型，定县模式对当时其他地方的乡村建设起了示范作用。据1980年代初河北省的调查材料，由于平教会的工作，定县在抗战爆发前已成为无文盲县，消灭了天花；而平教会当年引进的良种猪、优质白杨和良种苹果，现在依然享誉河北，致富于民。
晏阳初常说，“三C”影响了我一生。他说的“三C”，就是孔子(Cont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具体来说，就是来自中国古代的传统儒家民本思想，来自西方的基督教精神和来自基层的民间疾苦和民众智能。他告诫世人说：“世界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是黄金还是钢铁？都不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的确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晏阳初很早就许下诺言：“不做官，不发财，把我的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观其一生，信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