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大救星还是… …（1）…（2）…（3）
斯文汉
题记：千秋功罪，毕竟不该鬼神评说
还在若干年前，我就想评价他了，从1976年9月10日下午3时起，这个想法就一直不曾泯灭，而今终究动了笔：
他，就是毛泽东先生，对于我们几代中国佬儿、包括1949年以前及其后的台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的命运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是福，是祸，或还有其他？
我不隐讳自我原来的思想，孩提时就开始接受了“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教育，长期以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共产党的执政，也就没有新中国… …”。
我靠了1978年12月28日闭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更靠了改革开放和信息时代的便利，在“解放思想”的要求和自我志趣的驱动下，以公民视角而就毛泽东的历史表现及其价值，作了一些非专业的断断续续研究，从而拥有了私人独立的基本见解，即：作为政治人物的毛泽东事迹，并非是如在他生前宣扬的那样始终是一位“伟大、光荣、正确”的人物，至少不是一个泽被人间的“红太阳”！
1.遵义会议前的毛泽东
神或类似于神、或超过神的头衔，是不应该赋予毛泽东的！就是说了这句话，我可以因此“掉头”、坐牢而决不改口，因为根据就在于他历史的既往，就在于事实写就的一个凡夫俗子如何脱颖而出及其政治轨迹，是谁也抹煞不了的！
普通学子：
毛泽东出自于华南腹地的普通农家，少年时代托福于父母而就读了私塾，继之又得新学并赴长沙考进“省立一师”，抒传统文化之长有诗词见友朋，蒙民初自治之恩承教育于诸贤，其此期表现尚不出湖湘领域，倒以才学、情旨在风华儿女关系上已具备可以冷落“父母之命”婚姻的发妻，于不被道德所诛的自由境界，但较之黄兴、宋教仁等乡贤同龄作为则有不及，仅“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之诗词功夫，未必就强于如汪兆铭“引刀成一快，何惜少年头”那般襟怀！
热心政治的草根青年：
毛泽东与同学们搞反对校长行动、结伴去北平请愿和相约去海外留学，再交好于杨门闺秀又受其父举荐，可在北大图书馆觅了管理差事，但无享胡适们课学坐堂之福，更不能与友省同辈张国焘比肩以得李大钊赏识。
政治活动、高等教育的门槛均不低，显然让平民出身的毛泽东有所领教，因暂无热衷与如愿的机会，而获取了开慧的芳心亦足称心，并筑下不久即自成一家的良缘。当年此等爱情既遂，应算时代风气之中的男儿福事。
结党时期的地方代表：
毛泽东以湖南代表身份参加“中共一大”，是与其组党地位相称的，明显不如张国焘、包慧僧、李汉俊等同志的领先一筹，或不亚于李达、何叔衡诸人，但迄至“国共一次合作”的发生，也并无过于其他党内地方领袖们的业绩。
民国的农民运动骨干：
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上的当选与介入农民运动工作，是其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机，继彭湃之后连任了“中央农讲所”二至四届主任，以及于此前后在农民运动中的作用，虽位不可列国民革命的农民运动领袖、先驱，但足可算得骨干分子。
中共地方的负责人：
毛泽东先后发展了妻子、胞弟、族亲、乡人等多个入党，筹建韶山支部有功，受任湘区书记在册。他在此期的影响不如瞿秋白、周恩来等人，而或不亚于、或已稍逊如刘少奇、杨阍公等晚入党的在工运、联合国民党左派方面的业绩。
莫斯科“六大”的委员与瞿秋白的民主造化使然：
有了前者，就使毛泽东具备了参加“八七会议”的资格，否则何来一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名言出处？
而靠后者，毛泽东终究免遭了李鸣珂式赴死（赣籍，在毛请改派获准后替任去重庆从事复兴四川地区组织与清除叛徒活动，不久毙于市内对敌枪战）之运，又得允以委员、中央派遣身份到湘、赣农村地区发动“秋收起义”及以后辗转上了井冈山。
与朱德等所率坚持下来的起义部队会合并相以武装割据与军事斗争，成为党内早期“农村包围城市”活动的杰出代表：
此为定评，不过以红一方面军在根据地建设的实践看，以可考史料比较则不及红四方面军的系统和全面。尤在井冈山根据地的艰难岁月里，以党代表职务与积极影响创造了“支部建在连上”，成为彪炳后世的纪录。
由中央裁定的党军关系之争的阶段性获胜者：
毛泽东因红四军的领导工作发生了与战友、党委内部同志的分歧，在作战失利背景下又被票决掉了领导人权力，幸在“中央九月来信”及其贯彻行动中，再经选举复职而重获发挥，所以奠定了“古田会议决议”的历史地位。
