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bullog.cn/blogs/DNA/archives/230800.aspx
我和逍遥老师的争论的焦点，正如逍遥老师指出的，达赖喇嘛是否允许藏人信仰自由，是否允许藏人接受自由人权的思想，比如卢梭之类的思想，是否政教合一，是否要恢复农奴制度。其实很多方面我和逍遥老师的价值观虽略有差别，我基本上也赞同他的观点，我也欣赏一个开放自由的制度。所以关键点在于对事实的认定。
首先是达赖喇嘛关于西藏的政治体制的观点。众所周知，西藏流亡政府的体制是三权分立制。三权分立制度似乎是孟德斯鸠先提出来，和卢梭的思想当然也并不冲突，想必逍遥老师了解得比我更清楚，因为他显然是很了解卢梭的。
如果逍遥老师不相信我说的话，可以去这个网站看看西藏流亡政府的政府解构和宪章，人家在六十年代以后就政治改革了，不要拿以前的说事儿。根据现在的西藏政府法规（或达赖喇嘛自己的提议），达赖喇嘛本身是可以根据投票被废除的。
http://www.xizang-zhiye.org/b5/ex/
摘录一点达赖喇嘛政府的宪法给逍遥老师看，希望他能够相信达赖喇嘛是允许别人信仰自由的。
第 二 章 基 本 權 利 和 義 務
第 九 條 法 律 面 前 人 人 平 等
全 體 西 藏 公 民 在 法 律 面 前 一 律 平 等。 不 分 性 別、 種 族、 語 言 文 字、 宗 教 信 仰、 僧 俗、 貧 富、 出 生 地 和 社 會 地 位 與 職 位 以 及 其 他 情 況， 可 以 平 等 享 受 本 章 所 載 的 各 項 權 利。
第 十 條 宗 教 信 仰 自 由
各 種 宗 教 在 法 律 面 前 一 律 平 等。 任 何 藏 人 都 可 以 享 有 思 想、 智 慧、 信 仰 的 自 由、 擁 有 以 單 獨 或 集 體 方 式 信 仰、 修 持、 加 入 教 會 以 及 講 經 宏 法 等 進 行 各 種 宗 教 儀 式 的 權 利。
第 十 一 條 議 會 選 舉 與 候 選 人 資 格
除 依 法 失 去 選 舉 權 利 者 外， 凡 年 滿 十 八 周 歲 的 西 藏 公 民 均 享 有 選 舉 權； 除 依 法 失 去 被 選 舉 權 者 而 外， 凡 年 滿 二 十 五 周 歲 的 西 藏 公 民 均 享 有 被 選 舉 權。
第 十 二 條 基 本 自 由 和 其 他 權 利
除 了 基 於 藏 人 當 前 和 長 遠 原 則 或 人 民 利 益 而 被 有 關 法 律 禁 止， 以 及 由 議 會 製 定 的 公 務 員 在 職 期 的 有 關 限 製 而 外， 任 何 西 藏 公 民 均 可 享 有 以 下 權 利 與 自 由﹕
生 命、 意 願、 財 產 等 的 權 利。
言 論 自 由。
行 動 自 由
發 行 和 出 版 報 刊、 雜 誌 以 及 著 作。
非 攜 帶 武 器 的 和 平 聚 會。
訴 訟 期 間， 不 具 備 條 件 者 免 費 獲 得 律 師 和 翻 譯。
成 立 和 參 加 宗 教、 文 化、 經 濟、 協 會 等 各 種 團 體。
根 據 自 己 的 知 識 在 西 藏 政 府 或 所 屬 機 構 平 等 地 參 加 工 作 的 機 會。
經 營 符 合 所 在 國 法 律 的 商 貿、 房 地 產 以 及 其 它 業 務。
未 滿 十 四 周 歲 的 兒 童 不 需 參 加 勞 動 等。
关于教育，达赖喇嘛流亡政府在西藏建立的学校是按照印度的教学制度安排课程的，印度的学校是否可以宣传卢梭、孟德斯鸠或甘地的思想，逍遥兄似乎不必怀疑。不久前美国的李江琳女士刚刚在那里考察回来，还带了不少照片，逍遥老师可以去这个论坛找李江琳（笔名寒江月）： www.duping.net 。另外，西藏之声网站的宪章规定孩子要在居住地当地就近入学。达赖喇嘛的政府有很多接受西方教育的留学生。达赖喇嘛本人是否如逍遥老师所认为的不许人家接受其他思想呢？恰恰相反，他亲自以身做则，学习现代物理学、进化论、脑神经科学之类的思想，甚至参加脑神经科学家的研讨会——当然是以非科学家的身份参与，谈谈打坐的感觉。
如果进化论、脑神经科学和现代物理学之类的东西都不能算其他思想的话，我们还可以听听达赖喇嘛的惊人言论：“如果科学证明我们的宗教教义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修订教义。”
