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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有一种“愚昧”让我看到希望

杨恒均:有一种“愚昧”让我看到希望


《卖鹅蛋的婆婆说,美国人都要饭去了……》在博客帖出后,吸引了那么多读者,除了上千的留言外,我还收到了三百多封信。在这些信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读者表示,看到善良的老人那么愚昧,他们被深深刺痛了,感到无限的忧伤和失望。


 


一位湖南的乡村女教师在信中写道:杨老师,你写的那位卖鹅蛋的老婆婆实在太普遍了,普遍得无处不在,普遍得让我们可以忽视她们的存在,普遍得让我们忘记了其实我们自己就是她们中的一员,普遍得已不再吸引精英和知识分子们去关心、去记录、去思考……而当我听你娓娓道来的时候,我是如此的震惊,我想哭,我感到绝望,看不到希望……


 


还有一位读者在读书会留言:以前读杨老师的文章,更多的是温暖和希望,可看这篇,却很郁闷、憋屈……,另外一位读者对我说:老杨,我不知道你看到多少这种愚昧,你是不是绝望了?面对数量如此巨大的愚民,你还有信心吗?你还能够保持乐观吗?我不想你放弃,可我找不到合适的话语鼓励你,因为面对这样无奈的愚昧,我自己也需要鼓励,我也快无法保持乐观了……


 


好了,还有很多,一篇让人感动、让很多人想流泪的文章却给人带来悲观和失望,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大概是我的文章没有写清楚,也许我想留给我的读者自己判断,其实,我想告诉你,那位愚昧的婆婆不但没有让我失去信心,我反而从她的善良、可怜和愚昧上,看到了希望!


 


很多人说,我们的文化有问题,我们永远不能够走出怪圈,也有人说,我们的人民太愚昧,不适应一切被人类共同创造的普适价值……可我却要告诉你,我恰恰从卖鹅蛋的婆婆身上看到了希望。


 


如果我碰上的不是老婆婆,而是一位知书达礼的知识分子,一位看过外面世界,对各种资讯充分掌握的人依然那么愚昧,那么,我可以说,我的心都冷了,我会感到绝望的。因为在同样信息公开,在公正公平的制度下,我们的人民依然愚昧,那你告诉我,我们的民族还有什么希望?


 


可现在并不是这种情况。可怜而善良的阿婆并不是天生的“愚昧”,她也不是自甘堕落,而是长期以来,她能够看到和听到的东西被控制住,她被洗脑,被灌输愚昧,被塑造成这种样子。


 


我们的民族本质上和世界其他民族(比我们先进比我们落后的)没有什么不同,世界上的文化也基本上是相通的,这是我走遍了世界各地得出的最大结论。我甚至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本质上知书达理,善良勤劳,忍辱负重,大局为重,这些都是其他民族所欠缺的。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不是有些黑心的人,如果不是利益集团,如果不是根深蒂固的制度一直以来愚弄大众,如果资讯发达,信息公开,那位卖鹅蛋的老人会如此“愚昧 ”吗?你能够说那位卖鹅蛋的老婆婆愚蠢吗?她不善良吗?如果全中国人民都不被愚弄的情况下,他们会有什么样的选择?——这,就是希望。


 


其实就在那一天坐在车里,我们还聊到了另外一个话题,本来想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引用的。当时我因为刚刚从韶山离开,就问她们如何评价毛泽东。交谈中,她们都表达了现在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很高兴,但那位卖鹅蛋的婆婆却坚持说毛泽东时代也好。我问她那么穷,也好?为什么好呢?她先是说,没有小偷。我立即想到她被偷过,就问她是不是被偷过,她说没有啊。我就继续问她为什么说毛泽东时代也好,她犹豫了一下,说了一句让我至今想起来还难过的话:那时没有那么多坏人。


 


那位老婆婆说这句话的时候眼中也是透出迷茫的,由于车上的人渐多,我无法继续追问她哪些人是坏人。但我至少知道了,在这位善良而愚昧的婆婆心中,现在是有那么多坏人的。可卖鹅蛋的婆婆心目中的坏人是谁呢?包括那些把她赶下车的人民公仆吗?如果她知道一直有人在愚弄她,如果能够给婆婆获得真相和信息的自由,她一定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就是我们民族的希望所在。


 


这种人为造成的“愚昧”让我们心痛,可同时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既然是人为造成的,那么也就可以“人为”地去消灭它!那种愚昧并不是我们民族无法摆脱的厄运,只是被遮羞布覆盖着,一旦掀开遮羞布,愚昧会很快消除的。而当多数人走出愚昧的时候,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所以我说,善良而愚昧的卖鹅蛋的婆婆虽然带给我的是心疼、自责和失望,但也让我看到了希望!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愚昧”都能够给我们带来希望的,有一些愚昧让我们愤怒和绝望!


