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对中国社会形态和心态的分析
同志们可能会说，刘政委真是跳跃型的思路，一下子跨了那么远。从世界讲到中国，从战争讲到文化。其实本来我是想谈谈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个问题和伊拉克战争
一样，是当前两个最主要的热点问题。后一个问题不能说与前一个问题一点关联没有。刚才我讲到了能量积蓄和释放问题。大家不知注意到没有，“六四”之后，也
有一种能量在中国渐渐积蓄起来。如果把中国比作一把大茶壶，这个茶壶里的水又开始沸腾了。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改革遇到瓶颈也好，改革的动力达到一个极限
也好，反腐愈腐也好，一切的一切，都直指政治体制改革。这不仅是广大人民的愿望，更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其实，这个问题在“六四”之后就提出来了。
为什么我们的政权那么容易受到威胁？为什么有人总愿意威胁我们的政权？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把一个严峻的命运摆在我们面前：一个政权怎么证明自
己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苏联政权在1991年就碰到了这个棘手的问题：要么证明自己（政治制度的完善），要么改变自我（政治制度）。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成
功，我们经济持续增长，因此社会稳定。但如果把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建立在经济成果上，那是有风险的。我们将面临“有政绩就有合法性，无政绩则无合法
性”的尴尬。假如政绩下滑造成政治制度合法性危机时，执政党如何才能从危机中脱身？诸多危机中，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不会总不到来。
夜阑更深，我在准备讲课提纲，渐渐有新感受。本意是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思绪却飞了很远，也飞了很久。我崇尚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终极拷问。有时候要有中生
无，有时候要无中生有。中国为什么封建社会那么长，简直不见尽头？为什么一碰政治体制改革就要绕着走？为什么中华民族的命运不是一个成功接着一个成功，而
是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不是没有变革，而是每一次变革都要流血，然后再否定自己，让位给另一场变革。中国自古没有成功的改革，只有流血的革命。为什么？
是哪里出了问题？
小平同志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他很早就提出，我们所有的改革能不能够成功，还是要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说得多好啊！小平同志还说，五十年以后，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政府要进行直选。现在我们没有人敢说这个话。小平同志的思想吞天吐地。一国两制，换了别人敢讲么？恐怕想也不敢想。世界史上从未有过一个国家包
容两种制度的先例，但小平就是敢这么想，并这么做了。一国两制是什么？根子上是政治体制改革。小平同志讲“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我看也
没有必要改变了。”这是什么？这仅仅是对港人的一种承诺吗？根本不是。这是政治体制改革。两个“五十年”，值得我们深思呐。小平同志在他有生之年本来是要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但在这个时候，“六四”发生了。这场风暴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意想不到的地点，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了，迫使小平同志暂时放慢了政治体
制改革的速度，但他不会停止。他意志如钢，看准的事情就一定会干下去。谁也比不上他的意志坚强。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后，“四人帮”要开除邓
小平党籍，还要判他的刑，毛主席做出决定把他留在党内。当时叫邓小平搬家，邓小平神气凛然，说：“天下为家。”小平同志这一家人在文革中什么习惯都没养
成，就养成了搬家的习惯，特快。后来是邓楠追上去塞给了爸爸一副扑克。这个人啊，在面对灾难和面对痛苦的时候，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大家想一下三十年代，
