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光辉”源自民族文化之昏聩

“孙中山的光辉”源自民族文化之昏聩

作者：钱文军  来源啊：凯迪文化散论

 

2006年11月16日《南方周末》“往事”专栏刊载了两篇有关孙中山的访谈录。一篇是官方的孙中山研究会会长金冲及的老生常谈，所谓“官不变道亦不变”，老调子是国共两党难得一致的协奏曲；恰如19世纪末英国哲学家赫·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里的断言：“在人类自由最不受重视的地方，英雄崇拜总是盛行的。”金冲及所说的“孙中山的光辉”，了无新意，不过是这个民族自图腾崇拜一直发展至皇权崇拜的延续而已。至于孙的“世界眼光”，那更是因政治需要而“立邦”出来的迷幻色彩。孙大炮满脑子都是虚荣，一个最简单的例证就是：他从未获得过任何博士学位，却以博士自称。有辩护者说是“医生”（Dr.）误译所致，可《孙越宣言》里左一个“博士”右一个“博士”却是不必翻译的汉字。孙一直自称“洪秀全第二”，延续至今的颂扬太平天国这个邪教祸乱为“义举”就是从孙中山开始的。为实现其总统梦，堪称不择手段，首次谋划“起义”即为事成后谁任“合众国总统”与杨衢云争执不休。辛亥之后，袁世凯致信黎元洪首倡和议，南北议和本已初步达成共识，国内和平局面已见端倪，然而老孙风尘仆仆赶回来，立即否决了宋教仁等主张的内阁制，力主总统制；接着否决了各省代表拟选其为“大元帅”，非要当正式“大总统”不可。但各省代表没有完全就范，不顾其一再主张，硬是给他的“大总统”加了个“临时”的前缀。孙中山曾经信誓旦旦游说革命党各派势力，说他主政后立即可以得到西方各国承认，从而外援不断，清廷速亡。这个理由一度使革命党人相信，然而事实正好相反，尽管他不断呼吁各国，甚至以承认清廷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进一步开放中国全部市场相诱惑，却无一承认孙氏政府之国，就连当时极欲“趁此绝好机会，亟应在华中、华南建立两个独立国家，而使满清朝廷偏安华北”的日本政府，也不敢公然支持孙氏立国。接着孙不顾本党要员包括黄兴在内的一致反对，破坏基本达成的南北和议条款，力主“北伐”，甚至不惜暗中勾结日本，拟定牺牲满蒙的条约以换取日本借款1500万助其实现个人野心。统计资料证明，日本政府在这几个月内给南京“临时政府”贷款12笔，共1079万元，资助老孙挑动内战分裂中国。就连他的忠实拥趸汪精卫也忍不住高喊：“你不赞成议和，不就是舍不得这个总统吗？”黄兴则威胁说议和不成就切腹自杀！且日本政府一方面顾忌西方各国的压力，另一方面也看不出孙中山有何能耐获得“革命成功”，并不敢公开放手援孙。孙一意孤行之“北伐”泡汤之后，日本政府即允孙文等逃亡日本，并以为筹码要挟不肯就范的中国北洋政府。有研究表明，随后的“二十一条”正是孙中山通过“黑龙会”促成的，这个竭力帮助孙中山的日本极端团体，正是20世纪日本侵华的主要策划者，就连“中山”这个名字也是“黑龙会”干将给孙起的，“伟大的爱国者”？

 

试想，如此独断专行算哪门子“世界眼光”？当时的孙中山正如《纽约时报》社论所表述的，毫无安邦定国之能耐，“只有袁世凯是惟一能将和平与秩序重新给予中国的人。”孙中山为实现其“大总统”美梦，所作所为也就是搅乱中华，使“和平与秩序”不能实现，这正是日本一直渴求的状况。以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所述：“民国十一年七次战争，前五次是民主派和北洋军阀之理想及势力冲突，后二次是军阀内讧”，可见历史教科书所谓“军阀混战”根本不实，老孙挑起的战端更甚！从那时往后，直至“打倒军阀”完成，中国的内战更多更惨烈！美国驻华大使嘉乐恒辛亥革命爆发后报告国务院：“中国选举孙逸仙为临时大总统，足以团结革命阵营。孙氏虽为各方所瞩望之革命领袖，然或许将成为独裁者。”后来，在与苏俄代表马林密谋进程中，1922年元旦，孙在桂林举行“升旗礼”，废弃了南京议会通过的“五色旗”，将自己主张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定为民国国旗；1924年11月11日孙下令将国民军改为“党军”。证明嘉乐恒的担心并非没有根据，老蒋奉行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其实正是孙的遗愿，他俩都没本事实现，只有老毛做到了。

 

