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与统一中国（转贴）

攘外和安内

1936年是中国全面抗战即将开始的前一年，当时中国国内形势仍然不乐观，也就是所谓的内忧外患，但是机遇仍然是有的。

1935年，中央主要进行四个方面的工作，分别是：围剿红军，消灭地方军阀，和日本继续周旋，备军备战准备全面抗战。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一项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主张，而安内第一步需要做的就是消灭红军。
为什么这样？因为作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领袖，作为一个有政治远见的人，都毫不吃力的明白这个政策的必要性。

当时中国的形式，其实在历史上也不罕见。

最贴切的莫过于明末的三家战争。

满清和日本同样控制中国东北，军事力量强大，积蓄力量准备南下进攻关内的中国。

而中国内部，红军和地方军阀几乎和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农民军没有区别，都在以用饥饿贫困的农民和中央政府作战，试图消灭现政权，取而代之。

以崇祯皇帝为首的中国政府采用了先攘外后安内的政策。

明军最精锐的主力部队几乎全部在北方用作对付满清辫子兵，虽然屡战屡败，但由于其尚有顽强的实力，迫使满清不敢大规模南下全面作战。

满清兵虽然和明军作战几乎全部胜利，但始终无法取得决定性的战略决战的胜利，同时畏惧明朝中国的人多地广，清军最远的试探进攻不过打到山东。

而明军使用二三流部队对付李自成等农民军部队，结果得到灾难性结果。

明军二三流部队在初期对李自成，张献忠等几十股起义军的战斗中很顺利，他们曾经把张李两人包围在车箱峡，饿死了其中大部分人，迫使张李余部不堪作战的3万人全部投降。之后也在潼关李自成部队打得全军覆没，李带领残余的18个骑兵仓皇逃走。他们也曾经在四川把张献忠从十多万打的还剩1000多人，甚至俘虏了张献忠的妻子和几个妾。

但明军分兵北线和南线作战，对付农民军的部队战力和兵力其实都是不足的。他们只能取得很多漂亮战役的胜利，但都缺乏一鼓作气消灭全部农民军的兵力和实力，因为他的真正主力都在对付满清军。

于是，农民军始终无法斩草除根，他们损失虽然很大，但只要领导层还存在。他们总能通过抢劫地方财物和无法生活的饥民作为补充，越打越多。而没有粮饷兵员补充且装备低劣的明军越打越少，最终在一次次的胜利之后逐步消耗殆尽。

诸如曾经在陕西多次大败农民军的明军悍将曹文诏，他的兵力从数万人逐渐消耗到几千人，最终以6000疲惫之众对付陕西农民军20万人，获得了个兵败身亡的下场。其他优秀明军指挥官也都类似，他们或者阵亡或者被不明事理的崇祯所杀，越打明军的战斗力越弱。明朝末年本来就不强的国力和军力，也在和农民军的持久战中损失的精光。

崇祯此时犯了几个重要的战略失误，他第一没有使用对付满清的精锐部队回援对付农民军，而尽量用政治手段缓解清军的入侵势头，虽然这也可能造成大灾难。第二在李自成攻打北京的时候，他没有迁都南京，而是自杀。

最终，大明首都被农民军攻陷，崇祯皇帝上吊死亡。

胜利后的李自成率领主力和满清决战，李部之前击败的明军都是二三流的部队。

而明军一流部队也不是满清军的对手，比明军更差的农民军和清军的战争结果可想而知。

况且大明亡国以后，北方抵抗满清的明军仍然保持强大的战斗力。但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在杀死皇帝的叛逆李自成和异族侵略者满清之间，选择了实力更强的满清投靠。

投降的明军和满清相对李自成在兵力和战力上都有相当的优势。

李自成只是流寇，虽然攻陷北京，逼死了崇祯，但远远没有控制全国，连后方陕西和山西也没有建立稳固的根据地。

当时的大部分中国或者被南明残余势力控制，或者被张献忠等另外的农民军控制，完全四分五裂。

如果李自成能够先尽可能的统一中国，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军事同盟，再集中全国的国力和满清决战，或许能够胜利。

但李自成居然在内部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贸然率领10万主力赶赴山海关讨伐吴三桂。

李自成情报严重失误，他认为吴三桂只有5万人马，不是他的对手。

实际上吴三桂早就投降满清。满清八旗兵，蒙古兵，汉八旗，孔有德等部队高达18万人，加上吴三桂所部，总兵力高达23万人。相对李自成部队是2倍多的优势，双方胜负一目了然。

李自成在一片石的主力会战中失败，所部被半路冲出来的满清骑兵打得溃不成军。之后李部一路被满清军队追击，最终全军覆没，李本人也在九宫山被农民军杀死。

这样，新锐农民军全面失败，而大明因为皇帝被杀，失去了中央政府，也就是失去了可以统一领导全国战斗的核心指挥机构。清军入关以后，明朝地方省份大部分仍然在明朝官吏的控制中，地方虽然还有数千万的人口和数十万正规军部队，但是已经没有统一的指挥。

地方实力派（军阀），农民军残部，大明皇族成员成立了多个政府，每个政府都有几十万到几万部队。

但他们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根本无法联合起来，反而互相发生残杀，最终被满清几十万精锐军队各个击破。

从1644年崇祯皇帝自杀，满清入侵山海关内，到1650年广州和桂林被满清军攻陷，大明实际上亡国，前后不过6年时间。按照当时的交通状况和科技水平，即使轻装步行从东北山海关外一路旅行到广西桂林，也要差不多2年的时间。偌大的国家，数千万民众在6年内被征服，算是非常的快了。

 

清军和所有少数民族一样，他们在建立初期确实非常强大。但是随着政权存在时间的延长，内部矛盾激化，上下都开始腐败，一般百年之内必然衰败。当时和宋对峙的辽国契丹，金国女真都是因为这样先后失败，族灭。而满清从1616年起兵反明，当时无往而不胜，把汉人军队当做无物。但是到了1673年三藩之乱的吴三桂汉军数万之众，一路击溃清军，占领南中国，战斗持续了八年之久。一强一弱前后不过相差50几年。如果当时大明能够守住边界50年，满清自己就会衰落灭亡，不可能征服中国了。

 

 

而另外的例子是中国历史上的弱朝南宋。

南宋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文弱时代，士大夫控制国家，重文轻武，政府军队腐败，士兵战斗力低下，皇帝自己大多懦弱无能。

南宋控制地域也基本在长江以南，人口较少，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小的朝代之一，它的实力较之大明还要弱得多。

但南宋直到灭亡，中央政府始终在正常运作，地方也没有割据势力，人民都支持这个唯一的中央政府抵抗蒙古入侵军。

当时的蒙古可谓全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创建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国家，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军队，蒙古铁骑纵横欧亚，消灭了无数国家。

而蒙古从1231年入侵南宋的汉中开始，一直到1279年的南宋崖山战斗失败，大宋忠臣陆秀夫背负八岁大宋皇帝跳海殉国，双方一共作战了48年之久，仅仅在襄阳城双方就鏖战了13年。

两者相差8倍之久。

历史告诉我们，面对外族凶悍敌人的时候，如果全面战争没有发生，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尽快统一内部的纷争，建立唯一能够控制地方的最高政权。

中国自古以来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最重要的是民族成分也相对单一。如果国内人民能够团结起来一致，誓死对抗异族入侵的话，敌人想要胜利是非常困难的。

历史上中国曾经被无数异族入侵，但结果都几乎一样，就是入侵的异族最终失败，甚至彻底灭亡。唯一被征服的两个时代，元朝从本质上说，也是因为中国分裂成金国，南宋，西夏，大理，吐蕃等国，互相不能协同作战，被蒙古各个击破。至于清朝，前面已经说了，就不多说了。

不过，如果中国自身处于分裂和内斗期间，异族如果入侵，中国是很容易亡国的。因为中国人有一种很不好的品质，就是往往分不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分不清自己之间的斗争和外族斗争的孰轻孰重。

外族入侵的情况下，国人之间往往还斗个你死我活，自己人拼光了消耗光了，让异族不劳而获。

如明朝最后时期，南京的兵部尚书史可法有心死守扬州，但同为南京政府的南明大将凤阳总督马士英，湖北王左良玉在满清军大兵压境的情况，居然还在内斗。这导致马士英把史可法主力部队回撤去和左良玉进军南京的部队交战，仅留下刘肇基将军的4000多人。

结果是三家全败，主力部队都抽走的史可法4千人根本无法守住扬州。在数万清军进攻下，史可法和部将刘肇基血战七天七夜，全军覆没。繁荣的扬州被清军屠杀10日之久，80万平民被杀。

相比守扬州的4000千忠义的史可法部，左良玉和马士英内斗的作战规模有数十万人。

而左良玉部队被马士英部击败，左良玉一气之下吐血而死，所部多达13万人，4万战船随即全部投降清军。

马士英和左良玉作战，兵力损失也很大，加上自身内部斗争激烈，无法合力作战。最终清军攻陷扬州以后继续南下，马士英仓皇放弃南京逃走，余部留守南京的大将刘良佐和高元照失去作战勇气，在南京城下率领所部23万骑步兵投降清军。