在中央苏维埃苏区的时候，小平同志挨整，说他是毛主席的人。整他的人是谁啊？是×××，把邓小平一撸到底还不算。还把邓小平的妻子弄来当自己的老婆啦。小
平同志的妻子叫金维映。×××说，你老公不行啦，跟我走算了。这个金维映还真的跟他走了。在中国，破人婚姻如杀父，宁拆一座桥不拆一台轿。小平同志那时候
也是个年轻人，三十岁？或者不到三十岁，血气方刚，他怎么能承受这么大的痛苦，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他不仅承受了这一切，五十年之后，还让金维映和×××的
儿子当了副总理。这种海一样的胸怀，别人难望其项背。“六四”时，社会上的地痞流氓和学生反对邓小平，连他最信任的人也在背后捅刀子。你们都知道我指的就
是赵紫阳。赵紫阳是小平同志一手提拔的，但他在关键时刻出卖了小平同志。赵紫阳自己都讲：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我赵紫阳。小平同志是在冀鲁豫根据地发现赵紫
阳的。赵紫阳说，那个时候他啥都不是。刚结婚，组织上什么也没给他，就是给了他一条带脓血的被子，大概是伤员用过的。是邓小平把他擢于万军之中。当然赵紫
阳的思想也渐渐演进的。野心是慢慢形成的。来四川后我听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讲过这样一件事：赵紫阳有一年到九寨沟去。九寨沟有熊猫，当地人说，只有真命天
子来的时候才能看到熊猫。赵紫阳那次去，真的就看见了熊猫。据说当时的情形是熊猫一边跑一边拉屎，为的是减轻重量。人们欢呼雀跃，把崇敬的目光投向赵紫
阳，赵紫阳微笑不语。我猜想这件事对赵紫阳的野心的形成不可能没影响。胡耀邦追悼会那天，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完追悼会后没有离去，登上大会堂顶层观
看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当时我讲，今天中国有两个悼念胡耀邦的地方，一个在人民大会堂，一个在天安门；一个是体制内的，一个是体制外的；一个是官方，一个是
学生。学潮汹涌澎湃啊。邓小平离开大会堂时，与中央领导一一握手。我在场，我看见邓小平握着赵紫阳的手不放，足有一分钟。这一幕对我印象极深。我想，邓握
着赵的手不放，肯定是对他寄予了某种希望。面对其它领导同志，邓的手就是很吝啬地碰了一下。就在这种情况下，赵紫阳还是果断地与小平同志划清界限。我们不
能简单地说，赵紫阳在输掉这场政治斗争之前，先输掉了道德。政治哪有道德？讲政治就不讲道德。讲道德就不讲政治。政治只有胜负。但小平同志仍然对赵紫阳网
开一面，希望他能和党中央同心同德。但赵一意孤行，拉不回来了。后来小平同志对李先念主席说了一句非常生气的话：“我这一辈子瞎了眼，看错了两个总书记。
”就在说了这句话之后不久，中央研究赵紫阳的问题，邓小平还提出，让赵紫阳留在政治局。当然大多数同志是不会同意的。这是什么？这是一种罕见的大气。
赵紫阳为什么会在危难时刻出卖恩师？天安门怎么会成了一个屡屡出事的地方？中国革命一切重大活动都与这个广场有关。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可能还是
这样。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在“六四”中做那么露骨的表演？北京市民为什么翻云覆雨？在这些事情背后有没有深刻的文化成因？制度与文化更息息相关。什么样的文
化造就什么样的民族。什么样的民族造就什么样的政体。什么样的政体选择什么样的制度。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恐怕还是要从文化入手。我和有的朋友探讨政治体
制改革，他们总是纠缠于党内如何民主呀，舆论如何监督呀，如何进行普选呀，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属于技术层面的东西，也不是我们这一级应当讨论的问题。我
的思想已经越过这些问题了。我避开这些问题，直刺心脏。毛主席非常推崇后唐的李存勖。他攻取大梁的时候，就避开了后梁的其它防地，特别是避开了王彦章，王
铁枪，直取心脏。制度是重要的。有这么一个笑话，德国人对美国人讲，你们很幸运，你们没有希特勒；美国人对德国人说，你们把希特勒给我们，他也是个好总
统。这就是制度问题。但文化更重要。制度是怎么形成的？制度是怎么选择的？皆取决于文化。我每到一处最留意的也就是文化。我看电视就觉得它没文化。美丽的
模特儿在T形台上猫走，我一看，绝对是一张张没有文化的脸。有些明星不开口，你不知道他有多弱智，就象有些人不当官，你不知道他有多坏一样。
一、精神荒原
精神就是文化。梁启超曾经说过，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阶段，“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最后是
“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器物指的是什么，大家都明白。我们今天用的东西，除了筷子是自己的，其余都是西方的。在晚清时，这种感觉特别强烈。第二是制