 


刚刚见识了北京大学一位叫孙东东教授的愚昧和无耻,他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还记得同样是这位孙大教授,在那么多孩子被毒奶粉害得哭断了肠之后也发出了这样的声音:“目前我们国家市场销售的奶粉绝大多数保险,三鹿的这次事件应该是意外事件,偶发的,不属于群发事件,所以我想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但是有时候媒体、网友关注的偏,偏也走得极端,上来先想怎么索赔。我觉得首先应该先找原因。另外一个没有必要去给有关部门找麻烦,你现在麻烦找得越多,越去质疑什么的,可能越不利于事情的解决。”……


 


这也是一种愚昧,一种让你怒发冲冠,让你失望以致绝望的愚昧!这种愚昧正好和那位阿婆的愚昧有天壤之别。这位孙东东可是中国最著名的学府北京大学的教授,是集多种头衔于一身的,他不但资讯充足,知识丰富,而且他就是以传播资讯和知识为己任的教授学者,身居中国最高学府,引领全国学术和知识潮流。更让人惊诧的是,孙东东这种愚昧之极的人竟然成为各大媒体的座上宾,成为引导全国舆论主旋律的精英!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正是有了孙东东这种无耻的愚昧,才造就了卖鹅蛋那种让人心痛的愚昧?


 


在一个缺失了核心价值观,存在制度缺陷的社会,不公正的事件层出不穷,而由于无能为力,我们很多时候只能睁只眼闭只眼,久而久之也就麻木了。对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不公正,我们视而不见,对发生在自己和亲人身上的,由于别人也视而不见,于是,势单力薄的我们,也只能放弃,忍气吞声。


 


这种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几千年过去了,不公正的事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花样翻新,迅速蔓延,渗透到我们的骨髓里。


 


而正是那些和我们这些麻木不仁的“正常人”稍有不同的人士却在各个领域坚持自己的信念和追求。他们中的一些受到不公伤害的人则会因为一些“小事”而不停地上访,他们的性格里也许有固执和坚强的成分,他们的血液里比我们有了更多的热情和激情,这都有可能,于是他们一次一次地上访,追寻真相,要求一个说法。可是在我们的大教授孙东东眼里,这些人不但成了99%的精神病,而且应该被强制收容!


 


孙东东如果多读点书的话,就知道,人类社会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一些“固执”得近似偏执的人,借助一些大事或者小事,锲而不舍地推动的。


 


还记得美国一位不识时务的黑人妇女有一天突然不顾种族隔离而公然坐到百人车厢,这个女人就是美国民权运动的标志人物,也是孙东东教授口里典型的偏执狂患者 ——但她的偏执和固执,让美国以致人类社会大大的前进了一步。没有这位当时那么多黑人中只出了一位的“偏执狂”,就没有今天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其实,回顾美国历史,制度完善和法律的健全几乎相当程度上是靠一些小人物固执地打官司(一层一层把一个小官司打到华盛顿最高法官那里)而取得的。我不知道孙东东教授是如何获得北京大学教授职位的,但他需要的是一些中学生的普及知识。


 


在中国虽然没有美国那么明显,但我们国家很多法治上的进步也是靠一些不同于常人的“固执的”人以一些案子和事例为由推动的,大家还记得孙志刚案,如果不是几位法学家的呼吁,如果不是那些固执的网民一次一次跟贴,留言,顶贴,也许还会有更多的流动民工会死在收容所里。我们不禁要问,孙志刚不是第一个死在收容所里的人,如果以前有一位固执得近似偏执的家属能够不停地上访,对这个收容制度提出一次又一次的质疑,是不是孙志刚就可以活下来?


