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张春桥的再认识
90后大学生
张春桥时代伴随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已过去几十年，他本人业已作古，人们对他日渐淡忘，对他罄竹难书的“罪行”、反动极端的“思想”、以及对他的“恨”都已很模糊，至于90后的我们，对于他乃至“四人帮”等就更加“漠不关心”了，至多把他们当做历史人物而已。
对于张春桥的政治上的评价，已有明确的定论，我们没有必要再去翻腾它。现在，我们撇开政治的东西，站在历史的角度，姑且把他当做一个人，一个普通人去认识一下，或许有新的感受。
第一，他是一个文采极高的人。他的文章能得到伟人毛泽东的青睐，说明其文学修养非同一般。他从15岁还在上中学时就在报刊上发表作品，1938年到延安之前，21岁的他已发表几十篇作品，在上海已小有名气。建国后，他出版了《访苏见闻记》、《今朝集》、《龙华集》等文集，一生发表作品几百篇。
1936年，年仅19岁的他，以狄克的笔名写了《我们要执行自我批评》一文，直接批评鲁迅，鲁迅以《三月的租借》予以回击。能被大文豪鲁迅所批，虽不光彩，但从另一方面，反映出狄克的文章有相当的分量，已引起鲁迅的注意，否则，鲁迅先生哪有时间和闲心搭理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呢？
第二，他是一个敢于批评的人。他从18岁至21岁在上海期间，写文章不但敢于批评鲁迅，而且，也批评戴望舒、施蛰存、臧克家、郭沫若及胡适等著名作家，说明他是有叛逆精神的。有人认为这是他政治立场上的反动、思想的落后、道德的缺失，也有人说他是叛徒、特务。在我看来，这并非政治问题，以他当时20岁左右的年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尚未完全成熟，不至于沦为反动作家的，只是年轻人的一个思想冲动和激进表现，不排除有点自我表现，以吸引公众的注意，是一种敢于批评斗争的精神。
至于是特务或叛徒，则更不靠谱了，因为以后几十年，他的所作所为并无对蒋介石有什么有利的地方，也未发现他与台湾有联系的依据。他的批评作风和斗争精神，在60年代以后更发挥得淋漓尽致，并深得同样具有斗争和批评精神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欣赏。
第三，他是一个信念坚定、意志超强的人。他的思想、行为和文章很大程度上迎合了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特别是毛泽东的“左”的思想。其实，他也不仅仅是迎合，他的确对毛泽东“左”的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形成了坚定不移的信仰，百折不回。可以说，他是毛泽东思想的积极追随者、坚定的捍卫者和忠实的拥护者。正因为如此，在1980年底，国家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对其进行审批时，这位表现得异常冷静，毫不怯场，几乎一言不发，基本没有有价值的口供,对其罪行自然就概不认账了。而“四人帮”的其他成员表现各异，江青在法庭上大喊大叫，像发疯一样，不能克制情绪，方寸大乱，不认罪伏法；王洪文的思想意志基本崩溃，思维混乱，积极供认罪行，揭发他人，认罪态度较好；姚文元则比较稳定，有认罪的，有不认罪的，有说知道的，也有说不知道的，说话模棱两可。
张春桥能如此撑下去，靠得就是自己对信念的坚定、过人的心理素质及超强的意志力。他在监狱里囚禁长达22年，82岁保外就医，又挺过了7年才因病死去，这对常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是非常人所能做到的，有多少国家级领导在文革中被关十几年，甚至几年就悲愤而去了呢？足见这位张公耐力之强、度量之大、意志之坚。
第四，他是一个很孤独的人。他政治上激进，比较阴毒，人缘很差，没什么朋友，比较孤立，这咱就不用提了。即使在家庭生活方面，也是很孤单的，甚至有点“可怜”！他的妻子文静，原名李淑芳，是抗战时期与张春桥认识的，感情很好，但1943年12月，文静被捕，后向日本人叛变，出狱后向组织说明了情况，并又回到张的身旁，张春桥虽犹豫，但还是与她结了婚（这一则说明他与文静感情基础好，二则说明他人性也不太坏吧！至少当时不太差）。
建国后，他越发的感到这是个心理包袱，放不下、甩不掉，成为他永远的心病。曾几次提出离婚，七十年代还向中央打了报告（但没等中央批他就下台了，1998年出狱后又回到了文静的身边），到北京工作后，连续4年都不回家，即使到上海，也不回家看看。所以，他时常感到有些孤独，于是，就借谈工作之机让徐景贤他们给他找个“秘书”，没明说要找女情人，结果徐景贤他们没理解，真找了个秘书。
过不多久，张春桥给徐景贤写信说：“送来的材料收到了，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对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是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这事也可以看出，张春桥真不是感情上乱来的人。在后来的诸多材料中，没有发现他在男女作风以及经济方面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工作责任心、事业型还是蛮强的吗，他除了政治上的“坏”之外，其他地方的坏并不突出。
