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良心
李杜韩
庆幸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及关心知识分子话题的人群中还有相当的良知，还有相当的愤而不平而触之即发之能量，尽管这种敏感在减弱，能量在减弱，但毕竟“铁肩担道义”的传统定位还没有完全被抛弃，在这个传统中的当代代表性人物的离世时刻，还是有些人有触电一样的感觉，我以为如果没有这种触电感，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就真是死绝了，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就彻底转向“技术型”“专家”型这样的集群，这是很可怕的事。
什么是传统型知识分子？余英时先生那部著名的《士与中国文化》在大陆方面，无论旧新（1987年）还是新版（2003年）都有很好的疏理。在余先生眼中，知识分子是“明道救世”的一个群体，在中国，这个群体有个代名词“士”，士从先秦诸子到明代阳明、明末清初的实学是一大统，在西方则有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奥古斯丁和中古时期的基督教传统。余先生在是书新版序中提到他对“intellectual”的这个介定与著名的我们习惯上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意大利的葛兰西之见同，葛氏在《狱中笔记》中把“改变世界”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比之于中古的教士（priest）。余先生这一联系，让我倒联系到德里达晚年一个著名的比喻“无弥赛亚的弥赛亚性”，我的理解这与余先生标出的“明道救世”暗合。
传统知识分子肯定要捍卫一些东西，要传播一些东西，提卫与传播是同一个核心认定下对着不同群体的不同行为罢了。那个东西是什么呢？余英时先生在新版序中的一个细节，他认为intellectual这个词中文译最理想的是跟随日文译为“知识人 ”，因为intellectual含有“人的尊严”之意，把人转成“分子”有灾难性的后果。我个人认为所谓“阶级性”就这个灾难性后果的生动体现，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四民”划分还是毛泽东晚年的阶级斗争论，均是证明。但是，正如余先生说，语言有一定的约定俗成效果，余先生新版中仍然沿用了“知识分子”一词，而我这里也一样，只为约定俗成而已。
那么顺理成章地，在传统中，成为知识分子的那部分人，一定要对人性有透切的理解，有“知行合一”“推己及人”的榜样性。所谓“知识分子的良心”本质上是这个意思罢了。但是什么是良心？这在知识上却是个“千古难题”，易而言之，什么是人性，是知识论上是千古难题。但同时，良心与人性范畴上的异同又并不能构成 “把论敌转化为真正的敌人”的理据，如果因为“见”之不同而起杀心，历史上绝大多数时候、绝大多数文明中的群体都不会认为是人性的行为。和而不同，求共存异，尊重对手，才是人性的。这一点又相当奇妙地构成了人类是非观的一条底线。为什么要谴责文革，否定文革，因为文革的是非观是不人性的，非人道的，它超越并践踏了人的尊严和做人的底线。一个群体，一个地方，一个时代，凡是把种越界与践踏看成是理所当然，恐怖就不可避免地降临了。这一点，验诸中外历史，毫发不爽。例如圣经中的“旧约时代”，显然不是人类理想的时代，“旧约”中的杀戮必需要被新约的普世之爱取代，否则无以体现天道！同样道理，无论我们怎样批判市场经济与私有制的不公假善，都不能说明文革浩劫的合理性，不能让“极左”借尸还魂！
于是，良心，这里就有一些于本于普通人的心灵中自然形成或具备，而经知识分子精心思想作出推论成立而推广的信念、信条，最后成为人间善恶的一大普世观点子，这就是：人活着，要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必备的基本条件之一是活着的自由度、自主权。自主权又包括了选择权、发言权、申诉权、行动权等一系列的基本内含。无视任何一个活生生的人这些权利，剥夺这些权利，都是非人的行为。在中西方传统中，这些内含相当程度上以“教化”、信仰的形成保留，而在现代，则以国家宪政、法理法律的形成得以确保。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地在捍卫与传播这些信念。
为了这些信念不别取消和扭曲，不惜与政府对抗，不惜与所谓“人民”对抗，无人性之政府是暴政，无人性之民是暴民。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知识分子的行为就不是捍卫传播某些近代知识论范畴内的“学说”，而是捍卫与传播“人间正道”，捍卫与传播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元素。秉天道之直作人间之尺，吸天道之昭昭照世间之昏浊。所以知识分子的是非观，就不可能仅从某个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阶级利益出发，而肯定在最底线与最高标准上欲囊括全体。这个立场既让知识分子可以获得最广大的支持，同时也很可能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让知识分子在人群中成为“无水之源”，孤军奋战，既得不到统治者、有权势能量者的支持，也得不到最多数的民数支持，因为只要深入一些这样的知识分子交往就很快发觉，这些人都不会在心理和精神上绝对依附于某一方。因为他们相信，普世价值，是不可能靠依附得以阐述和昭张，如果有所谓依附的，唯一要靠依的存在于人生人心中的天道。如果不能超越人间某一阶层利益，不能脱离利益，实事求是地说良心中的真话，那这就不再是知识分子，而只是“食客”“智囊 ”，靠自己在某些专业领域内的知识与话语权，来谋取物质利益了。这是知识分子的大忌，是最为良知所不耻的行为。
中国目前的情况是：知识群体在逐步把自己降格，无论是评断专业领域内知识话语权的标准在功利化、学阀化，同时知识分子对利益集团的依附也在迅速发生。可怕的是，不仅发生在我们这二十年间，二十年后仍将祸害，因为贫富悬殊导致了贫困阶层的子女进入更高等领域深造的机会在大减，纨绔子弟不仅享有现在的物质生活与社会地位的种种特殊，他们的父母正在疯狂地把这种特权延续到子女及子女的子女身上！
这是中国人群中最大的影响最深远的悲剧，也是中国民众对知识分子开始抵抗和批判的最有理之处。天道蒙尘的情况大批大批发生，知识分子在逐步失去“天道救世”的信仰，在逐步含糊自己身上的良知，在垄断知识的传播途径。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境遇，可谓堪忧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