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ckson/译
他们自称是“人民民主联盟”，但是他们的目的让人很难相信这叫民主。在192天的抗议运动中，他们让整个泰国陷入了瘫痪，封锁首都两机场达八天，围堵总理府长达数月。12月3日，政府领导走下统治宝座，民主联盟也自行退去，这场夺取了多人性命的“街头政治”终于结束了。难道之前流亡到海外的统治者会在未来竞选上总统？“人民民主联盟会回来的，”联盟领导人林达明对他的支持者起誓道，在示威期间他曾对数万支持者说到“必要的时候，用鲜血战斗。”
泰国曾经因为他的民主体系存在这片独权泛滥的地区而感到到欣欣自喜。而今天，这座东南亚小国却陷入了民主政治危机。17年前，这里推翻了军人独裁统治，国家进入了民主制管理，而在2008年，政府却因民主制更迭了三次，现在的新政府总理阿披实因为前任政府支持者的抗议行动不得不推迟了就职演说。现在的“人民民主联盟”立场不定，这个由中产阶级精英组成的联盟曾是1992年民主运动推翻军人统治的中坚力量， 而他们的所谓的终极目标“新政治体系”却是个模糊不清，反复无常的纲领。现在他们的要求是要政府制度逐步回到以前独裁时代的委任国会代表执政。曼谷朱拉隆功大学(Chulalongkorn University)的政治学教授Thitinan Pongsudhirak说到：“我们正在目睹一场彻底的政治退步，难以相信泰国的民主走到了今天的这个地步。”
今时今日，类似的情况在亚洲的很多国家时有上演。二战之后，大多国家都摆脱了殖民统治，可以说21世纪的亚洲预示着民主制的到来。过去几十年，亚洲大部分地区所表现出来的政治体制都是民主制，但是有些地区——像是缅甸，朝鲜，老挝，越南和中国，仍旧是独权国家。过去十年间，有20个亚洲国家举行了总统选举，很多都顺利地完成了政权的交接。
不过在2008年，亚洲人民对民主政治逐渐地失去了信心。泰国和韩国民选领导人尽管两年前深受爱戴，但还是可以见到针对他们的大规模街头游行抗议行为。巴基斯坦和东汶帝也顺势而行，承认民主制的失败。马来西亚苦受政府管制不力的痛苦，证明了简单的选举制不能保证民主制健康发展。选举混乱让外蒙古感到措手不及，而与此同时孟加拉国正打算在12月29号进行民意投票选举，利用足够的选票迫使具有军事背景的统治者下台，让人民联盟能长期坐稳政坛。在1986年上演的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人民权利运动的菲律宾，而今也陷入紧急状况之中。台湾，11年前的总统选举标志着华人社会第一次民主选举，而现新任总统也正面临着严峻挑战。
还有印度，孟买的恐怖袭击显示了民主政府的无作为，连保护公民不受人身伤害的基本功能都做不到。而日本，这个老牌民主国家？近几年，首相的轮替像潮流一样变换迅速。
亚洲民主制在很多方面所面临的挑战都凸显了其制度的年轻。西方民主制已经经历了几个世纪，就算是这样，他们对民主的理解还是有局限，就如温斯顿•丘吉尔对民主制的假设“如果世上只有民主制，那么民主制就是最差的政府制度。”亚洲的绝大部分地区，民主化进程只有几十年。尽管有很多国家认为他们自己是民主制国家，但是“自由之家”在2008年对25个亚洲国家进行政治和人身权利状况的调查中，只有5个国家能认定为“自由”——先不管这些，就问题的实质：过去一年里亚洲所发生的事情，它还能实行民主吗？
在民主化的初期，犯下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如果因目前政治的混乱而允许改变民主制，那么亚洲的这些国家就会对民主制的概念产生厌恶，认为民主制所产生的就是社会混乱，政府无能或是官员腐败。在南韩、外蒙古、台湾、泰国、以及菲莉宾，政府的研究报告表明，多数居民认为目前的民主化进程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少数居民认为有积极的改变。随着对集权制度带来的痛苦记忆不断消却，人们对独裁统治的思念开始蔓延开来。有些人甚至呼唤亚洲应该有所谓的“亚洲价值”，一种融合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价值体系（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的影响，市场经济遭到了人们唾弃）。不过这种价值体系会让裙带资本主义在缺少民主的权力制衡制度下泛滥成灾。在泰国以及亚洲的其他地区，很多知识分子不屑于西方模式的民主制，不认为民主制就应统一标准。“人民民主联盟”成员Visitchai Kemajitpan 说到：“你不可能期望我们这能有像欧洲或是美国那样的民主制，我们应该有自己指导思想的民主制。”
