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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六十年识某人某事。不置可否,请您仔细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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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识邓xiao平其人其事

硬石头



六十年一甲子识其人其事

——建国六十周年有感

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现代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也就不足为奇了。

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人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才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让工农劳苦大众翻身当家做了主人,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生涯中,毛主席高瞻远瞩,运筹帏幄,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初衷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反对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革命中对敌斗争,特别是战胜党内左右倾思想,取得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思想结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战胜自执政的共产党内复辟力量,保卫社会主义思想武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去世,特别是毛泽东去世之后,无论是借驳斥社会主义来猎取名利的胡星斗,岩石等的反毛小丑,或者是死抱住各种陈腐“体系”的遗教不放的龙钟老朽谢韬、茅于轼之流,都同样卖力地攻击毛泽东。曾受到过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和广大人民群众批判的“走资派”,他们作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代表着旧体系的那些日益消亡、日趋没落的残余,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内主张搞资本主义一派的残余,他们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毛泽东,他们用两面派的方式“在忍受中求得重生”,保存他们的“实力”,等待时机,卷士重来。他们的阶级本能引导他们老是在想:他们自己怎样了不起,而革命势力总是不行的。他们总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人民的力量。认为:秋后算帐的时候到了,复辟的时候到了,翻案出头的时候到了,推翻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到了,推翻社会主义的时候也到了……。他们起着胡星斗、岩石、谢韬、茅于轼等起不到特殊作用,鼓吹先富论、猫论、市场经济论,等等,培育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形成了一个脱离工农大众的特权阶层,使工农重新沦为被剥削阶级。

“复辟”者和“精英”们深知:在中国,毛泽东思想与社会主义已深入人心,明火执仗的推翻毛泽东思想,推翻社会主义谈何容易?因此,他们釆用骗术使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暗渡陈仓”。从而使社会主义活生生的成为名为社会主义实为资本主义的“行尸走肉”。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剥去假面,揭露真相,才能帮助善良的人们彻底认清他们的真面目,革命人民才会重新团结起来,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六十年一甲子,已经到了识别其人其事了。

1用两面派的方式“在忍受中求得重生”,保存他们的“实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

毛泽东对犯错误的D,一只手跟他们斗争,一只手跟他们团结。毛泽东釆取治病救人的方针,耐心地对D帮助,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给他一条出路。
邓小平在受到批评后准备好一套假检讨,以便潜伏下来,伺机再起。他说,“现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个人。”(1966年10月26日的“检讨”) 

邓小平说过,“1952年我到北京以后,特别是‘八大’选为总书记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之一”。(1968年“我的自述”)

” 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我保证永不翻案,决不愿做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1967年6月30日至7月5日邓小平《我的自述》)
他的这种欺骗性自我批评蒙骗了党和毛泽东同志,所以,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毛主席在《对陈伯达、江青关于选编<刘少奇言论>报告的批语》中,特别指出:“《说明》中,不提邓小平。”毛泽东在一九七九年九大时提出邓小平和刘少奇要有区别。指出:“我觉得这次大会,总结这几年的经验,总之,没有刘少奇这伙人了,要翻案就翻这。他们是一批“精华”,我们是一批“糟粕”。行了。还有两句,邓小平和刘少奇要有区别。邓作了许多坏事,一条是弃军逃跑;一条是到北京后与刘少奇、彭真搞到一起。也有些好事,如苏联的二十大,他不同意,也未查出叛徒。有人说打(仗)也不怎么样,总打过些仗。苏区邓、毛、古、谢,(邓小平、毛泽潭、谢维俊、博古)王明是反对的。”

林彪事件以后,即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和一九七二年八月,邓小平两次给毛主席写信,揭批陈、林,要求分配适当工作,邓小平在九一三后,抓住机会,再次表白:“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下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文革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我对中央保证,永不翻案”。(1972年8月2日给毛主席的信)

根据他不断自我批评的情况,毛泽东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再次提到邓小平,把邓和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和刘少奇是有区别的,说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毛主席对邓小平的来信作了如下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抓紧时机以“全面整顿”为旗子,“纠文化大革命的错”, 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干着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篡权复辟活动。
毛泽东针对他的复辟言行,指出: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一九七五年,胡耀邦被邓小平赶下台后,在一次被采访时说(录音):“邓小平对我说,现在毛主席的身体不行了,再不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了,医生(就是那个跑到美国去污蔑毛主席的李志绥──引者)偷偷告诉我:他还有一两年的活头。我一听就吓了一跳,天呀,在这一两年里,如让他抓住辫子再打倒,可就有好戏看了。他说:‘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我们要把经济抓出点名堂来,建立起我们的基础和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信心,这就给文革派们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他的估计还是出了问题,毛泽东经过思考,特别是听了毛远新和江青、张春桥一伙汇报后,决定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把邓小平搞下去。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他曾对他身旁的人员说,我还是低估了毛主席的能力。”(转引自《给邓榕的一封信》)

《邓选三卷》第81页,邓小平在1984年10月10日说明了他在1975年搞整顿的目的。他说:“1975年……我主持中央的工作,提出一系列整顿措施……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革唱反调。”

用两面派的方式“在忍受中求得重生”,保存他们的“实力”,等待时机,卷士重来。上述这些活灵活现的显示他的两面派行为。这一两面派行为也只有当年王明能与之相比!