我们判读近代历史，脑子里箍着“革命”、“党派”的“紧箍咒”是读不出所以然来的。身为中国人，只应该从国家、民族以及历史进步的立场去看去想。近世中国，所谓“西方列强”的侵略已经不复存在，若不是“义和团”滥杀无辜，连“八国联军”也不会发生。进入20世纪，真正的外患只有俄国（包括苏俄）和日本。即使这两者，说他们想“亡我中国”也不真实，因为稍有思辨能力就不难知道，中国是亡不了的，根本用不着谁去“救亡”。忽必烈、努尔哈赤分别灭掉南宋、大明，结果只是把自己也搭上了。俄、日之目的仅仅在于分裂、肢解中国，避免一个统一强大的东方大国屹立于世界。为此，苏俄肢解掉一个外蒙古，吞并掉唐努乌梁海，使中国失去了比“大清卖国”还多2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日本扶持溥仪搞“满洲国”，搞“华北自治”，扶持汪伪搞“民国政府”，都是为了上述目标从而使日本得以成为“东亚盟主”而不是“灭掉中国”。恰恰相反，“西方列强”还是明智的，他们需要的只是市场，只要中国能够开放，一个统一繁荣的中国正符合他们的利益。因此，“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后仍愿意维持清朝，这才有“太后回銮”。很可惜，中国有太多人热衷于改朝换代，期盼“各领风骚数百年”，只有内战不已打出一个“真龙天子”来方作罢。孙中山“坚持革命”之精髓不过是改朝换代而已，只是与历史上多数改朝换代不同，多了两个外患趁机取利，国家、民族要吃亏就难免。历史摆在那里，辛亥以后，中国陷入空前规模的内乱之中，苏俄、日本乘机取利。若不是美国打败了日本，恐怕不仅外蒙、唐努乌梁海，连“满洲国”、台湾也都不会属于中国了。孙中山“先行”的“革命”该负多少责任？恐怕只能“留待后人评说”了。

(未完待续)

[ 本帖最后由 立春 于 2011-3-29 07:03 编辑 ]

(接上文)
我不知道像金老先生那样的学者怎么能说出如此话语：“在1912年，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制度的时候，那时候全世界的西方国家，实行民主共和制度的只有美国和法国”。我们暂且不去争论欧洲那些君主立宪国家是否都不“实行民主共和制度”，也不去探讨孙中山是否真的奉行过“民主共和制度”，历史告诉我们，欧洲也是人类最早实施民主共和制度的是圣马力诺共和国，它在1263年就已经立国于共和制了；其次是瑞士，它选择共和体制是1798年。在西半球，1804年海地共和国立国，巴拉圭（1811年）、阿根廷（1816年）、智利（1818年）、哥伦比亚（1819年）、墨西哥（1821年）、哥斯达黎加（1821年）、秘鲁（1821年）等殖民地也接踵独立，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就连独立后惟一实行过帝制的巴西也于1889年改行民主共和国制度了。欧洲俄、奥、法、普组成“神圣同盟”，支持西班牙对美洲诸共和国发出干涉威胁。美国总统门罗1823年12月2日发表《门罗宣言》，公开声明：“（欧洲）各盟国如果要把它们的政治制度扩展到中、南、北美洲的任何一部分区域，而不危及我们的和平幸福，那是不可能的；而且任何人也不会相信，我们南方的弟兄们，如果听其自行处理，它们会自动采用欧洲的那种政治制度。因此，我们对于这种干涉，不论其采取何种方式，都不能视若无睹。”这个宣言有效地遏止了欧洲殖民主义的干涉企图。到19世纪末，共有18个独立国家选择共和国制度，如果连同1902年独立的古巴共和国、1903年独立的巴拿马共和国，到辛亥革命时除加拿大与一些蕞尔小国还是殖民地之外，整个南北美洲已经成为共和国的世界！为了吹捧孙中山怎能如此信口雌黄？难道就不在乎别人查阅历史资料？而且，这种把英国等

 

中山本非英雄，“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他的一生可以说没有做成一件像样的事情，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病死。另类语言称作“不屈不挠”。而且他一生皆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有奶便是娘。1895年趁中国甲午战败，孙中山谋划兴中会首次起义，积极寻求英国支持，遭拒绝，最终起义失败导致陆皓东等被杀。1900年，趁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机，孙中山由日本奔香港策划惠州起义，亲自赴台湾，与军国主义头目、台湾总督儿玉原太郎密谋策划，命令有众多日本干将加盟的“义军”直攻厦门，为日军提供干涉借口，然后日军出兵占领福建，并资助孙中山攻取两广立国，借以肢解分裂中国。若不是西方列强对日本施加压力，英美军舰开赴厦门近海向日本海军示威；随后，伊藤博文出任新首相，严令儿玉不得妄动并驱逐孙中山，在日军羽翼下的孙记华南政府恐怕会搞成了。1907年，亲赴越南获法国殖民当局协助，发动广西边境一系列起义，孙并与法国军官携手亲自开炮轰击中国军队。且不细说孙中山为获得日本支持，一次又一次不惜出卖满蒙的勾当，也不细说为了获得苏俄帝国主义的金钱与军火援助，不惜认可苏俄对蒙古与唐努乌梁海之侵略。就连那个“新三民主义”，也是按照苏俄的指示逐条修改才发布出来的。（未完待续）