下面这一篇是达赖喇嘛的著作的摘录，逍遥老师一定没有读过，否则他就不会有这样的偏见。
达赖喇嘛: 当佛法遇上了科学
(博讯2006年10月03日)
我从来没有受过科学训练。我的科学知识主要来自三方面：阅读杂志上重要科学故事的报导，像《新闻周刊》（Newsweek）之类的杂志。或是收听有关科学事件的广播，例如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科学节目。最后，是我近年来阅读的天文学方面书籍。
近三十年来，我有很多机会和科学家开会及讨论。过程中，我总是企图掌握科学思想的潜在模式与法门，以及特殊理论或新发现的涵义。但我对科学，却还有另一种更深层的想法：科学不仅涉及了对「现实」（reality）的了解，科学还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它如何影响伦理道德与人的价值」。
这些年，我接触得比较多的科学领域有：次原子物理、宇宙论和生物学，其中包括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由于我受的智能训练主要是佛学思想，因此我当然会常常想到佛学核心观念和主流科学想法之间的出入。这本书是我长期思考得到的结果，也是一位来自西藏的僧侣，对我们这个充满了气泡室、粒子加速器、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等现代设备的世界，所进行的一趟知性之旅。
在我到印度之后很多年，偶然看到一位西藏佛学思想家在一九四O年代的一封公开信。写这封信的人叫根顿群培(Gend__ Ch__hel，是dge-vdun chos-vphel的音译），他是西藏学者，不但精通梵文，还兼通英文，这在当代是绝无仅有的。一九三O年代，他在英国统治的印度到处旅行，足迹遍及阿富汗、尼泊尔、锡兰等地。这封信是他旅行各地二十年之后所写的，令我着迷。信中明白指出，佛学和现代科学之间的对话，在很多地方都能使双方互蒙其利。我也发现，根顿群培的观察有很多都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可惜这封信没有引起预期的广泛回响，部分原因可能是在一九五九年我到印度之前，没有正式印行。但是看到这封信，一股暖流在我心里涌现，原来我在科学世界里的摸索并不孤单，早就有西藏前辈做过同样的事了。更令人开心的是，根顿群培还是我同乡，是安多（Amdo）人。在这么多年之后，看到这样的一封信，真让我感动。
记得就在几年前，我和一位嫁给西藏人的美国女士有段有趣的会谈。她听说我对科学很感兴趣，并且计画和知名的科学家们对谈之后，很担心，她警告我科学对佛教的生存是有妨害的。她告诉我，历史证明科学是宗教的杀手，也认为我想和科学界的代表建立友谊，是不智的。
在个人探索科学的过程中，我认为，我是把脖子伸出去了。我之所以有信心在科学界探索，乃因为我有个基本信念：科学和佛学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均是以严谨的验证来追求现实的本质。如果科学分析很明确的指出某些佛学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就应该接受科学发现的事实，放弃这些观点。
在我的内心，算是个有国际观的世界公民。因此，科学家有一项共同特质最能感动我：他们乐意彼此分享知识，丝毫不受国界的限制。即使冷战期间，国际的政治局势形成极度危险的两极对峙，我发现东西两方阵营的科学家还是有非常好的沟通管道。对身处于政治领域的人来说，这根本是无法想象的。我认为，这就是真正四海一家的精神。知识不是哪里个团体或国家的私有物品，而是全人类共有的资产。
我对科学的兴趣还不仅是个人因素而已。对我和很多其它人而言，西藏主要原因就是我们不够改革开放、不够现代化。因此，到了印度，我们为西藏难民儿童设立学校，使用现代化教材，这是西藏首次的科学教育。至此，我终于了解，现代化的本质在于引进现代化的教育，而现代教育的核心则必须掌握相关的科学与技术。我亲身参与这项教育改革计画，鼓舞了那些处理僧务的同仁。他们的主要任务本来是教授传统的佛学思想，现在也把科学放进僧侣训练的课程里。