度。清亡之后，北洋政府曾全面考贝西方的制度。我观点认为北洋政府是中国近代以来最理想的政府，因为它具有现代西方政治制度最忠实的形式。但这个政府又是
中国历史上最荒谬最无能的政府，不仅无法抵抗外辱，连内乱都无法阻止。所以在它之后，蒋介石、毛泽东都没有走它的道路。梁启超把文化放在最后阶段，也是最
高阶段。梁启超说这番话到今天已经一百多年了，可我们的文化有什么改观呢？前不久，在全国范围内爆发非典型肺炎，有人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话
太危言耸听了。但我想说，中华文化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候，若说轻一些，也是到了非常困难的时候。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相比，已经是一种劣势文化了。
中国人是一个没有信仰的种群，因此也是一个精神萎靡的种群。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西方的国家宗教是基督教。中国的国家宗教其实是儒教。儒教的神看起
来是孔子，实则是历代的当权者。西方宗教里有永恒的神。人们对神的畏惧其实是“对人民的畏惧”。儒教只崇拜世俗的权力，一切的一切，只有通过极权者个人来
完成。在极权者身后，人人都想成为多数，去压迫少数。西方人因为敢于正视自己的罪恶，忏悔时往往在上帝面前恐惧得发抖。中国人只在权势面前恐惧得发抖。西
方人只讴歌上帝。中国人只讴歌皇帝。基督教在西方，儒教在东方。东方极权，西方自由。愈东方愈极权，愈西方愈开放。由西向东，渐渐由自由变极权；自东向
西，渐渐由极权变自由。东西方结合部如阿拉伯世界，则是矛盾的混和体，介乎于两者之间。不是吸取了二者的长处，就是吸收了二者的短处。现在看来是后者。
没有自由就没有精神。这里自由指的是心灵的自由。心中有永恒的信仰才能有自由。有自由才能有精神。邓小平是这方面的典范。除了小平，还有陈云同志。陈云同
志身材瘦小，精神冲天。陈云同志绝对不简单。开国的就是开国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陈云同志是四十年不作检讨啊。毛主席说你这个人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
硬。陈云同志说，你冷冻我可以，你不让我干工作可以，我就是不作检讨。小平同志还是经常作检讨的。小平同志的检讨是高超的政治艺术兼大政治家的气度。陈云
同志绝对不检讨。他认定的事情，不能变。毛主席的侄子毛远新是“四人帮”的党羽，被抓后关了很长时间。大约是在“六四”前吧，王震同志给中央写了一封信，
建议释放毛远新。他在信中说：“主席家就这么一个男孩子了。”毛主席的确是把毛远新当儿子看，当儿子培养的。王震的信送给邓小平，小平批示：“同意，请先
念同志阅。”李先念批示：“同意，请陈云同志阅。”信到了陈云处，陈云批示：“坚决不同意释放此人。请先念同志阅。”李先念批示：“同意陈云同志意见，请
小平同志阅。”小平批示：“同意，请王震同志阅。”王震拿着信要去找陈云，陈云说：“你不要来。我只说一句话：这个人是要关到死的！”当法庭审判江青时，
杀声一片。江青作恶太多。但是只有陈云同志一个人坚持不能杀。陈云说：“哪怕只有我一票反对，你们也得记录在案。”××是想杀江青的。后来法庭判了江青死
刑，缓期两年执行。××同志还问：“两年以后还杀不杀？”陈云同志精神强悍表现在各个方面。我给你们讲讲他生活上的习惯：他个人的生活极有规律。他吃的饭
是用秤称出来的，多一口不吃。香蕉一天一个，多一个也不吃。每天听秘书给他念五份文件，多一份都不听。国家安全部部长许永跃当时是他的秘书，说过这么一句
话：“我们首长上面除了打嗝没有规律，下面除了放屁没有规律，其他统统都有规律。”
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东方文化是“乐感”文化。罪感文化控制自己，放大了人性。乐感文化放大了自己，扼杀了人性。西方人把自己精神内核封闭起来，因为
那里面有神，因此他特别自信；中国人把自己的精神外壳封闭起来，因为那里面只有自己，这种封闭是不自信的。前者属于强者的行为，后者属于弱者的自卫。西方
人可以为宗教发生战争。中国从未有过宗教战争，只有世俗的权力之争。因为自信，西方人是虎。因为不自信，中国人都是羊。西方人喜欢个人冒险，个人主义在他
们每个人心中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古代西方人心中的英雄中是鲁宾逊、罗宾汉等独来独往的人；中国则属于“羊”文化，羊聚集在一起会显得很有气势，铺天盖
地，但羊一旦分开，则显得形单影孤。单个的羊绝不能冲锋陷阵。即使是我国古代的英雄，如梁山泊的一百零八条好汉，五虎上将也都是成群结队的。冯骥才把这叫
做“文化心理”。1989年11月9日，东柏林的市民上街游行，向柏林墙聚集。我是到柏林墙去过的。柏林墙两边是空旷地，探照灯光如雪。只要有一个人踏过
