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彰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先生去年在《北京日报》上曾有一篇题为 “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发表，替民主说了些实实在在的好话。据传闻说作者跟当今总书记很有些特殊的关系，一时这文章被海内外许多人转载，争相评论，猜测是否是什么动向的标示。
不过，时间如流水，日出日落，象那个千百年来被用来比喻对政治清明的企盼“黄河清”至今依然是空中阁楼一样，又是一年多过去，这被称为“好东西”的民主，中国人也照旧是无缘享受，空怀钦羡；而同时，众所公认的坏东西如官员的贪污腐化、专断跋扈照旧，却有愈演愈烈之势。各地此伏彼起的官民冲突事件，显示由于缺乏制度性的沟通协调机制，社会矛盾已经积累到了一个十分令人担忧的程度，中国的政治改革迫在眉睫。
但此时，究竟如何进行改革，是否应以推行民主作为目标，表面上看上去好像已有些共识，深究起来，好像又不那么简单。人们对民主的看法也常常表现出一些摇摆。这在对一些国内外事件的评议上，如对对岸台湾民主发展上发生的某些问题的评议上都时有表现。
三月台湾大选后，政权完成二次轮替，人们对这样一个华人世界日渐成熟的民主制度的赞叹不已。但近来由于陈水扁的涉嫌贪污被逐渐揭发，让有些人因民主制度竟然选上这样一个人当总统而对民主制度本身表示失望，对其可靠性、必要性表示起怀疑。通观中国人对是否实行民主这个问题上的顾虑，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有关民族情感，民族认同，认为民族强盛是首要目标，不管如何，国家强大最重要，民主不能影响到对这个目标的达成。另外一个就是对民主可能带来的混乱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影响的忧虑——绝对不能乱，否则经济和生活都要受影响。这两点，有形无形、或多或少削弱了人们对民主的向往。尽管这些看法有其合理性，但其盲点和误区也是显然的。有许多人也对此加以讨论过，笔者这里不想赘言，只想简单提及一句，就第一点，不管怎么强大，无论是当年的德国还是后来的苏联的消亡都证明，没有民主保障的强盛是没有根基、不可持久的。就第二点来讲，国外如七十年代的伊朗、九十年代的印尼过去的经验乃至中国人自己今日的生活或许都可以提出许多证明：缺乏民主的、制度性的利益调节机制，社会的稳定从根本上是很难达成的，经济发展也很难为继；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带来稳定和和平。不过这些问题，可容以后再来讨论，这里所要讨论几句的是由对陈水扁弊案评论所再次显示出的中国人对民主理解上常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把民主制度道德化、理想化。
把民主视为一个理想的美好社会，一个道德的君子国。这种误解，欧美研究中国近代以来政治思想和政治史的学者很多人都曾指出，近代以来就是中国人对民主的理解的一个重要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近现代中国向现代政治转型中政治实践上屡遭挫折的一个认识上的原因。对人性的恶的一面缺乏必要的了解和警惕，一味地以道德的标准去衡量、设计政治行为和规范，预想政治人物，最后难免不在一个从传统的角度看“礼崩乐坏’的大历史转型中感受失望、困惑和义愤，其结果又往往在一种危机的状况下，在某些强人的蛊惑下转而抛弃民主的立场，回归到对开明君主的企望上，进而走向反民主。民众如此，许多精英也如此。
这种民主的道德理想化理解，以笔者看来，也一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是有我们民族深厚的政治道德化传统的根源的。而深重的民族危机，又强化了这种意识。很显然，在用来化解这种危机的其他资源缺乏的时代，指望依靠政治行动者的道德资源，指望奇理斯玛式的强人来扭转乾坤，救民水火，大概也是自然的事情，也不是中国所独有。而且我们知道，专制政权可能在一定时期会创造出某种道德清新的气象，但因权力缺乏监督所带来的必然的腐败，最终往往会腐蚀社会空气，败坏道德 。这种道德的腐烂，常常为主张民主的人士提供论据，也往往是他们提出民主理想的最初出发点。因此，在这种过程中，把民主赋予某种道德理想色彩也常在所难免。