 


还有最近发生的云南躲猫猫事件,按照孙东东的话,这显然是“意外事件,偶发的,不属于群发事件,”,而死人后,看守所马上就解决问题了,所以,按照孙东东的话,也就不能一次一次上访了,于是,这问题就“解决了”——无耻啊,我们的北大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教授?就拿躲猫猫事件来说,如果没有死者家属的固执,如果没有网民的执着,还会有更多更多的人在和谐的躲猫猫事件中失去自己宝贵的生命。


 


中国是一个痼疾深重的国家,法治不健全,核心价值观缺失,但绝大多数人毕竟为了生存无法整天奔波折腾,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反而是那些固执的人,他们不会因为事情小就放弃追求真相,他们会不停地去讨个说法。上访的人如此,我们这些写作的人何尝不是这样?在揭露黑暗,伸张正义,展示良心上,我就是要固执,如果遇到阻力,我还会固执得近似偏执。我想,如果孙东东这种人掌握了大权,他会立即宣布我们这种写作者也应该被收容进精神病院……


 


也许要被收进精神病院的还有更多人,甚至连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属于固执得近似偏执的人,小平同志相比较绝大多数上访的人,显得更加顽固和偏执,他是被打倒过四次的人,可因为他坚信自己是对的,每一次被打倒,他并没有放弃,最后他还是站了起来,带领整个国家走进了相对的富裕之中。但,如果用大学者孙东东的标准,我左看右看,这小平同志早就应该被强制收容,投入精神病院了。


 


谢天谢地,幸亏我们中国人并不都是孙东东判定的“正常人”,否则,我们整个民族和国家都会得精神病的,我们会永远在黑暗的中世纪和秦始皇时代徘徊。


 


孙东东身处堂堂的北京大学,对中国和世界都有一定的了解(否则,如何评选为教授?),可是竟然说出如此下作无耻的话,让我们无法不这样思考:如果他不是患了精神病,那么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愚昧了。他的这种愚昧,近似于精神病,无药可救,但看到这种愚昧的人竟然在北京大学,在电视和电台上抛头露面,引导主旋律的媒体,我们真是不疯掉也很困难的。


 


当然,即便是孙东东事件,也并不都是失望,也有意想不到的希望。希望就是北京大学毕竟只有一个孙东东,甚至全中国也不多,不信,大家到网络上去看一下,孙东东发出高论后,有几个人站在这位愚昧的教授一边?——幸亏中国还有那么多——啊,几乎是99%的孙东东口中的“关注得偏”和“走得极端”的网民,他们已经可以辨明是非……这,就是希望!


 


面对孙东东这样愚昧的人,我们倍感悲哀,我们倍感失望,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恨不得伸出拳头,痛揍他一顿——


 


可当我们碰上卖鹅蛋的阿婆那样愚昧的同胞,我们也心痛我们也忧伤,却不会失去希望,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干什么——我们伸出拳头,去对付对付那些愚弄她们的人——


 


而当我们面对善良和愚昧的阿婆,我们则应该伸出我们的手,扶住她们,和她们一起风雨同舟……这,就是希望!


 


 


杨恒均 2009/4/2

中国就是一部悬疑连续剧:上集《多难》,下集《兴邦》;都60多年了,上集还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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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東東隻能說他無恥,不能說愚昧.等哪天民主了,他跨牆頭保證比脫褲子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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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支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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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家都聪明,这世界就不和谐了!

怎么说呢?好象还是那句套话,中央在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

哦,估计他们不小心漏掉了几句话

部分屁民将是这局棋的“弃子”
☆ 不要去盼什么英明之主,而要去争一个可将权力关进笼子的制度
  不要跪什么青天官员,而要去争一个可监督问责官员的制度
  不要歌颂什么伟大领袖,而要去争一个可选举弹劾权者的制度
  不要说什么拥护感谢,而要去争一个可言论迁徙自由的制度
  不要等什么英雄勇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推墙的力量


★ 史上最强最热血“爱国者”手册——“五毛党”“美分党”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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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一些“固执”得近似偏执的人,借助一些大事或者小事,锲而不舍地推动的。”
很同意这句话 , 固执的坚持一件事,似乎是中国所缺少的。都知道中国人的圆滑,但是多些固执有什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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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痼疾深重的国家,法治不健全,核心价值观缺失”——土共就是刻意制造了如此的中国,并无赖地宣称:你奈我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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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mtjs 于 2009-4-3 08:16 AM 发表
中国是一个痼疾深重的国家
才明白?---已经病了600~700年了。
安乐死是一个办法。  

安乐死?1/4月球撞击太平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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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制者们要的就是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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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的反而是那些固执的人,他们不会因为事情小就放弃追求真相,他们会不停地去讨个说法,这是为了生存也是为了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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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我们面对善良和愚昧的阿婆,我们则应该伸出我们的手,扶住她们,和她们一起风雨同舟……这,就是希望!