警戒线，警察立即开枪。东德政治局开会，昂纳克提出按北京方式解决。所有人都不同意。昂纳克说，不同意，我辞职。他抓起帽子走了，没一人挽留他。天近傍晚
时，西柏林的人民也朝柏林墙聚集。人愈来愈多，但没有一个人敢越过警戒线。这时候，在东柏林这一侧，有一个孩子，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向前走了一步。所有的
人屏住了呼吸，看着他。没有枪声。他又向前走了一步，又没有枪声。他一直走到墙下，还是没有开枪。哗地一下，群众都拥过去了，去砸柏林墙。柏林墙在瞬间就
倒坍。原来这堵封锁思想的墙竟这么脆弱。两德人民拥抱在一起。当时在柏林墙周围大约有一百万人，和“六四”时天安门广场最多时人是一样的。一百万人又喊又
叫，非常欢乐。这时，突然有一个人哭出声来，紧接着，所有的人都哭了。那是什么样的场景！一百万人的哭声，惊天地，泣鬼神呵。这一切，始于那个十三岁的孩
子。“六四”时，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天安门广场盘据了五十六天，是中国人劣根性的大表演。大潮涌来，都想捞一根稻草。大潮退去，树倒猢狲散。见好就上。见坏
就收。在羊面前是狼。在狼面前是羊。权力的诱惑比革命的诱惑大。谁都宣布自己是广场总指挥。领袖多如牛毛。广场上一百万个学生，就是一百万个皇帝。谣言盛
行。在天安门广场一天听到的谣言比一生听到的都多。我曾和一个朋友去广场。我们做了个小试验。我对朋友说：你去散布个谣言，就说中央从新疆地区派了一支全
部由维吾尔族人组成的部队进京。这样学生就无法给部队做工作了。他去了，你们猜怎么着？没过一会儿，“高自联”的喇叭声就喊开了：“紧急寻人！寻找懂维吾
尔语的人！”后来听说是从哪儿找来两个卖羊肉串的新疆小贩，送到“高自联”总部去了。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
中国人的优点是聪明，缺点是太聪明。西方是大聪明，东方是小聪明。检验一个民族是否聪明要看它如何对待自己的灾难。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是跪下来服从顺从，
还是站起来抗争；当灾难过去之后，是站起来控诉，还是跪下来忏悔和反思。儒道佛三种宗教都不是思想，是意识形态。它们不是真正的思想。基督教也许是真正的
思想。只有真正的思想才能催生更有活力的思想。中国人的精神体现在哪里呢？说起来让人羞愧。世界各大赌场中，最多的是中国人。各国色情场所中，最多的也是
中国人。阿姆斯特丹的妓女都会用中文说“开发票”三个字。消费各种补品的，还是中国人最多。这均是一种取巧的民族心理。赌，是想不劳作而获得金钱；嫖，是
想取消爱的艰辛和责任而直接获得性的满足；补，是要省掉锻炼的劳苦而拥有健康。烧开水，我们不想烧前面的九十九度，只想烧最后一度。我们不想爬山，就要达
到顶点。
今天，我们的精神在进一步退化。如果说“六四”时的学生还有一丝理性的冲动的话，那么，今天的大学生连这点冲动也没有了，有的只是性的冲动。同志们不知注
意到没有，现在很多大学食堂里都贴着这样的标语：“食堂里不准喂饭！”一方面精神日趋下滑，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一元化的、单极性、带有极权主义特征的精神状
态不但未减少，反而有加强的趋势。我称后一种情况为“精神领域内的通货膨胀”。滥造和伪造精神“典型”就属于这个范围。这同样是精神滑坡，甚至更是。
我们中国不是没有精神辉煌的时候。有，在先秦。我一直有一个憧憬：想回到先秦去做一回中国人，或者说做一回中国男人。中国现在比较有问题的民族是汉族。汉
族中比较有问题的是男人。女人还不错。这有点象成都平原。成都的男人很一般，女人却很出色。中国女人很容易冲向世界。而我们男人最缺乏的，还是缺乏思想。
先秦男人，个个顶呱呱。你们不信可以到兵马俑去看看。虽然是一种没有生命的陶俑，但是那种气势，那种无往不胜、无坚不摧的气势，令人震撼。先秦的思想是最
活跃的。从汉武帝把最有男人味的一个男人给割了之后，中国的男人开始雌化。中国的思想再也没有达到春秋时期那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态。我背了很多唐诗和
宋词，三四百首吧，我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情诗是世界之最。其中大部分是怀念女人的诗。你很少见女人怀念男人的诗吧。倒有女人骂男人的诗。花蕊夫人的诗大
家都读过吧。她就是成都人。诗中写道：“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是讲赵匡胤灭蜀时，男人都不战而降，真没用，我深宫中一个女人能有何作为？只
觉羞耻！绝大部分情诗都是男人写的。卿卿我我。最近网上还有些话，我一看就恶心。说“生活就像被强奸，你不能反抗它，你就享受它。”这句话绝对是男人想出
来的。我有一个发现，精神越是萎靡，素质越是低下的民族，越欺负和蹂躏女性。中国妇女自古来在自己国家就无地位，裹了胸不算，还要裹脚。有人做了个统计：
自秦以来，封建礼教大概杀害了二十亿中国女人，包括溺婴之类的恶习。象棋就很能代表民族的性格。东西方民族都强调国家领袖于国于民的重要性，所以中国象棋
