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谢谢北洋军阀！！！
1．5.4运动之根源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夺去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1915年袁世凯因接受日本“21条”，就引起过学生及民众的坚决反对。1917年9月，段祺瑞与日本交换了关于山东问题和向日本借款的公文，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亲递换文。作为借款的条件之一，其主要内容为：①胶济铁路沿线日本军队，除济南外，全部调集青岛。②胶济铁路由日本指挥的巡警队警备。③胶济铁路由中日两国合办经营。段祺瑞对日本的提议“欣然同意”。但山东的权益没有收回，这换文反而被日本扩大了，成为巴黎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借口。1918年5月日本向段祺瑞提供了大量贷款，并协助组建和装备军队，其贷款还被用于安福国会庞大的贿选开支。中国留日学生中的绝大多数人，遂立即在东京举行示威游行，表示抗议；日本政府殴打逮捕中国留学生，留学生乃宣布罢课并组织救国团体，宣传爱国反日，同时派遣两千人急速回国，以联系国内各地高校发动反段爱国运动。由是，北京、天津、济南、上海、福州等地相继爆发反对段祺瑞卖国的学生运动，全国各地“抵制日货”的运动亦得以迅速展开，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大战中，中国站在协约国一边，派遣了大量劳工前往欧洲，希望协约国在战后能实现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他为战后和平所提出的“十四点”中的主张，平等对待中国，尤其是不承认日本利用战争攫取的在华特权。1918年同盟国投降后，中国也名列战胜国，举国欣喜若狂，北洋政府不但在天安门召开庆祝大会，而且规定从12月l4-l6日，28-30日为庆祝活动日。当时知识界和一般平民的心态都把一战的结果看成是“公理战胜强权”。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在北京树立的象征中国国耻的“克林德碑”这时改名为“公理战胜碑”就是最具象征性的事件。“公理战胜强权”成为1918年底和1919年初中国最流行的词汇。
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分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21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1919年春天，当中国人民得知“巴黎和会”将把战败国德国在战胜国中国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时，一场以“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为中心内容的，反对军阀复辟的伟大群众斗争——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便席卷了中国大地。
2．5.4运动之发起
1919年春，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梁启超抵达欧洲后，在会场内外积极活动，呼吁欧美各国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他意外得知1918年9月北京政府与日本订下的密约，原来段祺瑞为获得日本贷款，已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拱手让于日本。那时徐世昌还未成为总统（1918年10月10日，在安福国会的操纵下，徐世昌当选为大总统）。1919年3月11日，愤怒的梁启超将此密约电报给徐世昌。徐世昌收到电报后，转交汪大燮、林长民等人，并于3月22日发表于《晨报》，举国遂震惊。
作为手无实权的总统，徐世昌深知诉诸舆论，实行“国民外交”的威力。他暗中发动全国学生商人，地方会议以及海外华侨等团体，连日雪片似地向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发去慰问、鼓励电报和信件。与此同时，包括《晨报》、《申报》等各大报纸每天都详细报导巴黎和会的进展情况。这位就任以来“对于新闻记者异常注意”的文治总统，确实希望动员和凝聚各种可能的社会资源来增强自己的力量。他曾说，“戊戌以来，每次政治上变革之功，咸归于报章鼓吹之力”，“报纸在社会上之权威，俨有凌驾官吏之趋向”。随即，作为徐世昌总统顾问的林长民，联合汪大燮、张謇等人组织国民外交协会，以此向北洋政府的亲日派施加压力，希望对中国外交有所支援。4月8日，“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之日，张謇等致信梁启超：“务肯鼎力主持，俾达目的，则我四万万同胞受赐于先生者，实无涯矣。”
