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看邓小平与华国锋斗争的政治艺术

核心提示：邓小平抓住了两句话，“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华国锋
无回旋之地。
              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的华国锋
              这是1976年1月19日的《时代》封面，“周的继任者邓小平”。
              向“两个凡是”挑战，既需要政治勇气，又需要政治艺术
              “两个凡是”从哲学上讲是站不住脚的，从政治上讲是保守的、停滞
的。但是，对当时的既得利益者，也就是坚决执行“文化大革命”路线而得到权力的人
而言，“两个凡是”是必须固守的防线。守住了这一防线，
              就保住了既得利益。从当时的群众感情上看，“两个凡是”还有相当的
基础。群众这种朴素的感情被既得利益者利用，就形成了相当大的阻力。所以，在毛
泽东逝世后的一两年内，向“两个凡是”挑战是有风险的。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写了一封措辞十分巧妙的
信。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
全国人民，把党的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说这封信措辞巧妙，第一，它表现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的姿
态。不仅现在高举，而且世世代代高举。第二，毛泽东思想不仅指导“全党、全军和全
国人民”，而且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三，它完全采用当时流行的政治术语，没有
一丝“反潮流”的痕迹。但是，这封信的内容却是反潮流的。它悄悄地用“准确的、完整
的”这两个伸缩性很大的词语，替换了毫无伸缩性的“两个凡是”。

              华国锋可能还没有觉察到其中的深刻用意，5月3日向全党转发了这封
信。

              在决定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又作了题为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讲话。他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
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
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
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他这里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这一提法，扫荡了“文化大革
命”中“打语录仗”的恶劣做法，使人们能够接受。但也使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约束变得有
弹性了。

              公开场合注意策略，私下直接挑战
              在公开场合的言论，邓小平很注意策略，而在私下的谈话，他就直接
向“两个凡是”挑战了。1977年5月24日，他对王震和邓力群说: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即汪东兴和李鑫——引者注）来
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清为我平反的问
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
同志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一个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也说
过，他有些话讲错了……毛泽东同志说，他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
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
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在这段谈话中，邓小平抓住华国锋讲话中的矛盾，直接向“两个凡
是”提出挑战。
              华国锋迫于形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1976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
门，表达自己对周总理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华国锋这句话就违背了“两个凡
是”:毛泽东定的“反革命事件”，你怎么说是合乎情理的呢？华国锋在这次会上还
说:“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邓小平是毛主席亲自撤职的，让他出来工
作，不是违背“两个凡是”吗？

              邓小平抓住了这两句话，“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华国锋无回旋之
地。

              从“两个估计”入手进一步挑战“两个凡是”
              接着，邓小平从对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入手，进一步向“两个凡
是”挑战。所谓“两个估计”，是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政治结论。即:“文
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
大多数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文件是毛泽东审阅过
的。“两个估计”是压在知识分子头上的两座大山。邓小平把推翻这两座大山作为突破
口，再去推翻其他一座又一座大山。

              1977年8月8日，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开始就推
翻了这“两个估计”。9月19日，他直截了当地对当时主管教育工作的刘西尧说:

              毛泽东同志划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
地处理。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也是划了圈的。天安
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其
实，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
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
的？

              然而，要推翻这些是不容易的。在邓小平讲这番话后不久，《红
旗》杂志发表了“文化部批判组”的题为《一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批判“四人
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章中，又全面肯定了建国以来对文艺界的一次又一次大
扫荡。