在1940年5月3日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大会上,王明作了“学习毛泽东”的报告。举起了“学习毛泽东”的旗帜。大讲毛泽东是“中共领袖”,是“我们最敬爱的”同志,“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等等。他言不由衷地说:

“毛泽东同志现在不仅是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党全党团结的核心,不仅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团结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众望所归的团结中心”;“在农民工作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政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在理论上,毛泽东“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多,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好,真正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真正地善于把马列主义灵活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 “是伟大的理论家”;《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问题的指针,同时也就是对马列主义国家问题的新贡献”。

王明在《学习毛泽东》的讲话中还说:“对于青年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五个字:‘学习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既以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名字来命名,那就要名符其实,就是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还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学习毛泽东。

第一,“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

第二,“学习毛泽东同志勤于学习的精神”。

第三,“学习毛泽东同志勇于创造的精神”。

第四,“学习毛泽东同志长于工作的精神”。

第五,“学习毛泽东同志善于团结的精神”。

这篇讲话稿事先送毛泽东看过,毛说理论一点不好,不要发表。后来王明还是发表了。

在1940 年5月就如此颂扬毛泽东,恐怕党内还没有人当时超过王明的。不过,在暗地里恶毒攻击、咒骂毛泽东的,恐怕党内也没有一个人能超过王明的。自古道“诗言志”,尽管王明的诗不像个样子,但还是反映了他对毛泽东咬牙切齿的仇恨。例如标明1939年底他于延安作的口语体五律《新民主主义论——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根本错误》一诗写道:“新民主主义,理论自托陈;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苦心劝其改,怒意流于形。列义被修正,前途迷雾存。”又例如标明1940年 10月作的一首口语体七律《亲法西斯的汉奸路线》说:

德意日苏盟何自?
联汪联日费疑猜。
座谈虚报横行者,
国际中央安在哉?!
愿作汉奸缘底事,
策同托派胡乱来;
野心斗禹超斯季,
马列离开路线歪!

王明在此诗下面特别加注胡说:“毛泽东主张在国际上实行德、意、日同盟路线,在中国实行联日联汪反蒋的统一战线,并宣布他‘不怕别人骂他实行亲法西斯的汉奸路线,也不怕做汉奸’。”这完全是一派颠倒黑白、凭空捏造的胡言乱语!

以上一些完全刻画出王明是一个活灵活现的两面派。

2违背党史,自封第二代核心

邓小平说: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邓小平:《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310页

这里,违背了党的历史,他自封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毛主席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

毛主席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指出:我们这个党,几朝领袖都是犯错误的。第一代,陈独秀,后来叛变了变成了托派。第二代,向仲发和李立三,是“左”倾机会主义。向仲发叛变,逃跑了。第三代就是陈绍禹,他统治的时间最长——四年,为什么把南方根据地统统失掉,三十万红军变成了二万五千,就是因为他的错误路线。第四代是张闻天,现在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当过驻苏大使,当过外交部副部长,后来搞得不好,相信修正主义。以后就是轮到我了。我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么四代,那么危险的环境,我们党垮了没有呢?并没有垮。因为人民要革命,党员、干部大多数要革命。有了适合情况的比较,正确的政治方面的政策,军事方面的政策,经济方面的政策,文化方面的政策,组织路线的政策,党就可以前进,可以发展。如果政策不对,不管你的名称叫共产党也好,叫什么党也好,总是要失败的。现在,世界上的共产党有一大批被修正主义领导人控制着。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共产党,现在分成两种共产党,一种是修正主义共产党,一种是马列主义共产党。他们骂我们是教条主义。

毛主席告诉我们,毛主席自已不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他还告诉我们如果政策不对,不管你的名称叫共产党也好,叫什么党也好,总是要失败的。现在分成两种共产党,一种是修正主义共产党,一种是马列主义共产党。

我们党垮了没有呢?并没有垮。因为人民要革命,党员、干部大多数要革命。

那些自封二代、三代者,他们歪曲党的历史自封为二、三代,他们何以面对党史!他们又代表谁,是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D自封核心是否是拉大旗,作虎皮呢?

毛主席在天上有知,一定会说我只知道我不是党的第一代领导!

人民只知道:违反历史规律者一定要垮台,人民要革命,党员、干部大多数要革命,是不可阻档的历史潮流!

3 捏造“集体智慧结晶”,贫天之功为已有

他们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还说是毛主席自己这么说的。果真如此吗?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三月是这样说的,“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苏区斗争是很激烈的,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不得不进行两万五千里的长征。“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请问,你们在这里在哪里能看出有集体智慧的结晶意思?!

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前进,著书立说的血的著作,那些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们何功之有,这与你们风牛马不相及!

一九一九年,毛泽东主张用马克思的方法解决人类各种问题,宣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主张走俄国的革命的道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给和森的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一九二一年一月新民学会一次讨论记载――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完整的认识了无产阶级解放,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无产阶级专政,认识了马克思的三项革命原则!并成为毛泽东一生追求的革命目标和动力。参于创建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在认识了无产阶级解放,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无产阶级专政,认识了马克思的三项革命原则后,一生矢志不变,始终为此而奋斗。

毛泽东书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等。

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人民军队”这个概念,主张废除雇佣军的做法,提出不能走纯军事路线,提出“军事服从于政治,军事服务于政治”,提出“军队绝对服从党的领导”等。

当红四军的指战员军心不振、士气不高、思想彷徨,甚至有人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种动摇军心的疑问的时候,毛泽东撰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而稳定了军心,鼓舞了士气,统一了思想。

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成功摆脱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从而避免了全军覆没。

……件件事实证明:是毛泽东掌握真理,使革命不断胜利。而毛主席常常是少数,多次受到打击。

再请看看彭德怀是怎样对别人说起毛泽东所撰写的《论持久战》的?——“他写的(引者注:这个他是指毛泽东)。他还想出版呢!个人写的书只能以个人的名义出版,不能用中央的名义出版。”(摘自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著《毛泽东传》之33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1月第1版,2006年12月第 10次印刷)——请注意彭德怀在这里强调的可是:个人写的书只能以个人的名义出版,不能用中央的名义出版。

