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苏联老大哥的亲密友情 ｛再转贴苏中关系｝

[解密]1969苏联百万雄兵压境 北京高干大疏散

1969年3月至8月间，中苏边境接连爆发了几起冲突事件，之后，大军压境的苏联于下半年又私下向美国等国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我国开展了防范“新沙皇”侵华战争的紧张战备和疏散在京中央领导人的工作。

　　中央发出疏散令

　　从1969年3月初开始，全国战备紧锣密鼓开展起来。3月4日，《人民日报》、《共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其中说：“不管你们来多少人，不管你们联合什么人一起来，我们都要把你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

　　到8月2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要求边疆地区革委会、共军驻边疆地区部队，充分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时准备对付武装挑衅，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命令说，党中央命令你们充分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命令还要求立即解散一切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停止武斗，实行归口大联合，坚决执行“七二三布告”(7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布告，要求山西省部分地区制止武斗、惩办坏人，恢复生产与工作)，大力支持前线，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冲击共军；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八二八命令”的发布，迅速整治了仍然存在派性斗争、武斗和打砸抢等混乱局面的地区。

　　从9月至12月，疏散大中城市人口、物资，是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重要战备活动之一。

　　在京的中央大批党政机关，以及北京主要单位、学校，包括其家属，被紧急疏散到外地，有的暂时先疏散至郊区。文化部所属机关、学校、剧团和文联、作家协会去湖北咸宁，其他协会去沙城。

　　边境地区的军政机关，如黑龙江黑河地区的革委会、军分区也向内地迁移，吉林市计划将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疏散至农村。

　　许多高校也紧急迁出城市。北京大学的一部分疏散到汉中，一部分疏散到江西鄱阳湖畔，北师大师生疏散到西郊东方红炼油厂，中国科技大学迁往合肥。中央广播学院迁到河北望都，中央民族学院迁到湖北潜江。北京农业大学先迁河北涿县，后迁到陕西甘泉。

　　离开“牛棚”不久的中国曲协副主席、作家陶钝这样回忆：“北京市内一片慌乱，一些外地有关系的住户都安排搬往外地。收售旧家具的店铺，以贱价收购了大量的家具。我把各家的人叫了来，把大衣橱、樟木箱子、书架，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全集或选集都装箱运回乡下。旧家具价钱落到大立橱20元，写字桌10余元，一个弹簧单人床垫子才卖了12元。”作家陈白尘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在北京站登火车时，“秩序大乱，犹如逃难的难民”。韦韬回忆说：北京疏散，“中心是要把北京的所有‘闲杂人员’、‘危险分子’统统疏送到内地去‘监护’；把业务已停专事斗批改的机关单位，统统迁往农村，或办‘五七干校’，或插队落户；把各部门各单位的重要档案、文件、珍贵资料，集中装箱运往‘三线’保存”。

　　10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通知说：为了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应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经中央讨论决定：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由周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主席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彪副主席到苏州负责战备。同时，中央领导人及原中央负责人也相应疏散。同日，毛泽东离京去武汉。

　　老同志沿京广线安排

　　10月17日，北京市革委会在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举行包括体操、排球、篮球和乒乓球在内的体育表演晚会，观众近2万人，其中被邀请观看的外宾有2000余人，董必武、朱德、邓子恢、陈云、李富春、张鼎丞、陈毅、叶剑英、陈奇涵、王震、彭绍辉等应邀参加。会前，他们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晚会请务必出席。
　　
　　在休息室里，周恩来向他们宣布了战备疏散的决定，并宣布了他们的疏散地点。他还嘱咐一定要带夫人去，原北京的住处均保留不动。

　　对于被监护的对象，则是单独通知的。

　　10月15日，中办主任汪东兴派人把陶铸的妻子曾志找去，说：“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要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自己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曾志回家告知陶铸，陶铸沉思良久，决定不让曾志去：“你千万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你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

　　17日，汪东兴来到福禄居，通知刘少奇的几个卫士：“中央有个决定，把刘少奇转移到外地去休息，到开封。”卫士进卧室对刘少奇说了，刘少奇一言不发。护士用蘸了紫药水的棉签在纸上写道：“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休息。”刘扭头不看。

　　老同志大多数被安排在京广线及其附近地区，毛泽东说：“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要他们呢。”

　　经过个别调整，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去广州；张闻天去肇庆；陈云、王震及邓小平去南昌；陈毅去石家庄；徐向前及刘少奇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刘伯承去武汉(后转上海)；叶剑英、曾山去长沙；邓子恢去南宁(后转桂林)；谭震林去桂林；陶铸去合肥；王稼祥去信阳，而彭真、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刘澜涛等人，仍然被留在北京原囚禁地。