在巴黎，梁启超提前获知消息：4月30日，美、英、法三国将议定，将原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给日本。梁启超获悉噩耗，深感问题紧迫。4月24日，梁启超急电北京国民外交协会汪大燮、林长民两总长，建议发动不签字运动，抵制卖国条款。
4月29-30日，巴黎和会代表参加会议，通过了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问题条款——第156、157、158条，德国在山东权益让与日本。
5月1日，中国谈判代表、外交总长陆征祥将此事电告北京政府，并称如不签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等有所不利。上海《大陆报》“北京通讯”：“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
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总统府智囊机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签约。5月1日，林长民经徐世昌同意，立即致电巴黎，希望中国全权代表不签字。随即国民外交协会连夜起草三份文件，进行抗争。首先，致电巴黎和会四国首席代笔威尔逊等人：“德国在山东所攫得之权利，吾等再行要求直接归还中国。……中国人民不承认加害中国人民的密约，若以强力压迫我国，四万万人誓以全力抵抗，并诉诸世界之舆论！”同时林长民以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名义致电中国代表陆征祥等人说：“无论如何吾等不能承认，诸公切勿签名。否则，丧失国权之责全负诸公之身，而诸公当受无数之谴责矣。望诸公幸勿轻视吾等屡发之警告！”随后，林长民满怀激愤写下《外交警告国民书》，于5月2日在《晨报》上发表。文章称：“呜呼！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该文刊发后，北京、上海、山东等地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拒签和约斗争，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收到7000多封国内警告电。
如果外交失败，日本在华权益得到承认，就意味着段祺瑞实现独裁指日可待，那么徐世昌一切“偃武修文”、和平统一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总统之位也将难保。徐世昌心里明白，现在政府已不可靠，“挽救危局的唯一希望，只有靠学生了。”如果说“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的话，那么徐世昌此时则有意点燃了这根引线。
蔡元培主张“道德之精神在于思想自由”，他在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改造了北京大学，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
1919年5月2日，国民外交协会理事蔡元培召集北大各班班长和学生代表一百多人开会，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转告在座学生。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和国民社的许德珩、张国焘、邓中夏、段锡朋等很快做出决定：明晚召开全校学生总动员大会，串连北京各大学学生，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集体罢课示威；通电全国, 呼吁工商界和市民罢市、抵制日货等等。当天，在总统府，徐世昌的外交委员会已决议拒绝签约，汪大燮、林长民将致电代表团拒签电稿送呈徐世昌总统，徐阅后交给国务院准备拍发。不料国务总理钱能训却密电命令代表团签约。恰巧林长民有位同乡在国务院电报处工作，连夜将消息透露给林长民，林当即又向汪大燮汇报。汪大燮得知后十分焦急，5月3日凌晨，他匆忙去找蔡元培。
蔡元培听后大为震惊。5月3日上午，他召集罗家伦、傅斯年等部分学生代表到自己家里，通告情况。5月3日这一天，自晨至夜，蔡元培东堂子胡同的家中人流如梭。他再三嘱咐，在行动时一定要严守秩序，以免为政府干涉落下口实。5月3日晚，北京各校学生代表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紧急会议，并约请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政治系学生谢绍敏登台演讲，在慷慨激昂之中，咬破手指，撕下衣襟，写了“还我青岛”的血书；大会“通电巴黎专使不得在和约上签字”，决定4日在天安门示威游行。