而作为回答，清军在南京城外郊县大肆屠杀，又杀死了数十万汉人平民。

马士英逃到浙江被清军俘虏后处死，南京的大明弘光皇帝（福王）也被押解到北京处死，明朝南京政权在内斗中瓦解，数十万部队彻底覆灭，而清军损失很小。

要知道，如果不是内斗的话，单单左良玉，马士英，刘良佐和高元照的40多万大军联合起来，战斗力是绝对不亚于清军攻打南京的数万部队的。

同样的事情也在稍后发生，南京福王死后，大明永历皇帝在南方即位。在永历皇帝的最后时代，几十万清军由于攻占中国的广大面积，造成兵力严重不足，被迫缓解了军事进攻的势头。

而大明和农民军残部的李定国，孙可望，刘文秀反攻云南贵州成功，接着进攻四川，大败清军，收复四川大部。同时进攻广西，湖南，先后收复桂林，衡阳，逼得清军防守桂林的定南王孔有德自杀，杀死衡阳守将敬谨亲王尼堪，同时收复了广东失地，光复了大明西南半壁江山。

而此时由于清军在南方和四川的大肆屠杀，汉人百姓对其恨之入骨，纷纷支持南明政权。老百姓或是参军或是出钱出力，正是南明大有作为的时候。

不过此时李定国，孙可望互相试图争夺大明最高指挥权，居然发生内斗。双方主力在云南交战，孙可望大败后投降清军，把李定国军队的所有军情和盘托出，清军随即集中大军全力进攻。

失去孙可望部队和地盘，导致南明实力大损。李定国率部在云贵和绝对优势兵力的清军缠斗了4年，最终寡不敌众，兵败身亡，永历皇帝也被吴三桂绞死，在中国大陆已经没有明朝任何势力。

 

 

历史如此，当时民国的现实也几乎是这样。国内在北伐之前四分五裂，中华民国建国时候，本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党新军起义推翻了清王朝。但是当时革命党和新军的实力较弱，仅有数万人的起义新军，不足以控制整个国家22个省。后被迫妥协给实力强大的清朝北洋大将袁世凯。拥有重兵和北方大部分地盘的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他承诺实行宪政，进行全面的改革，从而控制了中国。

不过袁世凯没有履行和革命党的协议，他试图消灭民主共和制度，刺杀制止他的国民党实际负责人宋教仁，之后干脆试图自称皇帝，彻底背叛了人民和革命党。于是革命党起兵讨伐，国家随之开始战乱。

北洋新军创始人和实际领袖袁世凯在四面楚歌中病死，原本内斗激烈的北洋军阀随之分裂，再也没有人能够控制整个中国的局面。本来就貌合神离的北洋系各将领开始成为割据各地的军阀，他们表面上听中央政府的领导，实则在自己地盘为所欲为，拥兵自重，拒绝承担任何国家义务，成为土皇帝，根本无视国家民族。

军阀之间战乱连连，帝国主力列强如英法日俄等过通过军阀内战，大肆攫取在中国的特权。诸如日本通过张作霖，获得了在东北包括驻军和移民等特权，将东北变为日本的次殖民地。苏联通过支持盛世才，获得了新疆治外法权，矿产开采权，交通运输特权，驻军权等众多特权。法国通过提供给龙云大量军火，将势力渗透进入云南。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总之，军阀的割据让列强占了极大的便宜，也就是中国人内斗，外国佬开心。

军阀的割据也导致国家根本无法发展经济，试问一个地区的人民不知道明天谁死谁活？又如何发展经济。中国很快变为一个半殖民地且极为落后的国家。

到了北伐前夕，中国处于实际的分裂中，控制东北河北平津的是张作霖奉系，控制河南湖南湖北的吴佩孚直系，控制山东的张宗昌鲁系，控制江浙赣的孙传芳新直系，另外还有控制绥远山西的阎锡山晋系，控制陕西甘肃的冯玉祥西北军，控制青海宁夏的马家穆斯林系，控制西南的滇系，桂系，粤系，湘系，川系，黔系等等，大军阀控制数个省份，小军阀控制几个县，甚至一个县。

总之中国分裂成无数国中之国，之间内斗平平，各省军费都是本省税收的数倍到数十倍，加上军阀的暴政，民不聊生。

热河省，在汤玉麟统治下，各种税收多如牛毛，老百姓一年要交几十种税收，连养条狗都要交税。农民到了冬天连烧火的木头都没有（用木头也要缴砍伐税），人死了还要交死亡税。热河出现大量逃亡要饭的事件，农民的反暴政起义也此起彼伏。这也导致后来日军进攻热河省的时候，民众对汤玉麟部东北军的失败无动于衷，在他们看来，汤玉麟虽然是中国人，但明显比日本人还凶狠。

贵州王家烈把税收预收40年之久，红军长征到达贵州时候，发现老百姓家有很多1974年的税收单据，这是王家烈所谓预收的。贵州老百姓一家往往穷的只有一套破烂衣服，给下地干活的男人穿，女人小孩平时只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云南军阀唐继尧等人则把全省搞得到处都在种植鸦片（鸦片利润比粮食高的多，用来提供军费），导致该省人民普遍吸毒，青壮年男人20多岁就失去劳动力，只能在家带孩子，更加重了地区的贫穷。

四川省这个所谓的天府之国，内战持续十多年，大小战斗数百场，几乎没有一时一刻停歇。战乱搞得四川到处都是一片废墟，死于兵祸的老百姓数以万计。加上军阀横征暴敛，很多四川农民穷的连衣服都没有，赤身裸体的跑到城里要饭，冻死饿死无数。

还有杨虎城，他为对付刘镇华的镇蒿军，在西安死守近一年时间。双方战争和粮食封锁导致西安普通市民大量死亡，到了围困战后期，西安出现相当数量的吃人现象。

这类事件数不胜数，总之军阀统治地区，这种现象是必然的。

中国分裂时间长达17年之久，将本已落后的中国快要摧垮了。

这一切，就要求中国必须尽快统一。

分裂的中国是一盘散沙，但是统一的中国将仍然会是世界一流强国，这个道理不但中国的有识之士懂，列强甚至我们的敌人都明白。

所以中华民国成立开始，孙中山先生就全力致力于中国的统一，而列强们尽一切可能保持中国分裂的局面。

孙中山先生虽然有很好的愿望，无奈在强权就是公理的时代，或者就像老毛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时代，没有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一切都是空谈。

之前中山先生起义成功，主要是依靠相对开明的军阀和军队中的革命者，但是军阀并不可靠。

当时的军阀本质上和清末的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没什么不同。他们多以团为单位，团长通过师生，同学，同乡，好友，老部下等关系，笼络指挥营长，连长，排长等低级军官。而团长以上诸如旅长师长就是一个小型的军阀，他们通过同样的一套关系，保持和团长们的关系。至于军阀的大头目，也就是所谓的领袖，主要依靠血缘，姻亲，师生等关系，控制旅长，师长。

军阀的构造大体分为这三个层次。处于最高层的军阀大头目一般对第二层，也就是师长旅长等非常提防，他们用尽一切手段防止他们互相串联，合作，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的统治，所以军阀大头目往往跳过第二层，直接笼络第三层团长一级的军官。

但是，实际作战时候，最高层的军阀头目仍然需要第二层指挥实际作战，因此就产生很大的矛盾。

一旦控制不好，第二层很有可能联合起来将其取代，或者率部叛变投敌。诸如滇系军阀唐继尧，就被部下龙云，胡若愚等大将联手兵变掀翻。贵州的王家烈，也是被部下几个师长联手以闹饷为由赶下台。韩复榘，石友三就是率兵背叛冯玉祥以后，获得了山东省主席和安徽省主席的位子。

所以最高层军阀对第二层本质上是不信任的，也导致第二层不可能真正的服从他们，军阀高层各怀鬼胎，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忠诚可言。

至于第二层这些军阀的军官，从本质上来说，他们才是真正的实力派。在军阀的金字塔中，他们爬到这个级别，再想向上已经不可能了，除非他们叛变投敌或者推翻自己的主子。这类军阀往往控制军队和地方部分财政，有自己的一批亲信，所以他们是最不稳定的。

最下一层的低级军官，或者为了养家糊口，或者为了野心视图爬上第二层，所以他们多是为了利益来对待第二层的军阀，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忠心。

简单来说，军阀就是一个封建的团体，他们的一切目的是为了自己或者小团体的利益。内部之间无非是为了利益集合在一起，对外来说也是为了利益，根本没有什么信念或者宗旨。至于国家民族在他们看来根本就是一个虚幻的大口号，他们绝对不可能为了这个所谓的口号牺牲自己的实际利益。

一个电影里面，孙中山的代表找到北方一个军阀，谈论北伐合作的事情。那个军阀很直白的提出地盘，资金和武器的要求。孙中山的代表说要为了国家民族考虑，能不能不要太计较这些条件。那个军阀立即毫不客气的说，这些都是大话，我问你，如果你不给我这些东西，我就是白白出人出枪。我的这些本钱损失掉了，谁来管我死活？我将来不被别的军阀吃掉，也会自己跨了。要知道，为了这些本钱，我花费了多少心血，花了多少年的时间，死了多少条人命？能够为你一句大话，就白白损失掉？就算我愿意，我的部下也不会同意。