“肃反”曾较为激进而并非政治完人：
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岗位上的工作，确实存有一些值得商榷做法的，如清查“AB团”分子、工作中的独断专行倾向、战友诟病的任人唯亲苗头等问题，并非系上级与同僚之排挤结果，而是在周恩来亲临红一方面军总部并举高层会议以组织决定被解除了总政委职务的。
下岗后在幽居期间，幸遇张闻天主动前去探望、征询工作意见，又获中央安排出任了“苏维埃政府主席”：
毛泽东至少自“延安整风”运动及以后执政到病故，在处理党政军领导工作、高层干部的使用与对待党内外民主意见方面的手段、方式与后果，是与他自己在没有进入中枢以前和受“迫害”时期的际遇存有云泥之别的。
撤离“苏区”的接连战事失利和民主议事，成就了“遵义会议”的人事机缘：
毛泽东是没有落得瞿秋白、何叔衡式的结局，因免受遗弃而被带上了中央机关与红一方面军部队的长征历程的，并有了在敌强我弱态势下，既与身为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在“担架行军”中的交流和对话，又有中央高层的一系列民主做法构成的开明议事所致的集思广益活动，最终重新得到了“遵义会议”成果的政治、组织起用：增补为政治局常委，并成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人负责军事”架构的协助周恩来工作的安排。
以往对“遵义会议”与毛泽东地位的历史叙述，难免染上了“毛泽东崇拜”的色彩，并成为以毛泽东个体自然的、政治的命运为原点而话语党史、国史、军史的重要坐标轴，显然是不负责的行为，有关历史真相在细节上的不断被发现，足以证实确立他“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不符合事实；所以，我们毋需糊涂地再将他在“遵义会议”以后的作用就看成是“大救星”的正式显验。
（2008年9月10日）
他是大救星还是… …（2）
斯文汉
2.到达陕北之前的毛泽东
在此期间，毛泽东还只是参与了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军事）的领导工作，并非已经当了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而如说其自“遵义会议”就开始发挥了“主导”作用，则明显违背当时的实际，即无疑是一笔勾消了接替博古负责中央总的领导工作的张闻天（洛甫）和一直执有军事指挥权的周恩来（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朱德（“中革军委”主席）等人的历史功绩！
“特殊闲人”角色转换的背景：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前，还是一个“跟到走”（总政宣传部从事《红星报》编辑的干部邓小平自述）的特别角色，尽管得到了首长型的生活关照，但在军事上尚没有任何职务。
中央机关与红一方面军部队的长征，并不是事前毫无准备和启动以后是盲目进行的，而撤离并丢失了“苏区”之责，板子也不应该都打在博古（党在组织上仍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等高层负责人身上，要充分考虑蒋介石集团前所未有的多方面剿灭势头在彼此较量过程中的能量。
在“湘江战役”之后，中央机关与红一方面军部队的减员严重，始终没有摆脱“围追堵截”的险境，才相应修改、调整了几次重大的行军计划及其作战方向，以及中央领导层根据“军事为重”的原则，又不懈地实行了政治的、军事的民主，如“黎平会议”就是“遵义会议”的前奏，反映了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高级干部队伍在此阶段的群体素质，不愧为一支经受得起异常惨烈战争考验的中坚力量。
在红一方面军各军团的广大指战员中，就拥有一批自“南昌起义”大规模形成（以及北伐前夕凝聚了一些）的建军骨干，他们率部的骁勇善战与群众工作业绩，为“红章纵队（机关）”的行军和中央的统御行动，提供了可靠的安全和物质保障条件，如各部队在贵阳以北的分别强渡乌江和“一进遵义”的成功，直接使“遵义会议”的召开有了时空条件。
“遵义会议”是什么性质的会议：
考查参加会议者们的身份和在会议期间的表现与作用，它既不是政治局会议，也不是单纯的军事工作会议，可视为中央根据“黎平会议”决议而专门召集的“关于中央机关与红一方面军部队行军的特别工作会议”，史料佐证即有总结撤离“苏区”以来的军事工作，讨论、修改军事工作报告和组织调整工作的决定。
显然，红一方面军将士的浴血奋战，中央高层的开明、务实，与各部队首长强烈要求改变被动型行军等意见，以及实现了“不流血式”的改组中央和军事指挥机构，是“遵义会议”成功的诸要素。