和国际象棋都以“王”的存亡作为战局输赢的标志。不同的是，国际象棋多了个法力无边的“王后”，左冲右突，英勇无比，是权力地位与才能的高度统一，这是西
方民族固有的妇女观的体现。生为中国女人，不幸啊。生为中国男人，同样不幸。男人一定要坚强，二要宽容，三要善待和尊重女人。除此之外，男人要有特立独行
的思想，同时要有坚强的体魄。坚强的体魄和坚强的思想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很难想像一个人没有坚强的体魄他有坚强的思想，也很难想像一个人他有坚强的思想
而不具备坚强的体魄。这正是我，一个中国男人的自白。柏拉图认为，培养一个理想的公民，最重要的要对他们进行两种教育，体育和音乐。音乐使人变得文雅，体
育使人变得强壮。但仅仅有音乐，会使人变得文雅而柔弱。如果仅仅有体育，又会使人变得强颈而野蛮。体育更重要的是培养一种精神。我们空军的乔清晨司令员，
就是男人中的男人。他六十多岁了，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刻苦锻炼，数十年从不间断。你看他，每一个汗毛孔都透着精气神儿。我虽不如乔司令，二十多年来也天天
坚持锻炼。我不是在锻炼身体，而是在磨炼意志。今年我爬了三次峨眉山。第一次是在冬天，下大雪。我穿着钉子鞋，从万年寺停车场开始爬，到金顶，三十一公
里，用了三小时五十分钟。第二次天气比较好，用了三小时十九分钟。当时峨眉山管委会的人不相信。历史上爬峨眉最快的人，也要六至七个小时，你三小时登顶，
绝无可能！后来他们派公安局的同志一个在万年寺，一个在金顶，双方共同卡表，掌握我的时间，才不得不叹服。他们说：“这个纪录，要写进峨眉山县志中去。”
第三次就是前天，我做了充分准备。都是哪些准备呢？睡好觉。喝足水。派战士预先上山，把猴子看住。因为猴子会拦住你要东西吃，耽误时间。我想突破三小时。
结果不行，用了三小时九分钟，已经是我的极限了。登到山顶，俯瞰大地，身体累极了，精神却欢愉极了。这不是征服，而是抗争。这属于精神领域内的问题。象阿
甘一样，我身后也有一大批追随我锻炼的人，象导四师政委王春波、北空秘书处副处长廖野、刘伟宏等。
我的结论是，第一，没有精神信仰的生命，是一堆物质垃圾。第二，精神就是激情。信仰也是激情。第三，中国严格说是没有宗教的。在中国，历史就是宗教。权力就是宗教。没有宗教，是不可能有信仰的。我预测，在未来五十年内，宗教界可能会有一场争论。科学界也可能会有一场争论。
二、大一统的思想与认知
刚才我讲到，先秦是中国文化最灿烂辉煌的时期。这一令人神往的时代结束在两个人手里，一个是秦始皇，一个是汉武帝。秦始皇统一中国，从形式上确立了中国的
国家模式。汉武帝独尊儒术，从思想确定了中国的国家模式。如果说秦始皇还算有功的话，汉武帝则是有罪了。秦始皇是“焚书坑儒”的。儒教在秦代是不可能形成
大气候的。现在看来，儒家以外的任何一种学说，都不会比它对中国人民的心灵杀伤更烈。
①理论。秦始皇统一中国，却并没有提出大一统的理论。大一统理论是谁提出来的呢？是董仲舒。“大一统”这三个字是他两千年前原话，一字不
差。非常奇怪的是，两千年前董仲舒提出的这个思想，和我们现代的思想如此接近，简直没有距离，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秦始皇坑杀了几千个儒生，却怎么也没
有想到他的行为竟然被儒生所接纳，并发扬光大。在这一点上，东西方也有相似之处。基督教在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前，屡受罗马皇帝的压迫，也是杀人，焚书。
看来，要想发扬光大一种宗教，首先要镇压它。每一个宗教在兴起的时候，教徒和教会都需要一种殉教精神。你的镇压，正好给它提供了这么一个契机。
大一统的本质是高度一元化的秩序。最关键的链接词是“一”。人间世上只有一块天，只有一块地，只有一个国家，只有一个统治者。江山必须统一。思想必须统
一。权力必须统一。行动必须统一。大一统的全部内核，用一个汉字就可以勾勒出来。这个字就是“王”。上面一横代表天。下面一横代表地。中国一横代表人民。
而那一竖，从顶到底的一竖，则代表统治者。天地间万物都属于统治者。连人的思想的意志也属于统治者。大一统给中国带来了广袤的国土，却给中国人民的思想上
制造了广袤的沙漠。国土在扩大着，思想在停滞着。最后思想的停滞也带来了国土的停滞。秦以后，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思想家，就是此理。没有思想家也就没有科
学家。中国人四大发明都属于技术上的火花，而非科学的火焰。
由于中国的宗教中没有永恒的神，所以中国人就把他们全部的愿望都投向了统治者。他们不惜把人间一切最美好的词语变成对领袖的颂歌。苏联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提
出一个口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结果后来就变成了“一切权力归党中央”，最后演变成了“一切权力归斯大林”。中央绝对在地方之上。核心绝对在中央之
