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同此心
梁 捷
有一次同W教授聊天。他说起，哈佛哲学系的爱默生楼里有三间并排的、位置最好的办公室，一边给了罗尔斯，一边给了奎因，中间那间则给了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奎因去世后，办公室给了普特南，无人异议；森仍然健在；而罗尔斯去世后，办公室应该给谁？我摇头不知。W继续说，经过全院师生投票，这间办公室给了佩蒂特（Philip Pettit）。
我长出一口气。哈佛师生毕竟是有眼光和包容心的。佩蒂特能享受到这个待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目前的地位，新一代政治哲学领袖已隐隐显现。
佩蒂特生于1945年，不算特别老。他是爱尔兰人，在爱尔兰受的教育，以后长年在澳洲国立大学执教，直到前些年才来到北美，执教于哈佛和普林斯顿。他的代表作《共和主义》已被译成中文，我个人认为是目前最平和、最深刻的共和主义综述性的作品。
去年我看到一本以佩蒂特为研究对象的文集，吃了一惊，原来他已进入被研究阶段了。这本牛津出版书的书名戏仿佩蒂特的成名作《人同此心》（The Common Mind），唤作《心心趋同》（Common Minds），副题是佩蒂特哲学中的议题。应奇主编的“共和译丛”中早就将佩蒂特《人同此心》列入，据说出版有一些困难，我们只好抱一个美好的期待。
这本《心心趋同》实际上是十多位著名哲学家写了十篇文章对佩蒂特进行围攻，佩蒂特又写了篇100多页的文章综述自己的想法和回应以上的批评。据说这是2003年众多学者参加澳洲国立大学授予佩蒂特荣誉时的礼物，也应该是对于一个学者最好的礼物了。
佩蒂特列出8个他想回应的问题，基本反映了他从心智哲学到政治哲学的思考路径。分别是1.物理主义、因果关系和控制；2.目的、理性与自由意志；3.规则、回馈依赖与价值；4.现象感知；5.可沟通性与道德；6.共同体与结社;7.自由与共和主义；8.民主与管制。我读下来，觉得逻辑很一致，宽度和深度都得到了体现。
如果从思考的角度出发，佩蒂特更愿意这样阐述他的想法。第一，他关心高层次的抽象思想如何对低层次的组织、实践活动产生影响。所有政治理念最终都会依托一个组织或者共同体以集体的名义来实践，尽管最初只是个人的行动。这是许多学者在共同思考的问题，佩蒂特的参考文献里就引用了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等文献。
第二个想法涉及人的认知和表达能力。如果个人的头脑足够简单，那么他就能根据直接体验提出无数建议或者诉求，这些建议都是“元建议”或者“元感知建议”。当他的头脑开始复杂起来，可能把一些建议整合起来时，他就会对自己的“元建议”产生反思，逐步变得谨慎、成熟。这个世界并没有变，人们的建议也没有变，只是一些人的认知能力的高低决定了社会政治的最终走向。这种能力是共和主义的根基，古希腊人就意识到了，可是至今仍是很少有人能将此说清。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人类自身反思的问题。佩蒂特赞同符号互动主义学派的观点，认为人不可能直接认识自己，必须通过与他人的交往与反射，这是我们必须的认知方式或者叫本能。这种认知模式出于这样的假定，自我分裂成主我和宾我，主我是客观的，宾我却必须通过与第三方的他者互动才能认识主我，这是一个认知三角形。与此同时，我们也在不停地帮助别人认识自我。在这样的相互帮助过程中，我们竟然产生了共同思想，如同两只巴掌拍出了声音。社会学的这个伟大发现，至今尚未在其他领域得到足够重视。
第四个问题关于理性。人类交往使得我们的“理性思考”如释重负。我们不必要再追寻“个人理性”，而只要追求社会统一承认的理性即可，这在尼采看来是一种堕落，经济学家却看作是进步。这种理性包含了规制性的力量，一旦我们的理性不符合社会共同认知的理性，我们的行为就会受到惩罚。这当然是一个有利有弊的机制。他使得我们对于别人的思考认知都有了一个预期，减轻思考负担；同时也必然导致操控、强力、强迫、欺诈等。
第五个问题是，个人组成集体，如何可能新增价值，从而使得一些原来并无多大价值的事物身价百倍？比如一个苹果就是苹果，一箱苹果还是苹果，人却不同。一个组织的规模不仅反映出组织者的能力，也直接影响组织的价值，它以一种远不同于个人支配个人的逻辑支配着许多人，从而以它的规模涌现出一种难以琢磨的价值。
第六个问题，就是用观念思考担负起政治彩排的重任。这里涉及到两个共和主义的核心问题。其一，个人自由一定要求不能陷于别人的支配，非支配的自由才能保证免于被操纵、挟迫或者任意欺诈，同时也无法用支配来干预别人的选择。其二，共和主义的民主要求积极的、清晰的、虚拟的民主，与不直接的、不清晰的民主区分开来，后者是代议制民主最常见的问题。
能够在这些问题上进行全面深入的思考，确实配得上待在罗尔斯用过的办公室了。不过最近读到佩蒂特的新书却有些诧异。他似乎转向思想史，讨论起霍布斯的思想来了。这本书叫《话语作用：霍布斯的语言、心智与政治》(Made with Words)，今年年初出版。
霍布斯的地位是政治学者公认的。剑桥学派领袖斯金纳曾有专著论述霍布斯的修辞学，国内已有翻译。施特劳斯对霍布斯修辞的阐释，以及奥克肖特的回应批评也早已人所共知。佩蒂特算不上思想史专家，却从另一个角度发掘出霍布斯论述中的奥妙：人类心智由语言所塑造。
也就是说，佩蒂特认为是霍布斯而非卢梭首先认识到这一点，语言改变了人的思维。关心语言学和人类心智根本问题的人，不能光读卢梭《论语言的起源》，还要读霍布斯《法律的元素》（Elements of Law）。这本书是霍布斯1637年回到英国以后写一组论文的合集，1640年以前，英国内战尚未爆发，所以也还没有《论公民》和《利维坦》。
霍布斯认为，语言是一种发明的工具，而非本能的继承，最终这种人类自己发明的工具改变了自己，使得人类和其他相似动物之间产生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种观点后来被多次重复，但发明权应该还给霍布斯。
佩蒂特在霍布斯身上发现了前面述及的第三、第四个问题，就是人类有可能通过语言来申诉主张、积极交往、故弄玄虚、隐藏自我。语言是我们人格的天然面具，施特劳斯试图分析霍布斯的微言大义并非无据。但是语言在保护自我的同时，也扭曲了我们的欲望，使得人们忘记卢梭主张动物般的“心无旁骛的自然的自爱 ”（amour de soi），产生了现代人“以为自己卓越不朽的自爱”（amour propre），陷入到一个可悲的境地。
这就是人类悲剧的根源，陷入丛林战争的宿命。佩蒂特作为一个共和主义者，比其他很多学者都来得冷静甚至冷酷，从而他对于非支配个人主义与民主的政治鼓吹能令人信服。这次他从霍布斯的语言、心智来阐发政治哲学亦是如此，最终竟让我感觉到一丝温暖。我个人学习共和主义有一点体会，越是认识人性的幽暗与堕落，就越是能对美德和善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