人又不是為了遠大的目標而活著,渺小的目標才能成為生存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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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早已不是沦陷前的那个北大了,被党国专管的大学都是先天残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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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东东,王近山,余秋雨 朝廷会赏黄马褂

孙东东,王近山,余秋雨 朝廷会赏黄马褂.他们不会被叫去问话,但楼下也无官方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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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的低劣性

致读者:先别激动,要抛砖头请先看完。
   判断一个民族优劣的标准是什么?在追求“现代化”的世界上,只能是符合现代化的标准:一是看该民族是否具有民主、法治、公平、高效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二是看该民族是否能创造出现代物质文明,三是看其文化是否具有反省、创新的机能,四是看其社会是否健康、文明、正义。从这四个方面来看,中华民族确实存在着令人痛心的太多的缺点。
   中国一直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中,卡在守土思维里跳不出来,文明没有任何进展,始终是画地为牢、原地兜圈。最先提出中国社会处于停滞、静止状态的是英国人亚当.斯密。他从英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角度考察中国,认为“许久以前,它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指出,中国“今天的法律、风俗、习惯,甚至那些无关紧要的习惯,如衣服的样式,和一千年相同”(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231 页)。黑格尔认为:“中国和印度始终是停滞的,甚至至今依然维持着一种自生自灭的存在。”19世纪英国思想家J.密尔指出:中国人“几千年来原封未动”(J.密尔:《论自由》第77页),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在于压制个性,“使一族人民成为大家都一样、叫大家用同一格言同一规律来管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这就是墨家“尚同”的罪恶。
   中国从宋代后就进入停滞型社会,一日本社会学者写的中国明清农村社会的著作做了很好的实证研究。美国思想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24 年在他的笔记中写下的一段话:“当我们居高临下对这个愚昧国家观察思考得越仔细,它就越显得令人作呕。中华帝国所享有的声昔正是木乃伊的声誉,它把世界上最丑恶的形貌一丝不变地保存了三四千年……她那古老的呆痴!在各国群集的会议上,她所能说的最多只是——‘我酿制了茶叶’。”
   传统中国的制度是非人的制度!它只能制造杀人的恶魔、愚昧的民众、贪婪的权贵、无规则的政治、低效率的生产和社会道德的沉沦,而不可能产生理性、正义、文明。中国人尽管有饮食、计谋等方面的小智慧,但缺乏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方面的大智慧。今日有哪个行业体系是以中国传统的行业标准来建设的?没有,传统行业只是泛泛的经验之谈,根本无法形成规模体系,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善于建制及守制的民族,也就是说不是一个文明的民族。
   论政治,中国三千年来一直都是最专制、最腐败、最黑暗的政治,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专制体制,实行的是非程序政治、谎言政治和暴力政治。集权主义、全能主义政治,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秦始皇的郡县制一直保留至今,落后的权力结构、政治架构使得中国至今仍然被排除在现代文明之外。现代文明是多中心、权力分立、公民社会强大的,而传统的中国只允许有唯一的权力中心,特权横行,公权力不受约束,没有边界,形成“无限政府”,司法不独立,立法不独立,新闻不独立,审计不独立,监督机构不独立,人治的无程序政治、暗室政治、权谋政治、谎言政治、暴力政治泛滥,国家治乱循环,官员制度性腐败,政府经常失灵,民众奴性严重,社会正义感衰落,仁义道德沦为遮羞布,整个民族陷入追求福禄寿喜、饮食男女、经济利益的世俗主义桎梏之中,几乎没有超越世俗的理论思维,也没有反省制度的大智慧。中华民族 沦落为地地道道的官本民族、奴性民族、权谋民族、非理性民族。
