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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把自己头上太奢侈的大帽子送礼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说法的质疑【2】

能否把自己头上太奢侈的大帽子送礼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说法的质疑【2】

咱们能否把自己头上太奢侈的大帽子送礼呢?

李逊达

笔者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说法的质疑》一文中,已对咱们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作出了质疑,但至今思想博客反应淡淡,这让我有点吃不透了,是因为笔者的论点没说清楚,还是这个话题有点敏感,不卷入为好,还是这些说法根本不值得去思考,反正咱们邓领导说的,不会错到那里;即使不妥,又怎么样?不可能把伟人的论点再扭过来吧,再说这些说法都通过组织决议的。



总之想法会有好多好多,只要有了决议再错也只能错到底。所以中国好多事情会让人感到无奈可到绝底,那就是:事实不被权力尊重,主义绝对不可怀疑,领导肯定不能反对,决认不可自己推翻。所以真正要做到实事求是,那要动用的权力是非同小可的,真的要做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恐怕是到下一代才能得到检验的结果。而选择权是只有领导们才有权力行使。民主是在被统治时期人民才会争取的政治权利,一旦自己成了统者就把这个权利让给了被统冶者去苦苦追求。可见统治者对民主始终是排斥的。



曾经戴了近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顶奢侈的大帽子,到了邓时代才勉强地增添了初级阶段这条长达100年的尾巴,足以说明咱们的冒进社会主义、好大喜功的浮夸作风到了何等恶劣地步。这几年因经济搞上去了,似乎自以为社会主义这顶时尚帽子戴上还蛮合适的。不料政治改革不想动,腐败帽子却一顶顶飞到头上,似紧咒箍,实在让人头痛不异。可见社会主义的大帽子不是随便可套的,不要认为加了一条初级阶段的尾巴就万事大吉了。



以笔者看,与其丑陋的落后的躯体带上一顶奢侈的大帽子头要痛,干脆脱了送人,而自己选一顶刚好合适的尽管不花巧但只要头不痛就是好帽子。那么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顶帽子送给谁比较合适呢?经过这几年,有关方面的专家们考察分析,北欧四国居然也自封为社会主义,若按老马的要求恐怕还有很大差距。



如果按照咱们社会主义者的心态,难道北欧四国的资本主义真能通过议会道路,不向资本家打一枪一炮,就一夜变为社会主义了吗?这岂不太便宜了那些可恶的资本家了吗?(尽管我们现在对中国资本家、外国资本家也挺不错的,比对下岗工人、在职职工不知要好多少倍了)社会主义道路就这样嘻嘻哈哈、轻轻松松创立起来了?而我们却死了那么多人,到至今还苦不堪言。这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如果你是老马理想的坚信者,反正“初级阶段”我们自己留着头也痛,当作厚礼送给自封为社会主义的北欧老外吧,也许他们挺欢迎的。



笔者为何要说北欧四国也是自封为社会主义而未经马克思老人家批准呢,因为至今,咱们中国正宗的马克思老人家的接班人还没有承认北欧四国也是合格的社会主义,所以我建议恩赐他们一个“初级阶段”,让北欧四国人民心理也好受点。



为了证明北欧四国的社会主义不是正宗的,特把们的一些实际情况公示,铁证如山,谁也否定不了,究竟谁是符合了社会主义,谁什么主义也不是。



北欧国家挪威,经济发展连续4年荣登榜首。北欧诸国社会结构突出的特色是,90%的公民都属于中产阶级,连扫马路的清洁工等蓝领工人,亦可以自豪地声称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一员。典型的北欧模式主要体现在,国民的收入差距小,贫富差距相当均衡,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从而社会治安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地区。举例来说,挪威首相的月薪只有6万港币,除税后剩3万多。

    荣获联合国最佳居住地第二名的瑞典,被称为北欧福利体制的先驱。通常提及的所谓瑞典模式标志着两层意义,一是指北欧风格美女,如高挑、纯正金发碧眼的瑞典籍影星葛丽泰.嘉宝、英格丽.褒曼;再就是瑞典的经济发展模式——第三条道路。现今北欧以最富裕的福利天堂举世闻名,降生于此的人们形容自己如中了六合彩般幸运。瑞典人引以为荣的台词常常是:“在瑞典不存在一个贫穷与无家可归者。我们可能是全世界纳税最高的国家,但我们享有从摇篮到坟墓的终身福利制度。而且还是世界上援外捐款最豪爽的国度之一。”

    60年前北欧国家堪称欧洲最贫穷的农业国,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北欧实行社会变革,走一条既区别于苏联模式的“集权社会主义”,亦区别于美国“放任资本主义”模式的“第三条道路”。其政策采取“社会福利主义”道路,“充分就业”和“高税收”构成社会经济的两大支柱。二战后苏美两大阵营对立的冷战时期,人们开始思考有无第三条道路,既同时拥有经济上的财富与效率,又具有社会上的公正与权利,以避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各自的缺陷。其基本思想是:“通过实行社会的经济民主,消除阶级差别和一切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让“平等、关心、互助”精神贯穿于整个社会。简单来说,就是国家为每个人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保证在全国范围内福利的统一性及平等的获得性。“全面社会保障”服务对象覆盖全体公民,甚至包括旅居当地的外国人,个人享受的福利和公共服务不与收入相联系。北欧模式通过各种法定的福利保障体制,使得个人不因生、老、病、残等原因而陷入生活绝境,享受社会福利成为公民的一种基本社会权利。另外,瑞典善待外国移民享誉世界,这里每四个新生婴儿中就有一位是外国移民的后代。移民大都来自伊朗、伊拉克、巴勒斯坦、前南斯拉夫和东欧,还有因战乱饥荒不断的非洲诸国。一位在北欧旅行的华裔旅行家说,他在北欧期间深刻的感慨是,这里接近中国人概念里的大同世界。
   

美国作家比尔.布赖森写道:“我之所以如此推崇瑞典,是因为他们可以同时拥有富裕的经济生活与社会主义的情怀,而这两者正是我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努力达到的目标。在我所来自的那个国家中,人们似乎认为,如果做父亲的没办法筹措手术费,大家冷眼旁观地让一个得脑瘤的孩子病死,并没有什么特别可耻的地方。此外,那里甚至还有某个州政府保险局,竟然接受一家保险公司以年度营运不佳为理由的申请,允许他们废除一万四千名病情最严重病人的保单(这是1989年发生在加州的真实案例)。相较之下,当我看到竟然有一个国家不计任何代价,以平等且公正的方式,来为每一个国民提供必要的支持时,我心中的感动与敬意实非言语所能形容。”

    世人推崇北欧福利模式,这是基于北欧国民可以自豪地声称“我们这里没有穷人”,仅仅50、60年前这里还曾经是贫穷的农业国。难道一个公民,由于贫穷就应该被剥夺其接受医疗、接受教育的权利,及享受起码的人的尊严的生活?难道一个社会的教育、医疗及基本国民的生活品质,只能是有经济能力人士的专利?难道发展社会经济,必须漠视弱势群体的疾苦?必须牺牲和抛弃弱势群体的利益?几年前中国河南省发生的医护人员将付不起医疗费的垂危病人,惨无人道地丢弃在寒冷的荒郊野外活活冻死的悲剧,其背景正是医院产业化。医生的经济效益与拯救生命的职业挂钩,白衣天使沦落为杀人魔王,这是多么恐怖的现实。那年刚从英国回到深圳华人,读到一则新闻,说是各地不少医院里的病人,看病后一溜了之赖掉许多医疗费,为此医护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遭受打击。他为故乡祖国的医疗怪圈深深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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