3．5.4运动之展开
5月4日上午10时，各校学生召开碰头会，商定游行路线。5月4日是一个晴朗的星期日，《晨报》记录了那个上午的情景：“天安门，见有大队学生，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记者到时，学生不过六七百人。少顷，各大队学生，纷纷由东西各方云集而来。……”北京大学的学生在离开校门时，受到了教育部代表和京师警察厅勤务督察长汪鸿翰等人的阻拦，队伍经过一番周折才冲破阻扰，向着天安门出发。早早到达天安门的其他学校学生，则向过往的人群演讲、宣传、发布传单，又有大量群众不断地向天安门前集聚。一位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代表向记者透露了当天的安排：“等大家到齐，我们便要游街示众，叫我们国民也都知道有这种事体。游街后再到东交民巷英美法意各国使馆提出说贴，表示我们的意思。”
下午1时，北京学生3000余人汇集天安门，现场悬挂北大“还我青岛”血书。学生高喊“还我青岛！”“抵制日货！”“打倒卖国贼！”“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21条”、“宁肯玉碎，勿为瓦全”等口号，写着同样标语的旗帜，满街飘扬。队伍向使馆区进发，受到巡捕阻拦。当时的北京政府的要员中有3位亲日分子——交通总长曹汝霖（订立“21条”时任外交次长）、币制局总裁陆宗舆（订立“21条”时任驻日公使）和驻日公使章宗祥——结果就成为学生愤恨的对象，被万千学生民众骂作“卖国贼”。曹、陆、章三人，这时正在总统府内享用午宴，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钱能训一起为刚刚回国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接风洗尘。正当杯觥交错之际，徐世昌接到警察厅总监吴炳湘的电话，报告说学生前往使馆区游行示威，请示如何处理。徐世昌指示：“不要动武，要文明对待。”到达使馆区的学生，向美、英、法、意各国公使递交说贴，“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与本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学生代表求见四国公使，由于是星期日，各国公使并不办公，恳请列强“维护公理”的说帖没有被接收，仅美国使馆人员接受了学生的陈词书。游行队伍想通过使馆区，到一街之外的日本使馆门前示威，始终未得到允许，3000多名游行学生被堵在狭隘的东交民巷西口。游行一直很平和，当局担心的国际争端也始终未发生。
4．爱国有罪——火烧赵家楼
游行队伍在使馆界“鹄立两小时之久”、被烈日晒得焦躁不安的3000多名青年，很容易被使馆区“骄横的巡捕”、“狰狞的兵营”激发出耻辱的情绪。这3000多名热血沸腾的青年诉说公理的要求受挫之后，愤怒的情绪可想而知。队伍中不知谁泄愤地喊了一句“到赵家楼去示威”，顿时所有人的情绪为之一振。而身在总统府的徐世昌，依然以保守的态度来猜测这群学生的举动。宴会结束后，曹汝霖虽然听道了满街高喊的口号，却没有觉察到任何危险，照样起身回家。为避免意外，徐世昌命令吴炳湘派3、40名警察前往保护，并一再叮嘱：“勿要携带枪支警棍，要文明对待！”当日下午4时许，群众蜂拥到曹宅，因为传说那里正在举行秘密会议。学生破门而入，满屋子搜索这三位“卖国贼”。曹汝霖和陆宗舆从后门溜走了；章宗祥则被群众抓到打伤。学生以为已经把他打死了，于是一哄而散，离去前把所有的东西打得稀烂，并且在屋子里放了一把火，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
火烧赵家楼，是事先预谋的。“5．4”前夜的学生会议，有两派意见，一派主张守法游行，另一派则主张暴力，揍政府官员，烧曹汝霖的私宅。结果激进派占了上风，所以学生事先就准备了汽油、火柴等；还收集了曹汝霖等三名官员的照片，准备殴打，甚至暗杀。北师大学生匡互生是主张暴力的主要干将。他砸开曹家窗户，跳进去打开大门。据当事人回忆，当时保护曹宅的28名武警，竟自动取下刺刀，退出枪弹，因当局下令，对学生示威“要文明对待”。有个叫丁士源的局长，当时正在曹家，他出来对巡警说：“怎么还不动手打？”巡警答：“我们未获长官命令。”丁局长说：“我说了行不行？”巡警答：“不行！”
据历史资料描述，赵家楼是中西合璧建筑，分3个大院，50多房间，楼堂亭榭，参差错落。但一把大火，就把这所优美的民宅给毁了。共产党进城后，赵家楼遗址被建成“北京军区招待所”。从当年学生暴力的对象，到共军的占据之地，赵家楼的命运真是一个象征！
学生们不仅打砸烧，还把正在曹家的外交官章宗祥拖出来群殴，甚至用砖头砸他，打得浑身是血。据后来验伤，章身上有几十处受伤，并被打成脑震荡。