   中国的专制统治者是一群猪狗不如的野兽!人民生活在野兽的统治之下,历经两三千年的茫茫黑暗;中国的老百姓是一群蝼蚁,微小而自卑,只能听凭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压迫、杀戮,只能任由统治者制造着动乱和灾难。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内乱、战争大约占了一半的历史时期(据统计占了55%),人口死亡过半的动乱就达十多次,但没人总结教训、完善制度、提出防范悲剧再度发生的措施,相反,不幸和痛苦很快会被忘却。各路强人逐鹿中原,最终目的是要实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独裁体制,演绎出一部活生生的人吃人史,从来也不敢想会有什么其它方式来取代。中国历史没有和解,只有仇杀、仇恨、复仇;没有人道,只有兵道;中华民族成为以阴谋为智慧、以暴力斗争为光荣的民族。
   当西方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而解放人性、限制王权、发展议会民主时;中国的专制却愈来愈严,出现了“杯酒释兵权”、取消宰相的更加集权的趋势,儒家伦理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的以礼杀人地步。唐朝的大臣在皇帝面前还可坐而论事;宋时就只能站着说话;到了清朝,只许跪着而且眼睛也不能上抬,口中也只能自称“奴才”。儒教社会习惯于让君主支配自己的命运,所以,即使机会在握,也会轻易地把机会交给权力狂们,如赵紫阳。
论经济,中国老百姓在封建帝王、贪官污吏、地主豪强等多重压迫下一直都是最穷困的,所谓“唐朝时一个马车夫都比欧洲贵族富有”之类的话完全是瞎话。事实上,古代中国所谓“繁华富裕”,跟今天靠剥削农民和城市平民,来维持寥寥几个大都市的“繁华富裕”假相的做法是同出一辙的。这一共同点,两千多年来一直没有改变过。
   一些弱智的中国人流行“古时候中国的GDP占世界的80%(另有50%~90%不等的多个版本)”这种白痴笑话,在中国古代的两个鼎盛时期——汉、唐,同期的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在领土、人口、生产力上,都远远超过中国;而且延续时间也比汉唐生存的时间长。
   论文化,中国文化根本就是最腐朽、最堕落、最阴暗的奴才文化、太监文化、伪君子文化。先秦百家学说是一种君王本位的国家至上的处世之学,其间充满了事君匡时、驭臣愚民、窃国掠地、审时度势、察颜观色、诤谏策议、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之术;至于生命存在的精神依据、人生之价值和正义,那时的学人未及深切关注。张仪本倡合纵抗秦,可不被六国所用,乃改主连横之说,投奔秦国,协力剿灭六国,可见他所持学说并无天地大道或精神信仰作为内在依据,其目的仅在于持某说以求显达。这种依势弄权、谋私利己,而将正义、天良、道德、生民等弃置一旁的现实选择,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奴才文化传统。这是因为:①中国士人起源于宫廷史官,他们一开始就是一个务实的、以知识求俸禄的、自觉充当国家工具的、完全丧失文化想象力的群体。顾准说: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史官文化是“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文化之谓也”。中国文化的这种卑微出身决定了它只能是一种永远找不到自足意义、只有通过效忠权势、服务国家才能获得成功感和价值感的奴婢文化。②东周士人面对杀人掠地、血流成河的乱世,忙于炮制救民于倒悬的急功近利之学,而无暇抱持玄远之思。③中国君主过于暴戾,所有士人都不得不或虚或实地采用君王本位主义的立场,否则无法发声。三者并作,使得中国知识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屈势媚时老成俗气的群体。他们用来批判现实的常常只是过去时代小国寡民、明君圣主的和谐图景,这个图景依然以君王为中心。
   自焚书坑儒后,中国的士人已吓破了胆,从此闭上了鸟嘴。汉武帝腰斩学术自由,独尊极度推崇等级制度的儒奴教,知识分子们就更丧失了独立人格,其最大的追求是为皇帝们当差,去帮皇帝治国平天下。中国的儒、道、墨、释等思想;所有的价值理念,都必须对专制皇帝低头与让步,否则就会遭受到灭亡的命运,绝对没有自主与自由创造的空间。中国社会一切以维护统治者一人的利益的为宗旨,完全泯灭了个人的思考和判断。在这种扼杀人性的文化里,任何具有自由精神的个体都遭到扼杀,默默地窒息而死。能存活下来的是那些具备这个邪恶文化全部特征的卑劣个体,即信奉奴才哲学、太监哲学的一类人。中国文化是一种彻底的反理性思维文化、反智文化、愚民文化、专制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中国文化体现了中国人最腐朽、最堕落的生活方式——太监的生活方式、奴才的生活方式。