“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前后”一文,很清楚的说明了这个问题。那是毛泽东对一些新来解放区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中暴露的一些资产阶级思想作了调查,找很多人谈话以后才写的,博古看了以后兴奋的要命,催着尽快发表,产生了很大反响,连国统区文艺界也争相传看,从而诞生了党的文艺路线。朱德也在那个会议讲了话,那完全是军人的大白话,根本没有理论可言。所以在这个里面,根本没有什么集体智慧的结晶。大家可以看看其他领导人的选集,都是谈具体工作,没有理论,更没有理论体系,和毛完全无法比。

毛泽东给江青同志的信说: 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毛主席在这里说:我那几本小书,这就是毛主席对他们的回答。

4名曰坚持,实质修正

1979 年3月,邓小平在谈到国庆三十周年讲话稿的修改时指出:“还是要讲在三十年的历史上毛主席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的一切成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取得的。……过去的三十年,是坚持、发扬四项基本原则同背离、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我们的斗争尽管受到这样那样的干扰、破坏,但我们终于克服了这些干扰、破坏,我们始终是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三十年的整个历史衔接起来,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写这个讲话。”

“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

从表面上看,他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事实是他说了反话,他要通过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造就的是新的资产阶级,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实质上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他们不断地用对马克思学说的种种“修正”来代替他们的自成系统而同马克思主义根本敌对的旧体系的那些日益消亡、日趋没落的残余。他们站在马克思主义这一共同基地上,作为修正主义来继续与马克思主义斗争。现在我们来看看修正主义的思想内容究竟怎样。

4.1以目代纲,修正马克思主义

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提出了了他的三个“有利于”:“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生产力、综合国力和生活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生活状态的一个标准而已。这对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可以用的,它决不是判断姓‘资’还是姓‘社 ’的标准。再则,此段文字连形式逻辑也不符合,既然是判断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为什么在三者之前要加上限止词社会主义,可见这不是判断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

显然,这三个有利于只是在某一大前提下,才能成立,因此它不是纲,而是目。那么,这个大前提是什么呢?它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
恩格斯在回答什么是共产主义?时指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

《共产党宣言》就是一篇论述无产阶级解放理论的一篇宣言。宣言论述了无产阶级解放的根据、途径和前景。《共产党宣言》是共产党的根基,是共产党人的共同党章。

《共产党宣言》指出: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注:“联合起来的个人”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巨大的全国联合体”。 ——编者注)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注:“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消灭了阶级本身”。 ——编者注),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因此,消灭私有制,应当是共产党人为之终身奋斗的目标。

马克思在致约·魏德迈(1852年3月5日)强调指出: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共产党人应当认识到:有利于无产阶级解放,有利于消灭私有制,有利于夺取政权,实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消灭阶级,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基本原则,才是判断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在这个前提下,注意有利于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显然前者是纲,后者是目,决不能倒置。列宁正是根据这一纲目,提出和结束新经济政策,以及退一步进二步的设想的,并且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强调指出:    
无产阶级国家在不改变其本质的情况下,可以容许贸易自由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只是在一定限度内,而且要以国家调节(监察、监督、规定形式和规章等等)私营商业和私人资本主义为条件。这种调节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国家政权,而且更取决于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成熟程度以及文化水平等等。即使这种调节十分成功,劳资之间阶级利益的对立无疑还是存在的。

只要阶级存在,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必然存在着阶级。要在无产阶级同资本作斗争时从各方面全力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

而以目代纲,修正马克思主义,丢弃马克思主义三原则,背叛无产阶级利益,提出:“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邓选三卷》第63页), “猫论”、“摸论”、“先富论”、“不争论”、等等。使新资产阶级形成,无产阶级成为弱势群体,三十年来中国的现实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大规模国企私有化,资改派把新中国建国以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同甘共苦,艰辛建成的一系列完整的工业体系,竟通过官权与资本结合手段,大规模把国有资产掠夺为私有,中国国企私有化等于向世界证明“消灭私有制行不通”,以此迎合帝国主义反动政客要在全世界消灭共产党的需要;也等于“证明”中国共产党原有奋斗目标错了,几千万革命先烈的牺牲全付之东流,五十年代对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也错了,得重新迎回“新生资产阶级返乡团”,对无产阶级实施“反攻倒算”,让他们重新沦落为社会最底层的雇工奴隶!
官僚特权阶层与资本相结合,暗箱操作实现国企私有化。他们为了低价收购甚至是“空手套白狼”占有国有资产,不惜采取种种鄙劣手段:如做假帐,尽力虚构企业账面亏空;隐瞒财产,弄虚作假,先假装外来公司收购,过一段时间才迂回弄到自已手里;只付少量收购款就提前占据企业经营权,再以企业所得的经营利润当成自已的收购款支付给国资委;用国企公司出面担保,让自已亲友组建的私企公司向银行贷款,再用这些银行贷款低价收购国企为已有;国企私有化这些鄙劣改制手段是全国普遍发生的模式。

如广西桂林三金制药厂本是一家赢利可观的优质国企,有关特权阶层居然在1997年把三金药厂只按5748.66万元特低估价贱卖给有关管理层和职工,这 5748.66万元收购款还可分期付款,该厂尚未付清收购款就被私有化全盘接管,从1998年至2001年四年期间除了发放9461.52万元工资之外,还能派发红利2.14亿元,即四年他们分到的红利竟是他们付出收购国有资产款的四倍;2006年至2008年三年间,三金药业又再派发股票和现金红利 8.19亿元,从私有化改制十年以来,这帮特权者所分到的股票及红利折合人民币是10.33亿元,等于向国资委付清5748.66万元收购款后,他们还净赚9.75亿元红利,可想而知这帮复辟狂是如何利用国企私有化改制之机,大肆掠夺国家与人民财富的!疯狂诈取掠夺式的人间暴利!