唉，锋锋老实人哪能斗过权奸

寒风家园    2008-7-4      
我学《邓选》的体会
　　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邓小平写了一份《我的自述》递交给党中央。在《我的自述》中，邓小平对自己的错误和罪行（邓小平在《我的自述》中的用语）进行了深刻地自我检讨，《我的自述》结尾部分是表示态度：
　　
　　“我愿意在我的余生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做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悔过自新”，“ 永不翻案”，可谓是掷地有声言之凿凿的郑重誓言。由于邓小平的检讨态度诚恳，得以保留党籍。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林彪爆炸以后不久，邓小平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邓小平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我们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毛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现在，我依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誓言又郑重地重复了一次。毛主席对邓小平的信明确批示：“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又将他和刘少奇区分开，肯定了他的历史上的功绩。邓小平得以出来重新工作，他的“永不翻案”的誓言也向下传达，为全党全国人民知晓。
　　
　　“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来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一系列整顿措施，……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邓选三卷》81页)
　　
　　听话听声，锣鼓听音，会唱的不如会听的，会听的不如会琢磨的。在文革被否定之后的年代里（尤其是八十年代初期），说自己在文革中如何如何反对文革，说自己如何如何不赞成毛泽东，已成了无忧无惧，反而成了不胜光荣之至的露脸之事了，全国一下子露出数以百万计的反毛英雄。有些人连什么脸（廉）耻都不要了，纷纷乔装打扮成为反文革先锋。可是，他们忘记了还有个历史天平，还有个信义审判台，还有个灵魂镜子呢！那些人在洋洋得意扭屁股比赛不要脸的时候，却不料露出了小丑的尾巴--这是所有中山狼的通性。
　　
　　“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苍天啊！总算在八十大寿之后，自己供认了在一九七二年八月给毛主席写信时的“保证永不翻案”是口是心非言不由衷，早就做好了“实际上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的准备了。一旦大权在握，“主持中央党政工作”，便搞起“全面整顿”来，“实际上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什么“三项指示为纲”，什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统统都是挂起来的“羊头”，卖的都是“狗肉”。但是在当时却采取韬光养晦”的“尺蠖之术”，在嘴头上否定文革的话一个字也不说，就是闷着头搞“实际上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而在批邓反右运动中，宁可挨批判也咬紧牙关不辩解，任凭人么为他喊冤叫屈。（他当时说不定在心里是怎样嘲笑为他喊冤叫屈的人们呢？--“看这些傻冒们，根本不识我的庐山真面目是啥样！”）
　　
　　这段话是在讲了九年之后的一九九三年出版的《邓选三卷》中才公开的，即在第一次说“保证永不翻案”的二十五年之后，在重复这个保证二十一年之后，在“实际上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十八年之后，才揭开谜底。一个谜语叫人么才了二十多年，也算是创记录吧？你们说总设计师的谋略高不高？
　　
　　“要一部分人先好起来，发展一段资本主义。”（见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言的三页提纲）
　　
　　“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是资本主义。”“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的生活富裕问题。”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
　　
　　“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是资本主义。”“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况，中国就回发生闹革命的问题。”
　　
　　看总设计师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性说的多么明确呀，但那句“发展一段资本主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性，都是由设计师一个人嘴里说出来，这不是说的和写的是两层皮了吗？他说的这样严重是为了给人们吃定心丸。
　　
　　总设计师又说：
　　
　　“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邓选三卷》111、139页）
　　
　　这两个“如果”是在八十年代初说的，到本世纪1993年《邓选三卷》公开出版时，两极分化，新资产阶级，已是不争的事实。
　　
　　但在最后一个“如果”说过后，仍然印出“会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产生，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 （《邓选三卷》139页）
　　
　　总设计师多次说自己是“实事求是派”，主张“拿事实来说话”，但在不争的事实面前，仍然出版三卷，《邓选》编辑委员会是什么目的，这不是故意出我们设计师的洋相嘛！！！
　　
　　晕！！！！！！！！
　　
　　“‘一国两制’的方式, 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这不很好吗?”
　　
　　“我们曾多次劝告台湾当局,……要搞一个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的办法。”
　　
　　（《邓选三卷》89、97页）
　　