总之，军阀的特性导致他们必然首先考虑自己利益，除非有利益的共同点，不然绝不可能真正服从与谁。

所以，军阀必然有奶就是娘，一切都是为了自身的实际利益。用中山先生的话来说：枪口随时可以掉转方向。

在抗战中，投降日军的60万伪军，基本都是军阀的部队，甚至还有以整师和整团成建制投敌的。中央军基本没有投敌的现象，也是这个原因。

当时孙中山仅仅依靠军阀控制广东省一小部，力量非常衰弱，和北洋军阀的实力简直是天壤之别。所以表面上听命于孙中山的军阀出于自身利益，不可能真心帮助孙中山实现统一中国的梦想，他们不愿意以卵击石，损失自己的本钱。诸如当时最忠心中山先生的陈炯明，平时大话连篇，号称绝对革命。一旦谈到北伐等实际的时候，就开始提出广东省独立和连省自治。其实他只是借助中山先生的大名割据一方称王称霸，根本不愿意进行危险艰难的北伐，从而危害自己的利益。
在中山先生对其态度不满，取消其军职以后，陈炯明随即撕破脸，炮轰中山先生总统府，全面反叛。

中山先生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理想化的革命家。在一生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以后，他终于明白实力的重要性。一个无耻下流的匪徒，可以砍下一个高尚君子文人的脑袋，霸占他的妻子和财产，成为现实的胜利者。这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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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多次失败以后，中山先生开始认定必须组织一支自己的军队。这支军队要和军阀部队完全不同，要具备强烈的革命信念和革命热情，真正为了国家民族的崛起和振兴而作战。

但在落后且战乱的中国，想成立一支军队谈何容易，一定要有强大的外援才可以。

当时列强多和北洋政府各派系军阀有勾结，这些腐败的军阀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让列强颇有斩获。所有列强不愿意中国统一强大，从而必然废除特权和不平等条约，损害列强自己的利益。列强步调一致的反对支持孙中山统一全国，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

但也有一个列强除外，就是当时刚刚成立不久的苏联。

苏联在1918年革命成功以后，到1922年击败国内白军建立苏维埃共和国，成为世界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但因为其信奉共产主义，要求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被西方资产阶级各国视为蛇蝎，根本无法融入国际社会。

西面欧洲不行，东面亚洲却有发展。

列宁试图打开苏联四面楚歌的局面，一再向东面大国中国示好。

1919年7月25日，列宁代表苏联政府首次表示要归还中国被占领土，把沙皇政府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给中国人民以后，立即建议中国政府就废除1896年条约、1901年北京协议及1907年至1916年与日本签订的一切协定进行谈判。

1920年，苏联政府再次声明类似主张，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

苏联先找到当时势力最强的军阀直系吴佩孚，奉系军阀张作霖。

可惜吴佩孚早和英美列强有勾结，不可能和苏联合作。张作霖则和日本人勾结很久，也不可能和苏联合作。

至于国民政府这边，当时的情况已经坏到不能再坏。由于没有自己的军队，国民政府的两次护法北伐作战全部失败，中山先生自己也被迫多次流亡上海租界和日本。

第二次护法战争时，中山先生被自己最为信任的军阀陈炯明背叛，被陈炮击总统府，险些毙命。而中山先生的夫人宋美龄女士在陈炯明叛变的逃亡中不幸流产，失去生育能力，终生没有子女。

除了军事行动的失败以外，广州国民政府在北洋政府的四面围攻下，仅仅控制广东省一部分。当时国民政府控制区的粤，桂，滇等军阀，虽然表面上接受孙中山的领导，但事实上仍割占防区，把持财政来捞钱，只是借用孙中山的大名搞实际的割据而已。

诸如表面上服从中山先生的滇军杨希闵部进入广州后，部队抢占繁华地区驻防，垄断税收，遍设赌馆，烟馆，妓院。团长以上军官大发横财，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军纪涣散，人民由拥护滇军逐渐变为痛恨滇军。杨希闵本人根本没有革命思想，对中山先生的命令根本无视，把持防区税收自己挥霍，任国民政府财政陷入困境。

广州国民政府真正能够控制的，仅仅控制广州市附近某几个地区，而广州市还存在诸如商团武装等等强大的反对势力。

当时苏联顾问甚至报告苏联政府说：真正忠心孙中山的，只有他部下大约一个营300人的贴身卫队。

此种情况下，国民政府随时可能被敌人消灭掉，北伐统一中国，实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中兴中华之类的主张，根本无从谈起。

置之死地而后生，拼死也只能饮鸩止渴，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力量。孙中山最终力排党内众议，宣布和苏联，中共合作的，所谓联俄容共政策。

所谓联俄主要是为了苏联的援助，容共则是苏联的交换条件，要国民党在发展的同时容纳中共一起发展，在利用现有资源和中共一起壮大。

1921年8月，孙中山亲自写信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热切表示要加强同苏俄的联系，学习苏俄革命的经验，苏联方面大喜过望。当时还是孙中山副官的蒋介石，也很欣赏苏联在短期内，击败各列强扶持的强大白军，实现了这个大国的统一。蒋对苏联很有好感，1921年3月28日蒋介石致孙中山的信函中表示：国民党应以苏俄自强自立为师法。

1921年12月，苏俄代表马林（也就是帮助中共建党，并且参加中共建党成立大会的那个荷兰人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到达桂林北伐大本营，与孙中山进行会谈，中苏双方开始正式接触。　

1923年1月，苏俄政府派出外交大使中国特使越飞(Joffe)到达上海，会见了孙中山。他们经过数次商谈，中山先生同意接受苏联援助，同意容纳中共在自己地盘发展。越飞承诺将外蒙古还给中国，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承诺绝不支持中共在中国发动苏式革命，由此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共同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标志着孙中山联俄容共的确立。苏俄政府复电，表示苏俄政府准备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主要形式是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政治顾问以及其他的顾问。
此时的蒋介石对苏联的印象更好。他目睹苏联正式成立以后，迅速成为一个强大的军事强国。蒋感觉苏联的现实情况和中国很接近，中国可以效仿苏联的模式发展中国，以苏联人为好朋友和共同发展的伙伴。

1923年8月5日，蒋介石亲笔手书《致苏俄党政负责人意见书》，文中指出：“苏俄为吾中国惟一之同志，中国革命之成败，自与苏俄有密切之关系。”“时至今日，帝国资本主义之压迫，更甚于前。中俄两国主义之密切，其成败厉害，实有存亡与共之关系。”“苏俄与中国关系之密切，非他可比。”意见书并称苏俄之负责人为其“素所仰慕之同志”这恰恰印证了蒋介石于1956年在台湾撰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记述的：“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

 

 

列宁之所以伟大，就是他能够规划苏联之后五十年的发展蓝图。之后二战由于中国的牵制，日本没有敢于攻打苏联的远东地区。而中共最终夺取了大陆政权，消除了苏联东部边界的资本主义威胁。

923年，孙中山派他最信任的副官蒋介石去苏联考察，学习苏联建军经验。蒋介石考察以后，虽然对苏联的军事一整套体制非常推崇，认为非常先进和实用，但对苏联的看法发生了重大转变。

当时苏联许诺将外蒙古还给中国，蒋介石根据中山先生的意思，希望能够在苏联军事帮助下，在外蒙古南部建立一支忠于三民主义的军队。将来北伐的时候，可以从南北对进，两线攻击北洋军阀政府。同时，在苏联控制的外蒙古发展，苏联的援助物资很容易送到，建立一支军队是事半功倍的。

但让蒋介石瞠目结舌的是，仅仅半年时间，苏联就改变了口吻。它们其实根本不愿意将外蒙古还给中国，当然也不愿意外蒙古存在一支中国军队。

蒋介石访苏期间，苏联政府对蒋介石的正式提议根本不予考虑。稍后11月27日，苏联政府二号人物托洛斯基会见蒋介石代表团时，明确建议“国民党应立即坚决果断改变其政治方向。现在应集中力量做政治工作，按照需要把军事活动减少到最低限度。”“孙中山与国民党要尽快放弃军事冒险（在外蒙古建立军队），集中精力去做中国的政治工作”，从而明确否定了孙中山的军事计划，对外蒙古的野心一目了然。这使得蒋介石对苏俄大为不满，认为苏联跟列强一路货色，也就是所谓的红色帝国主义。蒋的原话是：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损害他国之心（损害中国），直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

加上蒋介石在苏联访问期间，耳濡目染苏联的整套政治制度和革命思想。蒋介石回国以后，认为跟苏联合作是非常危险的，认为容忍中共在国民政府内部发展，更是自我毁灭。

蒋介石1923年12月访苏归国之后，他向中山先生提交一份《游俄报告书》，上面说到：苏俄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他们宣扬阶级斗争，讲究内部划分阶级和消灭其他阶级，本质是恶和斗争。这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讲究以善和包容发展，是根本不能相容的，也和中国三千年仁义礼智信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苏俄制度根本无法适合中国国情与文化。另外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根本不可能和其他党派分享权力，我们如何能与其合作？