这时武装警察和宪兵已经赶到，把屋子围得水泄不通。他们逮捕了近60位学生带往司令部，其余的一千名学生跟在后面不肯散，各人自承应对这次事件负责，要求入狱。结果全体被关到北京大学第三院（法学院），外面由宪警严密驻守。最后，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
面对如此侵入私宅、砸烧住房、打人致伤的违法行为，当时的绝大多数文化人都强调学生“爱国无罪”。4日晚上北大学生在法科大礼堂集会，校长蔡元培登台讲话：“今日发生之事，乃属爱国运动，此种爱国运动在各国是最平常的事，大家不必惊慌，同学被捕，我当负责营救”。国会亦有代表声明，表示要赞助学生的行动。起初未参预的清华大学代表随即表示将与各校同时行动。警官学校代表更出示“杀卖国贼”的血书。朝阳大学的代表则提出了发动抵制日货的运动。5月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总罢课。清华学生宣布“从今日起与各校一致行动”。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成立，并再一次致电巴黎拒绝签字。
4日晚上，钱能训召集全体阁员，商讨对策。段祺瑞因曹、陆、章“意外”受辱，力主严惩肇事学生。段芝贵更是叫嚷：“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也不能再容一日如此学风。”于是有人建议参加游行的学校一律解散，各校长一律免职，以示惩诫。教育总长傅增湘严辞拒绝，他们退一步要求罢免北大校长蔡元培，傅增湘也表示反对。在对学生游行活动在处理意见上，北洋政府高层分作两派：段祺瑞一派主张严厉镇压，而徐世昌得知学生纵火打人后，非常恼火，却还是拂逆了段祺瑞的意见，想缓和处理。5月6日，徐世昌迫于段祺瑞的压力，发布的大总统令，先以学生“纠众集会纵火伤人”一词搪塞，而后将全部责任推给警察总监吴炳湘，说“该总监事前调度失宜，殊属疏误，所派出之警察人员，防范无方，有负职守，着即由该总监查明职务，呈候惩戒。”然而这一命令，不但警察不服，曹汝霖等人也极为不满。徐世昌只好又下一道命令：“学校之设，所以培养人才，为国家异日之用。在校各生，方在青年，性质未定，自当专心学业，岂宜干涉政治，扰及公安？……京师为首善之区，各校学风，亟应力求整饬……勉为成材，毋负国家作育英髦之意！”这道命令一出，反对之声更加此起彼伏。北京商会、农会、国民外交协会、上海和平团体等声援爱国学生的电函接踵而至；正在上海举行南北议和的南北总代表唐绍仪和朱启钤也先后致电徐世昌，支持学生的爱国精神，请求对被捕之人从宽办理。5月7日，上海60多个团体举行国民大会；山东省议会正副议长等4人赴京与山东籍国会议员议决要求释放学生，并为山东问题失败弹劾内阁。于是国会提案，誓不承认“21条”和段祺瑞与日本签订的“顺济铁路合同”（段托名修路以筹款扩兵），甚至提出要弹劾总统。7日政府因蔡元培愿以身家性命作保学生复课，而释放学生。
只有梁漱溟等呼吁法治，强调“打伤人是现行犯”；即使那些政府官员罪大恶极，但在罪名未成立时，仍不可被“侵犯、施暴”。 国家不能容忍某些人在革命的口号下违反法律，损害他人和国家的利益。他主张对犯法者惩治。梁还说如果不坚守法治底线，“将来损失更大”。他可能已预感，不择手段将给中国带来灾难。但梁的呼声，完全被陈独秀的革命口号压倒。陈于1919年6月8日，在与李大钊商量后，写了《北京市民宣言》；6月11日，陈独秀、高一涵、邓初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由市民掌权；呼吁民众非得“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号召在法律体制之外的暴民运动；也就是只要自视目标正确，什么手段都可采取。正象他根本没有征得北京市民的同意和授权，就擅自发表《北京市民宣言》一样。陈独秀当场被捕入狱，引起举国震惊，青年毛泽东在湖南高声喊出“陈君万岁”，“我祝君至高至坚的精神万岁”。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后经蔡元培等后援人士解救，于9月16日获释。他返回校园，成了英雄。
那个点燃第一把火的“5．4英雄”匡互生，当年夏天就被聘为湖南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并在上任后把他很早就认识的、在该师范附小当教员的毛泽东提升为师范教师。当时有规定，师范教师必须是大学毕业，但毛没有；匡则临时改规矩，因他非常欣赏毛。毛也很欣赏匡，称他是革命苦行僧。作家巴金也曾撰文，称匡是“照亮前进道路上的一盏灯”。但这盏“爱国明灯”，指引的是此后90年（正在迈向一个世纪）的一路腥风血雨。
“火烧赵家楼”开启了中国以“爱国”名义剥夺个体权利、以“人民”、“正义”的名义实行暴力的历史。直到今天，“爱国”仍不仅是中国政府最热衷高举的旗帜，更是令无数知识分子、年轻学生热血沸腾的春药。近代历史的所有灾难，都是在“爱国”、 “为人民”的“善”的名义下发生的。早已有包括哈耶克在內的很多名家指出，“人类最深重的灾难，都是由好人以最正义的名义施行的。”恶并不可怕，因为它一目了然，容易辨识；而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善”，才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