随著对科学的认识慢慢加深，我逐渐了解，科学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还是只在物质世界打转而已。当然，传统的佛学在这方面和科学相比，不管是理论或诠释，都是非常粗浅的。但是，在此同时，就算是科学发展最进步的先进国家，人民仍持续经历到各种苦难，尤其是在情绪和心理层面。科学所能带给我们的最大好处，是有助于缓和人类在物质上或肉体上的苦难；至于精神上的苦难，则只能靠对人心品质的提升与态度的转化，才能处理与克服。换句话说，要追求根本的喜悦，增进人的基本价值是绝对必要的。因此，从人性本善的角度来看，科学与灵性（spirituality）并非毫不相干，两者对我们都很重要。我们需要这两样东西，来缓和生理与心理的苦难。
这本书并不想把科学与灵性（或许我应该说佛学，这是我最熟悉的思想）统整在一起。我只是想探索这两个人类最重要的领域，看看能不能建构出一个更全面、更整体的方式，来了解周遭环境；利用已发现的合理证据，去深入探索可见与不可见的世界。
我不是以做学问的方式，来处理佛学与科学之间那些可能可以融合与不能融合的论点。这一点就留给学有专精的学者去做。然而我相信，灵性和科学都追求一个更远大的目标，就是真理。因此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两者应该是具有互补功能的法门、应该都能从对方学到许多，若能够充分合作，将更有机会扩大人类知识和智能的视野。不仅如此，经由两大学门之间的对话，我希望科学与灵性能对人类的需求和福祉，提供更好的服务。
除此之外，我把自己学习科学的历程公诸于世，正是希望遍布全世界的数百万佛教信徒能严肃看待科学，并且接受它的基本发现，把这些看法纳入自己的世界观。科学与灵性的对话，其实已历史久远，尤其是在基督教的信仰世界里。但在我自己的佛教系统，也就是藏传佛教，由于不同的历史、社会与政治因素，和科学的全面接触都还是很新鲜的事。关于科学能带来什么东西，目前尚不明朗。不管每个人对科学的观点如何，对于自然世界的了解和对人类生存的事实来说，你我都不能忽略演化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真知灼见。这就是我在本书里强调的世界观。或许，和灵性的接触当中，科学也可以有所学习，特别是碰触到更宽广的人世议题─从伦理到社会的各层面。当然，佛学自身有其特有的见解，如古老的宇宙论和初浅的物理观念，这在科学知识帮助之下，可以做些修正而提升。我希望本书的出现，能有助于科学与灵性之间的愉快对谈。
由于我的目标是想探索当今世界最深奥、最重要的议题，我希望能尽量和最多的人交换意见。有监于科学和佛学在推理和立论上都非常复杂且大相径庭，我知道这并非易事；为使讨论能够顺利进行，我偶尔会简化议题。
我很感谢两位编辑，即我长期以来的翻译图登京巴（Thupten Jinpa）和他的同事艾斯纳（Jas'Elsner），他们帮助我理清自己的想法，同时以尽可能流畅的英语表达。我还要感谢很多人，他们对原稿提供了许多意见。最重要的，我感谢所有和我见面的科学家，非常有耐心的为我这样一个迟钝的学生，不厌其烦的解释复杂的科学理念。他们都是我的老师。
摘自<< 相对世界的美丽---达赖喇嘛的科学智慧>> ，达赖喇嘛 著 蒋伟文 译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
再和逍遥老师谈一下《阿姐鼓》的问题。很凑巧，我也非常喜欢《阿姐鼓》，先后买了好几个碟子，还不断加大低音喇叭一直到16寸。
阿姐鼓说的是人皮鼓的故事，但是逍遥老师不懂的是：藏传佛教和其他佛教一样，不杀生，一般是取尸体上的皮，但是也不反对极少数人的献身。以前有不少自愿献祭的人，主要是信仰坚定的人，包括一些地位很高的喇嘛（也就是逍遥老师说的奴隶主）。根据佛教教义，人身是臭皮囊，以前有燃指供佛燃身供佛的，在佛经里有记载。其实肉体被做成器具最多的不是普通人，而是德高望重的大喇嘛之类的人物，他们死了，有些肉、脑髓要给人吃，骨头做法器，头盖骨做成容器，皮剥下来做各种用具。农奴和犯人层次太低，一般是没有资格做法器的。所以，大多数的法器都是逍遥老师所说的“奴隶主”的身体做的。
人皮鼓，是一种常用的法器，一般是意外死亡的少男少女，生前人品很好的，家庭信仰坚贞的，他们的皮才会被当作法器。这不仅不是一种酷刑，更是一种尊荣。所以逍遥所以为的阿姐鼓的传说，一定是人皮鼓到了汉人区的误传。