对于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蒋介石有着很深刻的认识：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认为苏联没有诚信可言）。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认为苏联本质在于扶持中共在中国当政）。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认为苏联在于分裂殖民中国的东北蒙古新疆和西藏，而且有殖民中国的意图）。

蒋介石还做出自我检讨，认为当时过于相信苏联是错误的，同时指责中共：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煞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

中山先生由此也有些疑惑，他曾经开会征求过党内主要干部对联俄容共政策的开发。结果赞成只占少数，反对的占大多数，但中山先生的副手廖仲恺非常支持联俄，他说：世界各国和中国都不能联络，我们陷于绝境，在国际上正缺少朋友；现在俄国既诚心和我们联络，我们便不应该拒绝它的党徒。

除了廖仲恺以外，胡汉民、汪精卫、许崇智、陈友仁、邓泽如也表示赞成，其他大部分人都提出反对态度。

由于中山先生身边最亲密的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都支持，加上从1912年建立中华民国到1924年，中山先生接受无数次失败和困窘以后，他非常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外援，实现中国的复兴。

他多次对蒋介石说：你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顾虑过甚，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环境。

中山先生决定联俄容共，他下决定时，国民党内大佬如谢持、居正、田桐、张继、冯自由等人极力劝阻。中山先生决心以下，对他们说:你们愿意跟着我革命的就来，不愿意革命的就走，我不能勉强拉你们来革命，你们也不能勉强我不革命。

话说到这种地步，也就等于没什么可说的了。

由此，联俄容共政策就这样决定了。

1924年1月，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根据苏联军校的大部分体制，准备建立黄埔军校。

但是，蒋介石对中山先生的联俄容共政策并不满，他与2月向中山先生提出辞职，离开广州。

之后中山先生和廖仲恺等人再三次劝解下，4月蒋介石又回到广州，开始筹备黄埔军校。

苏联在黄埔军校建立以后，给与其大量援助。

初期，苏联派出大名鼎鼎的加伦将军在内30名能力极强的军官来中国，担任黄埔的教官，之后增加到上百人。1924年到1925年苏联支援援助黄埔军校300万卢布巨款（大约等于270万银元，当时广州政府提供给黄埔的每月只有2万银元），同年苏联还援助了黄埔大量军火，其中1924年10月第一批就援助俄式步枪8000支，每枪配有500发子弹。还有大炮，机枪等装备。到了12月又提供大量机枪，火炮，9架飞机，另外还有数百万发弹药。次年加大援助规模，仅一次就援助国民政府50多万卢布的军火。

换句话说，黄埔军校基本就是苏联在中国建立的一所苏联性质的完整院校，如果没有苏联的各方面援助，也就不可能有黄埔军校。

与此同时，中共党员开始以个人身份大量加入国民党，同时也进入黄埔军校学习。

1924年国民党一大中，国民党25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有3人，17名候补委员中有包括毛泽东在内的7人为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开始在国民党内迅速扩展，并且担任重要职务，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共三人，其中廖仲恺，戴季陶为国民党员，谭平山为中共党员，算得上三分天下了。

黄埔建立以后，国民政府自己的军队很快出现。很多对北洋政府和中国现状不满的热血青年加入军校，第一批就录取了470人。这支部队很快就显示了自己的威力。
1924年广州商团领袖陈廉伯见国民政府建立军校，开始全面控制广东省，威胁到商团的利益。4月陈廉伯依靠1.3万商团武装（商团是广州商业协会的武装，在辛亥革命时候曾经支持革命，但是逐步沦落为大商人的私人武装），开始准备推翻广州国民政府。此时跟广州一海之隔香港英国政府，畏惧中国革命的发展，秘密出钱出枪支持商团。

8月，商团从英国购买用于武装叛乱的一批军火，被国民政府军舰查获扣押，商团随即公然发动叛乱。

广州政府出动包括800多黄埔军校生在内的部队，仅仅一天就全歼广州数千商团武装，陈廉伯逃往香港，从而粉碎了列强的阴谋，平定了广州市内部分裂。

1925年，陈炯明在英国的支持下，指挥数万部队向广州国民政府发动大举进攻。国民政府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发动讨伐陈炯明的东征，其核心军事力量仍然是黄埔军校生。最终经过激战，陈炯明3万主力部队被全歼。这个曾经炮击孙中山总统府，不可一世的军阀，率领残部逃走。

当年，同陈炯明勾结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一向盘踞广东一部，把持地方财政，不服从广州政府调迁。他们目睹陈炯明兵败，深感唇亡齿寒的道理，随即利用东征军打击陈炯明尚未回师的机会，在广州发动叛乱。黄埔生再次显威，他们以少量兵力击溃叛军，还击毙叛军前敌总指挥赵成梁，叛军被全歼。

由此，广东境内只剩下陈炯明盘踞惠州的残部，和军阀邓本殷盘踞粤南，这两个比较大的威胁了。

年轻时代的蒋介石，孙中山认为他绝对忠心，很有才能，但是为人脾气暴躁，不够耐心，自视太高，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平定广州叛乱以后，10月，东征军第二次攻打陈炯明老巢惠州，双方发生激战。惠州是陈炯明的老家，城市有南方第一险之称。陈炯明在此据险驻扎重兵，有坚固城防工事，陈部拼命死守。但黄埔生的革命热情不是陈部那些士兵可以比拟的，双方恶战数日，黄埔生以较大的伤亡，最终攻克惠州要塞，将陈炯明残部彻底消灭。

在第二次东征的同时，北洋政府任命盘踞广州南部和广西北部，海南岛的军阀邓本殷为上将。邓本殷随即出动3万部队攻打广州。此时广州大部分兵力已经参与东征，剩下的少数部队担任狙击任务，邓本殷部兵力虽多，不是黄埔生的对手，连续大败。

稍后，国军击败陈炯明后回师南征，邓部大败，退守海南岛，吴佩孚派出海军支持殷。

最终1926年1月，黄埔生攻陷邓本殷老巢海南岛，邓本殷残部投降。邓本人率领几个亲信逃亡香港。

由此广州全境彻底扫平，成为北伐稳定的大后方，北伐也很快被提上日程。

随着黄埔军校的发展，学生中出现两个派系，也就是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中共在军队里面的势力逐步增大。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后，共产党员占据了国民党实权机构中央党部1个处和8个部里面几乎全部的领导岗位。其中最关键的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和外事部，全部为共产党员，即秘书处谭平山、林祖涵、杨匏安；组织部谭平山，秘书杨匏安；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秘书沈雁冰；农民部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外事部部长彭泽民，秘书许苏魂。其余青年部、工人部、商业部、妇女部4个部的部长为国民党人，但事实上工人部部长胡汉民被送去苏联，工作由秘书冯菊坡主持；其他3部的日常工作亦由共产党员的秘书负责，他们分别是黄日葵、黄乐裕和邓颖超。

如此之强盛的势头，完全是喧宾夺主的意思，连共产国际也会表示担心：目前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我们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享有更多一些自由呢？

1925年3月12日中山先生在北平去世，之后蒋介石开始掌管国民党的军事大权，中山先生生前的副手廖仲恺，汪精卫则控制政治大权。

蒋一方面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完成军队的建立，一方面也不愿意中共继续发展壮大，更不满意苏联顾问对政府和军队的控制。

此时，国民党反共的右派和亲共的左派斗争已经非常激烈，双方逐步演化为流血斗争。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核心人物，也是最支持联俄容共政策的廖仲恺，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遇刺。廖身中四枪身亡，这是一场赤裸裸的暗杀行动。目前认为刺杀的幕后人物就是国民党右派领袖之一胡汉民。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爆发。这个事件现在有多种说法，但是最终的结果是，蒋介石以共产党员，中山舰舰长李之龙试图绑架他去苏联为由，出动军队包围了苏联顾问和共产党机关，扣押了周恩来等共产党员。

此时中共羽翼未丰，不愿意跟国民党翻脸，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中共领袖陈独秀被迫退让。

中山舰事件之后的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张静江、吴稚晖、孙科等提出《整理党务案》，规定国民党各级领导机构内中共党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

当时亲共，被指为中山舰事变幕后黑手的汪精卫也被迫宣布下野出国，国民党亲共的左派势力被严重打击。

但是中共在地方势力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在省一级地方党部以及大量基层国民党组织中，共产党人仍占据着多数领导地位。广东、上海、北京、湖南等几个重要地区的国民党基层组织，几乎还是在共产党人的主导之下。不少地方在国民党内负责的共产党员，甚至为了抵制蒋介石，不接受国民党中央的指挥，不与国民党上级党部发生关系，不经过国民党的组织手续直接按照中共的策略方针行事。即使是中共中央，也习惯成自然地在自己的文件中径行要求各地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尤其是上海党部，应如何如何，并具体指示行动的要点。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担任北伐总司令并且誓师北伐，黄埔生组成的国民革命军是作战的中坚力量。此时北伐军人数少的可怜，加上之后加入的部队，如湖南唐生智，程潜，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所部仅有8个军，约9万多人。