[ 本帖最后由 立春 于 2011-3-29 07:16 编辑 ]

（接上文）
孙中山自述：“中华民国就像是我的孩子，他现在有淹死的危险。我要设法使他不沉下去，而我们在河中被急流冲走。我向英国和美国求救，他们站在河岸上嘲笑我。这时候漂来苏俄这根稻草。因为要淹死了，我只好抓住它。英国和美国在岸上向我大喊，千万不要抓那根稻草，但是他们不帮助我。他们自己只顾着嘲笑，却又叫我不要抓苏俄这根稻草。我知道那是一根稻草，但是总比什么都没有好。”这是一段还算坦诚的自白，试想，什么样的独夫才会把国家民族视作自己的孩子呢？这段话可以作为孙唆使青年团提案恭奉其为“国父”的指控作证，只是距离金教授所夸耀的“他身上完全没有那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常有的那种民族自卑感，那种奴颜婢膝，他总是充满了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相去十万八千里！难道不惜牺牲中国利益以向苏俄乞求援助就不算“奴颜婢膝”了？
 

而且，比照同时代的清廷、北洋，还有哪一位人士像孙中山这样挨家挨户向每一个“列强”乞求资助的？其实，正是吴佩孚坚决拒绝苏俄利诱，强硬地捍卫中国对外蒙古、中东路之主权，苏俄在北洋政府面前得不到好处才去勾结孙中山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伟人，难道会“被急流冲走”吗？为了一己之私，抓住“苏俄这根稻草”的代价是使中国失去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如果说满清割让了约150万平方公里领土是十恶不赦的卖国政府的话，革命者前赴后继，丢掉的则是172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尚不包括那些小额边境领土，例如丢不起也收不回的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领土。这些，都是以孙中山为先行者的中国革命之代价。

 

另一篇则是笑蜀对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的访谈录，属于批判性意见，委婉地以“二次革命”为批判对象并讨论了民主共和制度百年沧桑路。很有道理，也有保留。例如，“孙中山一直坚持民主共和是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也许过奖了。在一切革命家那里，民主共和更像是口号，或曰幌子。萧伯纳说：“革命从未减轻暴政的沉重负担；它只是将这重担换了一个肩膀。”本质些看，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共和制度是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暴力革命与民主共和格格不入，不存在以民主共和为理想的暴力革命倡导者。既然民主共和制度是一个协商和妥协的制度，它只能依靠改良才会真正实现，改良本身就是民主共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实，袁世凯无论有多少不是，中国的新政，老袁的贡献根本不是老孙可以望其项背的，对此，袁伟时教授有更多精辟的论述，我也不打算在此班门弄斧。
（未完待续）

[ 本帖最后由 立春 于 2011-3-29 07:30 编辑 ]

但由这两篇访谈录引起，似乎我们应该思考的还不止于此。孙中山是国共两党共尊的领袖，几十年来一直处于不准非议的地位，这种领袖崇拜的规格，本身就是对民主共和制度的嘲弄。我们知道，孙中山最终的遗愿是“遗体可用科学方法永久保存”，学列宁的样，以供愚民顶礼膜拜。自列宁开始，所有号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革命领袖，皆以最先进的科学方法打造现代木乃伊，实在也是莫大的讽刺。其实，“窃国大盗”这顶帽子，戴在孙中山头上远比戴在袁世凯头上更合适。
 

回望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历史，只到太史公为止；太史公以降，所谓历史记载都成打家劫舍者的发家故事。恰如《庄子.外篇.胠篋》所云：“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鲁迅总结成“抢得天下者便是王，抢不得天下者便是贼。”司马迁笔下的开国皇帝刘邦，整个是一痞子。大声撒谎，从吕员外家骗得一个老婆；其父将被煮成肉汤，他坦然宣布要分一杯羹；仓皇逃命时不止一次把老婆和两个孩子一起推下车去，只求自己轻车快逃；及至登基称帝，诛杀功臣。反观太史公笔下的败将项羽，有情有义有节，不但一部《霸王别姬》演绎至今，就连那首琵琶曲《十面埋伏》亦如泣如诉，搞得张艺谋也忍不住为之拍部电影。毛也说过：刘邦是胜利者，天下没有刘邦庙；项羽是失败者，老百姓却到处为他建庙。这要归功于太史公著史，成败与道义各有表述。以后就不行了，文人们五行缺德，昧着良心为权势者歌，当朝皇上皆圣贤，只有待后朝替了前朝，才会有类似太史公揭汉高祖短处的文字，当然还是为本朝颂德而揭前朝之短。最典型的案例当属林彪，突然间从最忠化作最奸，全国人民都傻了眼。无怪乎黑格尔在读罢马戛尔尼出使中国的大作《纪实》之后说：“中国是一个政治专制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为首的是父亲，他也控制着个人的思想。这个暴君通过许多等级领导着一个组织成系统的政府。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专制是道德沦丧的捷径，它必然导致腐败就是历史铁律。国民党为了自身的专制而极力吹捧孙中山，隐瞒其“为革命卖国”的种种劣迹，最终付出惨痛的代价：蒋师兄毕竟不敌毛师弟，稀里哗啦逃亡到台湾去了。也许又一次验证了那句古希腊格言：“能打倒一个暴君的，一定是更暴之">暴之君。”