活人奉献肉身的行为在藏传佛教里面确实有，但是非常少。自愿奉献的行为绝对不是逍遥老师所猜测的酷刑，而是和燃身供佛或者释迦牟尼把自己的肉割下来给老鹰吃差不多的一种行为。同样的，站在藏传佛教的角度看，汉人死了不布施尸体种福田，似乎是很遗憾的。
藏传佛教的有些巫术听起来很恐怖，比如说传说中神乎其神的“男女双修”，一定不符合逍遥老师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我是看了《金枝》和一些佛经之后才在网上偶尔了解一小点藏传佛教的常识的，那些巫术和《金枝》所记载的原理相通，所以觉得很好理解。至于这些方面的知识，或者宗教学硕士寒江月女士可以给出更好的答复。
以上内容，纯粹与逍遥老师交流。
昨天半夜，有人告诉我逍遥老师发贴跟我讨论。因为夜深困倦，只能匆匆谈了几点，未能涉及更多方面。对逍遥老师的很多立场，我应当明确表示自己的观点，因为逍遥老师是值得讨论的人。
1、
逍遥老师对“奴隶主”达赖喇嘛能够成为民主斗士一直抱怀疑态度，他问我：“我希望饱君真诚的回答我，如果你下意识的觉得，他这样做岂不是成了大傻瓜！”实际上我并不认为他傻，相反，很英明。
历史上“奴隶主”变成“XX斗士”的并不少。逍遥老师研读过佛学，当然知道释迦牟尼老师是如何放弃奴隶主的特权去出家修行的。西藏的邻国不丹，国王是个和达赖身份相当的奴隶主，最近也在搞民主改革，不知道算不算民主斗士？不知道算不算太傻？
在中国，曾有个最大的“奴隶主”光绪皇帝，从他最后的阅读书目看，主要是孟德斯鸠、卢梭、西方各国宪法。他要搞宪政，搞议会，从一个独裁的皇帝变成一个宪政皇帝，算不算朝民主方向迈步，算不算民主斗士？
逍遥老师以“奴隶主”的身份对达赖喇嘛诛心，也算是一种合理的猜想，却不是一种符合概率足够大的诛心。（本人素来喜欢诛心，有文为证。）
从人性自私的角度对达赖诛心，我认为一个追求国家民族富强进步的政治领袖才有成就感，而不是当一个被社会诟病的奴隶主更有成就感。在当今社会，要获取自己的名声和国际地位，只有和现代文明接轨才是最佳的策略。所以，我认为达赖具备了当民主斗士的心理动机。
我和逍遥老师都在诛心，只是我的诛心技巧更高明一些。某些读者反对我对郭泉诛心，却支持逍遥老师诛心，也算出乎我的意外。
至于达赖喇嘛有没有允许信仰自由，关键在于他是否允许他人接受其他的思想。正如逍遥老师指出：佛教思想如果有了别的思想制衡，就不会有太大的危害。现在的西藏，达赖喇嘛不仅允许引入别的思想，还主动带头学习进化论、宇宙学、现代物理、脑神经科学之类的知识，这算不算有了制衡呢？
逍遥老师说：
如果，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达赖已经这样做了。那我收回所有的怀疑，并真诚的祝愿他早日得偿所愿。他立刻在我心中上升到足以媲美甘地和曼德拉的程度。记住我们所追求的是人类的自由和民主，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愚弄民众，不要自欺欺人。没有道德上的标杆，没有相应的理性制度设计，其结果难道会比gcd更好，我对此深表怀疑。
我对逍遥老师这段话非常欣赏，我们要的是制度，不是英雄。我很欣然看到西藏流亡政府从50年代的制度变成现在三权分立、信仰自由的制度，并坚持了很多年。也很欣然看到达赖喇嘛从一个奴隶主变成了民主斗士。
逍遥老师说：
“ 任何企图美化历史上西藏人民的生活的人，都是对极端专制的颂扬，假如他们不是由于无知。这样的人，谈论民主和自由，也许根本不是我们想要的那种民主和自由。”
达赖喇嘛老师正是看到西藏旧体制的种种弊端，而开始政治改革的。达赖不美化历史上的西藏生活，只是说：中国现在的政策不是大多数西藏人愿意接受的。
2、
逍遥老师对达赖喇嘛的不信任，来自于对中共的不信任。他说：
不错，也许他现在的确做了些民主的事，但如果你了解一点点gcd在延安时做的事，也许会更有利于你思考达赖的事。我说一点，当时许多美国记者，谴责国民党腐败专制，而延安的gcd，民主清廉。
对此事我本来想说“洗脑”，考虑到逍遥老师不喜欢洗脑这个词，我换一种说法：这是逍遥老师在接受信息不全面情况下的思维判断。