腐败的北洋军阀政府各派系部队虽然总兵力高达150万之众，装备精良，又是地头蛇，但根本不是国民革命军的对手。

说起来道理也很简单，当时军阀部队当兵的，跟所谓的雇佣兵没有什么不同，都是私人军队。

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参军打仗本来是农民子弟无法奈何的求生之道，当兵的大部分人只是为了吃饱肚子，少部分是当做出人头地的一条道路，想通过当官的想发点战争财而已。当时参加湘军的彭德怀回忆他参军的理由就是一句话：能吃饱肚子还能有军饷养家。

所以，这些士兵对军阀没有什么忠诚，他们很多人在好几个军阀部队先后服役过。而换主子的目的也只是为了更多的军饷而已。

他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而战，也不愿意为了所谓的张大帅，吴大帅真正的拼掉自己的性命。

参与北伐的黄埔生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都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也明白北伐为什么一定要成功，也知道它对于国家民族的意义。他们勇于牺牲，不在乎个人的得失，也就是岳飞说的武人不怕死。

这样一来，胜负就很明显了。

黄埔军校创立时候非常艰难，装备低劣，物资贫乏，教官的薪水都靠苏联人的援助。当时滇系杨希闵嘲笑孙中山说：你们搞什么鸟军校，我派一个营300人，就能缴了你们军校几千人的枪。

 

 

 

 

北伐军在湖南，湖北同秀才将军吴佩孚直系军队激战。吴佩孚部训练和装备都不错，但军队士气低落。北伐军势如破竹占领湖南，经过40天激烈的围城战，最终于10月攻克城墙高大的湖北省会武昌。吴佩孚30万主力大部覆灭，自己也差点被北伐军俘虏。他侥幸乘火车逃脱以后，率领残部逃往河南。

11月，北伐军进攻江西，此处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是孙传芳的老巢。北伐军经过激战，在九江，南昌大败新直系军阀孙传芳部，孙20万部队中的精锐主力部队被击溃，投降的就有5万人之多。但北伐军也遭受了1.5万人伤亡的损失，其中江西省会南昌的作战中，北伐军两次占领该城，又两次被孙部反攻击退，北伐军第三次进攻才真正将该城夺下

之后连续攻取福建，浙江两省。福建省北伐军的兵力还不到敌人的五分之一，但福建省军阀将领周荫人所部不是北伐军的对手，在激战中接连溃败，纷纷倒戈投降。

次年3月直逼南京，上海，开始攻打孙传芳的老巢。

与此同时，贵州军阀畏惧北伐军的压力，宣布归顺中央。由此，北伐军在短短六个月内，控制了七个重要省份，管理了中国近2亿人口，算是辉煌的胜利。

但是北伐也遇到了很多问题。

中共作为北伐的参与者，随北伐军前进，一路上进行的规模庞大工农运动，其势头之猛烈，是国民政府始料不及的。

早在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占江西的时候，11月2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大会，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对中共土地革命不彻底就行了严厉的批评，要求中共采取更激烈的革命行动。具体为：“中国共产党应该竭尽全力争取最终实现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的这种革命”，即争取建立“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和“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的反帝革命政府”。而为了吸引农民参加革命，应该支持其夺取农村政权，减少地租及捐税负担，没收军阀、地主、土豪、买办以及寺庙、教堂的土地收归国有。“共产党人应该参加广州政府，以便支持革命左翼反对右翼软弱和动摇政策的斗争”，保证土地国有化进程、撤除外国租界和“没收具有外国租让性质的大企业、矿山、银行”等。

中共代表谭平山也表示北伐是农民革命的契机，会后便采取共产革命与国民革命上的双重支持策略，换句话说，就是在北伐的同时，开始共产主义的革命。

这和之前苏联承诺中山先生，绝对不在中国搞共产主义革命，是完全相反的。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其委员八十名中，共产党员约居三分之一，国民党的亲共左派亦居三分之一，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部长及其秘书，共产党员占一半以上。而基层共产党员和亲共的国民党分子更多。此时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认为，国民政府已由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全权把持。

相应的革命也汹涌而来。

同时北伐期间，国民政府根据苏联的要求，增设劳工部，农政部以共产党员苏兆征，谭平山担任部长，共产党员林伯渠为军委秘书长。

另组成武汉中华全国总工会以共产党员向忠发，刘少奇，李立三为首，组织所谓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形成自己的军事力量。

工人运动如火如荼，仅武汉一地，北伐军占领后两三个月里，就发生罢工150余起，参加人数高达20多万。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急于摆脱贫困，提高生活待遇，出现了相互攀比罢工，把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每日四小时以下。资本家张皇失措，一部分外逃，一部分歇业，很快大城市就出现“商店歇业，工厂停机，市面萧条”局面，工人运动所到之处，商店关门，工厂倒闭，经济一片萧条。到1927年1月中旬，物价较武汉占领之日，平均上涨约七成。

除了到处发生工潮以外，湖北省总工会还模仿香港海员大罢工时的经验，组织起拥有3000人规模的武装工人纠察队，每日持械巡街，逮捕工贼，维持秩序。工人纠察队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随便断绝交通，动辄以武力制裁敢于反抗的厂主、店主，没收工厂店铺等。

与此同时，3月斯大林也派印度国籍的共产党员罗易到武汉协助苏联顾问，拉脱维亚人鲍罗廷组织农工阶层展开土地革命，中共跟随国军北伐，一路上蓬勃组织农民协会，土地委员会，并且将其武装。1926年底，仅仅湖南已有70多个县建立农民协会，有组织的农民发展到50余万人。另一种说法，在1927年初，湖南湖北91个县农会发动的农民高达150万人。

由此，农民革命武装所谓的赤卫队开始产生，成为忠于共产党的军事力量，还开始大量的土地改革运动，杀了一些地主和豪绅，获得农民的很大支持。

此时，由于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不可避免的出现一定数量的地主和乡绅被杀事件。到1927年1月，湖南农民已处决著名地主士绅数十名，不知名者更多。如长沙工商界领袖之一的金裕华，文人李佑文，叶德辉都被共党公审后予就地枪决。甚至著名的共产党领袖李立三的父亲，也被他家乡醴陵县的农会处死。该农会根本不顾李立三来信保证其父将不反对农会。

除了著名人物被处死以外，北伐军中数量众多的湘军的很多亲友家人也深受土改之害，仅常德一地，土豪劣绅被枪决者就达18人，被游斗者134人，被关押者7人，被罚款罚粮者118人，被以其他形式斗争者39人，占到当地地主总数的82%。

加上农民运动逐步走向激化，大部分北伐军士兵寄回家里的军饷，也被农会以军阀收入收缴。

当时经历者回忆：湖南农民运动中，也开始出现了诸如戴高帽、吃大户，随便勒索钱财，捉人杀人，禁养猪鸭，阻运谷米牲畜，抗捐抗税，乃至于捣毁税局厘局，擅自截扣军粮军饷等过度行为。

当时北伐军中颇多湖南籍，诸如北伐八个军中的第二军，基本全部是湖南籍士兵。由此相当一部分官兵群情激奋。他们多是有家的人，许多军官的土地财产乃至家属受到侵犯不算，不少地方竟然连士兵们寄回家的那点儿养家糊口的钱都要截扣没收。官兵深感无法忍受，要和共产党算账。

这种情况，连主张激烈土地革命的共产党人也深感沮丧。毛泽东这时就明确承认，所以会发生这种现象，根本在于湖南不少地方的农民协会是在哥老会（民间一种黑社会组织，也称作红帮或者袍哥会）的把握下，完全不听指挥，不仅侵犯军人家属，截扣士兵寄回家的钱，而且连自耕农的土地也要平分。其实这只是毛泽东的说辞，根本原因在于这是农民土地运动必然结果。
与此同时，苏联和中共也在活动。苏联顾问鲍罗廷感觉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处处与其作对。

所以，鲍罗廷授意武汉的国民党左派，以“干预政治、无视党权、右倾”为由，对时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提出批评。在蒋介石不买账的时候，3月10日他们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通过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发布的《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突然免除蒋中正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军人部长的职务。

蒋随即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表明不接受该决议。

由此，国共矛盾开始激化，双方开始撕破脸面。

3月18日，由于何应钦率领的北伐军占领了上海到南京的铁路，导致防守上海的鲁军退路被切断。同时北伐军白崇禧的2万大军逼近上海，鲁军上海守军一片混乱。其驻守上海的一支海军部队，已经在其指挥官树庄海军司令的率领下全部投降。鲁军上海指挥官毕庶澄见势不好，跟国民党北伐军总参议钮永建接洽进行投降的谈判。谈判未果，毕庶澄惊慌失措的扔下部队，自己坐日本货船逃往鲁系大本营青岛。指挥官逃走以后，鲁军全线崩溃，大约5000多人扔掉武器，脱掉军服，蜂拥聚集在上海闸北区的火车站，试图撤往南京。上海市内已经没有军队做有组织的抵抗。

3月20日晚，白崇禧李宗仁的北伐军进入龙华，完成对上海的包围。

3月21日上海工人在国民党北伐军总参议钮永建，化名武豪的周恩来和工运领袖顾顺章等领导下，发动第三次武装行动。在和鲁军少量残部交火中，工人武装以数百人的伤亡下，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市区。他们建立起一支全副武装的2700人工人武装纠察队，准备宣布建立上海市民自治政府。但实际上鲁军基本已经崩溃，工人没有遭遇大规模作战。一时工人运动高涨，数十万工人上街游行庆祝，完全一副苏联十月革命的势头。