当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向上时，就不会有这样争议性的观点。不过目前亚洲面临着全球金融危机，灵活善变、反应迅速的政府领导才是最最重要的。而在西方，对经济恶化的恐惧却诞生了美国近代史中最为激动人心的总统选举，不过这次选举对亚洲民主的刺激作用却很小。日本国会目前仍未能决定经济改革的方案，而马来西亚和泰国也在政治斗争中的泥潭苦苦挣扎，无力顾暇依赖于西方的出口型经济。实际上，亚洲政府没有做到民主的最基本承诺：代表人民的意愿。以前，亚洲人民是因为贫穷和饥饿才站起来反抗政府。经济在发展时，政治很少会变革。在今天，多数亚洲人都是丰衣足食的，很多人还是中产阶级。所以，人们对政府的可靠性、透明性、公正性的要求却渐渐淡忘了。变革也就无从谈起。以下是亚洲民主没有做好的四个方面经验分析，以及亚洲可以怎样改进民主的分析。
1、调动全民投票
亚洲有全世界5分之3的人口，但是过去十几年没有哪次选举可以选出一个让人广泛支持的领导人。为什么呢?原因之一就是人民对他们的领导人的基本要求是不同的。尽管亚洲民主调查显示多数亚洲人支持大多的民主理想，但是他们对选举出来的领导人的约束权利远远小于欧洲国家甚至是南非的国家。举个例子，在南韩，调查显示几乎有三分之二的民众认为只要是道德高尚的领导人，就可以全权委托他处理任何事情，即使违反法律。
这种“领导人应是圣人”的思想使得亚洲人表现得不像是公民更像是愚民。军队——亚洲政治思想里的另一重量级角色——可以不受公众的压力去干预政治。看看曼谷的白领女士满心欢喜地把康乃馨献给在2006年倒戈泰国民选总统的士兵们的样子。亚洲人民往往用极端的手段推翻政府，像是上街游行或是聚众抗议。
这种改革的冲动是可以理解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股改革浪潮席卷了从菲律宾到南韩到泰国到台湾的整个亚洲大陆。但是这些聚会抗议是主张推翻独裁者的，而不是民选总统。在亚洲大部分地区的政治体系中，可以用投票的方式来弹劾无能的领导人，而用街头游行的方式来赶领导人下台是没有必要的。当然，世上没有完美的竞选体系：例如，在亚洲一些国家的村子里存在买选票的现象，这很让人头疼。但是只有经过几轮的竞选循环，民主制才能巩固和发展。
某种程度上，政治教育不力是竞选结果不够真实的原因。对于穷苦农民，建筑工人或是街摊小贩，用上街游行的方式去反政府、进行政治改革比在投票箱里选择领导候选人来得更加容易简单。亚洲的教育体系里，大部分学习都是靠人资助的或是机器学习，政府很少教育公民学习公民权利或是讲明负责任的领导阶层对公民的重要性。不过现在，原来支持“人民民主联盟“的泰国人也意识到，连续数月的街头游行是不好的。这场抗议运动可能得到它想要的结果，但是整个国家却面临着经济衰退，原因就是这场运动吓走了众多外国投资者和游客，外商与游客会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稳定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2、建立权利制衡制度
亚洲传统的遵从意识使得一党专制容易接受，一党专政会造成壮大自己，排除异己的现象。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自独立后都是一党执政，日本也是由自由民主党统治。“自由民主党已经统治50年了”，东京的一位宪法专家Arne Fahje说到，“这样在民主政治里是行不通的，对国家来说更是不利。”
而其他的国家受“传位”民主的影响很深，就像是巴基斯坦的Bhutto-Zardaris家族一样，他们家族似乎是天生的领导人，只要是竞选，他们都会被选上。担任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总统都是前任总统的女儿，而三月份竞选的马来西亚总统则是前总理的儿子。现在的日本首相既是前首相的孙子又是上任首相的女婿，而他前两任的首相则分别是以前的首相的儿子和孙子。
除非选民能学会如何识别不带任何家族或是党政光环的竞选者，否则亚洲地区就摆脱不了外人对他们的不懂得如何实施民主制的惯性评价。John Stuart Mill曾写过关于束缚现代民主原理方面的著作，他认为印度离开英国的统治会变得“野蛮”，也许他们更适合专制统治。殖民统治理论的假定是亚洲人还没有文明到可以实施民主的地步。
新近独立的亚洲国家取代了白人殖民者统治的地位，而且，管理得比白人预想的要好得多。Mill所怀疑的对象——印度，尽管有3000个种姓、22种官方语言、10种宗教信仰，尽管有暴乱冲突，有宗教极端分子，但是它现在已成为全世界人口最稠密的民主制国家。实际上，孟买遭遇恐怖袭击后，城市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陷入混乱。1949年，处于印度社会的贱民阶级的安培德卡尔，称民主是“印度社会的华丽外表”。而今天，属于贱民阶级但平时喜欢铺张浪费的魁马雅瓦迪(Mayawati Kumari)，是目前国内的名气最大的政治明星。“事实上，像魁马雅瓦迪一样的基督徒女性是有机会成为印度的总理，”历史学家Ramachandra Guha说到，“这是印度民主化的骄傲。”但是很少有其他的亚洲国家能感受到此种骄傲。