又如上海华建进出口公司的私有化改制,是起高管弄虚作假,以“空手套白狼”手腕掠夺,侵占国有资产一千多万的典型案例(该公司原是上海市侨务办公室为了更好服务于海外华人华侨回国办企业或做生意的需要,于1983年由国家投资一百万创办的,历经二十年年公司资产增值三十倍,成为具有三千万资产的优质国有企业,凭什么依据要秘密私有化改制?!—公司在上海繁华地段有产权房产600平方,值1200万元;公司在与香港中旅合营的上海华贸公司占20%股份(华贸总资产7千多万元),值1500万元,加上办公设备,总资产三千万元足足有余。现任上海华贸公司老总汪某2002年之前是上海华建公司老总,华贸是华建与香港中旅合资企业,此人及华贸其他几位高管为了借国企私有化改制之机侵吞华建国有资产,竟挖空心思策划让香港中旅一位副总出面与上海市侨办秘密商谈,假装由香港中旅收购华建公司,通过密谈最终以1500万元价格签定收购协议,实付收购款只有1200万元,收购协议只有香港中旅一位副总签字,既没有香港中旅单位盖章,更没有法人代表签字,法律上根本是无效协议!过了两年后,香港中旅这位副总竟来宣布华建公司免单移送华贸汪某等五位高管,条件只是把华建原在华贸的20%股份归香港中旅就行。上海华贸等五位高管就是通过这种弄虚作假手段,不花分文就把华建一千多万的国有资产装进自已腰包!)。 

官僚特权阶层通过国企私有化改制,房地产特权开发与投机,A股市场的特权利益输送早已迅速复辟一大批新生资产阶级,使我国成为人类有史以来产生超级富翁速度,数量全球最快的国家。短短十几年,我国内地亿万富翁人数和富翁人均财富已迅速跃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内地富翁人均拥有500万美元财富,远远高于全球超级富翁人均380万美元财富,而中国内地人均财富至今还排在全球第134位,属于世界贫穷落后的国家行列;中国内地的超级富翁只占人口的 0.4%,却占据全国个人财富的70%;迅速复辟的几百万个新生资产阶级,迅速猛增的社会两极分化(我国基尼系数早已超过0.4国际警戒线,达0.47以上)的现实。

造成几千万工人下岗,沦落为待业的城市贫民;大批工人下岗后,给新生资产阶级提供大量等待就业的雇佣奴隶,至今在岗的工人有70%被迫在私企接受新生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雇佣。根据2006年的调查,私营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只有 8033元,不到国企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一半,而福利,工作条件比国企差得多(某些私营厂,每天工作十小时,没双休日,每月只休假一天,工资不到国企的一半,至今私企基本上没有可维护工人权益的工会组织,工人的权利远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我国民众收入和工资分配已列入全球最不平等的国家行列!

工人的社会保障(住房福利,免费教育,医疗保障)被大幅度砍掉,以致于要用开胸验肺来维护。面对恶吏强暴,邓玉娇不得已拔刀相向,刺死强暴者。面对资本家的残酷无情,四川的农民工刘汉黄不得已举刀捍卫自己权利。面对官僚资本和私营资本的压榨和阴谋,通钢工人不得不反抗。

湘煤集团下属国有企业金竹山矿业公司要求所有员工重新签订雇佣合同,将原国有企业工人身份改为合同制,且取消一切相关福利。工人反映这是改制前的,变相买断却不愿意赔偿工人,不少工人为企业辛苦工作十几年,乃至二十几年,如今一夜之间一无所有。而且公司方面表示,如果谁不愿意签订新的雇佣合同,就安排下岗。该公司5000工人从8月22日开始集体罢工。但公司屡次利用地方警察威胁工人,据说还以每天200元的标准雇佣当地流氓恐吓和打骂工人。

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临时负责人、陕西企(事)业工会维权代表大会(群众)研讨组临时法律顾问赵东民被西安市新城公安分局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于8月19日下午刑事拘留。赵东民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私有化,反对国有财产流失,居然会刑事拘留。

1978 年全国人大代表来自一线工,农代表占代表总数47%,而到九届,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一线工人只占2.89%,一线农民只占5.44%,而新生资产阶级却被大量塞进地方各级直至全国人大当代表(今年重庆打黑除恶中,被拘捕的几十个黑恶势力人物就有多人是被塞进重庆市或区当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新生资本家)。各级政府领导人本是各级人大监管对象,但在九届,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许多省市领导干部却远超正常比例,大量成为人大代表;若把领导干部,私营老板,专业人士(学者,医生,法律界,金融界,文艺界,体育界名人)视为精英,把一线工人,农民,中小学教师,基层干部视为草根,则在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精英有 2439人,占代表总数81%,而草根174人,占代表总数6%。

允许新生资产阶级入党,有的地方还公开计划开办“富二代培训班”,以达到逐步政变需要。

大规模国企私有化改制,已使“宪法”规定“工人阶级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名存实亡;不断加剧的社会两极分化,更使全国民众意识到“改革就能共同富裕”是改革骗子诱惑民众放弃“维宪”,听任他们猖狂复辟资本主义所虚构的“海市蜃楼”幻景!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908/101653.html

丢纲举目,鼓吹私有,失去工农,发展根基何在,前苏联和南斯拉夫亡党亡国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无异于自掘坟墓!