3月22日，北伐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军开进上海，得知南京已经被攻陷以后，残余鲁系军队全部向北伐军投降。

此时白崇禧和李宗仁都觉得，共产党在上海搞得天翻地覆，工会气焰冲天，有数千工人武装和数十万支持者，根本不把国民政府和北伐军放在眼里，是明显以共产党取代国民党的表现。

现在工会拥有自己的工人武装，又有大量支持者和苏联的军事援助，不加控制很快就会发展为燎原之势。

加上在农村搞土改，妄图一夜之间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土地制度，必然造成社会一片混乱。

在北伐军事作战期间，己方攻占的地盘还没来得及消化，残敌张作霖，吴佩孚之流仍然保有70，80万部队，此时北伐军后方就这样闹得天翻地覆，被中共全全控制，还建立自己武装，这样下去如何得了。

李宗仁作为国民党大佬之一，建议立即采用用武力镇压，并且亲自会晤蒋介石，说明自己的意图。这番言论正中蒋的下怀。

其他国民党右派大佬诸如唐生智等人也纷纷发表类似的意见。

此时，又有新的事件发生。

1月，北伐军迫使英军从汉口和九江的租界撤出，从而从1840年开始，中国人第一次实现收回主权的行动，军心民心大振，但是英美的列强深为恐惧。

3月24日，北伐军顺利占领南京，鲁系军阀张宗昌部败退过长江。在中央军入城以后，突然出现冲击外国人居住地的抢劫破坏等大规模排外现象，英国驻南京领事Herbert A. Giles和日本领事森冈正平都被枪击，在南京的外国人有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这个事件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是张宗昌残部在撤退时候进行了抢劫。更多人认为由于北伐军中一部分士兵仇恨列强，所以发动民众进行的一定规模的冲击外国人事件，期间有很多当地流氓地痞借机进行了抢劫和枪击活动。

但实际上，确实造成了南京外国人的极大不安，他们或是躲藏，或是逃往长江上的各国军舰要求保护。

于是当日下午，英美共3艘军舰肆意开炮轰击南京城，造成数百到数千无辜南京市民死伤，这就是著名的南京惨案。

北伐军并不示弱，他们随即开炮还击，击伤了一艘英国军舰，造成一名英国水手死亡。

南京事件成为列强同北伐军的严重政治事件，加上对汉口九江事件的严重不满，他们纷纷对国民政府施加压力，甚至制订了制裁北伐军的经济和军事计划。

蒋介石在列强的压力下，下令审判处罚了数十名相关的士兵。

稍后，蒋介石和南京第六军军长程潜经过审判士兵认为，此次抢劫是攻陷南京的北伐军第二军和第六军中的共产党员骚动的（这两个军共产党员很多，两军政治部主任分别为共产党员李富春和林伯渠），是由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幕后指挥，目的是利用排外事件壮大中共的影响，挑拨北伐军和列强的敌对情绪。

3月25日，上海的白崇禧下令：工人旦有扰乱，驻军必将负责缴械。周恩来等人表示拒不执行，在3月29日请示苏联，准备武装对抗北伐军。苏联则从自身角度出发表示暂时不应该武装对抗，还要工人纠察队暂时藏起武器，周恩来等人瞠目结舌，不知所措。陈独秀作为当时中共的领袖传达了苏联的命令，结果成为替罪羊，之后被撤销全部职务。

3月26日，驻扎在南京的北伐军第六军政治主任，中共创党五老之一的林伯渠从武汉前往南京，密谋发动政变，逮捕蒋介石，力挽狂澜，不料被南京卫戍司令程潜断然拒绝。

3月30日，在浙江省会杭州，反共的黄埔同学会和联合工会同共产党的工人纠察队发生流血冲突，工人纠察队的总工会大楼被冲砸。工人纠察队随即组织工人游行，游行队伍遭遇北伐军士兵的开枪射击，死伤数人。

3月31日，四川重镇重庆的中共党员组织工人进行声讨南京惨案的运动，目的是攻击列强和蒋介石。当时的四川王刘湘派兵包围集会地点，工人纠察队进行武装反抗，结果遭遇镇压。工人纠察队不是正规军的对手，全部被击溃，死亡400人左右，中共控制的农会和总工会都被刘湘捣毁。由此，四川各地开始了逮捕共产党员的行动。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27年3月28日，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另一位元老吴稚晖提出发动“护党救国”运动，认为中共危害中国发展，破坏中华文化，其叛乱在即，需要武力平定。

4月2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参加者包括蔡元培、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在上海会议中提出检举“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吴稚晖呈文控告共产党且谴责鲍罗廷，阴谋使中国变成苏联殖民地。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首先发言赞同。会议订立“清党原则”及组“清党委员会”，进行反共清党准备工作。

同日，中共作出反击，他们在南昌和国民党左派合作，发动一场武装政变。滇军朱培德部将省政府任职的大批国民党右派人士逮捕，处死了其中的20人。当时南昌军官教导团团长朱德，协助了这次运动。由此江西被亲共的国民党左派控制，朱培德担任省主席。

于此同时，4月6日，北洋军阀奉军在北平秘密捕获了李大钊的学生和交通员李渤海，李在死亡的威胁下很快叛变，供认出李大钊的所有秘密。需要说明的是，李渤海叛变以后，由于谍报能力非常出色，被张作霖和张学良留在身边，负责奉系的情报工作。李渤海畏惧中共的特科锄奸队的惩罚，改名为黎天才。他在西安事变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张学良的左膀右臂，也算大名鼎鼎。

在得到确切情报以后，奉军一部在张作霖的命令下，不惜破坏国际惯例，冲入北平苏联大使馆。奉军士兵逮捕了58名国民党和共产党员，其中包括中共的领导人和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奉军在苏联大使馆查获大量军火（400多支步枪），武装叛乱计划（总数高达7卡车的秘密文件）和苏联下达李大钊组织共产党进行北平赤色革命的指令。

20天后，张作霖不顾社会舆论的反对，将李大钊等20人以通俄卖国罪处死。处死李大钊的刑法是当时最为残忍的三绞法（就是在受刑者快要断气的时候，将绞索松开，用冷水将受刑者浇醒。等待受刑者恢复意识以后，再次施刑，如此三次以后才将受刑者杀死。最终死者往往会七窍流血，颈部折断），让受刑者在30分钟到1小时的痛苦挣扎中死去。

这一些列的事件，包括南京事件，土改事件，李大钊事件，都让蒋介石等人认为中共在国民党内部发展，党中有党，鸠占鹊巢，迟早会叛变，消灭国民党。加上共产党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让当时的农村动荡不安，血雨腥风。而在城市中的工人运动，也是搞得天翻地覆，还建立了自己的工人武装，力量飞速壮大，完全是苏联革命的翻版。根据当时学者客观估计，中共的工人运动，导致他控制了中国大约300万工人。而根据毛泽东的说法，在1927年，湖南就有200万农民加入农会，而六省加入农会的农民总数高达900万人。这和1922年仅有120名成员的中共，简直是天大的变化。

蒋介石等人一致认为：现在动手将其消灭，比将来等中共羽翼丰满再消灭要容易的多。

4月6日，蒋介石命令白崇禧联系上海黑社会青帮头目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让他们出面，在明处对抗工会。这种脏活一般都由名声不好的黑帮牵头开始做。

于是4月12日发生了清党事件。黑社会青帮分子四处出击，攻击工人纠察队。北伐军驻军随即以工人内讧，自相残杀危害治安为由，对工人纠察队进行强行缴械，一部分工人纠察队根据命令交出武器，一部分拒绝缴械拼死抵抗，很快被击败，数百名工人的死伤。北伐军缴获了3000支步枪，600支手枪和大量弹药。 4月13日，错误判断形势的中共组织了十多万工人学生的大罢工和游行，并且前往北伐军司令部声讨。北伐军士兵随即开枪镇压，当场打死100多工人。其后蒋介石以中共在上海暴乱为由，下令取缔上海总工会和所有共产党组织，并且通缉逮捕共产党员。 由此国共彻底分裂，国民政府疯狂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蒋介石下令凡共产党一经讯实，立予正法，不必久押。无数共产党员为此丧生，如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被杜月笙以宴请为名骗出去残忍活埋，陈独秀之子，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在上海龙华刑场被乱刀砍死。根据中共统计，仅在上海一地就杀害了数千共产党员。 4月14日，李济深在广州也开始清共，一周之内广州的200多共产党员被杀，2000多人被捕，所有留在广州的苏联顾问都逮捕。由此厦门，福州，宁波，南京，杭州，长沙等地全部开始对中共的大屠杀。 事变之后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在武汉联合发动了讨蒋运动。 4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号召人民群众为推翻新军阀，打倒军事专政而奋斗。

此时从苏联借道归国后，在武汉任职的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宣布对蒋介石的政策不满，他们宣布了蒋介石十二项罪名，将其再次开除出党并且下令通缉（悬赏10万大洋要蒋介石的人头）。他们于4月18日成立了武汉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对峙，造成一国两个国民政府，历史上成为宁汉分裂。