对延安，我确实了解一点点。我看过《延安日记》、《延安一日》之类的部分章节，也读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耳闻过贺子珍和江青史沫特来争风吃醋的八卦，我还知道延安整风的事，知道延安种鸦片的事，知道杀害大量刘志丹党羽的事，我还知道有个王实味因为反腐败反特权被杀掉的故事，我怎么就没得出延安时期的GCD很好的结论呢？不知道为什么逍遥老师能够得出这样奇怪的结论。至于很多美国记者说延安GCD的好话，我知道的不超过3个记者（其中一个还是毛的情人），还是在大陆的宣传中得知的，海外似乎很少有这样的宣传。
3、
逍遥老师问我：
最后，向你再次请教，“达赖喇嘛所主张的未来西藏的社会好坏，似乎更应该由藏人的价值观去判断。善恶好坏只是价值判断，不是事实判断。” 这句话真的很高深，我读不太懂。我尝试把它翻译成我读得懂的形式，就是，所谓那些我们看起来的酷刑和残忍，要由西藏人自己判断，如果他们认为这很好很强大，那就是我们多事自作多情，是你所说的“逍遥老师的另一个思维弱点是过于强烈的善恶观念”！……我再翻译你那句话，是不是可以这么说，“gcd所主张的未来中国的社会好坏，似乎更应该由中国人的价值观去判断。善恶好坏只是价值判断，不是事实判断。”我想现在我们所做的事，从人数上看，我们绝对不占优势。否则，何至于现实会是这个样子。中国政府可以用你这个民主人士的这句话，去应对国际上的多管闲事者。
我要说的是：逍遥老师的翻译完全准确无误。作为一个经常被读者误解的写手，我感谢如此正确的解读和毫无歧义的翻译。对于 GCD所说的未来中国的道路，比如一党制或多党制，比如独裁或民主，比如专政或宪政，确实应该由中国人民按照自己的价值说了算。前提是在新闻自由、信息不受操控的前提下举行全国的公投或自由选举。
但是逍遥老师这句话是错误的：“我想现在我们所做的事，从人数上看，我们绝对不占优势。否则，何至于现实会是这个样子。中国政府可以用你这个民主人士的这句话，去应对国际上的多管闲事者。”
首先， 从杨佳这样的杀人刀客受到欢呼看，“我们”占了绝对的多数。从GFW的防卫和网管疲于奔命的和谐来看，“我们”也占了大多数。不信可以到一个中立的海外论坛去看一下，比如说那个谁都可以发贴的博讯网，除了一些明显的五毛帖子，您可以看到“我们”绝对是大多数。
可以说，在中国人具备了西藏流亡政府所具备的选举、三权分立、公投等制度的是时候，国际上多管闲事者不会很多了。
4、
涉及佛教的几个话题。逍遥老师说：
另外你说所谓众生平等乃是指众生都可成佛，不是指社会地位。众生都可成佛，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释迦在当时虽然没有着重强调社会地位，那是他深知社会现实。但是，他起码在他的追随者中，创建了平等的乌托邦。一个人出家，就得抛弃从前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一个妓女只要出家，那她的地位和一个王子出家是平等的！！！！这一点，也许你没在意过，也许你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我第一次知道的时候，深感震撼，不足为外人道也。
而后世禅家丛林制度，以及名言，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所有这些，难道不让人深感惊叹吗？也许禅是所谓的修正主义，但我掩饰不住对它的好感。
我想指出的是：释迦牟尼并不要求弟子全部出家，只是出家与不出家相比，更容易修炼。他也没要求别人放弃财富，比如他讲法的给孤独园精舍的主人给孤独长老，就是个亿万富翁。从佛经看，释迦牟尼虽然说平等，也是有私心的，比如他儿子、他老婆、他姨母，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修炼，他都许诺他们成佛。
至于逍遥老师深有好感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则是根本违背佛法的。比丘出家了就不该有财产，以乞讨结缘，不从事生产经营，这是释迦牟尼的教诲。
5、关于洗脑的观点以及一些误解
逍遥老师说：
假如你说的真的有道理，那我们还在这里发什么，有关民主和自由的文章，还有何意义和价值？你不停的说我被洗脑被洗脑被洗脑，我想问问你，那些西藏人被洗脑没有？是他们被洗得严重，还是我被洗得严重？我想你大概不会认为，我比他们更严重，很好，那请问，既然你连我这个被轻微洗脑的人都想挽救，那么对于那些被洗得更严重的西藏人为何无动于衷。
