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乡
思想理论本身并不会祸害社会，否则就没有现代社会“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权利了；数百年来，大不列颠言论自由、思想开放的成果，不仅诞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鼻祖理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现代生物学进化论的鼻祖理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而且诞生了现代社会主义的鼻祖理论——马克思的《资本论》。
只有拿着某种理论当教条、思想僵化、死搬硬套的个人和团体，通过采取暴力手段来推广、发展并实现这种理论，或者高举某种理论、借助这种理论的鼓动性、用暴力手段实现个人或团体争夺政权，才会导致对社会和国家的祸害。因此，“暴力行为”成为现代文明区别恐怖主义和自由思想最重要的分界线：欧美各国，马克思的书籍遍地都有、共产党组织到处都是，但是他们都不会起到祸害社会的功效，反而充实、多元了真正的现代文明。
祸害社会的理论，就是指那些躲在高调理论旗帜下使用暴力手段的个人和团体，他们才是国家和社会的真正祸首。纵览中国过去的百年，自辛亥而降，二次革命、军阀混战、国民革命、国共内战、东亚共荣、日本入侵、解放战争、共产革命、台海分离、土改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屠城，使整个二十世纪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史以来最黑暗的100年。
黑暗史的背后，是祸害了中国一百年的三大理论：共和、共荣、共产。在这三大教条化理论的驱动下，从革命到反革命、从内战到外战、从统一到分裂，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尸横遍野、颠沛流离、民不聊生、国破家亡，成为一个又一个原教旨主义者暴力革命的牺牲品。
“共和主义”、“东亚共荣”、“共产主义”，作为思想理论，有其前瞻性、理想性、领先性，这些理论在现实社会，如果能够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得到实现，必然有其历史贡献。思想自由的宪政社会如英国，近100年来，就从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逐步演化成为“准社会主义”社会，其他欧洲各国内部，也都经历了相似的和平演进历程。然而在中国，这些理论的教条化和暴力化，却成为中国人的灾难。
1975年，当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去死、国王卡洛斯一世登基，西班牙重回君主制之后，绝大多数被“推翻帝制”革命教育了百年的中国人根本不能理解，许多欧洲发达国家，都竟然还是君主制；即便到了21世纪的今天，也仍然看不出君主制在欧洲的末日。中欧历史的对比，其实早就应该惊醒那些奉“共和”“推翻满清皇帝”为正义、道统的受洗脑中国民众，反思当年早产的共和（被人吹捧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是如何因权力真空，把中国推向21世纪的黑暗。
“走向共和”并不是一件坏事，然而，为了共和而走向极端、走向暴力，却是100年前的共和党人，用辛亥革命，打断了中国正在展开的君主立宪进程，开启了中国走向黑暗与苦难的潘朵拉盒子。纵观整个20世纪的世界历史可知，“共和国”成为所有共产主义、极权主义、专制主义用以炫耀的堂皇冠冕：前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东德、蒙古、北韩、匈牙利、波兰等苏东阵营的共和国，以及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包括今天通货膨胀达到万亿的津巴布韦共和国。20世纪以来的独裁者们，最喜欢把“共和”当作自己的遮羞布。
中国20世纪初的共和运动，因权力真空、道德沦丧、人心不古，引发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凯复辟、护法战争、军阀内战和北伐战争等一系列国家内部的相互残杀，孙中山、蒋介石等打着“共和”理论的国民党人，先后依靠日本和苏联的支持，以暴力革命手段在中国政坛崛起，也因此引狼入室，导致其后的日军侵华和共产革命。
如果能够像欧洲各国那样，通过谈判、协商、国家公投等和平手段组建欧盟那样，“大东亚共荣”理论也就不会这样臭名昭著了。可是，历史真实的“大东亚共荣”，却是在大日本皇军的铁蹄和枪口下实现的，中国人则是这个理论所付出生命和鲜血最多的民族，无论是姓共、姓蒋，还是姓汪。而这个理论的鼻祖却是早年投靠日本、借助日人势力反清的孙中山，除了多次声称“割让满蒙”之外，他并向日本官方献计《大亚洲主义》（1924年11月28日神户演讲），鼓动日本假借“支持亚洲各国民族解放”的旗号，开展大东亚共荣。
内战频仍、国力贫弱的中国，迅速成为大日本皇军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第一个战场；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军投降，中日之间长达14年的战争，中国几乎到了民族灭亡的最危险时刻：在整个战争期间，中国不仅分裂为两个中华民国（重庆、南京）、满洲国、蒙疆自治政府、华北自治政府等多个傀儡国家和政府，而且导致了中国国民战争死亡高达3000万人的代价，成为中国人永世不忘的国耻。
生于贫困、死于漂泊的马克思，生前从来没有想到过，他的理论在西方和东方产生了不同的历史作用：在西方思想自由的环境下，他的理论推动了欧美社会主义的进步；在东方专制独裁的社会中，他的理论成为教条主义者的鞭子。这位“千年来最伟大的哲学家”（英国BBC于2005年公众投票的评选结果）在中国的称号却是“共产党的祖师爷”，可怜这位从没见过共产党是何等样子的思想家，却不幸被搞暴力运动的列宁，抬上了革命祖师爷的位置。专制独裁者与自由思想家的区别就是：他有权力指鹿为马。
借孙中山“联俄容共”“国民革命”“北伐战争”之便，列宁的国际共产战略在中国生根发芽，共产党迅速壮大，80多年的共产革命成为中国20世纪最惨烈的运动，它不仅制造了1949年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有史以来伤亡人口最多的内战（解放战争）；也制造了1949年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有史以来非正常死亡人口最多的统治（大跃进文革）。
100年后，当后人们翻检着中国人血泪凝成的史书之际，会不会去反思“共和、共荣、共产”那曾经义正词严的“三共”理论，及其原教旨革命家们的暴力革命，带给中国的苦难？“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雨果曾经在《九三年》中告诫过世界，可惜，孙中山、日本皇军、毛泽东，都缺了这份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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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April 07,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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