　　这些疏散外地的人同时还被要求，离京前清理家中文件，全部上缴；离京以后，凡是绝密文件一律不发；各人参加所在地工厂、农村的斗批改；不准同别的老同志接触；不经中央批准，不允许重返北京。

　　一些部级高干也被疏散：何长工去江西峡江，胡耀邦去河南潢川，谷牧去四川……住在北京海运仓招待所的宋任穷、黄火青、黄欧东、陈再道、钟汉华、秦基伟等人，也被紧急疏散。宋任穷去盘锦地区，陈再道、钟汉华去江西，秦基伟、李成芳等6人去湖南汉寿。

　　秦基伟回忆：“一天深夜，突然来了几个人，找我们这些人逐一个别谈话，宣布军委办事组的决定，要我们第二天就离开北京去外地，并且不得互相打听将要去的地方。这几个人一走，楼里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经交谈，得知我们被分得四面八方。昆明军区的我、李成芳、张子明、胡荣贵、张力雄和南京军区参谋长王蕴瑞这6个人被通知到广州军区。宣布的是命令，非走不可，一点商量的余地也不可能有。大家面面相觑，心情都很沉重，谁也闹不清这次流放意味着什么，命运又将如何。”

　　审查高干无异于被“发配”

　　10月17日、18日，在严密的戒备下，刘少奇、陶铸先后离京。

　　20日离京的人最多，有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徐向前、刘伯承、陈云、谭震林、王震和王稼祥等。

　　深夜，军委办事组派两人来到长期患病的徐海东大将的床前，要求他两天之内离开北京：“你必须两天以内离开。这是毛主席的命令。”

　　21日，陈毅离京(原定20日离京，因清理文件多，请示总理被批准延后一日)。同日，徐海东带着氧气袋离京去郑州。

　　22日，邓小平离京。

　　这些离京的老同志，一般是夫妻同行，也有单身的，如聂荣臻，他的妻子张瑞华已被下放到吉林省一所干校劳动；徐向前的妻子黄杰在纺织工业部受审查；陈云的妻子于若木已去中科院的湖南衡东干校。经批准，有的带有少数亲属，如邓小平带了继母夏伯根，张闻天带了10岁的养女，王稼祥带了失去丈夫仍自愿跟随公婆疏散的儿媳。

　　一些还处在被审查期间的高干，是被押送抵达安排地点的。刘少奇、陶铸自不必说，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一路都有专案组人员“陪同”。秦基伟等人也是如此，秦基伟后来回忆：“在火车上，我的卧铺对面是八三四一部队的一名排长，是专门监视我们的。白天，他寸步不离。晚上，我在床上动一下，他就要翻身起来看个究竟，可能整晚就没有合眼。后来我听说，在这批被勒令离京的高级干部中，有的甚至连与他同行的爱人也受到监视。在火车上去厕所不准关门，说是怕自杀。”

　　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及家属住在广州郊区从化的温泉宾馆，生活环境虽然清静，但活动受到限制。平时，他们只能在附近被划定的区域内活动，离开宾馆需要经过广州军区主管领导批准。康克清回忆：“我们被通知，不准到附近工厂、农村，甚至散步也不能超过‘桥头警戒线’，更不用说到广州市区了。”。

　　邓小平住在南昌市郊区，在附近的一家工厂参加体力劳动(钳工)，上半天班。每日上下班有人持枪“保护”，平时有武装军人值班看守他居住的大院。省领导去看望过邓小平，工厂对邓的劳动、生活也很关照，一个多月以后，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汇报生活和工作情况，并说：“我们过得非常愉快。”邓小平严格遵守规定，不与外人接触，197O年2月写信汇报说：“除到工厂外，我和卓琳没有出去过。我们除给自己的孩子们通信外，绝没有同过去的熟人有任何来往。”

　　张闻天在被通知疏散的同时，就被要求取化名(他取“张普”)，只能同直系亲属通信，他们住在军分区宿舍大院半山坡上的几间简陋的平房里，部队设岗“警卫”，规定他们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面人员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出大院要报告，军分区机关放电影也要请示同意后才能看。有时可以在警卫人员的陪同下到西江大堤散步。军分区保卫科每月还就张闻天的思想情况和言行，向上级作一次书面汇报。刘英回忆：“削职为民不算，还交付当地军分区‘看管’，简直就是‘发配’。”“从‘监护’到‘遣送’，我们只不过是从四壁密封的黑房换进了没有栅栏的‘鸟笼’。”张闻天每天勤奋读书和写作。他说：“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

　　秦基伟等6人被送到湖南省汉寿县境内的一个部队农场——西湖农场监督劳动，他们6人被分到6个连队，规定相互间不准往来。秦基伟回忆：“我们几个人虽然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但在政治上却完全被打入了另册。我想订两份报纸，不行。写家信，寄出前要送上面审查。家里来信，到我手前也要审查，被认为不该写的一律抹去。每个周末的组织生活，我只能跟非党非团的战士们在一起，听值班班长训话。1970年的一天，选举四届人大的军队代表，连长对我说：老秦，你不用去了，回去看书吧。我当时心里又难受又气愤。心想，革命几十年，反倒连个公民权都没有了。”