最后，我对所谓洗脑说说我的观点，洗脑这个标签在我眼中毫无价值，用来骂人都不妥当。人但凡不是白痴，就总会被某种思想洗脑，你不可能重建人类文明，你必须先学会说话学会识字，看前人和今人的文章，吸收其中的思想。这个所谓学习的过程，就是被洗脑的过程。但只要有怀疑和实证精神，被洗脑一点也不可怕，最终你会得到你自己的见解，无论它最初来自哪里，但经过你自己的加工和修饰后，它将成为你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见解，摆脱一个鹦鹉或者照相机录音机的层次。达尔文也曾被基督教洗脑，但他从科学研究中，摆脱了那种洗脑，并强烈的反对它。
我和您的共同点是相信任何人都可以被洗脑。我和您的不同点是不相信普通人的理性足以在信息高度不完全或者高度不对称的情况下有摆脱洗脑的能力。洗脑，就是利用信息控制，让你自己的大脑去作出判断。怀疑、实证、理性，其实是洗脑中可以被利用的东西。在洗脑过程中，信息控制才是关键。出于对逍遥老师习惯的尊重，我试图用“接受信息不全面条件下的思维判断”来代替洗脑，但是太罗索，有时候还是觉得洗脑这个词比较简练。对于逍遥老师是否摆脱了洗脑，或者跟流亡藏人相比谁被洗脑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今天不说（李鹏老师教我的）。
有一点是肯定您猜错了。您说：“那请问，既然你连我这个被轻微洗脑的人都想挽救，那么对于那些被洗得更严重的西藏人为何无动于衷。”我并没有兴趣挽救一个被洗脑的人。因为这是公开的辩论，我只是向旁观者表明我比你正确，而不是要挽救你。我更没兴趣去挽救那些“被洗脑”的流亡西藏人，他们在海外没有GFW，没有真理部，没有民乐台干扰他们收听广播电台，孩子们在印度的学校，按照印度的学校标准读书，如果这也算洗脑的话，那些在中国国内的人被洗脑的程度会更轻？
西藏流亡政府是一个没有实力控制每一个流亡者的空壳政府，即使在印度，他们也不能设立监狱关押政治异议人士，也不能动用坦克去压反对派，也不能用真理部下令关闭印度的任何一家报社或媒体。每一个流亡藏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面对这样的人，我要是去挽救他们的“被洗脑”，简直是笑掉大牙。
顺便说一句，现在想挽救他们的是中国大陆政府，不是我。我不是中国 政府公务员，也不是共产党员，没有挽救他们的义务。
6、对于西藏历史，逍遥老师还是有一些误解：
我支持他们争取自由和民主，但绝不会支持他们企图复辟更加血腥和暴力的专制制度。他们的历史信用太差，而宗教的洗脑作用如此巨大，我甚至怀疑，在西藏这样的地方，就是标准的民主走向它反面的合适之地。难道我们希望，把伊朗伊拉克这样的恐怖国家，搞一个来放在身边不成？
首先，我们比较一下历史上的西藏和中国的任何一个朝代，没有证据显示西藏比中原政权更血腥更残暴。那个上书的老班禅说：1959年之前，西藏没有大规模饿死人。一个历史事实是：蒙古人接受了藏传佛教后，杀人也不那么凶悍了。
无论宗教的洗脑作用多大，正如逍遥老师说的，“起码佛教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圣战，也没有利用战争的手段强行推广宗教的重大历史事件”。既然有如此的历史，既然西藏人又深信佛教，既然境内外的西藏人即使在现在这样的绝境都没有变成恐怖分子，那么为什么逍遥老师能够猜想未来的西藏会成为一个伊朗和伊拉克那样的国家呢？
以上内容，纯属与逍遥老师辩论玩（而不是要宣扬我的政治主张，所以对我的任何指控，概不认账。）匆匆未及深思，若有辨艺上的不妥之处，请大家多多指教。
逍遥老师的原文，请观看相关博客链接。
http://www.bullog.cn/blogs/DNA/archives/230800.aspx
http://www.bullog.cn/blogs/dna/archives/229592.aspx
帮逍遥老师摘录一些资料
发信站：格道网 http://www.gettao.com
关于达赖喇嘛不满于旧西藏制度，而决定政治改革
1961 年 3 月 10 日 西藏XXXXXX二週年 紀念日公开演讲节选
在印度、尼泊爾、不丹和錫金的西藏同胞們，我們肩負沈重大任，隨時 準備回到家園，建造更利樂雄偉的獨立藏國。新西藏需要成千上萬身懷技能的同胞，帶領西藏進入和諧的民主精神環境，也不流失固有文化、宗教傳統與清淨心靈。