5．罢工、罢市——全民参与54运动
段祺瑞一派则频频向政府施加压力，5月9日，蔡元培辞职出走，教育总长傅增湘避走西山。北大学生再次行动，以更大的声势发起挽留蔡元培、傅增湘的斗争。他们一面上书教育部，一面通电全国，请求支援。北大教师以全体辞职要求政府挽留。
5月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北京各大专学校教职联合会成立。
5月12日，北大学生决定：如政府无满意答复，则一致罢课。随后段祺瑞、王揖唐威胁说：“希望总统、总理采取措施，及早解决学潮问题。否则导致武力解决，后果不堪设想。”
5月13日，北京各大专校长递交辞呈，挽留蔡元培。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
徐世昌势如骑虎。为避免武力镇压，他不得不下令对学生严加管束。5月14日，徐世昌连下四道命令：一令北京警察等“认真防护、共维秩序”；二令告诫学生“持以镇静”，“毋得干预政治”；三令挽留蔡元培，以安学生之心。四令挽留陆宗舆，以安段祺瑞之心。在段祺瑞的坚持下，徐世昌于15日罢免教育总长傅增湘，由次长暂时代理，后又任用安福系要人田应璜继任。此消息一出，教育界顿时舆论大哗，认为安福系插手教育，必将带来灾难性后果。于是17日开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连续集合，一致反对任命。
5月19日，北京25000名学生再次总罢课，再次上书徐世昌，要求：拒签和约、惩办国贼、挽回傅蔡、释放被拘学生、谋求国内和平……之后开展演讲、抵制日货、发行爱国日刊等活动，组织“护鲁义勇队”。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此时，日本军舰纷纷驶泊天津、吴淞、青岛各埠，示威恫吓。徐世昌已到了内外交困的境地。段祺瑞及安福系在政府中占上风，徐世昌被迫下令号称“屠夫”的王怀庆取代“镇压学生不力”的李长泰为步军统领，政府中“文明对待”学生的呼声也随之式微。另一方面，这时爱国学潮却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曹、陆、章在举国一片的诛讨声中如坐针毡。
6月1日，段祺瑞军阀政府查禁联合会。总统徐世昌于6月1日下达责斥学生的命令。
6月3日，北京学生因政府为曹、章、陆辩护，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170多人。学校附近驻扎着大批军警，戒备森严。
6月4日，北京学生出动比3日多一倍的人数上街演讲，当日800多名学生被捕，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孙中山遂领衔以广州军政府7总裁名义联名通电，表示支持学生运动；广东非常国会亦宣言痛诋曹、章、陆卖国；天津、武昌、杭州、青岛、烟台、芜湖、保定、福州、南昌、常州、登州等各地学生纷纷成立组织以声援首都学生；上海、天津、济南、宁波、厦门、镇江、汉口、苏州、无锡、常州、扬州的工商界，亦公开声明支持学生。
正是1919年6月4日这一天政府的屈服使中国近代史发生了大逆转。
1919年6月5日，被段琪瑞取消职务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等允许其势力范围内的铁路沿线组织发动罢工、罢市、罢课、示威游行。自6月5日起，上海及各地工商界始共同宣言“不除国贼不开门”。上海商界还决定提倡国货，不用日轮装货，不用日钞，各著名大报亦声明不登日商广告。天津商界还将所订日货全部退还。长江流域商人亦同声排斥日货。
6月5日，上海浦东工人率先罢工以声援学生。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2万人以上，并迅速扩展到所有的工厂和工种。在这次大罢工期间，最富有罢工经验的是从欧洲回国的工人。一战期间，约有1万多名中国工人被欧洲招募，战后，他们回到了祖国，带回了许多工运斗争技巧。单是在法国，中国工人在1916年11月至1918年7月就举行了25次罢工，他们还至少两次破坏了法国码头工人和煤气工人的罢工。当回国的工人抵达上海时，他们在码头上受到法租界捕头、青帮大亨黄金荣的迎接。黄还给他们发送安家费，乘机吸收新会员。1919年6月5日，青洪帮开会，决定让他们控制下的所有小偷扒手参加总罢工，乞丐们也被命令在罢工期间暂停乞讨，日常饭食由丐帮提供。甚至有报道说，有些妓女也唱起爱国歌曲，停牌歇业。罢工并没有引发太多的混乱。清洁工们在罢工的前一天，会告知住家和店户，以免垃圾乱堆引起脏乱。理发师们在门口贴出告示：这是国家的大事，我们无心为各位美容了。邮差们开始也打算罢工，但如果他们坚守岗位，则有助于爱国团体之间的联络，他们因此决定不罢工了，而是捐款买纸制作传单来代替罢工。