　　刘少奇、陶铸身死疏散地

　　1970年春，在职的中央领导人返京。毛泽东于4月27日返回北京，林彪约在三四月间返京。而那些“靠边站”的高干，除因中央工作需要和因病需回京治疗于1970年返京以外，其他人在1971年至1973年间，陆续返回北京。
　　
　　住在从化温泉宾馆的朱德、董必武、李富春等人，于1970年7月奉调返回北京。朱德被通知：毛主席要朱老总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宪法，即刻返京。同月，为准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叶剑英奉调回京。1970年秋后批判陈伯达，谷牧奉调回京。1971年4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又通知徐向前回京。秦基伟等6人于1973年4月离开农场回京。

　　患病回京治疗，须得到中央领导批准。如陈毅腹痛、便血，李富春患牙病，陈云患眼疾，聂荣臻患皮肤病，王稼祥患急性中毒性肺炎，曾山患痔病，分别经周恩来或毛泽东批准，于1970年至1972年间先后回京治疗。陈毅于1970年10月21日回到北京，经诊断，患的是结肠癌。

　　邓小平、谭震林等人呈信中央，得到批准后回京。

　　邓小平曾多次写信向中央汇报自己的思想。1972年8月1日又呈信毛泽东，表示：“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1973年1月，中央通知邓小平近期返回北京。

　　谭震林在女儿转告了胡耀邦的话(“尽快给主席写信，提出回北京的要求”)之后，在197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给毛泽东接连写了两封信，表示回京的愿望，并对过去作了检讨，毛泽东接信后，迅速指示办理，并指示将谭信“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次年年初，谭震林返回了北京。

　　贺诚给毛泽东写信，得到毛的批示：“我意应予工作。”不久贺诚便从山西回到了北京。而刘少奇、陶铸、张闻天和徐海东则把生命留在了外地，没能返回北京。

　　1969年11月12日和30日，刘少奇、陶铸在离京的第26天和第43天，分别因急性肺炎和癌症，死于囚禁地开封、合肥。徐海东夫妇住在郑州城郊的一个干部休养所，1970年2月，徐海东患了肺炎。接着发生心力衰竭，3月25日病逝。张闻天于1972年、1973年两次致信毛泽东并党中央，请求返回北京。1974年2月，张闻天在监管生活结束以后，又写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一是希望回京度晚年，二是希望中央能给予到全国各地参观、学习的机会，1975年4月，就迁居事，致函中组部，提出如上海不成，苏州或无锡也可以。6月9日，接到通知：同意迁居无锡。8月，张闻天迁居无锡。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发而去世。

档案解密：1962年六万新疆人叛逃苏联内幕


　　核心提示：从阿尔泰、塔城、博尔塔拉到伊犁四个地区，二十几个县，在三千多公里的中苏边境上，几个重要的边境口岸，滚滚的人流如潮水般涌·动了三天三夜，白天苏联当局用巨大的广播声指示方向，夜间则打开探照灯，一道道光柱射入中国境内几公里远，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中国共有边民六万七千余人逃到了苏联，有两个县跑得还剩几百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国际间边民外逃事件，也是中苏边境由局部紧张转入全线激烈冲突的导火索。

　　1962年4月初的一天，中国新疆乌鲁木齐，春风吹拂着坚硬的冻土，路边厚厚的积雪已开始融化，白杨树鹅黄色的嫩芽挂满枝头，草地上出现了一层淡淡的翠绿。天刚蒙蒙亮，乌鲁木齐军区大院里一片静寂，正在值班室值班的军区保卫部保卫科长岳耀礼，听到办公大楼外边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汽车喇叭声，他跑出门去，见大门口停了一辆吉普车。“一大早这是上哪去？”他问司机。“这是祖龙泰耶夫副参谋长要的车，到伊犁去有紧急任务。”
　　正在他们说话的时候，祖龙泰耶夫手提皮箱，匆匆从办公楼里走了出来。岳科长忙迎了上去：“首长，您一个人到伊梨去？”
　　“怎么，不行吗？”
　　“不，不……我是怕首长路上不安全，要不要派个警卫？”
　　“那就不必了？”祖龙泰耶夫冷冷地说。
　　汽车加大油门，驶出了军区大院，岳科长望着汽车背影陷入了沉思。祖龙泰耶夫，俄罗斯族人，中等个，高鼻方脸，一头金黄的鬈发，脸上总是红光满面。他靠在汽车椅背上，半闭着眼睛，一束轻柔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他双肩上的少将军衔被映得闪闪发光。他一会儿抬头瞅瞅车外，一会儿又催促司机快开，
　　情绪显得焦躁不安。1944年9月，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武装暴动，完全占领了上述三个地区，并成立了新疆民族军，史称“三区革命”。祖龙泰耶夫是早期的民族军成员。
　　1949年8月，党中央邀请民族军总司令依斯哈克伯克、第一副司令达里力汗、苏克尔巴也夫等人参加全国新政治协商会议，8月22日乘飞机经苏联去北平，途中飞机失事，不幸全部遇难。1949年12月，民族军改编为共军第五军，祖龙泰耶夫成为共军的高级指挥员……
　　这时，公路上有一辆吉普车迎面驶来，祖龙泰耶夫看清了是一辆军车，他命令司机把车停下，汽车吱的一声停下了，对面那辆军车也停下。祖龙泰耶夫跳下车朝那辆车走了过去，从对面车上下来的是伊犁军分区司令员马尔国夫，少将军衔，也是俄罗斯族人。两人先是握手，也许双方都感到还不够挚热，于是又紧紧拥抱在一起……。