4.2 口蜜腹剑,表面喊高举,实质承修祖

列宁指出: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企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即所谓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修琢”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精神,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第165页

邓小平在毛泽东逝世后说: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7—158页)

他们嘴上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否定毛泽东思想是他们所想,他们所干。他完全否认原来说过的: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文革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我对中央保证,永不翻案”。

1980 年8月,邓小平说: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时,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03、304页
之后,有人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新时期。 “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这正好说明:毛泽东思想与他们是相向而跑的,不是一个师承。

毛泽东思想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讲的是为绝大多数人民谋利益,讲的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讲的是让人民群众当家做主,讲的是我们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讲的是社会的公正公平平等,讲的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这是实现社会公正公平平等的基本要件),等等。
  可是,毛泽东逝世后他们说法是:因为中国太穷,生产力水平太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水平。因此,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长期并存共同发展自由竞争(实际上是要搞私有化);在分配政策上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形式并存,其中包括按生产要素分配,即按资分配;按价值规律市场供求关系自由竞争。
人们不妨看一看今天的社会现实,不说别的,我们看一看我们这个社会的领导者,我们的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是在为人民服务呢,还是在为自己服务呢?在全国还有许多贫困人口的情况下,我们的官员却在大肆地无节制地挥霍着,光一年合理合法的公款消费就高达一万多亿,许多地方豪华办公楼是越建越多,这与许多地方破败的学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工人们一天辛辛苦苦十几个小时,一年到头没有几个休息天,拿的却是低工资,公务员们的工资却是节节攀高,等等这些,在毛泽东的词典里是绝对找不到的。

正如周恩来说过:“主席说过,如果中央有几个有威信的人出来发号施令,搞修正主义,通过政策一个一个地改变,下面不知不觉地就会和平演变,全党就会变颜色。…我们的所有制虽然变了,是公的,如果…,特殊阶层就会把它变成私的,就会变颜色。…就会走向修正主义的道路。”就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复辟的危险问题。”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1966.12.06)

事实正是如此,中央有几个有威信的人出来发号施令,搞修正主义,通过从赞同雇工到'南巡讲话时',全国私营、个体雇工已近3千万人';价格双规制造就了一批官倒和暴发户;抓大放小私有化,形成无数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农高管在大中型企业中持有股份到合资,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农用地开发,四干万农民失去土地,造就了房地产商;村单干到土地流转,造就了一批农业资本家。'在九十年代初期的抄股中,产生了一个金融资产阶级。'(见《中国高层智囊人物》一书)。私有化的结果形成了新的资产者和雇工、雇农,以及大批失业者。
有些人一听到群众路线、群众运动就吓得惊慌失措,于是他们发誓永远不搞群众运动,不仅不搞群众运动,结果还进一步蜕化为不走群众路线,转走精英路线——他们依靠的是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于是我们看到,人大不再是劳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力机构,而是成了官员、商人、学者的精英派对,那些刚刚取得一点家底的 “新社会阶层”也好,甚至黑道流氓也好,也跃跃欲试要参加这个派对以获得政治上的漂白并分得更多的羹。至于政协会议,更是乌烟瘴气,什么样的三教九流都有。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中国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通过占有股份,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中国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人们看到,在中国,虽仍打着“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也已逐步地形成了一个与人民对立的官僚资产阶级,已使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变成国家资本主义,以及许多资本家经济。

近年来流行了一个“三个代表”的说法,即: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列宁在批评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时候曾经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列宁又说:“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

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个观点不正是列宁所批判过的托洛茨基的观点吗。

至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些年来,反马克思主义、非毛、反毛言论比比皆是,各种社会主义论者各显神通,各种经济理论满天飞,孔孟之道、康熙大帝等等充斥百家讲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兇杀贩毒案件占据各电视频道,既不讲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础,又不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既不讲社会主义文化的阶级性,又不讲中国无产阶级文化的结晶的典型——毛泽东思想,这些推动社会前进的文化内容一概不讲,只讲所谓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实际上是从共产主义向狭隘民族主义的退步。

在社会主义中国的爱国主义只能是爱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这里的“国家认同”却是“民族的中国”,甚至是旧中国,因此,这样的“民族精神”,甚至连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都不是。
试问,你们代表什么文化方向呢?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已经搞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情况下,他们想代表谁呢?某人曾说“这次会议的文件里面讲,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我赞成这个意见。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如果让不愿放弃剥削、依靠剥削生活的人入党,究竟要建成一个什么党?”

12年以后,还是那位,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和2002年的大会报告中,却坚决主张让私营企业主入党,来了个180度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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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801/29944.html

有网友把他们这一套作了归纳,认为他们

第一个特征是肯定资产阶级私有制是一种先进的所有制形式,只能发展,不能消灭。
第二个特征是主张“剥削有功、压迫有理”。

第三个特征是保护剥削者、保护资本家。
第四个特征是压迫劳动者阶级要服从剥削、否则就是刁民。

第五个特征是把帝、官、封 “三座大山”重新压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人民如果不从那就是与“党中央”不保持一致。

第六个特征是认钱不认理、否则你的所谓生产总值----GDP就上不去、你就没有政绩。
实际上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地地道道的当代修正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剥削阶级论调和资产阶级论调!!!没有半点无产阶级气味和无产阶级人性!!!而从头到尾完全充满着资产阶级气味和资产阶级兽性!!!

那么,他们的师承是谁呢?