6日、7日、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6月9日，上海南京路工人示威。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
据统计，这一时期，上海至少43间工厂发生了罢工事件，其中有纺织厂、金属工厂、还包括公共汽车公司、电话及电报公司、运输公司等。一些餐厅工人、漆工、水泥工人、司机和清道夫也参与其中。而交通、金融和通讯业的罢工，更使整个城市陷入瘫痪。工人罢工的过程一般是，在大工厂里先开一个群众会议，取得多数同意。有时，一个贸易行里的工人罢了工，其它贸易行的工人就会跟进。有的时候，先罢工的劝说未罢工的加入，称为“打厂”。
尽管华资企业的老板们小心翼翼地希望罢工仅限于日资企业中，但工人们显然并不会按照他们铺设的轨道行进，不仅日本的工厂企业大都罢工了，英法美的企业也受到冲击，而华商企业也有不少发生罢工。尽管罢工和罢市已经完全超出了商会的可控范围，但商界领袖们依然不遗余力地期望事情能早日平息。“三罢”之初，上海总商会、广肇公所、宁波同乡会等团体就分别在报纸上呼吁“一切举动，务求文明”。罢市第三天，商界领袖虞洽卿就担忧地说，“罢市三日，金融因之停滞，人心为之恐慌，危险已甚。若再相持，谁能保地方不糜。”他要求“商人应体念官厅诚意，切劝各店铺即日开市营业”。
6月11日，海员联合罢工。在上海的示范下，罢工罢市扩展到全国。6月12日，武昌、九江等地商人罢市，京汉铁路及广州的工人罢工、游行示威，浪潮波及全国22个省的150个城市。就在商家和企业主们忧心忡忡地看着燎原之火不知何时熄灭之时，一股能给他们带来比损失更大的利益的机会却悄然出现了。在抵制日货的同时，倡导拥护国货的潮流涌起，市民们烧掉自己家里的日本货，奔向商铺抢购国货。在一些地区，打着“国货”招牌的商品甚至出现了“涨价风”，以致学生们不得不分出精力来对付这些“内奸”。在华东，民族纺织业由此得到大发展，在华南，则为烟草和针织业发展提供了好的环境。中国的商人和企业主在大罢工中因祸得福的结果让他们充分认识到工人中蕴含的无限潜力。一直对工人罢工保持警惕的商界名流穆藕初，在1920年创办一家新纱厂时说，工人力量“是工业的看不见的资本……这个资本绝不可以浪费掉”。由此他主张劳资合作，并尽量改善工人境况。1920年，陈独秀南下上海，通过调查，他发表了工人状况的综合报告，“大部分工厂劳动者……这一大批活动力很强的市民都在青帮支配之下。去年学生运动时的大罢工已经显示出他们的威信……他们老头子的命令之效力强过工部局”。到了年底，他们在共产主义旗号下建立了两个工会。又过了半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
6．54爱国运动的胜利
“卖国贼存在一日，商学工界即辍业一日”的呼声响遍国中。在直系鼓励参与下，全国各大城市出现了罢课、罢工、罢市和游行，要求释放被监禁的人士（注意：1923年2月曾支持五四运动反对段祺瑞的吴佩孚，残酷无情屠杀了京汉铁路大罢工游行运动，史称“二七惨案”）。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于6月7日释放被捕学生。
尤其从6月4日起，各地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势不可挡。部分地方军阀在镇压群众运动的同时，也要求罢免曹、陆、章，以平息事态。5月底，直系军阀吴佩孚致电徐世昌，要求北洋政府立即释放学生，收回青岛，对日抗战到底。不几日又“请罢免曹、陆、章，惩办国贼。”紧接着，徐世昌收到淞沪护军使皖系卢永祥和沪海道尹沈宝昌的联名致电：“现上海学界既坚以曹、陆、章三人去职为开市条件，商界亦曾有电请求，民心向背，即时局安危，亦不敢壅于上闻。可否准将三人一并免职，明令宣示……”。面对巨大的压力，部分军政要员感到继续维护曹、陆、章三人已得不偿失。于是，6月10，徐世昌“顺应民意”连发三道命令：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三人“准免本职”。
曹汝霖被免职后，段祺瑞怒气冲冲地来到团城看望曹汝霖，大骂徐世昌“忘恩负义”、“过河拆桥”。总统徐世昌遂于6月11日向参众两院请求辞职，未被段祺瑞接受。
6月12日，商人开市。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
13日，国务总理钱能训辞职，大总统明令禁止镇压学生运动。
6月17日，北京政府段祺瑞违背全国人民意愿，致电专使（企图）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北京学联立即号召学生投入拒签和约的斗争。18日，山东派出各界代表80多人进京请愿。北京、上海等地学生、工人纷纷响应。在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也强烈要求拒绝签约。