上。前苏联包括所有垮台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是人治，而且是“一人治”。在大一统这面旗帜下，全社会只能有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是谁的声音？就是统治者的声
音。只能有一个权力，就是统治者的权力。不仅集中一切权力，而且集中一切真理。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统治者究竟是先获得权力还是先获得真理，还是二者同时
获得？这是鸡和蛋、蛋和鸡的关系。大一统最害怕的是什么东西？历来的中国统治者，最害怕的是自由，特别是思想的自由。自由是人性中最根本的东西，是人们生
存的最高形式。西方宗教是一种思想束缚力量，但自由恰恰是从这种束缚力量中产生的。因为西方宗教不反人性，而儒教反人性。中国和欧洲几乎同时起步，秦选择
了统一，欧洲选择了分裂的小国。但是今天一比较，大家都看到，欧洲这些小国的形成，实际上恰恰是人们自由意志的体现，因此它代表先进，代表人性。今天欧洲
和欧盟的统一，也和秦始皇的统一有根本区别，绝对不是一回事。国土可以统一，但思想不需要统一，也不可能统一。
千年来，中国思想界万马齐喑。大一统观念摧毁了中国古代思想的进步。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专制主义，由专制主义必然衍生出蒙昧主义。这种情况直到邓小平主持
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好转。我上大学时，有人对我说：“中国不需要思想家。”我说：“你错了。你干脆说中国不需要思想就行了，还加个‘家’字干什
么？”人应当有思想，哪怕他的思想是个错误的，也是有胜于无。我们教育孩子的目的，不是要让他们彼此相像，而是要让他们彼此不相像，不一样，要追求不一致
性。我们应当感谢不一致性，它使人类生存，它使历史前进。但中国永恒的悲剧是，一些没有自己独立思想的人总是批判那些有独立思想的人，而且批判得那么理直
气壮，那么趾高气扬。我算是个有一点独立思想的人，因此显得有些睥睨一切。我平素律己极严，生活上不啻是个苦行僧。除了锻炼，我几乎没有任何爱好。除了家
和办公室，还有电影院，我哪儿都不去。我从未进过歌厅、舞厅。但我的思想却是极其奔放的，自由的。和我的行为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我渴望象鸟一样在天空
翱翔。我给大家讲个秘密，很奇怪，我睡觉老梦见我在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就像只鸟一样，跑着跑着一加速，两只胳膊一扇，我真的飞起来了。我怎么
梦见老在飞呀。莫非真的是“挣破庄周梦，两翅夹东风”吗？我常常在空中俯瞰大地。不是象坐在飞机上那么俯瞰，而是我自己飞翔着象鸟儿一样俯瞰。这是否与我
精神上总是俯瞰四周有关？但我的思想常常不见容于现实。倘若一个人想平庸，阻挠者很少；倘若一个人想出众，阻挠者很多。我并不想出众，我只想讲真话。对有
些同志而言，是“一个人可以有讲不出的真话，但不能讲假话”。对我而言，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讲真话生，讲假话死。”讲假话不是对不起别人，首先是对不起
自己。我这个人道德上是有缺限的。我心里常常闪过一些坏念头。我的心底残留着阴暗的角落。在道德品质上，我上不如我爸爸，下不如我儿子。我爸爸当军副政委
时，他所在的那个军的军政委曾经给江青写过信，军区要我爸爸揭发批判他，并许诺：只要揭发，我爸爸就能当政委。爸爸说：“都是一个战壕里爬出来的战友，我
干不出来那种事。”大军区首长说：“刘建德你糊涂呀！”结果我爸爸副军职一直干了十四年，到退休。我儿子五岁时看电视，看到海洋动物锐减，从此再也不吃海
鲜，直到现在。与他们相比，我低下得多。我在北空当主任时，某人给我送了×万块钱，想提职。我把钱退回去了，也没给他提职。但以后每次推荐干部，我都不由
自主地想到这个人。这可真够卑鄙的。上次在贵州，我接见驻贵州的团以上干部，讲了这番话，下来后有人对我说：“政委你那么大干部，这么说合适吗？”我说，
怎么不合适？我讲的是真话。如果大家都不讲真话，那就让我一个人来讲真话好了。欲上天堂，必下地狱。我愿意做思想先锋，我愿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我连活
着都不怕，还怕死吗？在中国，讲真话真难啊。但我还是要讲真话。我为什么如此？我为什么孜孜不倦地如此，即使碰得头破血流也不退缩？那是由于我太爱这支军
队，太爱共产党了。“我把党来比母亲”。儿子对母亲能不讲真话吗？儿子如果欺骗母亲还叫儿子吗？我常常想起那些革命先烈。他们一直在云端中看着我们。北空
通讯处长王鲁冀的爱人曾是三十四师的专机服务员，是个非常好的姑娘，得了癌症。今年寒假，儿子返校。她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对儿子说：“我不死，你不许
回来。好好学习。我死了，你才可以回来。但你要记住，妈妈不会走远。妈妈会一直在你身边，用眼睛看着你。”多么坚强的女人！临死前，她给年迈的老父亲打了