“遵义会议”的组织成果，本来是：取消了博古的中央总负责、改由张闻天接任其工作，并增补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等等，过去长期人为地模糊或隐去部分内容，不外乎是制造毛泽东神话的需要，然而却损害了它的真实性、整体性。
如无“遵义会议”的成果及相关人事变动使然，毛泽东的“特殊闲人”角色还可能会持续不变下去的。
“遵义会议”之后的行军活动表明，毛泽东的指挥地位还不是绝对的或主导的：
在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的第一次会师前，中央和“中革军委”或“军事三人团”及其中央机关因随军在红一方面军的部队系列里行动，已难以统帅红四方面军、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以及先期北上的红二十五军、在陕北的红军和留在南方各地的武装力量，也因通信困难与共产国际实际脱离了联系，故以率领红一方面军在运动中寻找临时休整地为中心的领导工作。
中央又先后根据部队在贵州北部（桐梓、赤水、习水、仁怀一带）和四川西南部（叙永县）的激战与对敌情的研判，再次放弃了攻进四川盆地并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原定方案（“黎平会议”或前夕即否决了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和打入川东去川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开始了在黔、川、滇军和中央军实施央击下的新行军行动。
红一方面军将士在千难万险中的卓越表现，使中央在张闻天总负责的“个人分工负责的集体领导体制”得以有效地发挥统御长征的作用，而各部队的行军、作战、休整与补给等活动，又在中央的不俗指挥下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张闻天的总负责中央工作的领导风格，形成和坚持了“民主议决大事、军政合作并以军事为导向、个人分工执行并向集体负责”的特点，他是进行中央机关与红一方面军部队长征的功不可没人物，与毛泽东的关系是亲密的战友，但他的地位是领导而并非为后者的助手。
周恩来依然居于中央高层重要领导成员和首要负责军事工作的地位，继续起着无人可以代替的作用；事实上他也并不是毛泽东的下级干部。
朱德在红军指战员中的威望，及他与各部队首长的关系，是中央机关与红一方面军部队长征中并不亚于毛泽东的“总司令”。
刘伯承在总参谋长位置上的夙兴夜寐，以及施展在行军路线的统战工作（如与彝族头人小叶丹的“ 血结盟”）等方面才干，具有长征的举足轻重作用。
林彪、彭德怀等指挥的主力军团，分别在“土城战役”、“娄山关之战”、“二进遵义”、“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军事行动中，书写了智勇双全的长征奇迹。
毛泽东在参与中央高层的领导活动和协助周恩来指挥红一方面军的军事工作过程中，既有与同事顺利合作的一面，也有个人具体意见不被接受或形成集体意志在贯彻执行中得到置疑的一面，作为高层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的功绩是主要的，然而还远远未达到“全军想念”的地步，如部队在云南禄劝县境内就是以“朱德红军”名义与地方群众打交道的。
“两军川西会师”以后的高层内部关系：
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抵达四川西部地区时，红四方面军以兵马众多又熟悉和掌控了当地的态势，表现了相当“东道主”的大方风范，使“人疲马乏”的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部队得到了难得的物质支援，而双方的联欢活动，并没有消弭“难解的分歧”，以至出现了多次会议“吵架”而克服不了的裂隙，还以“掺沙子”成立了“两路纵队”，令人在事后很为没有发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力量倍增气象而遗憾。
毛泽东与张国焘两个主席之间发生的“政治摩擦”，并形成了组织人事方面的纠葛，成为“两军川西会师”以后的内部关系焦点，双方的矛盾发展走向了不可开交状态，不但为后世留下了一连串“正史”的单方面说法（不排除话语霸权成份），也产生了有关的历史悬念与学术研究价值。
无论人们如何审视毛、张这桩斗争的著名历史公案，都不可以一边倒地全盘肯定某一方而彻底贬损另一方，反之亦然。
总之，毛泽东在到达陕北之前的所作所为，离不开中央领导集体，也离不开他再也没有明确过职务却已经可以左右了的红一方面军（基本上编成三个军团）这个惟能与“老资格”张国焘系统势力较劲的本钱。
（2008年9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