6月23日，徐世昌会见山东各界代表，表示政府已电令陆征祥从缓签字。6月27日，京津学生，留日留美学生请愿。直到27日晚，陆征祥的住处仍被数百名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商人所包围。1919年6月28日原定签约之日，北京商学界代表再次请愿，巴黎和会代表团在全国人民7千多份函电和法国3万多名华侨及留学生的包围逼迫下，代表团发表声明拒绝签署和约；在顾维钧的主持下，广东护法军政府全权代表王正廷和中国代表团积极响应五四运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成为战胜国中唯一未签字者。
五四运动，没有一人死亡。不仅获得了反对军阀政府卖国的胜利，而且获得了反对军阀政府镇压人民民主运动的胜利。正是这一双重的胜利，才锁定了她的爱国民主运动性质。中国人民反对北洋军阀政权“假共和以复辟”的斗争，亦因此而走完了第一个大阶段。
直到1922年初，“帝国主义”的新概念才被国共两党从莫斯科引入（详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207-209页）。因此，所谓“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等等，完全是后世的追封。这个旧式运动之所以被各派政治家装扮成划时代的新型政治运动捧上天去，完全是出于丑化北洋军阀、借以justify自己的夺权斗争的政治需要。
至于所谓“五四运动取得胜利”云云则更是胡编乱造。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决定内幕是北洋外交官主动向民间泄露的，目的是想利用“民气”让列强改变主意，但此策并未奏效，连中国唯一的希望威尔逊总统也表示爱莫能助，外交官们剩下来可做的事就是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有没有那运动都一样，因为没有谁愿意做“卖国贼”而留下千古骂名。中国在一战中是“战胜国”，凡尔赛和约并非过去那种不签就要亡国的城下之盟，不签字列强也无可奈何。在这种情况下，还会有哪个外交官需要民意的压迫才拒绝签字？而且，签不签字实际结果都一样，日本照样接收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硬要说五四运动取得了什么伟大“胜利”，那也只能是Q爷的“精神胜利”。
其实是人都该知道，外交问题只能靠外交官的职业努力去解决，“暴民外交”非但无济于事，反而会恶化邦交，妨碍问题的解决。五四运动瞎闹一气，唯一起到的作用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则是梦话，日本人占了胶济铁路与德国租借地，也没见哪个志士敢去驱逐倭寇，还我河山，最后还是得靠北洋外交官（“国贼”的别名）去折冲樽俎，在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签订了《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以及附约，成功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与胶济铁路权益。然而各派政治家只吹嘘暴民运动，却从不敢介绍北洋政府这一伟大外交成就，以致国民对此一无所知，以为五四那种暴民运动真的取得了伟大胜利，加深了在民间持续流传的“官怕洋人，洋人怕暴民”的普遍错觉。
7．“六四”岂能与“五四”相比？
“5.4”与“6.4”，相距70年。时间的巨大差异，来做一绝对比较。
①运动方式：“5.4”开始就表现得非常激进，学生殴打平常耀武扬威的狗官，并烧毁官邸赵家楼（外次曹汝霖的公馆），拳打章宗祥（驻日公使）。
“6.4”从一开始学生群众就表现出极大“克制”，包括口号都非常“慎重”，仅限于“反腐败”、“反官倒”等基本要求（注：后期的激进，是在政府定性为“动乱”并动用军队之后，民众摆脱了改良派学生的束缚）。
②参与群体：“五四”是全民反帝爱国运动。学生、工人、市民、知识分子都参加了。
“6.4”以学生为主体，群众被学生排斥在外，没有发生罢工、罢市等有组织行动。有一个原因恐怕是，有工作的人都有后顾之忧，单位和上级都是政府一条线的，出了问题轻则丢饭碗，重则进监狱。从这点上说，共产国对人的自由的控制远甚于1919年。
③处理及审判：被抓的学生32人，包括烧赵家楼的同学，大都释放了。只有殴打官吏、放火烧房者，被“关押两个月之久”（张国涛语）才开庭审判，并当场无罪释放。
而“6.4”，学生只动口，不动手，没烧中南海一楼一堂，没掴邓小平李鹏一记耳光，却遭坦克机枪屠杀，还有一大批人被捕、坐牢、被通缉……而“6.4”学生被捕后，被秘密关押18个月，“审判”也是秘密进行。个别的，即使许多被“无罪”释放，但18个月后也没有个交代。仍有240多名学生被监禁至今。从这一点上说，大陆1990年代的政治比1919年可还是个大倒退。比诸中共的凶残暴戾，北洋军阀自叹不如。
④新闻：“5.4”是起因于“和会”消息的国内报导，可以说“5.4”是新闻引导着运动。而“6.4”是随运动的进行，学生的爱国热情感化了新闻界，新闻开始向有利于学生的方向转化。显见，新闻自由如今也远落后于八十年前的中国。