 

《庄子·胠篋》又云：“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我的理解，这里说的“圣人”，并非特指“圣人”自身，而是泛指“圣人”崇拜情结；只要这个情结存在，就有市场，无数“大盗”就会为之奋斗，不择手段。所有这些手段都离不开撒谎，谁越能厚颜无耻地撒谎，谁越能成功。于是林彪认真总结“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以后就得出结论：“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然而林彪依旧没能成大事，盖因其指鹿为马的能耐没有修炼到家，仍视假话为假话。倘若能修炼到说假话说到连自己都信以为真地步，也就不会葬身温都尔汗了。例如老毛制造胡风事件，明确地指令周扬要“做一点文章进去”，可就在这“做”进去的文章里却庄严宣告：“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隐瞒是不能持久的。”可谓“义正词严”。可见，世界观的改造是多么艰难的事情，只要“斗私批修”不彻底，哪怕只留下“私字一闪念”，你就不能“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不能摒弃一切道德、伦理、人性、正直、同情等等乌烟瘴气的东西，当然也就不能“革命到底”。

 

在无论来自哪一个外国的夸赞里，中国人会有睿智、勤勉、节俭、能干等等好说法。但包括中国人自己在内，从来没人说中国人有魅力。人的魅力首先在于他站着，没有任何跪倒在“圣人”脚下的人群会有魅力。跪倒在“孔圣人”脚下的中国文化是没有魅力的，充其量不过鉴赏物而已，就像那些躺在博物馆里的“木乃伊”，因为它没有推陈出新的生命力。同样，无论跪倒在“孙圣人”还是“毛圣人”脚下，我们的民族也不会有魅力，因为跪拜与愚昧是很难分割的“联体婴儿”，可能获得同情，但决不会得到尊敬。（全文完）

[ 本帖最后由 立春 于 2011-3-29 07:28 编辑 ]

每贴必有乱码，总是伴随人名之后，还邪难编辑！贴个帖子都这么难！！！！

好文章，千古奇闻。

跟鼓吹民主的海外民运人士的论调差不多 论点后面潜藏的观点还是老一套 为了反共 把中国文化 民族传统都反了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封建专制黑暗等等 另外 关于孙的这些事是怎么“研究”出来的

孙是因为蒋介石的成功才稳坐“国父”位置的，名气很大，贡献很小，武昌起义与他更是根本没关系，还有，我认为民国时唯一能把中国带进共和的人是国民党实际主持人宋教仁，可惜英年早逝，他的死与孙可能有关（近期《经济观察报》的“宋教仁架空孙中山”文章有报道）

以后你最好不要在学者研究帖子里发言，文章你都不看，说的话跟主贴文章毫无关系，还语无伦次的，这与捣乱没有什么区别。

颇有同感 。
教仁不死的话，中国绝不至于是今天这个样子，至少会与台湾现今的文明程度仿佛大概。我确实是怀疑宋教仁是被孙大炮指使暗杀的。

民国100年了啊

果然有很多阴道舆论的来干吊事

8楼大概没看主贴，直接按照标题反驳，结果在10楼被立春给驳斥了。但是根源却还是在主贴，主贴明明是在骂孙中山，跟民族文化有啥关系？孙中山既非民族文化的产物，赞颂孙中山也不是民族文化的内容。分明是主贴作者跟民族文化有私仇，随便写点什么，都要往民族文化脸上抹黑。

没有民族英雄和领袖的民族是一个卑贱的民族，任何对革命领袖的诋毁都是不能容忍的

没有民族英雄和领袖的民族是一个卑贱的民族，任何对革命领袖的诋毁都是不能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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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文的这一句不能认同！
是诋毁还是客观评价这需要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无论是正方还是反方。领袖是公众人物，允许任何人对他品论，无论是正面评论还是反面。

在某些人的眼里毛泽东也是领袖，如果对他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是否也是对革命领袖的诋毁？我看不是。

孙中山怎么样我没有研究过，但南京的中山陵我是去观赏过的，当听见解说员说这里（陵墓）是孙中山本人生前自己挑选的，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在我看来这人本质和封建帝王就没什么区别，说他领导推翻了几千年的帝制，那么目的是什么，可能只有天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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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睡觉用手机看。