　　如果不告诉您这两段话是何人所讲，您一定会说这是大白天说梦话。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最终必有一个吃掉另一个，怎么可能永远“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呢？还说“这不很好吗?”--这很不好！因为它是不可能的，是纯粹胡弄人的。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两国关系关系中爆发性问题。如果用‘一国两制’的办法，不仅解决了中国的统一，美国利益也不至于受损害。美国目前有一股势力，继承‘杜勒斯主义’，把台湾当作美国的‘航空母舰’和势力范围。一旦通过和平共处办法解决了台湾问题，这个热点也就消失了，这些人不也就死心了吗？” （《邓选三卷》374页）
　　
　　什么叫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什么？你把人家的“航空母舰”都给打掉了，人家怎么会“死心”呢？从老虎嘴里把肉夺回来却要老虎心甘情愿，这不仅是梦话、痴话，简直是胡话了。
　　
　　“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邓选二卷》143、144页）
　　
　　“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
　　
　　“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邓选三卷》374页）
　　
　　您看有没有点实用主义的味道？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搞争论还是不搞争论，争论对自己有利时，不管白猫黑猫一起叫，对自己不利时，不管白猫黑猫通通不许叫。
　　
　　“现在的问题是粮食问题，只要能增产，单干也可以，不管白猫黑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1961年7月7日的讲话）
　　
　　“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办法，……我们都采用。”
　　
　　“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
　　
　　（《邓选三卷》130、203页）
　　
　　“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
　　
　　第一，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  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  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选三卷》164页）
　　
　　那么，“不管白猫黑猫”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能否对得上口径呢？
　　
　　毛主席在评论“猫论”时说：“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不管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就是“有用就是真理”的实用主义 。毛主席在评论“猫论”时，将帝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可谓是鞭劈入里，把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的本质给揭露出来了。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
　　
　　（《邓选三卷》104、281页）
　　
　　“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
　　
　　（《邓选三卷》281、383页）
　　
　　讲了多年，一个问题也没有解决，说明这个口号是脱离实际的，不管用的，这朵“和平花”是不结果的“虚花”。没有结果，倒是下蛋（弹）了，人家的导弹把大使馆都给炸了！看来，和平迷梦是破灭了。
　　
　　“这也反映出毛主席后期有一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性质的东西。” （《邓选二卷》347页）
　　
　　“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有秩序的工作以后，我就不再过问，不再干预大家的事情。” （《邓选三卷》310页）
　　
　　但是，两年后，却突然“南巡”，发出“春天的声音”，对党中央、中央领导人、中央工作部署，横挑鼻子竖挑眼，横加指责，打乱了中央的工作部署，导致经济发展过热，腐败加重。可是他却说，他的“圣旨”是--“象我今天这样聊聊天”。（《邓选三卷》381页）
　　
　　天啊！一个退休了的普通党员“聊聊天”的话，却是中央常委学习，中央政治局学习，全党学习。
　　
　　.难道设计师是中国封建制的家长吗？？？？
　　
　　“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 （《邓选二卷》347页）
　　
　　“虽然两个接班人都没有立住，但在当时，按斗争的经验、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也只能做那样的选择。况且人是变化的。”
　　
　　“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错……”
　　
　　（《邓选三卷》309、324页）
　　
　　这两句话一起学习，我不知道哪一句话是他发高烧时候说的胡话。
　　
　　我不相信这是设计师清醒的时候说的，一定是有病时说的胡话。
　　
　　“‘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邓选二卷》38页）
　　
　　“涉及党的十一大路线一些提发的问题，是否可以讨论？党的路线同党的一切决议一样，总是要在实践中受检验的，这是毛泽东同志讲过多次的道理。不能说一种提法一经党的代表大会通过，就不能对它的正确性作任何讨论，否则下此次代表大会怎么提出新的提法呢？” （《邓选二卷》183页）
　　
　　“要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要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也不能动。”
　　
　　“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变，谁改变谁垮台。”
　　
　　（《邓选三卷》276、、324页）
　　
　　你的“凡是”可以动，我的“凡是”却不许动，对人对己的标准具有两重性，辩证法停止了，自相矛盾来了。
　　