⑤运动结果：“5.4”唤起了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和民主意识。政府对学生的要求基本全面答应，中华民族从此向世界潮流靠近。“6.4”是政府对参与者全面打压，连镇压过程中被误伤的老人小孩都不能讨个说法。学生群众要求惩治的腐败，在6.4后更加腐败。此后，青年学生不再关心国事，整天专心商业与交际，民族之精神创伤难以抚平。
⑥校领导：5.4时期，学校和政府是相对独立的，更没有凌驾于校务之上的党组织。校长(如蔡先生)可以同情学生，并可以继续留任。而6.4后，学校领导人基本被从新审查一遍，有同情学生的、或对学生不够严厉的，统统换掉。
⑦镇压程度：“5.4”运动，只有个别死亡。而6.4镇压，死亡甚众。
谢谢北洋军阀，他们没有在“学生盘踞广场不散”、“游行示威不止”的情况下，纵兵杀戮。参与五四运动的学生们，怒打章宗祥，火烧曹汝霖居所，制造了火烧赵家楼事件。如此危急的时刻，北洋军阀所给予学生的镇压，也不过是逮捕了32名学生代表。“5.4”学生，在军警的关押、拘捕过程中，仍可喊口号，也未有在关押过程中被虐待的记载。而“6.4”镇压时，喊口号者会被还以子弹，被捕者，老老实实还被虐待，根本没有喊口号的自由，军人可以随意搜查回家学生，不顺眼者给嘴巴，有传单者抓到临时军营打棍子，男女无例外。
但当时的民国总统冯国璋，竟不准军警放一枪。他没有将五四学生运动说成是动乱，没有说成是暴乱，更没有说成是反革命暴乱。火烧赵家楼事件后，他派北京市长等人接见学生，劝说他们回校，但是没有奏效。最后冯国璋亲自会见了13个学生代表，并向学生承诺，政府不会做出违背中国利益的事情。他采用的是与学生对话的办法，他没有像八九年中国官员那样竭力回避对话，更不像邓小平躲在背后策划派军队戒严。他还下令，释放示威过程中与军警发生冲突而逮捕的学生。第二天，这些学生全部平安回校，蔡元培率北大师长在门口列队迎接。与邓小平相比，北洋军出身的冯大总统是多么地温和、多么地慈爱啊！是他没有军队吗？不是；他知道，国家外患内忧，青年的本意是爱国的，国家沉疴多年，积贫积弱，再也不能自我残杀、自我摧残了。5.4运动唯一的“烈士”郭钦光，更是历史的赝品。罗家伦口述的《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5.4运动》里记载：“北大有一位同学叫郭钦光，在这个时间死了，他本来是有肺病的，在5.4那一天，大约因为跑的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当时大家怕章宗祥打官司，所以定下一个策略（这个策略之最初主动者便是郭君武），硬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佣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的烈士。”北洋军阀的枪口下，没有学生的寃魂，在天安门广场，真正做到了“无一死亡”。
谢谢北洋军阀，他们没有对学生运动秋后算账，没有枉法定罪，而是把“被捕学生”请出了牢房。五四运动一个月后，北洋军阀在当年的6月5日，就撤除了包围北大三院的军警。到了6月6日，步兵统领衙门和警察所派代表，前往北大三院向学生道歉。而那些被拘禁在警察所和步兵衙门里面的学生，更是由北洋军阀预备了汽车和鞭炮，恭请“各位先生出狱”。北洋军阀的牢狱，没有禁锢学运学生，闹学潮的罗家伦、傅斯年、郑振铎、闻一多等学生领袖，都没有“坐政治牢”。北洋军阀政府，让中国人看到了，甚么是政治雅量，甚么是尊重民意，甚么是民主未来。1989年，同样是在天安门广场，同样是学生们“盘踞不散”，同样是游行示威，而“新中国”的“人民政府”，让世界看到了什么？谢谢北洋军阀，这个被今日当局目为“罪恶”的军政集团，毕竟给中国带来过一点光明与文明！
⑧中国人的抗争精神式微。五四和六四时期，反动政府拒绝民主的理由全都是一样的。今天，大陆中国不许民主，是因为“民族素质不够高”，以及民主会带来“动乱”；而袁世凯的理由是，“人民政治知识尚在幼稚时代，欲其运用议院政治，恐致乱亡”。历史表明，六四不如五四，现代中国人争民主自由、反抗暴政的精神不如他们的先辈。
首先，中国在民主、自由和司法独立方面，自1949年以来全面倒退，而且六四之后更甚。当今共产中国没再爆发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并非独裁政府的失误比五四时期小，主要还是人民的嘴巴全叫极权体制贴了封条。对1949年后的重大丧权辱国条约，如中苏条约、割让“江心坡”给缅甸、割让外蒙、放弃对日索赔、搁置钓鱼台岛等，这些比五四当年丧失青岛要重要百倍、千倍的条约，顺民们全都沉默了，不再抗争了。
其次，六四运动的组织者本身就是一群没有理想的懦夫和一伙共产政权内部的失意者，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反对极权政治，而是小心翼翼地向共产暴君跪求施舍。当他们被屠夫们血腥宰杀之后，逃得活命的“精英”们更反过头来向刽子手乞求“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