著名史学家韦慕庭（Clarence M.Wilbur,1908-1997）近日再版的著作《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被认为“至今仍是最持平的和最全面的孙中山的英文传记”。本书以客观的态度讲述了屡次受挫，却勇往直前，最终壮志未酬的爱国者孙中山的人生历程。现摘录绪论部分，为读者展示了解孙中山的一个新视角。

　　去哪里寻找真正的孙中山

　　认识“真正的”孙中山是有着许多困难的。在活着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同时，论及他的一些著作都怀着敌意的偏见。在他逝世以后，一个“神化”的过程又开始了。不同政治派别的作者们论及孙中山的作品成千上万，用中文、日文、俄文和其他欧洲语文论及孙中山的学术性著作非常之多。用中文写作的孙博士选集有23个不同的版本。最近，其中的18种因其集纳的内容不周而受到指责。我所使用的、内容丰富仅居第二位的孙中山著作、演讲、书札和电报的最流行的版本，共有2600页之多。在许多加入孙中山的某些革命组织的中国同志写了关于孙的回忆录的同时，孙本人至少写过六个自传体的材料。在这个浩瀚无涯的资料海洋之中，我们到哪里去寻找真正的孙中山呢？

　　孙博士的被“神化”，某种程度上已经制造出了一个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形象和扭曲变形的历史真实。它把孙中山的个人特质弄得模糊不清，并将他的大多数革命同志投入朦胧暗影之中。此外，它使我们对于许多与孙中山有联系的事件的判断含混难辨，有些时候，它夸大了事件的重要性。

　　反过来说，“神化”也有某些好处。在国民党内的孙博士的追随者们，已经长期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有关他的活动、著作和言论的记录案卷；他们出版了编年体的传记和回忆录文集；同时，从孙中山的事功和嘉言懿训的许多侧面，他们撰写了一些专著和论文。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学者能够自称已经理解了这些大量的文献资料，但是，要把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重新编排组织起来，这些大量的文献资料又是不可或缺的。

　　不管怎样，已经出版的书刊，决不足以表述孙中山终生事业的全部。大量的通信，特别是写给外国朋友的书札，已经散落遗失了。显然，一部分文件，尤其是牵涉到他与苏维埃俄国的关系的文件，至今仍被认为有点敏感，不宜发表。只有他的财务记录案卷的片断是有所裨益的。许多重要的资料（无疑，其中某些资料将会令人瞠目结舌），也许还保存在档案馆、个人文稿、名气不大的刊物以及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的银行和警局的记录当中。无论所有这些出版物已经取得了多么重大的成就，严谨的传记作者仍有大量的研究和发掘工作须待进行，以便揭示孙中山其人：他的私人的和奥秘的侧面。

　　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很容易作出错误的判断和结论，而这样的判断和结论，势将被那些不了解史事的评论家据此而挑起争议。我们正在尝试着认识一个具有不同文化教养的人，此人诞生于一个多世纪以前，1925年就去世了。我们从资料中拼凑到一起的片断内容，只能展现出其人、其时的表面图景。

　　在人们眼中他是个梦想家

　　在论述孙博士的尝试中，人们沿着一个需要谨慎行事的领域―――中国人民对于他们的民族英雄的充满激情的忠诚―――前行。一个局外人来议论品评如此一位尊贵的人物，中国的读者可能认为，这是一种僭越放肆之举。何况，对于斯时、斯人的研究还有待继续进行呢。

　　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孙中山的照片十分频繁地出现。孙中山青年时代的照片显示了他瘦弱的骨骼和洁净的衣着，似乎是自炫于人的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八字胡须，他的黑发精致地向左边分开，涂着发油，向后卷起一个轻微的波浪。他的脸部肤色多少有些黧黑，但正是他的“赏心悦目的容貌”和“矮小的身材”打动了一位记者。当孙中山1896年从驻伦敦的中国公使馆获得戏剧性的释放的时候，这位记者正巧在场。摄影师在孙中山40过半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所拍的照片中，孙博士的形象是：坦率的面容，友善的笑意，目光炯炯。在集体摄影中，他经常坐在前排的中心位置，挺身直立，有时穿军装，比他的大多数中国同事们略矮一些。随着年事渐长，孙中山开始发胖，稍后的照片显示，他的后脑部分脱落的头发下有着一张慈祥和蔼但又饱经忧患的脸庞。

　　很多人都曾尝试要描述他的个性禀赋。

　　在顾维钧博士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他于1909年在哥伦比亚学院见到了孙博士。虽说60年一晃就过去了，但他仍然能够把这次会晤的情景生动地回忆起来：

　　“我立刻为他的诚挚谦和、和蔼可亲而深受感动。他是自古迄今迥异于其他领袖的人物……当他和你交谈的时候，你立刻就会意识到，你和他是处于平等地位的。他平等待人，一如他是你们中间的一员。他滔滔不绝地说话，也会发问：‘对于我的计划，您有些什么想法’等等。但是，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并不表示任何姿态。他从不摆架子，装腔作势。我揣想，这就是他团结吸引其他同志的伟大品格之一。”