　　“司令，我们今天到哪儿去？”


　　“去裕民县，我已经和苏侨协会说好了。”
　　两辆吉昔车，一前一后朝裕民县驶去，沿途一眼望去，人烟稀少，草原上的雪还没有融化，仍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牧人赶着羊群在放牧。汽车驶进了一个村子，“边防军首长来了！”人们从家里跑了出来，有人弹起了六弦琴，有人拉响了“巴扬”。
　　“大家跳吧、唱吧，尽情地欢乐吧！”祖龙泰耶夫高叫着跳起了俄罗斯骑兵舞……。
　　“呵……呵……呵……哎……哎……”人们随着他的舞步的节奏，一阵又一阵地欢呼起来。接着，马尔国夫也参加了跳舞的行列，他一边跳，一边摘下军帽扔到空中，双脚用力朝前踢着，发出“嗒嗒”的响声……
　　舞会结束了，祖龙泰耶夫和马尔国夫并没有想离去的意思，他俩从汽车里拿出了白酒和羊肉，牧人们又一次欢呼起来，特别是酒在当时可是难以看到的好东西。牧民们从家里拿来了仅有的烤饼和奶酪，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喝酒，边拉家常，说来说去，说得最多的还是想吃饱肚子。
　　祖龙泰耶夫见时机到了，便向马尔国夫使了个眼色。马尔国夫站起来向人群扫了一眼，没有发现有党政机关的干部，便低声说道：
　　“大家不是想吃饱饭吗？我倒是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什么办法……快说呀……”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说什么的都有。
　　“现在只有一条路，上苏联去！”
　　人群一下子炸了窝，有人说：“上苏联，那不是叛国吗？”
　　“怕什么，中国是社会主义，人家苏联不也是社会主义，人家还是老大哥吗！”
　　“别的倒不怕，就怕人家不要咱！”
　　祖龙泰耶夫一本正经地说：“谁愿意到苏联去，可以到苏侨协会去领侨民证，有了苏侨证就是苏联公民了，上苏联去就是合法的了。”于是，人群一哄而散，去领苏侨证。就这样他们两人以深入牧区为名，走村串户做了大量的煽动工作，加之一大批“克格勃”分子，又以探亲访友，贸易谈判为由渗入中国境内，大肆活动，便秘密铸成了一个巨大的阴谋。