陈独秀在成为中共领导人之后,一直在城市里过着隐居的生活,他的思想往往脱离革命的实际,关于资产阶级,陈独秀在建党时以为中国可以直接进行十月革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后来经过共产国际的纠正,在党的“二大”上,接受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纲领,认识到当前只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他由此又走向“二次革命论”,认为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结果将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工农群众只是获得一些民主权利。同时,他又认为,既然“我们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要在民主革命以后才能进行,那就让我们来帮助资产阶级快点把民主革命搞成,以便早日进到下一个革命。于是,他在当前的国民革命中,始终把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放在“在野党”、客卿、助手,甚至“苦力”的位置上。为此,当资产阶级排挤共产党时,他就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国民革命“让他们去搞”,我们去准备“自己的革命”。他的结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

毛泽东则从自己三年来与国民党打交道的经验中,深刻地看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他在1924年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期间,曾与右派的破坏活动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并为此辞去了组织部秘书的职务,他认为:这个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因此,他断言:“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梦”;“这个阶级的企图—— 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随着革命的深入,他们必然很快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

由此看到,两人对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估计和革命结局,完全是对立的。因此,毛泽东一贯主张对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反共反革命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而陈独秀主张妥协让步的政策。

1937 年11月,王明在会中共中央政治局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报告,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张。概括起来是:(1)在对形势和统一战线内部力量的估计上,美化和夸大国民党的进步,反对以左、中、右来划分国民党,反对说国民党是片面抗战,否认国民党中法西斯势力的存在,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身上;(2)反对提无产阶级领导权,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3)在军队问题上,虽然也谈到八路军如何保障独立性问题,但主张实行“五统一”,“受蒋统一指挥”;(4)在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问题上,主张到国民党政府去登记、立案,取得合法和统一;(5)反对改造旧政权、旧军队,反对建立抗日人民政府;(6)反对游击战,主张正规战。这次政治局会议由于毛泽东等的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没有形成决议,但王明这些右倾主张,是打着传达共产国际精神的旗号的,因而迷惑了一部分人,对以后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和损失。

毛泽东在七大时总结说到:“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

1949,三月毛主席在西北坡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决定,要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指出全国解放后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而不久刘少奇就讲,中国资本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剥削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反对现在就要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提法,说:我们这一代考虑不考虑还说不定[注:多年后,有人提出一百年不变]。刘少奇要搞另一个过渡,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剥削,不是限制它。

毛泽东严厉批评说:“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是资产阶级的纲领,是反二中全会决议的。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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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指出:要建立“公有制”体系,你依靠谁?根据解放后 17 年的经验,毛泽东同志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要消灭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但是如果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领导方式是完不成这一进程的。刘少奇、邓小平所以错是因为我们搞社会主义,他们却要保持新民主主义的秩序,所以,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国民党是代表买办阶级的,蒋介石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这一点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就连他党内也有人讽刺蒋介石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所以,在马列主义发展的影响下,要革命的、反对蒋介石的都跑到共产党内来了,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进来不少。一大批带着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有民主主义思想,而无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参加到我们党内来,刘少奇是个老党员,他就是这样的党员,资产阶级思想根本没有转变过来,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出来不久后,他就违犯了,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即是社会主义的开始,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刘少奇却要搞另一个过渡,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剥削,不是限制它。有那样一伙,不认识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了解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如果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如果相反,就要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毛主席早就指出:在廿世纪,不可能搞起资本主义国家,土耳其“基马尔”只有一个。可是党内有许多党员很不清楚,现在就是要在群众中进行斗争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高认识。

以上表明:他们师承陈独秀、王明、刘少奇,他们之间是一脉相承的。这不是一目了然吗!
D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
(《总结经验,使用人才》(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9页)

D 说:我告诉你们,你们别被那些假马列主义者用本本吓唬住了,我邓小平就没有读过多少书,没读过多少大部头。读过《共产党宣言》,读过《联共(布)简史》,但是我掌握他们的实质,毛主席说要实事求是。你们查一查,我们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切方针政策,有哪一条是从马克思、列宁、毛主席书上抄来的,没有!查一查哪一条是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没有!我们是按照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制定的。

他们表面喊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丢马克思,不丢列宁,不丢毛泽东。不丢老祖宗。实质上继承谁,丢了谁,连他们自己也很明白。他们的支持者谢韬就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左右都能接受,但理解可能有很大的偏差,因为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本来就比较模糊,宽松,讲什么马列主义,我们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老百姓拥护了,讲什么主义都可以。” 将历史推进一小步,他就完成了历史任务。他既不敢跑,也不能退。就只有慢步走。

支持者茅于轼说:幸亏邓小平提出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才打破了僵局。1957年,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从根本上说,“共产党”顾名思义就是要共别人的财产,建立生产资料的共有制社会。但是在实践上我们已经放弃了公有制的幻想,接受了私有制。而党的名称并没有改,这成为一切混乱的根源之一。事实上,共产党是从“communist party”翻译过来的,它的英文原意并没有“共产”的意思。别人的财产,建立生产资料的共有制社会。但是在实践上我们已经放弃了公有制的幻想,接受了私有制。而党的名称并没有改,这成为一切混乱的根源之一。事实上,共产党是从“communistparty”翻译过来的,它的英文原意并没有“共产”的意思。Communist是从commune一词演化而来,是公众参与的意思。现在世界上还有不少communistparty,但是他们未必想共别人的产,而是追求平等参与。只有中国共产党还坚持着“共产”。原来的名词不改,新概念的确立会处处碰壁。听说李瑞环前主席提议共产党改名字,有不少人响应。这是名正言顺的。改称为和谐党也比共产党好。

1989年北京天安门事件以后出逃海外的前高干于浩成说:“资本家入党,党的性质在党章上作了改变,就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因为党就是 PARTY嘛,总是一个阶级的代表嘛。但是现在说它是全民党恐怕也只是表面上的。”

这些论调,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他们的师承。
4.3把实事求是作为一个套语,主观唯心主义的看待各种事物,把历史当作他们可以任意裁剪更改的辞令,干着践踏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勾当

恩格斯于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指出: “……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像马克思关于七十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如何,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观点。……但是,许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

恩格斯指出:近两三年来,许多大学生、文学家和其他没落的年青资产者纷纷涌入党内。他们来得正是时候,可以在种类繁多的新报纸的编辑部中占据大部分位置;他们照例把资产阶级大学当做社会主义的圣西尔军校,以为从那里出来就有权带着军官官衔甚至将军官衔加入党的行列。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这些老兄的无能只能同他们的狂妄相比拟,他们在柏林的新党员中找到了支持。厚颜无耻、胆小怯懦、自吹自擂、夸夸其谈这些特有的柏林习气,现在一下子似乎又都冒了出来;这就是大学生先生们的合唱。