　　孙中山在香港时期的老师、1896年在伦敦援救过他的人、尔后又是他挚友的詹姆士·康德黎博士，把孙中山看作是“一个真正高尚的人物”。在25年友谊的基础上，他作出了如下的描述：

　　“和字面真实意义相符的博爱，这就是孙中山突出的品格。口是心非，为非作歹，对于孙中山的品格来说，确实是冰炭不容的……他的成功的秘密在于无私：他只是为了祖国的富强而不断追求探索，并非为了一己的飞黄腾达……当祖国的利益将有所保障的时候，他准备和渴求引退……”

　　孙中山的秘书李禄超回忆他时说：

　　“……公开场合，他总是一个口才敏捷、能言善辩的演说家。他有着鼓励听众的才具，而且能够一口气不停顿地讲上几个小时……他的演词是益人心智，启人灵感，振奋人心的……孙博士是个梦想家。他梦想乌托邦，梦想建立一个健全的、秩序井然的政府，一个对人民施行仁政的政府。由于他有着这样崇高的理想而又极难变为现实的梦，所以他被广东人取了一个‘孙大炮’的绰号，即空想的和不现实的人。”

　　他曾多次被宣告失败，可又常在另一场合胜利

　　有关孙博士的政治活动的记载给予人们的印象是，他是这样一种人：他本人的想象力和他改造中国的雄心，大大地超越了他所生活的社会和他所能集中起来的力量的具体现实。在他的主观愿望和屡次挫败他的客观形势之间的矛盾，产生了有关一个人的个性构造问题，而这种个性构造，驱使着孙中山去追求一种难于实现的目标。

　　人们对实质和形式的大相径庭感受极深，而这种实质表明了孙中山许多行动的特征。举例来说，1921年，他自称为中国的非常大总统并且控驭了西南六省―――其实，这纯粹是一个心造的幻影。他断言，他的政府在法律上和事实上来说都是中国的政府。就这样，他去寻求国际上的承认，但是没有取得任何成效。他任命了数以百计的官员，而这些官员中的绝大多数从未到职视事。他发行了自然无法兑现的债券。当他还是一个亡命的革命者的时候，他就向外国列强奉献条约，而且，有好几次，他派遣全副装备的军队出征，这些军队只好远离乡井，但他们对国家的大事又毫无实效。这种情况似乎是，孙中山坚信，他的主张和实际是一致的。

　　也许另有一种解释，作为一个流亡的革命者，为了策划推翻清王朝，孙博士在国外度过了16个年头。然后，突然地，在毫无政府工作经验的情况下，他被安排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这个高位上，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即使在政务上没有实际建树，而适当的形式肯定是重要的。在大约三个月之后，孙中山辞卸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避政界而趋实业，立刻转回头去进行谋划和设计。在他生命的最后８年中，他有过三次较短暂的时期力争控驭广州，要么就是自封的大元帅（他从未受过军事训练），或者就是自称的大总统。在没有实际行政经验体会的情况下，孙中山常常进入政界的巅峰。但是，这样一种解释，只会引发出另外一个问题：孙中山是否经常为一种想成为领袖人物的不可抗拒的心理冲动所驱使呢？

　　有些时候，他的行动似乎是不可理解的。但是，我们的观点常常是局外人的观点，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孙中山的灵魂，以便琢磨鉴别他所接触理解的特殊环境。

　　在追求实现目的的过程中，孙博士做了一些似乎有欠谨慎的事情。但，是不是这些事情都能以他自己及同时代人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呢？归根结底，孙中山毕竟是一个革命家。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曾经多次被宣告为失败者，可是，他又常在另一场合取得了胜利。
孙博士是一个过渡期的人物

　　成熟了的孙中山有可能被人们作为一个边际人物来加以描述。他运用自如地十分谙熟三种类型的文化：中国的、日本的和英美的。他从一个低贱寒微的农民家庭出身，进入到国际性的通商港口世界，实现了不同凡响的转变。在他所生活的这个国际世界当中，和其他政治领袖人物相比，孙中山并没有什么别的优胜之处。而且，他和他抛诸身后的所有事物保持着联系： 广东的农村，海外华侨，香港和澳门，地下秘密会党，英国和美国，基督教传教士，以及日本的浪人会社和政治上的反对派。他的超群出众的思想观点，特别是民主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于西方的政治学说，但是，它们又明晰地打上了儒家伦理道德的烙印。