　　震惊世界的中国新疆六万人大逃亡

　　1962年4月22日，“伊塔反革命暴乱事件”几乎在没有任何先兆，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突然爆发了。
离伊宁市不远的霍尔果斯口岸，是中苏边境一条重要的开放通道。霍尔果斯山口的下面是一条峡谷，在多雨的季节里，它就变成了一条波涛翻滚的河流，在两个山口之间，有一座水泥桥，桥的中央有一个红点，这是中苏两国的分界点，北方为苏联，南方为中国。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前，霍尔果斯口岸有定时的中苏国际公共汽车对开。1960年之后，在中苏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双方对开的公共汽车明显地减少了。
　　4月22日凌晨，数十名拎着行李，拖儿带女的边民，来到霍尔果斯口岸，要求乘坐国际公共汽车到苏联去，一名边防检查站的值班人员说：“今天没有去苏联的公共汽车。”他的话音未落，立刻招来一片叫骂声，值班人员和边防战士无论如何劝说都无济于事。这时，要求过境的人已经达到数百人，可是公路上仍有人流源源不断地涌来，这些人的手里拿着清一色的苏侨证，嘴里喊着：“我们要回老家去！”
　　“我们要去苏联！”
　　“你们这是从哪里弄来的证件？”当边防检查人员正在查询证件时，又有数干人赶到了霍尔果斯，口号声、叫骂声、争吵声响成一片……
　　值班人员急中生智提出马上打电话，请求州委派车，过了一会电话打通了，州委有关领导的答复是，等研究研究再说吧。可见包括州委领导在内也没有估计到事态的严重。当边民们听到州委领导的意见后，有人煽动：“走呀，找那些汉人头头要车去！”一股人流又掉头向伊宁市涌去。
　　就在州委领导接到霍尔果斯边防站紧急电话几分钟之后，伊犁州委也出现了不寻常的情况，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了的。伊宁市斯大林大街，北面是伊犁军分区，对面是区党委，东面一拐是州委，三个单位离得都不太远。早上九点多钟，斯大林大街上车来人往，秩序井然，路口的民警在指挥交通，商店与往常一样正常营业。
　　这时，从大街上走来一伙年轻人，他们手持木棍、扁担，一边走一边高喊着：“打死汉人，打死汉人！”的口号，并对马路两边行走的汉族群众，不分青红皂白，棍棒相加，拳打脚踢，边打边朝州委大院冲了过来，门口站岗的警卫战士，正欲上前阻拦，被冲在前面的几个人，用棍子打倒了，于是人群一窝蜂地涌进了州委大院。
　　棍棒、砖头、石块雹点般地飞来，砸烂了岗楼，砸破了传达室的门窗，州委的干部正准备坐吉普车外出办事，刚开出几步远，就被挡住了，车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了，有人喊了一声：“咂！”顿时把车棚车窗全砸碎了，受伤的州委干部在车里还没有爬出来，小车已经被掀翻了，又有人用汉语高喊着：“烧车，烧……”
汽车的油箱被砸漏了，汽油流了出来，有人划着了火……在这紧要关头，警卫战士和州委干部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救出了车里的同志。汽车烧着了，火光熊熊，浓烟滚滚……这时，冲进州委大院的至少有两三千人，不少人手里还举着土枪和火铳，冲着州委办公大楼“砰……砰……”开了火，打得门窗冒出一股股白烟。州委办公大楼是一幢土黄色哥德式建筑，一共有四层，楼内一百多名干部，用桌椅将门顶住，边守边退，当一层失守时，一部分干部从后院撤到了离州委不远的区党委大院内，一部分干部撤到楼顶，继续坚守。闹事的人群抢了档案和秘密文件，砸烂了办公室。州委干部守在办公楼的平台上，下面攻了几次也没能攻上来，双方僵持住了。
　　几个小时之后，围攻的人群包围了离州委不远的区党委，人群中有人高呼反动口号，挑动群众打砸抢。当时，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曹达诺夫，带领工作组正在伊犁检查工作，听到消息后便从军分区赶到区党委。曹达诺夫不顾个人安危，只身站到院门口的高台上，大声劝说：“大家不要受坏人的挑动，冲击党政机关是违法的，有要求可以按级反映，不要……”
　　“不要听他的，他和汉人一样是共产党！”

　　“打啊，冲啊，打死这些汉人！在一阵喊叫声中，人群又朝大门冲来，曹达诺夫和区党委的干部们被迫退到了办公楼前，人群扒倒了铁栅栏墙冲到了院子里。这时伊犁罕分区警卫连战上赶到了，战士们挎着枪连成一排人墙，挡住了冲击的人群。仅仅过了几分钟，人群又冲了上来，警卫连开始后退。


　　与此同时，新疆自治区政府和乌鲁木齐军区，都接到了来自塔城、阿尔泰、博尔塔拉、伊犁的紧急电话和电报，当地政府和军营都遭到了冲击和包围，要求马上派部队支援，但是上级的答复是没有部队，各地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防止事态扩大。
　　霍尔果斯山口，人群越围越多，不少人开始围攻守桥的边防战士，一帮人拉倒了旗杆，扯碎了五星红旗，冲上了霍尔果斯桥头……这时，苏联境内从阿拉木图方向开来了一长溜汽车，有客车也有卡车……有人喊了一声：“这是来接我们回老家的，想去苏联的冲过桥去。”人群几乎是疯狂地朝桥头挤去……
　　“砰……砰……”边防战士开始朝天鸣枪，很快枪被夺走了，战士被挤倒了，人群从边防战士的身上踏了过去，如同一股浊水流入了苏联境内。
　　在州委办公大楼上，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冲出包围，州委干部用仅有的几支枪向楼下还击，有人被打伤了，围攻的人害怕了，开始动摇了，稀稀拉拉地溃退了……州委干部趁机冲了出来。在区党委大院里，围攻的人群还没有任何要撒退的迹象，他们已经冲到了大楼前面。警卫连长在路中央划了一道线，郑重宣布：“谁越过了这条线，我就下令开枪！”
　　没有人理会他的话，他的话音刚落，就有人喊道：“冲，冲……他小子不敢开枪，他不敢！”人群前吁属拥，一下子冲过了白线，连长咬了咬牙，一摆手，战上们一齐朝天鸣枪……。人们愣了一下，接着又冲了上来，战士们开始朝地上射击，人们还在往前冲，子弹打到了前面一排人的腿上，有十几个人倒下了，有的是被挤倒的，有的是自己卧倒的……。
　　“开枪了！开枪了……”人群开始散去。
　　天渐渐黑了下来，通向苏联各个口岸的公路上，响起了嘈杂地喊叫声，和汽车拖拉机的轰鸣声，到处是黑压压的人群，人们赶看牛羊，坐着“二牛抬杠”的大木轮车，朝着一个方向滚滚而去……
　　有白天过境的人，又跑了回来，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消息：“那边边境上已经摆了奶油面包，牛奶香肠有的是，不要钱，随便吃，随便拿！全是共产主义！”