同时，在鲍罗廷的催促下，武汉国民政府出兵两路，分别由唐生智和张发奎指挥，共六个军，宣布东征讨蒋。当时北伐军领袖之一的大将李宗仁亲赴汪精卫处调节，以国家大义和先北伐后争论的道理说服了汪精卫。汪随即下令取消了军事行动，北伐军免于内斗。

对此，苏联政府严重不满，开始怀疑汪精卫。

6月5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向汪精卫传达苏联方面的五点意图，要求汪精卫扩大武汉政府中共产党员的数量，继续支持开展土地革命，依靠2万共产党和5万湖北湖南民众建立共产党武装，组织特别法庭处理逮捕国民党右派。汪精卫听到这五点以后，几乎当场就惊呆了。他认为这种条件下，国民党肯定会灭亡，自己根本无法办到。不过汪感觉武汉政府立足未稳，要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抗，不能缺少苏联这个外援。他对这个要求没有做出正面答复，还要求苏联支付1500卢布贷款，苏联表示可以先提供200万。

7月13日，苏联向代表鲍罗廷和中共发出秘密电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第34号记录》，让中共武汉武装伺机夺取武汉国民政府的领导权。随即中共中央迅速进行改组，解除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另外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5人组成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在张发奎的军队中组织军事暴动，在湘、鄂、赣、粤几省组织秋收起义。该密令被汪精卫的特工截获。

一向亲共的汪精卫震怒之下在7月15日掉转口径，他将罗易在6月5日给他的五点要求向国民党左派公布，顿时一片哗然。汪精卫自己说：综合这五条而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因此，现在不是容共的问题，乃是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的问题，国民党的同志想起来，能不痛心！

国民党左派二号人物，孙中山儿子孙科也勃然大怒：我们容纳共产党，真是太过信他们了！我们现在要下一个决心走第三条路。

其在武汉的政府宣布和平分公，和苏联中共决裂，但是不杀不抓，以和平方式驱逐包括鲍罗廷在内的所有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

7月27日，鲍罗廷离开汉口，通过陆路于9月到达外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由此离开了中国。

8月1日走投无路的中共在南昌领导北伐军一部发动武装起义。当时对共产国际忍无可忍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在7月13日得知被解除职务以后，随即宣布辞职。最初共产国际下令国共合作的时候，陈独秀就坚决反对，认为国民党迟早会对共产党开刀。后在苏联命令下，被迫同意这个合作以后，陈对共产国际国际干涉中共事务越来越不满意。在大革命被镇压以后，陈独秀认为就是因为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国情的乱指挥，太顾及苏联利益，不管中共的死活，才导致了现在这种结局。陈愤然辞职，之后在1929年被苏联下令开除党籍。

他的继任者为著名文人，曾经担任陈独秀副手，当时才28岁的瞿秋白。瞿秋白是一个文人，他并不懂得军事，所以在得到共产国际允许起义的默许下，他派出周恩来作为南昌起义的前敌总书记，负责全局的指挥。

但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周恩来7月26日刚刚在后来成为叛徒的顾顺章保护下离开武汉，共产国际突然向瞿秋白发布新的命令。

此时共产国际不同意在南昌进行起义，也不同意起义军使用共产国际援助的经费，还派出在曾经代理中共总书记的张国焘赶赴南昌制止。

但张到达南昌的时候，发现情况紧急，各方面准备完毕，敌人有所警惕，随时可能动手镇压起义军，实在无法不起义了。

张国焘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以后，周恩来当场表示，如果共产国际制止南昌起义，他就立即辞职。

于是，起义还是坚持进行。

之后共产国际以违反“政治纪律”问题，决定将南昌起义最高负责人，革命委员会主席谭平山开除出党，并给予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等人处分。张国焘因制止不力也被处分。

当时朱德等人认为很可能得到北伐大将张发奎，甚至省主席朱培德的支持，这样就可以拉起张部第二方面军的4万人，足可以占领江西，或者南下占领广东。如果背靠广东，可以得到苏联的海上支持，可以走国民党发展的老路。

但江西控制着朱培德不予支持，张发奎更是起兵镇压。结果南昌仅有贺龙的第二十军全部，和叶挺第十一军，朱德第九军，周士第第四军各一部参加，总兵力大约2万人。兵力不足，无法实现之前的计划。

由于南昌的军事力量几乎都在共产党的控制下，所以当日朱培德的滇军3000多人或者被消灭，或者被缴械，起义军损失很小。

但起义军很快被张发奎领导的国军回师击败，8月4日起义军退出南昌，退往广东，后在广东李济深部数万主力拦截下，几乎全军覆没。残部800多人后在朱德领导下，到井冈山和毛泽东秋收起义残部会和。

看见中共在自己地盘叛乱，非常尴尬的汪精卫感觉再也无法忍受。

8月8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紧急扩大会议，宣布放弃了和平分共的政策，通过了“武力分共”决议案。在武汉开始了大肆逮捕处死共产党人，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

于此同时，当时苏联一直给予很大希望，并且给与大量军事援助的军阀冯玉祥也彻底转变。

冯玉祥在被直系奉系联手击败以后，就寻求苏联的支持。苏联仅在1925年全年，就援助了包括火炮在内的500万卢布的军火给冯玉祥。作为回报，冯的部队里面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和苏联顾问，他宣布支持共产党的主张，参加北伐。

6月16日，苏联还决定再拨给冯玉祥3000支步枪、50万发子弹、5000发炮弹和4门炮，来获得冯玉祥对中共的支持。

但狡猾的冯玉祥判断中共已经失势，在得到南京政府每月拨款200万银元的许诺以后。他在6月22日宣布清共，他说：一般党员,煽惑工人殴打厂主,店员殴打店主，每日除开会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外别无他事,以致工厂、商店相继倒闭；任意破坏秩序，杀害人民，没收财产，以致稍有资产者逃避一空。农会更是滥杀无辜，草菅人命。所以将所有苏联顾问和中共党员武装押解出境，一部分还交给了武汉国民政府处置。

此时从中国南边的李济深控制的广东到最北边张作霖控制的东三省，到处都是屠杀共产党员的血雨腥风，从中共创始人李大钊到无数工农群众都死于可怕的大屠杀中。

 

 

                     
 8月由于北伐军在徐州作战暂时失利，蒋介石考虑一国两府的现状，被迫宣布下野。由此武汉国民政府陆续迁往南京，宁汉合流。

北伐进程被阻挡，由于无人能够控制住北伐大局，12月蒋介石再次复职，北伐继续进行。大军再次经过激战，先后占领安徽，河南，山东，击溃孙传芳，吴佩孚余部，大败鲁系张宗昌。有50个老婆的狗肉军阀张宗昌狼狈逃走。

原属北洋系的冯玉祥，阎锡山两大军阀见大局已定，纷纷宣布参与北伐，所属30万部队开始进攻河南。

墙倒众人推，孙传芳，吴佩孚，张宗昌陷入彻底失败，张宗昌扔下部队逃往大连，孙传芳也在北京宣布下野，吴佩孚逃往四川，由此直系，新直系，鲁系军阀的60多万大军不是被歼灭就是投降，这三个军阀势力被彻底消

但是期间发生了济南事件，5月3日北伐军一部击溃防守济南的张宗昌部，全面占领济南。此时日军2000多人驻扎在济南，而日本军方对北伐军一向非常痛恨。客观说起来，英美列强在中国无非是捞些钱，要一些特权，占一些租界罢了。而日本一向奉行大陆政策，他的野心就是要吞并中国的。从日本出发，他们最希望看到中国分裂的局面，最畏惧中国统一。

所以他们扶持奉系张作霖，鲁系张宗昌，试图阻止北伐成功。但是在张作霖，张宗昌纷纷失败以后，尤其日本扶持多年，花费巨资的儿皇帝张宗昌垮台以后，日本和张宗昌暗中达成的所有在山东秘密协议也就全部作废。日本军方恼羞成怒，干脆图穷匕见了。

当日，北伐军占领济南，日军第六师团在城内四处设置障碍物，并且向北伐军挑衅。期间，北伐四十军李益滋师一部在宣传队在张贴传单时，附近的日本军官酒井隆突然下令开枪，当场打死北伐军士兵和无辜市民十余人。随后又包围四十军一团人，要其缴械，北伐军拒绝缴械，日军随即开枪射击，北伐军立即还击。双方发生小规模激战，期间日军用火炮轰击坚决抵抗的北伐军士兵。

蒋介石立即派出和日本关系很好的外交家黄郛去交涉，结果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一根本不肯见面，反而将黄的20名卫队缴械后赶走。

北伐军再次派出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18人与其交涉，结果被日军扣留。日军以日侨两人被北伐军打死为由（实际根据日本事件后自己的调查，日侨无一人死伤），命令蔡公时下跪。蔡誓死不跪并且大声斥责日军的暴行。日军残忍的将蔡耳鼻双眼和舌头割去，最终将其杀害，同行的17人也全部被杀害。