但如果过度强化这一点，就难免不离开民主的本意甚至转到其反面。民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政治，只是一种平等的主体之间协调利益的制度安排，它具有道德基础——对公民权利的尊重等等，但它不以道德来确定衡量一切，也不试图达成一个道德的和谐社会。它尊重人性的缺陷这种事实，不去企望掩饰、改变它。它只争取给人发挥自己的德性提供环境，而不强迫人人去做君子好人。恰恰与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提出过的“好人政治（政府）”相反，——顺便说一句，从胡适这种自由主义大家参与提出这种设计来看，就可见本文提出的问题一直就不是个小问题。——极端点说，民主无关好人坏人，它只提供选择机制。用中国人习惯了的“有关民主是手段还是目的”讨论的语言来讲，就提供选择政治领导人和公民参与的机制这一点来讲，它是手段；就实现公民的平等参与权利，进而达成社会正义来讲，它其实也是目的。确实，民主政治很复杂，程序繁多，要求严格；不过它也很简单，只认程序和票数；它不是理想国，经它而产生的领导人很可能是个人们习惯上认定的好人，也可能是一个善加伪装、蛊惑人心的坏人。关于这方面的讨论，从古代希腊到今天，这个问题就一直不断被反复涉及。陈水扁的现象，不外乎是给民主经验特别是华人世界的民主经验添上新的一例。或许只是因上述我们提及的把民主道德化的倾向以及对台湾民主的高度期许，才让许多中国人更重视此案，更痛心而已。其实，恰恰从这件事上， 我们看到民主真正的好处，看到民主的力量：人民具有选择权，包括选择错后纠正自己错误的权利。整个国家不会因为缺乏这种人民的选择权而无可救药地导向灾难。人民可能做了错误的选择，但不会因为一次选择而全盘皆输，任何人，任何政党都不能不受人民的选择和监督。
说到这里，可能需要再一次强调的是，民主是一种底线意义上的制度，它不是一个什么“共产主义美好社会”，德化之邦，不是一个高调社会，就它尊重每个人的生活选择、承认现实这一特点上来讲，它在一些浪漫的人士眼里一向就是庸俗不堪，这也是为什么近代西方很多文人墨客讨厌它，转而倒向左派或是右派的集权思想的一个心理原因。承认人性恶的一面，对此加以防治奖惩，同时相信人心有向善的可能，通过创造良性的制度环境为从善者提供条件，这就是民主制度的人性观。显然与那种“六亿神州尽舜尧”思路截然不同。选上马英九这样具有道德洁癖的“不沾锅”当然是件好事，误选上陈水扁这样的贪污总统也不用奇怪，因为民主制度本身就是假定人都是有缺陷的，政治家因权力的腐蚀而可能变坏以及选民有短视、进行错误选择行为等等 。从陈水扁当选，到其卸任后被审查包括可能入狱，恰恰证明台湾迈过了这关键的民主一步，得到了民主这个好东西，不至于被所谓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和领导人所愚弄和欺骗。因陈水扁一案，台湾的民主和法治将更加成熟，台湾的民众或许会破除更多省籍和个人迷思，增加更多对政治人物的警惕，这些都将是台湾民主进步的保障。因陈水扁遭受的损失也会在未来的岁月里因制度的更加完善和选民的成熟而得到加倍的偿还。
从被誉为“台湾之子”到现在成为“台湾之耻”，陈水扁身上的“伟光正”的光环彻底消褪了，但世界上仍有不少政治人物和统治集团继续戴着这样的光环欺世盗名，哄骗百姓。而且政治生活上的一个吊诡就是，越是宣传伟大光荣正确，其现实政治的错误可能就越多。消除这种悖论的唯一途径，看来除民主之外别无他途，因为，比较起来，只有民主制才从根本上不相信存在什么伟大光荣正确这么一说，才对政治势力和政治人物有最多的限制和监督，包括其自我吹捧和现实政治上的错误，都无法逃遁别人的检查和批评，一个政治人物或是政治集团的真正价值和表现才能得以得到确认。这也许就是我们在认定民主不是一个道德理想制度后，依然可以赞同俞可平先生的这个价值判断“民主是个好东西”的理由。同时，也是在唱过听过许多政治高调之后，寻找最现实可行的好东西来解决我们面对的许多难题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