　　孙中山的改良主义，在其发展的所有阶段上，似乎都反映着当时激进的中国知识界中广为流行的观念，简单地说，他吸收和普及这些观念，胜过了实际的创新改革工作。孙中山所主张的这些观念：可恶的清王朝必须推翻，中国必须成为一个具有社会主义经济的现代化的民主共和国，国家的自然资源必须迅速地开发，它的财货必须公平合理地为全民享用。所有这些，就是孙中山的主要资本。虽然他通过观念的政治和宣传鼓动工作来扩大影响，但是，仍然一直地被包括军事的和财政的实际政治权力所挫败。尽管如此，在他的事业的末期，他毕竟明确地表述了关于中国在政治上实现民主化的一个有系统的计划和管理方法的蓝图。

　　用历史术语来说，孙博士是一个过渡期的人物。他反映了日薄西山的传统的封建帝国到工业化的、国家主义化的社会的伟大中国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他起了政治上的作用，他帮助带来了一个民主共和国，并且阻止了君主政体的复辟。

　　在国际舞台上，他也有那么点“狡诈”

　　在国际事务中，孙中山的所作所为似乎是狡诈的。在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中，他都难以不带着对于外国列强的良好愿望（或者至少是宽宏大量的襟怀）而从事活动。他反复地呼吁对于他所领导的政府的同情、财政资助和国际上的承认。他经常关心他在国外的形象和影响。在不同的时期，他可能宣称他和大不列颠、日本或合众国亲密无间；而在另一时期，他又和这些国家不共戴天，声讨谴责。因为他被某些外国政府和个人所挫败甚至所侮辱，人们自然可以理解他在某些场合的激情爆发。作为一个爱国者和世界主义者的中国人，他为外国对他的祖国的经济和政治控制而痛苦伤神。他相信，外国投资对于中国是有利的，而且，为了交换财政和军事方面的援助，他愿意加强外国控制的租界和特许权。直到他的晚年，他甚至还寻求以美国为首的列强的干涉，借以实现祖国的统一。他明白地翘首海外，寻找中国问题的解决。

　　孙博士耗掷了他的壮年韶华，尝试着按照他的特别的构想来改造他的国家的政治制度。为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他还拟定了一些富于想象力的计划。这些计划在他所处的时代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这些计划预示着帮助不发达国家的国际合作的未来设想。对穷苦群众和受压迫者，他还表示了极富同情心的关切，虽然他为了改善这些人们的处境而提出来的设想，与其说是社会革命者的，还不如说主要是属于改良主义者的。甚至在俄国顾问影响下的时候，当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内表现主动精神并明确其政治主张的时候，孙中山仍然保持着这种改良主义者的立场。

　　是什么驱使着他矢志不渝

　　对于孙博士来说，有一件事是非常实际的：积累和控制金钱。就他本人的计划而言，资金是头等重要的；而且，他尽力之所及，防止金钱落入敌人之手。孙博士并非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他的政治目的积攒金钱。他需要资金来支持他的代理人，给秘密会党头领以报酬，购买和私运军火，招募军队和收买军官，支持报纸杂志，支持议员以及类似的其他各种目的。他吸引招徕馈赠、借款和投资的计划，可以说是足智多谋的。虽说他的多数较大的集资计划都落空了，但他毕竟积累和掌握了数以百万计的金钱。他很早就了解到，他必须控制资金，这种资金应该以他个人的名义、或者以他所领导的组织的名义积累起来。他的财务出纳人员通常就是那些和他最亲近的人们。很明显，他积攒了多少，就花销了多少，这样，他就经常很快地陷入拮据竭蹶、捉襟见肘的困境。

　　我从我对于孙博士生平的研究中所得到的最强烈的印象是：他是一个矢志不渝地投身于唯一事业―――他的祖国的政治改良的人。改良是他终其一生的抱负，是他采取不同手段用以达到的目的，其中有些极不现实，有些很不可靠。不管他的巨大的受挫和迭次的失败，在其为事业而奋斗的全过程中，他只是偶尔动摇而已。在既从其目的、也从其不同的方式中，他传播其确认为正确的意见。诚然，他也曾似乎是这样的一个人：被坚定的信念所掌握，这种信念，只有他独自认为是正确无误的，也必须由他独自指引这个政治改革的航程到达指定的终点。