3、扶持司法机构独立
在亚洲，人们倾向于给大人物投票，这样就制约了权利制衡机构约束领导人手中权利的能力。媒体常常被封住了嘴巴，不敢发表真实评论。据“无国界记者”报道，2007年至少有17位亚洲记者因发表真实评论而丧生，在巴基斯坦有250民记者被政府强制拘留。“巴基斯坦政府无法建立一个可以维持民主政治系统正常运行的独立机构，因而无法很好地解决冲突事件” 马萨诸赛州塔福兹大学研究南亚政治的历史专家Ayesha Jalal说到。
在大多数亚洲国家，法院被认为是妥协于权力的部门，巴基斯坦前法院律师公会主席艾察兹认为其司法部门被“束缚”住了。权贵达人可以在司法系统之外游走。韩国首尔的高丽大学政治学教授Choi Jang Jip就韩国国情说到：“在人们意识里，法律面前，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而在泰国，这种意识更为严重，上月，人民力量党的创始人和他的两个搭档被给取消党政权利，这被他们的批评者认为是“正义的政变”。尽管对他们三人操纵选举的行为处罚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法院判决的速度却过于草率。在听完法庭辩论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拥有9人的法院陪审团就宣布解散了泰国政府。
一两个案子的草率决定就会会使法院威严荡然无存，而恢复法院的威严则需要花好几十倍的努力。近些年，马来西亚的高等法院就受到贿赂法院和丧生司法独立性的困扰。11月，一位人权积极份子在一场进行13年的控诉国际人权组织是捏造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同月，马来西亚的法院推翻了国务大臣处决发表异论的记者的决定，记者无需关进监狱。这两起案例可能不够出名，但是他们的意义却非同寻常。坚持反对司法腐败的政治家Lim Kit Siang认为，这两起案例的胜利是“自由言论和司法独立的代表之作”。
除非亚洲人能在自己的意识里认为法院应遵循法律而非政治判决，否则民主就不会在这片土地上成长。司法公正依靠的是司法的独立，但也依赖于政治领导人对自己权利的克制，因为谁也不知道在下次竞选出来的领导人会不会破坏司法公正。
4、发展公民权利意识
正因为有众多的先进份子带领着亚洲人民，亚洲人民才有勇气去进行人民独立运动。在殖民统治时期，公民权利意识就已经在这片地区里孕育生长。佛教徒占隆。西蒙——人民民主联盟的领袖之一，1992年泰国民主运动中的先锋。在今年的示威游行中，他上街游走，想要推倒贿选出来的领导人。这位73岁的老人和其他反对联盟一样，相信泰国的民主已经变质——参选人买选票，投票的乡村选民没有受教育——这样的选举根本没有存在的意义。
以前是民主的拥护者，而现在对民主政治有强烈反感的这些人，可以说是现在抵制民主制的代表人物。在亚洲，公民社会意味着建设公民道德。民主积极份子既要有能带领民众进入民主社会的能力，又要有能在领导人进入独权统治时站出来说话的勇气，这两点对民主积极份子来说很重要。站出来为公民权利说话的斗士很多，而领导层中站出来为公民权利说话的人很少。菲律宾的Jaime Cardinal Sin和印尼的作家Pramoedya Ananta Toer就民主斗士的代表。现在在亚洲，也许统治者的滥用职权不像在Marcos或是Suharto时期那样过分，所以，这些激进份子抗议声也渐渐少了。不过，除非那些公民权利战士能继续去保护他们的家园，否则他们前辈所做的努力就前功尽弃了。幸运的是，这些人还在。在印度，曾经的边缘群体，像是贱民阶级，部落人群和所谓的丛林居民现在就在享受着土地使用权、参政权等他们的上一代做梦都在想的民主权利。“这些进步都是得益于多年来人民对公民权利社会的追求，”政治分析家Manoranjan Mohanty说到。“这些斗争为印度民主的将来保留了希望。”
不过，本世纪也有个最让人欢欣鼓舞的选举产生：200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整个亚洲人民都在开始问，谁会是他们国家的奥巴马，谁可以跨越党政斗争，改善国家阶级分化。亚洲的一个国家已经证明了他可以做到这一点。就在美国选举之前，在印度洋有着美丽的珊瑚海的群岛国家马尔代夫，进行了民主选举。Maumoon Abdul Gayoom统治马尔代夫长达30年，是亚洲在位最长的领导人。不过在11月11号，他在国家举行的第一次多党选举后和平退位。他的继承者是一位名叫Maumoon Abdul Gayoom的人权积极分子，曾多次被Maumoon送进监狱。现年43岁的Maumoon Abdul Gayoom在就职典礼上说到，他希望这届政府能成为“国际社会的好榜样”。亚洲需要这样的榜样，而世界更需要这样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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