　　“房子和帐蓬也都搭好了，想住多少，就住多少……”人们高兴地欢呼起来……。一位叫哈依尔的村干部，躺在路中央，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乡亲们，你们不能走啊，咱们世世代代是中国人，到那边去要后悔的……”没有一个人理睬他，人们从他身上迈过去，头也不回地朝前走。一辆汽车停在他面前，车上的人骂他是挡道的狗，有两个年轻人跳下车来，像拖东西一样，把他拖上车去，汽车开动了，哈依尔挣扎着从车上跳下来，摔倒在路旁。


　　从阿尔泰、塔城、博尔塔拉到伊犁四个地区，二十几个县，在三千多公里的中苏边境上，几个重要的边境口岸，滚滚的人流如潮水般涌”动了三天三夜，白天苏联当局用巨大的广播声指示方向，夜间则打开探照灯，一道道光柱射入中国境内几公里远，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中国共有边民六万七千余人逃到了苏联，有两个县跑得还剩几百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国际间边民外逃事件，也是中苏边境由局部紧张转入全线激烈冲突的导火索。

　　毛泽东说：“我不相信那边就是天堂”

　　中国北京，中南海丰泽园。四月的北京已是春暖花开，但丰泽园里却看不到五颜六色的花草，洁净的通道两边松柏树郁郁葱葱，因毛泽东在开始住进丰泽园的时候不准许在他的住处摆放鲜花，工作人员就只好种树种菜。毛泽东坐在菊香书屋的沙发上，漫慢地吸着一支烟，旁边的茶几上放着线装本的王实甫的《西厢记》，另一边则摆着毛泽东手书的西厢记的一段，大笔开篇，神采射人的几个大字：游艺中原，脚跟无线如蓬转，望眼连天，日近长安远……。
　　对面的沙发上并排坐着刘思齐和杨茂之，他们二月刚刚结婚，杨茂之从苏联留学回来，在空军学院当教员。“思齐、茂之，看到你们结婚，我就放心了，思齐的身体不好，茂之你要多照顾她。”
　　“是，是，”忠厚老实的杨茂之连连点头。
　　“爸，你也要注意身体，不要老是熬夜”。
　　“我可没有你们那么多的清规戒律，我是顺其自然。”
　　“爸，人家医生说的都是有科学道理的！”思齐一下子认真起来。
　　“他那个道理，就不发展了！”毛泽东笑了起来。
　　这时卫土小田走了进来：“主席，总理来了。”
　　“快叫总理到这边来。”
　　周恩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走了进来：“主席，我这一来又打扰你们了，”他又笑着说：“思齐，茂之你们结婚了，工作和学习要好好安排一下。”刘思齐和杨茂之站起来，“爸，我们走了”。
　　毛泽东点了点头：“小田，你送送他们。”
　　周恩来又叮嘱了一句：“有时间，你们可要多来看看！”
　　两人点点头，随卫上小田走出门去。
　　周恩来打开一份电报：“这是刚收到新疆军区的电报，伊犁和塔城地区的几万边民，围攻了党政机关之后，跑到苏联去了。”
　　“哦……”毛泽东沉思了片刻：“恐怕又是老大哥搞的名堂吧！”
　　“这个事件，是有组织的、有预谋的，在此之前没有发现什么迹象。”
　　“迹象还是有的，只是我们没有想到人家会这样干。”
　　“还有一件事，新疆军区的祖龙泰耶夫和马尔国夫写了报告，要求到苏联去。”
　　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望着窗外的一棵百年古柏；“人家把手都伸到我们军队中来了，我看愿意走的不要硬留，我就不相信那边就是天堂，我也不相信他们这样做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还有一些人也要走，我看是不是让赛福鼎同志去做一下工作？”
　　“我看不必了，这件事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的，究竟谁是谁非，现在讲不清楚，过2O年，也许30年，大家会明白的。”