弗恩 致保拉法格(1890年8月27日),Vol.37,p446
当代中国,也出了一些人们,他们把实事求是作为套语,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任意歪曲历史,文过饰非,动辄罗织罪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大造誉论。

他们一回儿说,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他们一回儿又污蔑建国前二十八年是闭关锁国,说什么实行 “闭关锁国政策”、“同外界隔断了十多年”、“关起门来搞阶级斗争”。 “鉴于过去的教训,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1989年5月31日在和中央两位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说:“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

他们一回儿说,“经过三十一的努力,我们的全部工交企业单位己经发展到近四十万个,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比解放初期增长近二十倍。培养了大批熟练工人和上千万专业人才,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国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得多了。同一些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比它们大,建设的速度也比它们快。”

“在这三十年中,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革命变化,并且巩固了革命变化的胜利成果。”
  这些“革命变化的胜利成果”是:其一,“我们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其二,“我们消灭了剥削制度,改造了小生产者的私有制度,全面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初步实行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使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以上的中国人民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其三,“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三十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奠定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创立了可以依靠的前进阵地”;其四,“我们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文化教育事业进行了必要的改造,发展了为人民服务的科学、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等事业”;其五,“我们战胜了外国侵略势力先后对我国进行的孤立、封锁、干涉和挑衅,巩固了国家的独立。”

他们一回儿又鼓吹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

他们一回儿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他们一回儿又说,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他闭口不谈,他们不顾当时我国的客观实际情况,歪曲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实质,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大肆鼓吹高指标;大肆浮夸虚报;只讲敢想敢干,不讲科学分析;只要头脑热,不要头脑冷;只讲苦干蛮干,挑灯夜战,不讲实干巧干和劳逸结合;只施强迫命令,瞎指挥,不走群众路线和耐心的群众思想教育工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肆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把社员的自留地、部分生产工具、树木、房屋等等一律归人民公社所有;大肆取消集体所有制,实行全民所有制,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混淆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这就是“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五股歪风。他们对毛泽东纠正错误不支持。对自力更生、巩固集体经济不感兴趣。他们要搞单干,三自一包,三和一少。

毛泽东后来说:有人说三年灾害是我搞的,我要采取的办法他们又不赞成。后来北戴河会议,讲了形势、阶级、矛盾才好转了。

周恩来说:对于那些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人来说,必然只能选择“唯生产力论”。刘少奇说,生产关系的问题早已解决了。那就是说,我们已有了先进的生产关系(所有制、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但是,生产力(资金设备、技术和工艺)落后。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教导说,生产力是受生产关系和社会上层建筑制约的。刘少奇在八大发表了他的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的理论。根据他的看法,中国的社会关系已非常先进。生产力早已解放了。因此在生产关系中,再也没有进一步的变化能再搞大跃进了。所以他不相信任何跃进,他反对并贬低大跃进。他执行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路线,这可以体现在极左口号之中——那种实际上不能实现的口号。这确实企图破坏大跃进。刘还通过保护固有的上层建筑来反对大跃进。他不愿意改变束缚着生产力的上层建筑。

周恩来与美中友好协会会长韩丁谈文革,1971

难道历史事实与其它当事人的陈述就不算数吗,只有他这个教师爷才说了算数吗?!

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复活和宣扬主观唯心主义。对马克思学说的这种“修正”的真正的阶级意义是什么,这无须加以说明,因为这是不说自明的。

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中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三个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作斗争,马克思他们看出,空想社会主义者想劝资产阶级发善心,这个办法不行,要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那肘已经有许多罢工。英国国会调查,认为与其十二小时工作制不如八小时工作制对资本家有利。从这个观点开始,才有马克思主义,基础是阶级斗争,然后才能研究哲学。什么人的哲学?资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无产阶级经济学,改造?span onclick="sendmsg('pw_ajax.php','action=relatetag&tagname=斯诺',this.id)" style="cursor:pointer;border-bottom: 1px solid #FA891B;" id="rlt_3">斯诺渚醚А8阏苎У娜耍晕谝皇钦苎В欢裕谝皇墙准抖氛Q蛊日哐蛊缺谎蛊日撸谎蛊日咭纯梗页雎罚湃フ艺苎АN颐嵌际钦庋吹摹1鹑艘蔽业耐罚槭蔽遥獠鸥憬准抖氛鸥阏苎А!?br />毛泽东认为:实事求是的前提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毛泽东认为:“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 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像,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零一页

毛主席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基础是阶级斗争,然后才能研究哲学。什么人的哲学?资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的哲学。实事求是的前提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

而不是像D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我们说重申,就是说把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恢复起来。

他不讲基础是阶级斗爭,不讲无产阶级的哲学,不讲前提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而单纯讲‘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显然他要的是主观唯心主义,要的是任他解释历史,任他指挥一切的自由和权利。他们实际上在实事求是的盾牌下,把历史当作他们可以任意裁剪更改的辞令,干着践踏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勾当。

列宁告诉我们:------机会主义的派别却不会消灭,也不会“回到”革命无产阶级方面来。这个政治派别,这个“资产阶级工人党”在凡是马克思主义盛行于工人中间的地方,都会拿马克思的名字来赌咒发誓。要禁止他们这样作是不可能的,正如不能禁止一个行商使用任何一种商标、任何一种招牌和任何一种广告一样。历史上常有这样的事情,就是当那些在被压迫阶级中素负盛名的革命领袖逝世之后,他们的敌人就企图攫取他们的名字来欺骗被压迫阶级。
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第23卷第117页