　　邓小平在给主席的信中说：“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的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司令部之后… …”邓小平不仅言之凿凿的承认存在一个刘少奇司令部，而且在当时中央的定性还严厉。当时是说“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而邓小平则说是“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但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说：“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就这样一笔，一个邓先生自己也声讨的“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就从地球上悄然蒸发了。这种极端对立的结论，必有一个是瞎说。
　　
　　1978年11月26日，邓小平　 对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说:"民主墙是一件好事情。"（转引自《第三只眼看中国》）。在次之前，邓小平 还对日本来访客人说：“我们的宪法是允许写大字报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评人民发扬民主而采取的行动。......应该允许人民群众发泄他们的不满，”（转引自《第三只眼看中国》）
　　
　　“民主是解放思想的条件。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邓选二卷》144--145页）
　　
　　“现在北京有个‘西单墙’，就是那些不劳动的人，经常闹事的人，‘四人帮’思想体系中毒很深的人在那里活动。。。。。。。里面实际上是‘四人帮‘思想体系统治着。“（《邓选二卷》233页）
　　
　　十一届五中全会“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其中关于‘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规定，这在保障国家政治生活的安定方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四大’不是一种好办法，它既不利于安定，也不利于民主。”（《邓选二卷》275-276页）
　　
　　觉得这里面说的话前后矛盾得很尖锐呢，他平反上台是得益于四五运动和西单墙大字报的呀，需要攻击“两个凡是”时，便大声疾呼“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说“民主墙是一件好事情”，说“我们的宪法是允许写大字报的。”等到大权在握，便用不着“四大”了，便说：“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 “‘四大’不是一种好办法“。于是就从宪法中取消了。中国历史政坛上有句名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位老先生们发挥得够淋漓尽致。
　　
　　“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讲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选三卷》274、275、377页）
　　
　　马克思是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但没有说是第一生产力。而邓小平当面“发展”，实际上是篡改，说成是第一生产力，真理走过头变成了谬误。
　　
　　稍微有一点历史唯物主义知识的人，都会知道人是第一因素。生产力是由劳动者、工具和劳动资料组成。科学技术是人类劳动经验的结晶，说到底它属于工具的范畴，是劳动者发现、发明、创造和掌握的。不论科学技术有多么大作用，它在生产力诸因素中永远也坐不到第一把交椅。
　　
　　可是让邓设计师用魔棒这么一颠倒，就玄了，就只见科技不见人了，您说这还不玄吗？
　　
　　“赫鲁晓夫上台后，不仅不帮助我们，反而对我们采取敌视政策，……很长一个时期内，美国也敌视我们”。
　　
　　“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即在建国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大体有二十年，我们完全或基本上处于没有外援的状况，主要靠自力更生。”
　　
　　这里是客观评论历史，中国过去是被封锁的国家，并不是自我封闭。
　　
　　但是到了另一个场合，却嘴上没有把门了。
　　
　　“我们过去墨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搞了许多年，导致的结果不好。”
　　
　　“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 ……”
　　
　　(《邓选三卷》223、269页)
　　
　　让我们相信哪个邓小平呢？
　　
　　“经过三十一年的努力，我们全部工交企业已经发展到近四十万个，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比解放初期增长了近二十倍，培养了大批熟练工人和上千万专业人才，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国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得多了。同一些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比，我们取得的成绩比它们大，建设速度也比它们快。” (《邓选二卷》357页)
　　
　　在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对建国后三十年的建设是肯定的。但是一变脸可就不是他老先生了。
　　
　　“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 (《邓选三卷》237页)
　　
　　这与前面不是判若两人了吗？更奇的还在下面呢--
　　
　　“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我们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总结经验，肯定了从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
　　
　　能相信这是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对自己的国家历史的郑重评价吗？前后矛盾，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尤其是最后那一段，前后仅差一句话，竟然是天壤之别，难道一个人的情绪变化就这么急剧跌谠吗？您说这个老先生的脑子是不是有点不正常？看来他在冷静的时候是比较正常的，一忘乎所以就顺嘴胡说了

不要指责他的说话,关键是要看他做了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