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利场内外的“中国化生存”困境

作者：英纳

俗世岂是盛世 “延年”方可任事

——名利场内外的“中国化生存”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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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业已成为以官场和生意场为核心构造的巨大名利场。

所有中国人都不由自主不同程度地生活在这个名利场中，独立人格者也难例外。他们能做到的，只是离这个“场”的中心远一些、再远一些，却难保不在某种情境下被卷到场子中央。这就是我的朋友、民间大诗人犀禾所谓“中国化生存”。

中国化生存是充满悖论的生存。你愈要远离名利场的中心，愈有可能被世俗认定不可理喻而共同侧目；而非利不言的相互利用结成的网络，也会轻易地将一颗安静的心卷成黑洞似的中心，然后让你愈陷愈深，不能动弹。反之，你愈想改造这个名利场，你必须愈要接近它的中心。

暂且抛开改造的理想不谈。在一个俗不可耐的浮华时代，象吸食烟土后的幻象一样，权贵与小资人群急切地想象并营造着盛世的梦境，全然不顾广大人群的不安。对这个社会来说，这些人并不去想饮鸩止渴的后果。风气所至，希望有所作为的人们渐渐消蚀了自己的生命。

虽然我自己坚持站在名利场的外面，并且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尽力求内心的安宁。但是，我仍然体会着生命被俗务一点一滴吞噬的痛感。这种立身艰难的感觉，使我常常想起先贤的事来——他们的努力，如今就象他们宏大的社会改选理想被无形和有形的力量搞得走了形一样，居然也成了绝响。

我所说的先贤事，是指谭嗣同等在湖南所立的“延年会”。

有清一代，湖南给国人的印象有二：民风强悍，最为守旧。加上财力极匮，所以，当甲午战后，维新之风兴盛，湖南一批横空出世的人物欲行变革，外界，包括时任湖广总督的洋务领袖张之洞有点当笑话看。好在，1895年维新重要人物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关键人物黄遵宪也来赴按察使，其重要僚属湖南学政也由热衷维新的江标、徐仁铸先后担任。其时，内部聚集了谭嗣同（湖北巡抚之子，才、识、胆超人）、唐才常（湖南“二百年来所未有”的神童）、熊希龄（湘西神童）、梁启超、陈三立（陈抚之子）等等青年才俊和王先谦代表的士绅集团，外部尚有湘籍大人物、两江总督刘坤一支持。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维新运动愤怒展开，湖南风气为之一新。

在开创实业有所进展的情况下，谭、熊等人迅速将维新推向更广更深的领域。他们首先开办了以熊为总理的时务学堂，请来梁启超等教习，时为1897年11月29日；同时筹办湖南最早的报纸《湘报》，以熊为主持、唐为主笔。报纸于1898年3月7日出版；其间，谭嗣同倡设“南学会”，于1898年2月21日成立开讲。在7日一讲的过程中，每讲均由巡抚、学政率众官吏临听，一时声名大噪，上达天听。在这些开创性的事件中，前述各人共襄互赞，情势可谓激动人心。大家干劲冲天，但辛苦可以想见。

因此，在南学会成立后，谭等人又创“延年会”。该会于1898年4月25日成立，会址就设在《湘报》馆内。

为什么叫“延年”呢？“天无年，无可延也；人有年，人可自延”也——受谭影响甚深的杨昌济说：“谓计人寿命之修短，不以其年龄之多少，而以其做事之多少；如做事多则虽中年亦可云寿考，如做事少则虽耄耋亦可云夭亡。”也就是说，人的寿命、精力是有限的，但是革除传统的繁文缛节，提高办事效率之后，人的精力可用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人的寿命实际上就延长了。从该会的章程（共20条）可以看出设会宗旨：章程规定了起居、办公、休息、往来、应酬诸方面，并规定入南学会者需遵行。如：每日六点半起床，学习体操；七点早膳，八至十一点各办事，十二点午膳，一至二点会、拜客，三至六点读书，七点晚膳，八至九点办杂事，十点睡觉。再如：办公必高度利用时间、提高效率，办公地点不见客，不饮酒。虽相互工作关联极多，但平时无紧要事皆以函相闻，不面晤；若遇要事必须面商，须先约时、迟到则不候、不见；商谈时就事论事、谈毕即行，不闲聊；遇延误时间者，主人可端茶送客。特别明定：即使官府来请来会，亦必照例，不可以势乱章。而请托办事，不能办彼此不见罪。复信函则每五日以三小时限。非休息日，并不得博弈、听戏等。

有意思的是，在往来应酬方面，亦规定甚详：无故不得请客，无暇不得赴席，不赴不请，彼此谅解。确需请客，只可在休息日。宴会标准，只准5盆8碟为限并不得奢侈。熟客来，不答拜，生客可答拜一次；彼此往来，非遇婚丧冠祭可不着冠带，虽生客来亦便衣接待（这一点并不容易）；庆贺酬答之信函免绝；禁止一切不庄重行为。

在湖南维新过程中，上述规定一体执行，人人赞赏。

在虚模假样的清末，延年会的做法其实是对人的革新，即所谓“新民”之道。110年过去了，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揆诸今日，中国恍兮惚兮进入了“先进”时代，国人的行事做派，俨然旧湖南矣！修身难有克谨者，工作常随心所欲。至于会议、会客、应酬，已流毒四方。无聊宴会，从官场、生意场到民间无度延伸。全国各地，到处酒旗招展，生意兴隆。君不见，所有禁酒令，都有“招商”的借口化解；4菜一汤，早就为“四盆一缸”的笑话弄成了小丑。吃喝无度，一方面为公民千夫所指，一方面又人人争先。当我们的各级领导人人酒量豪巨，小民能不各自惕励？

全社会有条件腐败、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腐败的时代，庄重躲进角落，理想弃置脑后。这样的欲望时代，足堪比之古罗马之末期。名利场中的“中国化生存”，人的尊严失却标准，人性的光辉已然寂灭，怎么能不让人怀想百年前的“延年”诸君？

我想说，国人需要“延年”以任事，中华文明需要涅槃而益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