一部分工人,一部分工人代表,往往被表面上的让步所欺骗。于是修正主义者就宣布阶级斗争学说已经“过时”,或者开始实行事实上已抛弃阶级斗争的政策。资产阶级策略上的转折,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间猖狂起来,往往把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弄成公开的分裂。
列宁:《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列宁全集》第16卷第350页
当代中国,庸俗不堪和邪说歪理论层出不穷。如“一是要吃饭,二是要建设”呀,“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耗子就是好猫”呀,“资本家可以加入共产党”呀,“我们要学习美国宪法”呀,“共产党的名字是否也可以考虑改成人民党、社会党之类呢?我想,名字一改,中美关系马上会改善”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离不开美国,中国的统一和发展也离不开美国”呀等,奇谈怪论,层出不穷。

三十三年来,他们对毛主席领导和发动的历史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彻底否定。用官方的话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这个彻底否定之后的三四年间,我们看得到的客观社会结果就是,数以千万计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老一代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被以各种理由和名义(如揭批不力、界限不清、政治上和中央不能保持一致、知识化、专业化、没有文凭、不够资质、年龄到站等)赶了下来不得再干预朝政。有的被赶下了领导岗位(如:李德生、许世友、纪登奎、陈锡联、吴德等),有的被赶回了老家(如:陈永贵、吴桂贤等),有的则被清退、被停职、被撤职,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这要有数百万、数千万),有的则被戴上“反革命首犯”、“打砸抢首犯”、“扰乱社会秩序”等“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拘留、逮朴、劳教、判刑、投进监狱(数万、数十万)、甚至被枪毙和被逼自杀;有的则被宣布为“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利的反革命阴谋集团”设立“特别法庭”,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如:江青、张春桥、毛远新、姚文元等)。从毛主席主持下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的党中央主席、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到各省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全国党代表,各省共产党的党委书记、副书记、常委、委员,又到各地、市、县、人民公社的党委的书记常委、委员,大队支部书记、支部委员们都成了“跟错了人、站错了队”的“四人帮”和“帮四人”的有罪之人,至今不得申诉,不得上访、不得接待、不得立案重审,不得平反昭雪,不得恢复公职和工作、不得给以土地、和贷款。这些人牵连的亲属、亲戚、子女、不准当兵、不准提干、不准入党,不准招工就业。至于行政事业部门和农村的政府干部直到炊事员、汽车司机、饲养员、鞭把儿,受牵连而被赶下来的就无法计数了。说到底,这么多至今还被老百姓称为“毛泽东派”的共产党人和工农百姓,还不就是因为受了毛泽东的教育和熏陶,还不就是跟了毛泽东,跟了毛泽东担任主席的党中央,参加了批判资产阶级、批判资本主义、斗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与资产阶级结了世代冤仇吗?!

种种事实表明:其事历历在目,已经透底暴露其人的真面目,他的确是货真价实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曾给夫人江青的信里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已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已,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儿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蛲蛲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多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 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喜欢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引自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人民日报》 1975年3月1日 )

应当指出:一切行动应有利于无产阶级解放(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谋利益),有利于消灭私有制,有利于夺取政权,实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消灭阶级,这一马克思提出的、毛泽东坚持的三个有利于是共产党人所要坚持的,也是无产阶级认可的、为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特别是前苏联和东欧的历史,所证明了的革命原则,坚持这革命的三个有利于革命就胜利,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就永往直前,反之革命就受到挫折和失败。

时至今日,此人面目已清,他用两面派的方式“在忍受中求得重生”,保存 “实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他师承陈独秀、王明、刘少奇;他不顾党史自封二代核心,拉帮结派,再封三代核心,他排斥异已,搞无情打击;他对毛泽东思想名曰高举,实质背叛,他对毛泽东思想抽象肯定、实质否定,偷深換柱、肆意篡改;他修正马列,以目代纲;他背叛无产阶级,培育新资产阶级;他毁挖党的根基,使党面临亡党危险,…,对此人再不切割,其前途何在!

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从而真正走向现代化,走向繁荣富强,还是继续朝着私有化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是受西方列强殖民奴役剥削的深渊下滑,是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已经到了一个生死决战的关键时刻,中国真正的共产党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应当高举无产阶级解放的旗帜,马列毛主义的旗帜,争真共产党的领导,争社会主义制度,争无产阶级专政,争工农大众的主人翁地位,争无产阶级民主自由,要反殖民,反卖国,反剥削,反压迫,反奴役,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在毛主席的记念日之际,让我们记住的教导:如果政策不对,不管你的名称叫共产党也好,叫什么党也好,总是要失败的。现在分成两种共产党,一种是修正主义共产党,一种是马列主义共产党。

我们党垮了没有呢?并没有垮。因为人民要革命,党员、干部大多数要革命。

人民相信:违反历史规律者一定要垮台,人民要革命,党员、干部大多数要革命,是不可阻档的历史潮流!

2009-9-8,2009-9-9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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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给夫人江青的信里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已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已,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儿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蛲蛲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多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 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喜欢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引自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人民日报》 1975年3月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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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现在意识形态这套不象以前一抓就灵咯
俺金家媳妇也不是好惹滴....我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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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大---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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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这么多人,就没见一个 迷途知返的!!!
看来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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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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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之间的斗争不象是在民主制度下

而更近似于 封建王朝的宫廷内斗而已
☆ 不要去盼什么英明之主,而要去争一个可将权力关进笼子的制度
  不要跪什么青天官员,而要去争一个可监督问责官员的制度
  不要歌颂什么伟大领袖,而要去争一个可选举弹劾权者的制度
  不要说什么拥护感谢,而要去争一个可言论迁徙自由的制度
  不要等什么英雄勇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推墙的力量


★ 史上最强最热血“爱国者”手册——“五毛党”“美分党”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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