　　（《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美]韦慕庭著 杨慎之译 新星出版社）

中山陵不仅仅是孙中山的墓，还是国民革命的纪念碑
　

中山陵依山而筑，坐北朝南，岗峦前列，屏障后峙，气势磅礴，雄伟壮观。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灵柩于1929年6月1日奉安于此。墓地全局呈"警钟"形图案 ，其中祭堂为仿宫殿式的建筑，建有三道拱门，门楣上刻有“民族，民权，民生”横额。祭堂内放置孙中山先生大理石坐像，壁上刻有孙中山先生手书《建国大纲》全文。 　　中山陵自1926年春动工，至1929年夏建成。面积共8万余平方米。主要建筑有：牌坊、墓道、陵门、碑亭、祭堂和墓室等。从空中往下看，中山陵像一座平卧在绿绒毯上的“自由钟”。山下中山先生铜像是钟的尖顶，半月形广场是钟顶圆弧，而陵墓顶端墓室的穹隆顶，就像一颗溜圆的钟摆中山陵风景2(13张)锤。 　　当时，孙中山先生的葬事筹备处广泛征集陵墓设计方案。结果，建筑师吕彦直设计的“自由钟”式图案荣获首奖。吕彦直还被聘请为陵墓总建筑师。这组建筑，在型体组合，色彩运用，材料表现和细部处理上，都取得很好的效果，色调和谐，从而更增强了庄严的气氛。 　　陵墓入口处有高大的花岗石牌坊，上有中山先生手书的“博爱”两个金字。从牌坊开始上达祭堂，共有石阶392级，8个平台。台阶用苏州花岗石砌成。 　　祭堂为中山陵主体建筑，融中西建筑风格于一体，高29米，长30米，宽25米，祭堂南面三座拱门为镂花紫铜双扉，门额上分别刻有:民族、民权、民生。中门上嵌有孙中山先生手书“天地正气  陵墓入口处的花岗石牌坊
”直额。 祭堂中央供奉中山先生坐像，出自法国雕塑家保罗.朗特斯基之手，底座镌刻六幅浮雕，是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的写照。 　　祭堂东西护壁大理石刻着中山先生手书的遗著《建国大纲》。堂后有墓门二重，两扇前门用铜制成，门框则以黑色大理石砌成。上有中山先生手书“浩气长存” 横额。二重门为独扇铜制，门上镌有“孙中山先生之墓”石刻。进门为圆形墓室，直径18米，高11米。中央是长形墓穴，上面是孙中山先生汉白玉卧像，下面安葬着孙中山先生的遗体。墓穴深5米，外用钢筋混凝土密封。 　　中山陵前临苍茫平川，后踞巍峨碧嶂，气象壮丽。音乐台、光化亭、流徽榭、仰止亭、藏经楼、行健亭、永丰社、仰止亭、中山书院，等纪念性建筑，众星捧月般环绕在陵墓周围，构成中山陵景区的主要景观，不仅寄托了海内外捐赠者对孙中山先生的崇高敬意和缅怀之情，而且都是建筑名家之杰作，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平逝世。有遗嘱：“吾死之后，可葬于紫金山麓，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所以不忘辛亥革命也。”（根据胡汉民的说法，孙中山还曾说过“他日我辞世后，愿向国民在此乞一抔土，以安置躯壳尔”。）遵照孙先生遗愿，灵枢暂厝于北平香山碧云寺内，在南京钟山修建陵墓。 　　中山陵由陵墓样稿得奖者、著名建筑师吕彦直设计施工。1926年1月动工兴建，1929年春主体工程完工。建成后吕彦直去世。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对孙中山的认识我也是从盲目崇拜到看透本质的这么一个过程。

看完了主帖，其中袁伟时教授引述萧伯纳的论点“本质些看，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共和制度是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暴力革命与民主共和格格不入，不存在以民主共和为理想的暴力革命倡导者。既然民主共和制度是一个协商和妥协的制度，它只能依靠改良才会真正实现，改良本身就是民主共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心中颇有感触，一个社会的民主进步如果不能靠反思和变革去实现，而是倡导“暴力革命”特别是通过鼓动底层民众对利益集团的愤怒而诉诸武力，像1793法国大革命后期——血腥、狂暴的巴黎，只能是暴政之后另一个暴政的轮回，单从这一个层次来看，孙中山倡导的“暴力革命”，只是现实的反抗者，而非民主共和的缔造者。

孙中山被大陆尊称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细品其政治标语“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联苏联共，扶助工农”，这些口号有着很浓的实用主义狭隘性。而且“驱逐鞑虏”本身极端民族主义的产物，有着极大的历史局限性，严厉一点讲，根本就是错误的。“中华”很模糊，“鞑虏”显然指的是满族和蒙族人，这是历史上汉族对他们的称呼。但“中华”指的是哪里呐？驱逐以后“鞑虏”去哪里，他们的家园在何方？满蒙是摧毁明长城后入主中原的。长城以南是“中华”，以北还是“中华”吗？照他的理解“中华”就是明长城以南的地方，要不“鞑虏”们被逐后怎么会建立满洲国和蒙古国呢，多民族国家能否搞成大一统倒不一定值得肯定，版图大小也不是共和价值所在，但是总不能以民族敌对、人为制造敌人来鼓动和强化革命的动力。而联苏的结果就是把民族主义色彩极浓的革命又染上了血腥的赤色，联共的结果就是让国民党变成了共产党的母亲和前身（半个共产党）。

现在的当局自然不希望有人起来革命了，巴不得所有人都去做奴才！

这个陵墓的本质是什么，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不过中国人有一个传统，任何上不得台面的东西，都喜欢用一种冠冕堂皇的东西来掩盖，不过集这方面的大成者，当属GD。另外我不太明白革命纪念碑需要找一块风水宝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