电话：“女儿不孝，不能为您老送终了。”我们应当时时刻刻感到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们，这双睛睛是组织的，人民的，先烈的。李先念主席当军长时，手下有一个
英勇善战的师长，叫熊厚发，二十四岁。西路军失败后，他跟随李主席一起撤往祁连山。这时，他的师政委逃跑了，还偷了李主席一匹马。熊厚发大怒，猛地一拍，
把胳膊拍断了。我问李主席：“拍桌子呀？”李主席说：“哪有桌子拍？是拍在石头上！”后来伤口化脓，不能随部队走，留下养伤，被马匪俘虏，押至西宁，绑在
炮口上用炮轰死。马匪把其它战死和被杀害的红军师以上干部的尸首用毛毡包起来，用火车运往南京邀功。天气寒冷，尸体冻得硬梆梆的，居然可以不用人扶就直立
在车站月台上。排成一排。我看到了那张照片，当时我的眼泪就淌了下来。想想先烈，我们凭什么患得患失！我写过《大国策》和《对台作战，危险评估》，有人说
我有亲美倾向。那他们是没读懂我。真正读懂我的反而是美国人。美国人一直对我非常注意。当年对我是不错的，数次邀请我赴美访问，学习，很下功夫。但是最近
他们在研读了我的思想之后，知道我骨子里是个彻头彻尾的爱国者。如果按照我的思路走，美国永远不可能从中国占到什么便宜。最近我得到一个准确的消息，美国
中央情报局列了一个我国党政军干部的黑名单，名单上都是坚决反美的、不可能被和平演变的、“死硬的”共产党员。我的名字赫然在列。还有熊光锴副总参谋长
等。
不允许讲真话，围剿讲真话，是大一统观念带来的恶习。针对此，我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不要宽松的绞索。宽松的绞索也是个绞索。“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再也不
能重演了。那时，我们的民族连沉默的权力也没有。1968年党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在这个会上确定了刘少奇被戴上三顶帽子，叛徒、内奸、工贼，开除出
党。胡耀邦后来讲，在这个会上所有的人，包括胡耀邦在内，都举了手，只有一个人叫陈少敏，新四军五师的。她把头埋在胳膊弯里趴在桌子上，不举手。后来康生
阴沉着脸问她，你为什么不举手？陈少敏说，这是我的权力。你看看我们要求的权力，仅仅是一个沉默的权力。
②大一统的结构。大一统的整个构架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个人必须属于集体。集体必须属于一个人，即统治者。下必须服从上。上必须听
从一。这种结构下的政治体制既强大又脆弱。何谓强大？强大就是没有一丝缝隙。封建王朝的制度是非常完整的。尤其是中国的封建王朝。为什么脆弱呢？就是一旦
它出现一条缝隙，就会轰然倒塌，它就撑不住。上面有绝对权力，下面必须绝对的依附。所有问题都是治民。这个问题到今天也没完全解决。一谈到从严治军就是治
兵，一谈到从严治国就是治老百姓。国家架构的整个方向都是对着老百姓的。只知道有民族不知道有民权，只知道有君主不知道有民主。大一统的结构还有着显著的
标志：统治者终身制，终身制不要说不是资本主义的，它更不是社会主义的。终身制是世界上最残酷的一个制度。最近我看了个反腐败的材料，大概是哪个纪委弄
的，里面用了朱元璋的一句话。明朝是中国最坏的一个朝代。朱元璋几乎是最残暴的一个皇帝。朱元璋说句什么话呢？他说，你们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东西，守着
自己的那点工资过日子。这就像井底的泉，虽然不满，但是每天可以汲水不会枯竭。意思是你别去贪污。看起来很对，深想不行。我们守着那点井水过日子，你呢？
你拥有一个大海。为什么我们只有井水而没有大海？你一个人凭什么有大海？无产阶级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居然用这种人的话来当座右铭，实在可悲的可以。这么一个
小小的细节，暴露了我们同志头脑中残余的封建观念，也就是大一统观念。我当过作家，也许是职业习惯吧，我很爱从细节中发现本质。细节的力量很大。一个女孩
子和一个男孩子在谈朋友，到电影院里去吃冰棍，吃完了以后，女孩把包冰棍的纸始终在手里拿着，直到电影看完。这个男的说，就是她了。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谈
恋爱，这男的离开酒店房间时候，把所有的房间的灯一一关上。这个女的说，就是他了。他们看的是什么？细节。
大一统的结构决定了我们的社会体制。有些事情我们怎么也想不明白，但只要看清了大一统的本质，一切就可迎刃而解。譬如跑官要官问题。跑官本身并没有错，关
键是看你往哪儿跑。非大一统结构的社会，必须往下跑。大一统结构的社会，只能向上跑。美国人想当总统跑不跑官？想当州长跑不跑官？跑。他是向下，朝老百姓
那儿跑。为什么？因为老百姓有决定权。在我们这儿，是台上的人决定台下的命运；在人家那儿，是台下的人决定台上的命运。我们跑官，向老百姓跑，能行吗？为
什么？权不在你们这儿。在哪？在上头。你只有向上跑。
③大一统与暴力。大一统一定是伴随着暴力的。秦始皇用暴力统一疆土。接下来的历代统治者用暴力统一思想。统一思想也许需要更大的暴力，因为