在中國佔領的期間內，我被迫流亡之前曾與噶廈致力於土地與其它改革，但眾所皆知中國刻意阻撓這些計畫。共產黨強迫對藏人進行徹底改造，我體認出這些強迫性質的改造，將把西藏人改成為思想與經濟的奴隸 。
中國進行的改革違反聯合國憲章及世界人權宣言。我 理想中的改革是能保存思想、道德和宗教自由，進而引領出均富的社會。因此，我想強調曾在達爾豪斯說過的話：「要將西藏變為富裕、強大與活力的國家，那些享有特權和擁有大批土地的寺院或貴族，必須學習如何與百姓共處，並且幫助平民。」我更指出：「改革必須是來自多方面的，政府體系更要進行深度改革，讓人民能更熱絡與政策及國家的執政。建構進步的政治與宗教機構的大任，重責皆由藏人共同肩負。」
我正在草擬憲法與經濟架構議案 ，這些遠瞻性的規畫，將在近期內呈送給在印度的藏民代表和鄰近國家參考，最後由全西藏人民決定。
某学者文章节选
在他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曾经谈到他的社会理想。他说:
"我开始非常热衷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配合的可能性；我愈读马克思主义，就愈喜欢。这是一种建立在对每一个人平等、公正基础上的系统，它是世上一切病态的万灵丹。就理论上来说，它唯一的缺点是以纯然物化的观点来看人类的生存。这种观点我无法同意。我也关心中共追求他们的理想时所用的手段。我觉得非常僵化。虽然如此，我还是表达了入党的意愿。我确信，迄至目前仍然确信，有可能综合佛法和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真的可以证明那是一种有效的施政方式。"（注解一，第108页）
达赖喇嘛认为，为了要让西藏能够继续生存，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要重新思考，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宗教地位、建立法治国家的重要性，甚至连达赖喇嘛的地位也要重新定义。他认为佛教本身的中心思想对他的作法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佛教与世界上一些主流宗教的精神不同，它是个具有容忍精神的宗教。佛教很容易适应现代化的世界。佛教的教条和个人自由的要求没有任何冲突。在人类史上，佛教从来没有发动过战争，从来没有人为菩萨而杀人。（注解四，第263页）
一九六一年，他在流亡中在西藏宪法草案提出有关达赖喇嘛一职的重要条款，"为了正式脱离神治，展开民主政治，我加入一条规定﹕只要国民大会三分之二票数通过，就可解除达赖喇嘛职权。很不幸，'达赖喇嘛可以罢免'这种念头，令很多西藏人大吃一惊。我必须对他们说明，民主完全符合佛教的原则，而且几近专制的坚持保留这项条款。"（第199页）
"在所有的人类社会里，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地发挥他的创造天分。这只有在民主社会中才有可能。就本质而言，独裁与共产主义制度是反民主的。西藏人由于对达赖喇嘛的基督崇拜，而屈服于他的选择与决定，不相信自己的判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对达赖喇嘛的身份地位加以重新考量的原因。在中国也是一样，当然原因不同。每一次一位高级领导一说话，整个世界都得听从他的才行。这不是个好办法。"（注解四，第263页）
他强烈地主张政教分离，他说，"如果我们得以重返西藏，届时我将不再负有实际责任，根据民主原则，我们应有不同的政党。"只要西藏六百万藏胞的基本权利获得适当的保障，他愿意永远不重返西藏。（99年3月21日，《中央日报》）
法国记者董尼德在《西藏生与死》一书中说，"很多对西藏有兴趣、有研究的西方知识分子认为藏传佛教本身就是一种向现代性完全开放的哲学。她已经不再是陈旧过时的东西，也不再是阻碍人类解放或是社会融入的绊脚石。"（注解四，第88页，）
这一切和达赖喇嘛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到，他的这种努力在藏族社会中的所遇到的阻力。
达赖喇嘛的平民特质
在他的自传中，他说，在诺布林卡宫，如同在布达拉宫，他大部分时间都和洁役人员在一起。即使在很年幼的时候，他就已经很讨厌礼仪和形式。他不喜欢和政府官员在一起，喜欢和仆从为伍（注解一，第43页）