   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只出现过一个主张“无君”的鲍敬言,只能根据东晋时的葛洪的《诘鲍》,才一鳞半爪地知道中国原来还有这样一位独立的思想家!一个泱泱大国,其思想之贫乏竟达到如此地步,岂不悲哉!20世纪的鲁迅不但从未公开以“理论的形式”提出其个人主义的主张,而且越到晚年越相信苏联的宣传,甚至出面驳斥那里发生了大饥荒的报导。有人称鲁迅是“中国的伏尔泰”。伏尔泰的名言“我完全反对你说的一切,但是我坚决保卫你发言的权利”已成为全球伦理准则,这在中国传统文化及鲁迅著述中却是找不到的。
   论科学,科学的目的是追求真理、寻求真实,中国由于避讳文化、讨厌真实,无法诞生科学;我们只有技术,唯一能够拿来吹嘘一下的就只有子虚乌有的“四大发明”。
   爱因斯坦说,科学的基础有二:一是希腊发明的形式逻辑,一是文艺复兴中发现的实验获得因果的方法。中国缺少这两项,所以中国古代没有产生科学。不存在中国古代科学曾经领先的问题(《爱因斯坦文集》)。科学和技术之外,还有“科学技术”。后者是由科学推导出来的技术,是经验积累所不能达到的技术。例如无线电技术,是电磁理论的产物。中国的“四大发明”都是技术,都是来自经验的技术,不是科学。
   李慎之说:“在世界各古老文化中,只有希腊文化从文明发轫的‘轴心时代’开始就有科学与民主,其它如印度文化、中国文化等一概没有。这已是世界史的常识。为什么说中国没有科学?理由十分简单。第一,中国没有按严格的逻辑推理发展出一套科学理论绳绳相继,日新又新。第二,中国没有发展出以数学作为各门科学的共同语言。……祖冲之推算出来的圆周率的精确度据说比欧洲人早了几百年,…但中国从来没有几何学。”
   一些无耻的弱智文人,“学者”,热衷于编造中国古代的所谓“科学奇迹”“先进思想”,如二进制是莱布尼兹偷学了易经的发明,墨子发现了光学原理、牛顿定律(这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李约瑟搞出来的)等等,虽然都被驳斥过无数遍,但反复贩卖这些谎言,既能够迎合大众的意淫需要,又能够为这些弱智文人换几个打牙祭的稿费,所以他们就乐此不疲。
   科学技术的发展,靠的是思想的彻底解放,靠的是思维方式的不断创新和突破,靠的是新的思想自由的发表、交流和有益的争论。独裁政权的愚民政策完全是与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的;它不仅愚化了亿万人民,同时也从根本上扼杀了知识分子的创新意识;从本质上说,愚民政策是反科学的、是对民族精神的蹂躏、是对人性的摧残!人类如果有自知之明的话,最好不要说什么“统一思想”之类的蠢话,说寻求共识与合作才是可信的人话。
   工具是文明的表现特征。高等民族使用制造工具,低等民族使用天然工具。比如象筷子这种木制或竹制的天然加工品,与西方金属餐具相比,在文明度上就落后了一大截。又如铠甲,西方早在5世纪就发展出由整块金属锻造而成的重装铠甲,6世纪就有柔软舒适的精铸铁编锁子甲,而中国直至清朝依旧在广泛使用牛皮护甲;西方14世纪就普及了有着复杂工艺的玻璃制品,中国人却仍在捏土坯烧瓦罐。可见中国由古至今一直在木头、皮草、泥土制品等天然加工品水平上徘徊,无法与西方精湛的、自古希腊一脉相承而来的科技水平相匹敌。所以说西方文明从古至今都优于华夏文明,这是不容置疑的。
   中国不是输在近百年,而是从起跑线上就差了4000年。从起点上,希腊罗马时代的城邦民主制和共和制已经高出春秋战国的君主制一个层次;希腊科学理性精神、逻辑学的创造,又高出古中国从《易经》衍生出来的感性思维文化一个层次;基督教博爱、忏悔、救赎的宗教精神又高出儒家君为臣纲的专制主义一个层次;文艺复兴的天赋人权、自由民主理念,宗教改革,又超越原地不动的中国文化一个层次;近代科学的诞生、工业革命,又一次把仍然在落后的农业文化中做低级循环的中国拉下了两个层次。到了现代,西方民主体制人权高于主权的超越性认识,又高出中国半封建集权专制不止一两个层次。这样累加下来,西方文明已经高出中国文化七八个层次。中国文化实在是一个劣等得不能再劣等的文化。只有西方文明,才当得起“博大精深”这四个字,其它不论何种文化,包括中国文化与其相比,是毫米与光年之间的差距,是石器时代的石斧与宇宙飞船之间的分别,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波普说过:“西方文明却是整个人类历史中最自由、最公正、最人道主义的最好的文明。它所以最好,是因为它具有最大的改进能力”。而中国文化注定了永远做不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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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东东不是愚昧,是太聪明了,聪明过头也就没啥人性了
爱 国 者 的 责 任 就 是 保 护 国 家 不 受 政 府 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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