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安妮日记》需要足够的勇气 （作者：易木瓜）
在当前这样的时代，的确很难：理想、梦想和宝贵的希望也在我们心中浮现，但只有被残酷的现实压碎。我没有把我的理想全都抛弃，也是奇事，那些理想看起来那么荒谬，那么不切实际。可是我仍然紧抱着它们，因为世界虽然这样，我还是相信人在内心里其实是善良的。
—《安妮日记》
许多读者已经知道，《安妮日记》是德籍犹太女孩安妮•弗兰克遇难前两年藏身密室时的生活和情感的记载。作为一个年仅十几岁的成长中的少女，她在日记中吐露了与母亲不断发生冲突的困惑以及对性的好奇，更为重要的部分，则是对于藏匿在阿姆斯特丹一处仓库阁楼上的充满恐怖的25个月密室生活记录，使它成为德军占领下的人民苦难生活的目击报道。据说，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决定完成女儿的宿愿，将日记出版问世之后，销售量达3000多万册，仅次于圣经。
根据《安妮日记》改编拍摄的同名电影，迄今已有3部：1959年乔治•斯蒂文斯执导的电影、2001年罗博特•多恩海斯尔执导的电影、2009年乔恩•琼斯执导的电影。
我看的是2001年罗博特•多恩海斯尔执导的影片。
看《安妮日记》这部电影，需要多种勇气。
○首先当然是对苦难的承受力。
我们看过许多表现苦难（包括二战）的电影。从国产的《活着》（前不久在日本获奖的《夹边沟》还没有看到）到洋片《辛德勒名单》。
苦难或因自然灾害而发。人在大自然面前的弱小，让人只得承认命运和力量的不济。
许多苦难是因为人祸。
最大的人祸，是专制及其延续。
人本来可以不必遭受苦难。比如夹边沟的右派们，以及大洋另一边荷兰阿姆斯特丹的那些犹太人。
夹边沟的右派们一夜之间因言或文而获罪，而那些言或文，有的只是“老爷，你脸上好像有一粒苍蝇屎”，而并非要颠覆或反对什么，但老爷们听了仍有些不爽，于是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读杨显惠的纪实文学《夹边沟记事》，我在冷汗津津（从1957年开始，这些右派分子在夹边沟劳改农场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大多数人被活活饿死，其惨烈程度令人难以想象，3000名右派，活着出去的只有400多人！）之余，还十分愤怒。直到现在，我们还认为1957年发生在中国大地的反右运动，只是“被严重地扩大化”。“被严重地扩大”到多少呢？至今未获改正的右派包括中央指名的5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地方各省市指名的若干人，共计90多人。而当年被划为右派的，即使是官方的统计数字，也多达55万人！而那未被改正的几十个人，也并非罪恶滔天，无非要留做证据，以证明反右斗争之必要。在专制的国度，人的权利相对于政权的巩固以及少数人的私利，永远不值一提。
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和世界上所有的犹太人一样，他们被驱赶，被屠杀，则只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在专制而残暴的法西斯主义眼里，他们不是人，是应该被消灭的异种。
我看已经成为历史的《安妮日记》，心里不仅没有生正逢时的欣慰，反而长久地涌动着深深的不安。
我感觉到一辆破敝而又专横的大车，正挟持着我们向恐怖的深渊疾驰而去。
灾难必将降临，灾难即将降临，我们却无能为力。
我不由得发出安妮式的疑问：“为什么要这样？”
○《安妮日记》很长。你就同时需要时间的耐力。
阁楼隐藏部分是影片最为精彩的部分。那些人性隐秘的悸动，像利刃剜割着你的心。人性的恶，也是专制的帮凶。
阁楼隐藏的幻影终于破灭。几家犹太人被驱赶入更加广大的世界，我反而感到一种心理的疲惫。因为对战争苦难的了解。
我们习惯于区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我们很少去思考怎样避免对平民的杀戮。
比如二战，只因为一个疯子的疯狂举动，就把全世界拖入苦难的深渊。
那些以正义之名行杀戮之实的战争，既容易蒙蔽人们善良的眼睛，尤需更多的反省。
当我们愤激于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又称卢旺达内战，是发生在卢旺达于1994年4月6日至1994年6月中旬胡图族对图西族及胡图族温和派有组织的种族灭绝大屠杀。大屠杀共造成80万至100万人死亡）时，请想想我们的几次“国内革命战争”。无辜的死亡，远超过卢旺达大屠杀许多。
《安妮日记》相较于《辛德勒名单》，因为从一个纯洁天真的女孩儿角度，就更多了一份人情的悲凉和人性的撼动。
安妮质问父辈：“你们为什么不给我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安妮日记》则从文学到电影，向专制和独裁发出大声的抗议：“你们为什么不给我们和平与安宁？”
即使报应总有一天会到来，我们却不愿付出安妮们那样的代价！
2012.4.6 8：00 写成
2012.5.11 18：10 再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