这里面包括精神暴力、心理暴力，当然还会有行动暴力。统治者统治人民用暴力。被统治者反对统治者也用暴力。自董仲舒提出来大一统的理论后，中国就没有出现
过和平的朝代更迭，无不伴随着暴力。它的规律是统一——镇压人民——人民造反——推翻王朝——再统一——再镇压。这是一个怪圈。黎鸣说：西方人的思维方式
有进化论特征。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循环论的特征。自从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后，中国只有权力战争，没有思想战争。当然更没有宗教战争。宗教战争属于思想
战争的范畴。你们看到没有，我们从来没有思想上的争论。没有思想上的战争和战役，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次战斗。粉碎“四人帮”之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讨论算是一场伟大战役。有人讲中国知识分子是思想上的失踪者。因为没有思想啊。一代代相传下来的没有思想的链条。中国的思想史是一部习惯性的流产史。人的
思想资源和历史资源无数次被浪费。大一统绝对不是共产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这一点毫无问题。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不到一点大一统的影子。克林顿说，我
们距离共产主义也许比中国更近。他为什么敢说这话？因为他看到以我们现在的社会结构、思想结构、文化结构，要想步入共产主义还很遥远。
我一直认为，中华民族是个非常残暴的种群。这与大一统是分不开的。思想上的暴力演化为行为上的暴力。行为上的暴力又演化语言上的暴力。鲁迅是深恨汉语中的
语言暴力的，他甚至提出要彻底改变汉字。他说：“汉字不亡，民族必亡。”毛主席后来主张汉字走拼音文字的方向，显然是受了鲁迅的影响。当然我还不这么看。
汉字与语言暴力没有必然联系。语言暴力属于思想范畴。当然还有餐桌上的暴力。到成都大街上走一趟，还真有点血腥味，令人心悸。什么“生抠鹅肠”啦，“点杀
果子狸”啦，“活杀鸡鸭”啦，等等，虐待动物令人发指。这次波及全国的非典型性肺炎，现在已经搞清楚了，就是广东一个人在杀果子狸的时候，把自己的手割破
了，果子狸的血和他的血混在一起。病毒从动物身上传到了人身上。这种病毒和埃博拉病毒、艾滋病毒一样，都是从动物身上来的，但在动物身上不发病，到了人身
上才发病，一发病就控制不了。这不仅是对中国人的一种惩罚，这也许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惩罚。昨天晚上电视上有这么一则新闻：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上，一只小
鸟突然飞进球场，不幸被劲飞的网球击毙。击中小鸟的运动员神情沮丧，立即中止比赛，跑到小鸟前面向它下跪。此情此景，让人深受感动。我们一些同胞在对待自
然和生命的态度上，与其相比，反差很大。在中国，候鸟珍禽，经常惨遭杀戮。
在古代中国眼里，动物算什么？人也不过是一头会思想的牲口。黄巢起义时，河南有个农民军将领叫秦宗权，部队出去打仗从来不带干粮。他说：人多的是，带什么
干粮。他就带着俘虏行军，饿了就杀俘虏吃。他把俘虏叫两脚羊。他还给人肉起了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想肉”，为什么呢？人肉好吃呀，吃完了还想吃。他喜欢吃
人肝。把人绑在树上，剖开胸膛取出心肝，当下炒了以后拌着喝酒。他吃喝完毕，那个被取肝的人还在树上哀嚎不已。我们汉民族的身上有一种残酷的基因。有一股
残忍的血流在流淌，一直流淌到今天。古时候满门抄斩，从老杀到小，有的尚在襁褓中的孩子，就是在熟睡时抱到刑场上的。还有些年幼的孩子跟大人一起赴刑场，
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还向一路围观的老百姓要糖果吃，有说有笑。看的人都落泪了。就在我们四川，“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个村庄把地主、富农都押到山上去
活埋。坑已挖好，十几个“地富反坏”分子瑟瑟发抖。一个民兵气喘喘吁吁地跑来，说，上面已来紧急通知，不能杀人。公社书记端着茶杯慢悠悠地从一边走过来，
环视了一下现场，又慢悠悠地说：“既然已经来了，放回去也麻烦。反正明天就不杀了吧，今天还是杀了吧。”十几条人命就这样断送了。有一个地主的媳妇，这时
已是年逾花甲的老太太。造反派把她和她小孙女抛进坑里。老太太紧紧搂着小孙女。造反派往坑里铲土。小孙女不懂事，说：“奶奶，迷眼。”奶奶说：“等一会儿
就不迷了。”这个故事，读来令人心酸。我当兵时去乡下支农，看见兽医给猪和牛做手术，工作完毕，还仁爱地为猪或牛的刀口抹一些香油，为的是减少痛苦和消
毒。可我们在枪毙张志新时，怕她喊叫，割断了她的喉管。做这个手术连一点麻药都没上。同志们，文革永远不能忘记。忘记文革就意味着正在发生另一场文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