　　“愿意走，可以欢送嘛！”毛泽东的思路跳跃得很快：“中印边境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我刚接到总参的一个报告。”周思来说着拿出了另一份报告。
　　祖龙泰耶夫和马尔国夫从新疆军区礼堂里走出来，直接上了送他们的吉普车，和他俩一块要求去苏联的还有四十多名校、尉级军官。在刚才的欢送会上，新疆军区的主要领导都没有讲话，不少人对送他们走想不通，因为中央有指示必须坚决执行。这些去苏人员和他们的家属都上了汽车，汽车驶出了乌鲁木齐，问中苏边境驶去。
　　一晃30年过去了，中苏关系解冻，全球趋于缓和。
　　1991年12月26日，苏联解体了，叶利钦宣布1992年1月2日全面放开物价，于是各共和国竞相提价，人们一夜之间发现自己几乎一贫如洗，一个漫长而饥饿的冬天来了，于是30年前逃亡到苏联去的中国边民想起了自己的祖国。
　　人们从莫斯科、从彼得堡、从阿拉木图乘飞机、乘火车、乘汽车赶往伊犁和塔城，霍尔果斯口岸国际公共汽车人满为患。霍尔果斯边防站，五星红旗在高高飘扬，庄严的国徽下面，边防战士持枪肃立，当人们从桥上通过的时候，也许不曾忘记30年前那个夜晚。人们望着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望着餐桌上丰盛的食品，望着孩子们天真的笑脸……如同大梦初醒。
　　许多人要求留下来，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我们本来是中国人。然而遭到了有关方面的婉言谢绝，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中国国籍。
　　正是应了中国那句老话：30年河东，3O年河西。正如30年前，那个阻拦边民外逃的村干部哈依尔说过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真理：离开羊群的羊不会活下去，离开祖国的人不会有永久的幸福。

第二篇有艺术加工的痕迹，不可全信
感觉就像朝鲜难民跑到中国来一样，呵呵

-- 中苏珍宝岛之战中国惨败这一事实是由“中国失土收复同盟”的成员于1995年首先在西方的文献中发现并开始公诸于华文媒体。本文亦为“中国失土收复同盟”首发的中文版本。希望各大媒体广泛转载。

　　3月2日的战斗

　　3月2日的情况不是很清楚，因为交战双方的士兵大多战死。只有从苏联方面能得到详细资料,这些资料大多是苏方的一个特别调查小组从苏军士兵的口供中得到的。而从中国方面则几乎得不到真实的战斗报告。尽管这些报告偏向苏方，但我们仍然可以大致重现战斗的经过。

　　3月1-2日夜间，一支大约300人的中国部队（由边防军和共军一般部队混合组成）身穿白色伪装服，穿过结冰的江面从中国基岸进入珍宝岛。在岛的最南边的一个有树林的地带挖散兵坑，布通往对岸指挥所的电话线，并就地在草席上卧倒隐蔽。

　　3月2日清晨，苏联 Strelnikov 前哨战的士兵向上级报告了中国对岸有军队活动。到约上午11点，一个有大约20-30人的中国小队向珍宝岛走去，并高喊毛主席口号。 这时，Strelnikov 和他人数不详的下属爬上了两辆装甲运兵车（原文是：armored personal carriers)、 一辆卡车和一辆指挥车，向岛的最南端迎向中国人开去。 他们到达岛上（或者可能到达岛的西侧的冰面上）之后，又过了几分钟，Strelnikov 和另外7、8个人，其中包括他的副官，Senior Lieutenant Buinevich, 下了车去警告正在走来的中国人。他们以前已经这样做了几次了。像以往一样，这些俄国人把他们的自动步枪挂在胸前（另一种说法是他们把武器留在了后面）。这时大约是11点15分。俄国人手拉手以防中国人通过（明辨：这里俄国人的说法并不可信，俄国人通常采用野蛮的做法，如用棍棒殴打我方人员）。而中方的报告却暗示双方发生了争吵。这时中国人将队形变成了几个横排，并且看起来没带武器。但是当中国人走到离俄国人约20英尺的地方时，第一排突然向边上散开，露出的第二排迅速从外罩下取出冲锋枪向俄国人扫射。Strelnikov 和其他6个人被当场击毙。同时埋伏在俄国人右侧散兵坑中的300名中国士兵向俄国车队开火，打得俄国人措手不及。这时中国部队的迫击炮、机枪、反坦克武器一齐开火（此时是 11点17 分到 11点20分 之间），中国人向俄国人猛攻，还发展到徒手格斗。明显的苏联小分队处于下风，中国人（按照俄国人后来的指责）俘虏了19个俄国人并在现场把他们全部击毙。他们还带走了苏方的一些装备，后来用于展览。明显的，俄国人的幸存者还能够进行抵抗，只不过是在 Junior Sergeant Yuri Babinski 的指挥下了。

