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魅力
党无处不在。街头花圃被雕成了镰刀与斧头，大学校园的墙壁上刷着“一心跟党走”的标语，小巷的活动中心传出了红色曲调，公共汽车站灯箱上是影片《建党伟业》的海报。
在六月的上海，“党”和那些穿入云霄的玻璃大嵆、用香奈尔的漂亮女人、弄堂里的吵闹声、马路上簇新的跑车、电脑屏幕上的股票曲线图、还有连绵的梅雨并存。
九十年前，“党”从这座城市诞生。那个上海，是中国最时髦、也最野性的城市，充斥着来自各方的冒险家和想要改变命运的人。他们开办工厂、到交易所试运气、看电影、喝咖啡、体验大都市的生活，创办杂志、书局、加入黑帮，也创办政党，人们在这里尝试人生的各种可能性，追随不可思议的理念。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共产党也是上海当年多元文化的产物，一个中央权力崩溃的中国，也给个人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个在租界里诞生的小小政党，最终执掌了整个中国。最初，它寄托了很多人的希望。中国孱弱，它声称要让它富强，国民党政权腐败、专制，它竭力表明自己的廉洁、倡导民主。旧社会充满罪恶，它要使它清洁、健康。
它的表现却与人们期待的大不相同，而上海也改变了模样。外国人被驱赶，私营企业收归了国有，舞厅、马场、交易都被关闭了，成功的商人、知识分子、艺术家、生活优越的人被关押、流放、致死，他们代表的生活方式则成了新政权的首要摧毁的目标。再没有莫扎特、青花瓷器、英国红茶、线装书，上海的多元性、国际化、享乐主义、蜂拥的机会消失了，曾令上海人骄傲的外滩则一片死寂，古老的建筑上插满了红旗。狂热的青年冲入了博物馆、私人住宅、寺庙教堂，他们声称只有摧毁所有的旧事物、清除所有的外来影响，才能建立一个新中国。一次次运动几乎摧毁了整个国家，几代人陷入绝境，上海则丧失了所有的魅力。
坐在和平饭店里，这些往事显得如此遥远。这座古老的饭店刚被装修一新，与外滩其他老建筑一样再度变成了上海的骄傲，最时髦的Party、最奢侈的物质、最光鲜的人物，都在此间出没。曾被唾弃与埋葬的历史，也变成了新的荣光，人们赞叹这些外来者的遗产是多麽漂亮、持久，它们通往上海的另一个黄金时代。而浑浊的黄浦江对岸的更耀眼的高楼则似乎在表明，上海又处於另一个黄金时代。它是中国崛起的象徵，是不断积累的财富与权力。你也一定会感慨与赞叹上海人的灵活性，他们似乎轻易就忘掉了过去，拥抱了新时代。这座城市仍以政治冷漠着称，九十年前的多元性只剩下了享乐主义——如果你可以成为Partyanimal，何需再在乎那个高高在上的“党”，你只需要不理会它，服从它，假装它不存在，或者视它是另一个金主。但一切真的如此吗？
“他们一定要让我移民”，J说。她是个精致的女人，四十岁上下，在一家时尚公司工作。我们在和平饭店的九层餐厅喝咖啡。她的父母都是工程师，五年前移民往澳大利亚。他不仅坚持女儿要离开中国，甚至还坚持交党费。在文革中，他的英国教育背景成了巨大的负担，他被下放、遭遇种种虐待。如今他生活在异邦，已经七十五岁，也不打算叶落归根，更不担心被迫害。但他却仍觉得，党费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女儿、孙子，他们仍在中国。
我突然觉得一阵寒冷。J不理解父亲的忧虑，但很有可能，父亲比她更了解中国，更了解党的残酷、荒诞而不可预料，可以用意想不到的方式指控你，谁知道这未交的党费是否会成为理由之一。他这一代人，倘若要存活下去，必须小心翼翼。
H比J更年轻。一年前，她从一家杂志社进入体制内的工作。“我在这里待得越长，越奇怪这个国家是怎能维持这麽久，它迟早要出事的”。她是这城市再常见不过的姑娘，漂亮、聪明、沉浸於日常生活的琐碎快乐。纯粹出於偶然，她成为一个党员。对她这一代来说，党和信念可没什麽关系，它是便利与安全，在面临同样的竞争时，党员的身份可能意味着更多的便利与安全。
这不是刻意的钻营，更是思维的惯性，人人都这样。她们没有切身的恐惧，却有一种新的不安全感。整个国家在按照一种反常识的规则运转。她所在的政府部门像是黑社会般运转着，他们都知道如何靠威吓与贿赂来获得利润，商家们最惧怕党的新政策。但她感觉到，这样的生活没有未来。她的父母已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旅行，寻找可能移民的目的地。中国是个赚钱的好地方，却不适合呼吸、生活、养育子女，保持内心镇定。
H与J都是这城市普通的故事。一个繁荣的中国也是建立在这普遍恐惧之上的，在飘扬的颂歌里，是一心要逃离的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