如此违背国际公法和人性的事件，其目的是想让激怒北伐军和日军全面开战。日军由此可以大量增兵，将装备兵力都不如自己的北伐军消灭掉，从而让中国无法统一。

蒋介石等人分析大局，含悲忍辱，下令北伐军除一个团驻守济南维持治安以外，余部全部撤出济南北上，继续北伐，同时通过外交手段谴责日军暴行。

日本军方见北伐军没有上当，狗急跳墙，居然继续从国内增兵1万到济南。

在5月7日，日军向国民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包括禁止一切反日宣传，惩办高级军官和士兵在内的众多根本无法让人接受的条件。

在国民政府拒绝以后，日军出动1万多人攻入济南，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全面进攻。

北伐军剩下一个团自然不敌，拼命突围出去，伤亡惨重。

日军于10日占领济南全境，随即以捕捉北伐军残部为由进行屠杀。前后死于日军战火和屠杀的中国军人和平民高达一万多人。

日军这些举动，和十年后的南京大屠杀，30年前的旅顺大屠杀一辙。

很多人攻击国民政府无能，其实当时根据形势，以北伐为目的，确实没有实力和精力与日本决战。

 

狗肉军阀张宗昌，他有50个老婆，除了中国人以外，还有日本人，俄国人，美国人等，其中很多老婆都是妓女出身，张大帅并不嫌弃。

余下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虽然还有40多万东北军，但他也深知无力挽回局面。

5月装备重炮和坦克奉军，在山东河南河北战场却连续失败，被迫逐步放弃华北大部，撤往平津两市。

6月4日，张作霖离开北平返回东北老巢，试图依靠东三省继续和北伐军作战。他建立的安国军政府由此垮台。

张撤退时候，日本人还在乘火打劫。日本大使芳泽谦吉试图强迫张作霖签订日张密约（之前张作霖曾经私下表示将来可以签订这个协定，换取了日本大量的援助。日本关东军甚至出兵8000人伪装成奉军，击败了郭松龄的叛军），宣布东北独立并由日本保护。芳泽谦吉向张表示，只要他签订这个密约（主要是条件苛刻的出卖东北利益），日本就会全力支持其保住东北的地盘。

张作霖不愿意做儿皇帝，他根本不见芳泽，也不承认答应过这个约定。

芳泽回忆他坐在客厅里面，听到隔壁张作霖对日本人破口大骂声。

日本人见张作霖不听话，决定将其干掉，换更听话的人。

张在回沈阳的路上，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在皇姑屯。

6个月后，经过反复的思考和权衡轻重，不愿意走父亲旧路，或者说不愿意落父亲同样下场的少帅张学良通电宣布效忠国民政府，东北易帜，由此，中国在分裂17年以后，终于实现了国家形式上的统一，一个强大的中国就要出现了。

完成北伐以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开始国家的全面建设和发展。与此同时，也开始真正统一国家的历程。

北伐成功以后，北洋政府军阀势力在内陆就不存在了，但是新军阀随即产生。
 

 

好帖。。。。全部看完了

好帖，精彩，谢楼主奉献

好帖，精彩，谢楼主奉献

虽然对孙公有一定美化，仍是一篇好文。不过对于
军阀陈炯明的功过历来就有争议，我也转文半篇与wusb168君共享

　联省自治和武力一统
　　联省自治和武力统一是当时民国的两种思潮，一般来讲，地方实力派都倾向于联省自治，而坐镇中枢，手握重兵的各派头目基本都是坚定的主战派。有这个分歧当然是各自出于利益的考量，地方实力派尽管有实力，但也仅仅是足以自保而进取不足，所以他们的首要考虑就是要强化自己在辖区内的权力，最好能实现联邦式的自治；而各派的头目呢，都有比较大的政治理想，有实力的当然想武力统一，接着搞中央集权，而没实力的孙中山呢，则比较能空想，也老想着北伐统一，反正谁都想从一个派系的老大变成全国范围的老大，北洋方面以前主战派的头目是段祺瑞，现在则变成了前一阵还嚷嚷着议和的吴佩孚。老大们说要打仗，手下的小弟们一个个支支唔唔，这就是当时民国的状态。

　　我们当然可以把联省自治的政治意义拔高一点，直接看成是联邦制的雏形，但其实这帮人很多都是粗人，行伍出身，哪懂什么叫联邦制，他们就是觉得这么搞对他们有利罢了。当然了，各省也都有议会，好像还像那么回事，但以当时中国的情况，这个议会也就是上面几个老爷跟那瞎折腾，跟老百姓压根就没关系，说是自治，其实就是地方实力派要求对地方的全权。所以说，所谓的联省自治其实就是藩镇割据，因为在省里掌权的都是军人，大家见过联邦制国家的军队还各说各话，不归中央管辖的吗？但是也有老百姓说要自治的，比如湖南，湖南人饱受战争之苦，他们的心思就是只要不打仗，什么都好说，他们自治的论调其实就是武力统一的对立面。

　　至于说武力统一嘛，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常态，哪个掌权的不想当个完整国家的领导？你们搞什么联省自治，我们这些大佬往哪摆？哪个大佬愿意做个空架子？那有人要问了，现在联邦制国家的元首权力不挺大的吗？同志们，那是联邦制，当时倡导的所谓联省自治其实就是藩镇割据的现代版，有哪个国家元首是希望自己的国家乱做一团，地方上各行其是，不服中央管束的？就拿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国搞的各省财税自主来说，搞到最后中央穷的叮当烂响，连个救灾款都发不出。到最后李鹏召集各省大佬开了个会，意思是中央财政目前很紧张，诸位是不是稍微上缴点财权，当时我们叶帅的大公子叶选平十分牛逼的说出“中央没钱可以向地方借”这样的话，李鹏差没背过气去，一个财权就能让地方如此牛逼，有了兵权还了得？对于任何一个中央领导来讲，封疆大吏牛气十足，不把中央放眼里是绝对难以容忍的，所以此后中央就逐渐收权了，中国嘛，历来就是集权国家，而且地方大，事情也多，很多事情是要让中央出面的，维持中央的权力还是有必要的。

　　所以说，所谓武力一统和联省自治之间的分歧其实就是中央与地方矛盾的现代版本，这个问题哪朝哪代都有，不过民国尤其严重而已。至于哪个好，这就要看哪个主张对老百姓有利了，如果要搞联省自治，地方领导如果清廉自守，恪尽职守也就罢了，那万一地方领导都跟张敬尧一样，老百姓上哪说理去？说实话，当时像张敬尧这样的其实也不少，只不过不那么出格而已。也就是说，联省自治完全是赌运气，老百姓就盼着能有个青天大老爷吧。而要动用武力的话，老百姓九成九是不愿意的，除非地方长官都跟张敬尧似的，把老百姓逼急了，否则没有哪个人是愿意打仗的，打仗还不是老百姓受苦？如果打完仗以后能彻底解决问题倒还罢了，但当时的情况是那帮喊着要武力统一的老大们都在白日做梦，没有哪一方是有绝对实力控制住整个局面的，就算打完仗了，地方上该坐大还坐大，一般来讲，就是打完半天仗没有任何效果，老百姓白白受苦。所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联省自治应该说还是对老百姓有利的，但问题是大佬们可从来就不顾及老百姓是怎么想的。

　　比如我们尊敬的国父大人，成天嚷嚷着要北伐，根本就不看手里有多少实力，也不看看老百姓愿不愿意，反正就是要打仗，其实和老百姓的生存比起来，民主共和值个屁？讲政治权力也得等到老百姓吃饱喝足，有那个闲情逸致再说吧，比如现在很多人喊民主，这是对的，因为有了追求政治权力的基础了。还得说我们的陈炯明，史书上老是骂他不是东西，是军阀，其实他还是很为老百姓打算的，他在广东主政期间还是做了不少事情的，反观我们的孙公，好像除了打仗和那个总统的宝座，他就不关心老百姓死活了，天天打仗就可以民生了？打仗不要死人？打仗不要出钱？你个人是风光了，老百姓呢？

　　所以说尽管当时喊着要联省自治的地方大员们都是为了自己打算，但其实从客观上来讲，这对老百姓还是有利的，只不过到底打不打不是他们说了算的，是由中央的大佬们说了算的。所以呢，仗还得接着打，老百姓还得接着受苦，直到哪天打出黎明老百姓才有希望稍微好过点。

陈炯明确实是一个有理想的革命者，他后来被黄埔学生彻底驱逐出广东来到香港后，转而搞政党政治，组织了致公党，这份执着确实值得我们钦佩。陈炯明一生清廉，死后都没有棺木敛尸，但是因为他和孙中山的恩怨让我们之前对陈炯明一直存有误解，其实真实的陈炯明不但不是一个被妖魔化的军阀，相反还是一个真正有民主民生思想的革命者，只不过，政坛是名利场，是不允许理想主义者在这里驰骋的。

作为国粉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或许，在中国近代史中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一个像华盛顿那样伟大的人物，在酱缸国里能爬上高位的往往不是德高望重德才兼备之人，面厚心黑手狠不择手段百折不挠才是成功的不二法门，蒋毛都可算是个中高手，可惜蒋面厚有余，心黑手狠不足败给了老毛。所以从北洋到国民再到匪政权，人民的自由度也一代不如一代······

好帖，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