　　看到岛上发生了战斗，Senior Lieutenant Bubenin 和它位于珍宝岛北侧的边防哨所中的几乎所有的人立即向战斗地点出发。他爬上了一辆装甲汽车，飞快的冲到中国人的右翼，迫使中国人向两个方向开火。但是他也发现他跑到了岛中央和中国准备对付 Strelnikov 的伏击部队的中间（Strelnikov 还没能跑得这么远）。

　　Bubenin 的汽车被击毁，他本人也受了伤并被炮弹震了一下。他勉强钻进另外一辆装甲汽车，从那里指挥战斗。之后发生了一系列的混战，双方都进行了猛攻。最后，按照俄国人的说法，他们控制了局面，并迫使剩下的50到60个中国人撤退到对岸。中国人带走了所有受伤的同伴，但是却留下了一些装备。

　　整个战斗持续了约两个小时，俄国人人手紧张到连村民也出来运送弹药。虽然苏联和中国都宣布了胜利，但是这场战斗之后中苏双方都没有在岛上永久驻军，尽管苏联经常去岛上巡逻。


　　3月15日的战斗

　　3月15日的战斗和3月2日的战斗有几处不同：双方都进行了全面得多的准备，参战和阵亡人数也多得多，交战时间也更长。和3月2日的战斗不同，这次不清楚是谁先开的火。苏联和中国的说法不同，苏联的记录还是更加详细。这次苏联的记录可信度很低，也不同于对2日战斗的纪录，这次没有暗示道义在苏联一方。双方可能都在休战的两星期部署部队，准备永远将珍宝岛夺过来，或者，如果失败了，也要否认另一方对岛的任意使用。

　　很明显，俄国人增加了对珍宝岛巡逻的频率。他们仍然没有往岛上派驻永久的驻军， 害怕中国人会用大炮和迫击炮将他们消灭。但是一小股苏军侦察队在14到15日晚在岛上过夜，可能用来作诱饵引诱中国人进行正面进攻。按照中国人的说法：15日凌晨4时，对岸派出了“很多”坦克开到珍宝岛和附近的冰面，攻击中国巡逻队。而苏联的说法是他们早上的，由 Senior Lieutenant Lev Mankovsky 带领的由两辆装甲汽车组成的巡逻队，发现了驻留在岛上的一些中国部队，明显是前一夜潜入岛上的。不管什么原因，激烈战斗在上午9点45分到10点之间打响。按照苏联的说法，10点30分从中国基岸的三个地点，中国炮兵部队使用了迫击炮和大炮对珍宝岛进行轰击。

　　中国随后派出了超过一个团的步兵（大约2000人）进入战斗。他们跨过冰面，占领了岛的一部分。看到中国人的这一波攻击，岛上的俄国人用装甲运兵车上的机枪火力阻止中国人的前进，但是当他们意识到中国人有人数上明显的优势后（苏联的说法为中苏人数比例为10比1），他们向后退却，退到了小岛的最东侧，或者完全退出了小岛。中国军队用密集炮火轰击苏军和岛的东侧河道的浮冰，以使小岛与俄方基岸分离，明显的是为了减缓或阻止苏军的重型坦克和战车跨过浮冰登岛。俄国人则采用了朝鲜战争中美军使用的战术，先让中国军队前进，然后用大量的坦克、装甲车和装甲运兵车进行反击。苏联炮兵部队从3月2日后就在附近进行了部署，于15日下午1时开始用密集凶狠的地毯式轰炸将中国部队逼退到中国基岸以南4英里。苏军这样轰击了3次，每一次都突破了中国的阵地。前2次轰击因炮弹耗尽而终止，第3次轰击明显地将中国的防线逼退到中国基岸以内。中国军队被迫撤回基岸，并带走了牺牲和负伤的同伴。 按照苏方的说法，他们大规模的守岛部队没有对中国后撤的军队进行追击，只是进行了密集巡逻。战斗在晚上7点钟结束，持续了9个多小时。从不同来源的资料来看，苏联损失了60人，中国损失了800人（以上数字中伤与亡的比例不详，应该是伤亡人数之和）。苏联伤亡人数较低的原因可能是他们的战术和武器都比较优越。 （注：文章标题的损失人数大致是两次主要冲突伤亡人数之和。）

　　Reference:

　　1.The Sino-Soviet Border Dispute: Background, Development, and the March 1969 clashes, Thomas W. Robins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6, No.4 (Dec., 1972), 1175-1202.[PDF] http://www.centralnation.com/recall/zhenbaodao1969.pdf

　　2.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3rd Edition, Immanuel C.Y. HSU,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占个位子慢慢看～～

既然是兄弟嘛，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不是你的，你的人是我的，我的人不是你的，你的地是我的，我的地不是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