他认为，让一名僧侣接受那种神圣的尊崇，甚至五体投地的礼拜，是完全错误的。要习惯如此，对他来说，十分困难。通常，他总是想要回礼。当他尽力克制自己这样做时，却往往发现手已经不听指挥地独自行动了。（第228页）
步入流亡生活，他就开始礼仪改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坚持所有的礼节都要研商简化，并且厘清，"因为他不想再让西藏人对他行那些大礼。他说，"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尤其和外国人往来时。如果他们发现真正的价值，这些外国人更会回应它。保持距离就很容易使人们远离。所以我决定完全公开，把每一件事都公开，不要躲在礼节后面。我希望以这种方式使人们视我为凡人。
我也规定我接见任何人时，他或她应该坐在和我相同高度的椅子，而不是传统礼节中的我坐在高位，觐见者坐在较低的位子。"（第179页）
"我自己从小就学到，希望当领袖的人一定得时时亲近老百姓，否则很容易被周围的顾问与官员误导，他们很可能出于私心，不希望你把事情看得太清楚。"（第212页）
“西藏人民的自由斗争并不是为了我个人的职位或其他利益，明确这一点很重要。早在1969年我就明确地确定要由西藏人民来决定已经延续几百年的达赖喇嘛之结构传统是否还要继续延续下去。1992年我在一份官方的正式公告中明确指出：一旦我们获得一定的自由而返回西藏，我将不会在西藏政府中担任任何职务，而且也不会接受任何其他的政治职务-----当然，如我常讲的那样，在我的有生之年，我真诚地希望能够为人类与生俱有的善良价值和促进各宗教间的和谐关系而效劳 -----同时我还宣布届时西藏流亡政府将会被解散，未来的新的西藏政府的工作必须要由目前在西藏境内的藏人负主要的责任。我还坚信未来的西藏必定要有不分宗教的民主制度。因此，所谓我们的斗争是为了恢复旧制度的说法是对事实的歪曲，西藏境内和流亡的藏人都已经完全走出了西藏的旧制度，没有任何一个西藏人还希望恢复旧西藏。与此相反，我们刚刚流亡国外时就开始致力于流亡社会的民主化，一直到2001年实现了流亡藏人的政治领导人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未来我们还将继续在人民中推广对民主制度和民主意识的认识。”
达赖喇嘛论政教结合（有别于政教合一）
“西方如美国在他们的宪法和制度上都要向上帝宣誓等，不管是否有此名目，我认为事实上就是政教结合。在整个社会结婚、生死等仪式都按基督教进行。政府官员在就职时要求手放在《圣经》上对上帝宣誓。在这种形式下我认为已经成为政教结合。当然这不同于由一个“喇章〞掌握权力。有关政教结合与民主制的问题，由一个喇嘛的喇章掌权，这在民主制下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刚流亡到印度，在为实施民主而起草《西藏未来宪法》时，鉴于如不能改变达赖喇嘛的职权，就不具备民主的组成要素，因此在《宪法》中规定如有必要，经人民选举产生的议会三分之二议员的通过，即可以改变达赖喇嘛的职权，这是实行民主的主要标志。随著流亡社会民主制度的发展，顺带回应中国政府宣称我们是为了恢复旧制度或争取达赖喇嘛地位的说法，我在1969年西藏抗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说明﹕西藏获得自由后，将建立怎样的政府要由西藏人民决定，而且达赖喇嘛掌权的这种传统不一定会继续。到了1992年，我们明确表明﹕未来西藏获得名副其实的自治后我们要回去，达赖喇嘛在历史上所有的职权将转交给西藏民主政府的领导者，这是向民主阶段的迈进。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某个喇章掌握政权的现象在西藏未来的任何时候都是不可能的。从八思巴时期产生的政教结合的制度应该结束了。”
如果说政教结合指的是由喇嘛掌权的话，那在未来是永远不会实现的。已经走入历史的这种制度最后收场的角色大概要由我来扮演了。”
http://www.bullog.cn/blogs/DNA/archives/232088.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