第五，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应该说，张春桥为新中国的建立并无什么功劳可表，但他能在文革期间被迅速得以提升，其地位还超过了许多功勋卓著的老同志，这不光是因为他会写，还因为他有许多过人的能力和才华。他文采很高，但并不是书呆子，他知道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他会迎合领导，会适应形势，会顺应潮流，会把领袖的脉，是一位识时务者，这就是一种能力。即使在今天，这种人也是非常吃的开的。他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驾驭能力，掌握上海达数年，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稳稳的控制着权力，组织了数次政治运动和多种形式的政治斗争，都能达到“良好效果”。
他参与组织了“四人帮”，在“四人帮”内部，他应该是灵魂人物，并非只是个“军师”，他们的斗争策略多经他制定并组织实施，其在被审判法庭上的表现和应对策略，足见其“智慧”高于他们三人一筹。他很有思想，而且旗帜鲜明，尽管“左倾”严重，但有些东西并非一无是处，还是很有见地的，有的观点，今天看来，仍是让人有些回味的。比如他在1976年写的《中国人民为什么必须反对洋奴哲学》一文，现在重读，似乎有一番道理。现将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如果不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样样靠引进，为了引进，甚至把发展经济主要立足于国内市场的社会主义原则丢在一边，无原则地以出口换进口，势必造成那么一种状况：自己能生产的无限制地进口；国内很需要的又无限制地出口；买人家先进的，自己造落后的，甚至把矿山资源的开采主权也让给人家。这样下去，岂不是要把我国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倾销商品的市场、原料基地、修配车间和投资场所吗？那里还有什么工业化的速度，那里还谈得上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只能作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经济上丧失独立，政治上也就不可能自主。
外国产品剖开来，确是好多东西都是别的国家的。这种经济上相互依赖的现象，是资本主义制度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决定的。正因为如此，经济危机在一国出现，就象瘟疫一样，很快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其实，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依靠外国，也不可能真正发展自己的独立经济。那些依赖别人发展经济的国家，纵然一时经济发展比较快，也是虚假的繁荣，基础极为脆弱。一有风吹草动，不是闹这个荒，就是闹那个荒，简直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们提倡自力更生，并不是拒绝学习和研究外国的经验，包括好的经验和坏的经验。我们也不是反对引进某些确实有用的外国技术、设备。但是，对待外国的经验以及技术、设备，都要具体分析，加以鉴别，“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使其为我所用。学习要和独创结合，立足于超。决不能生吞活剥地照抄照搬，不管好的和坏的、成功的和失败的，适合我国需要的和不适合我国需要的，一古脑儿统统搬来。
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修正主义的路线也就是资产阶级的路线。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从来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历来奉行洋奴哲学。民族资产阶级先天就有软弱性，既怕民众，也怕帝国主义。它同帝国主义有矛盾的一面，在一个时期里有可能与民众结成统一战线去反对帝国主义，但它又有依附于帝国主义经济的一面，常常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崇洋迷外......”
此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前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发表于1976年。文中的“买人家先进的，自己造落后的，甚至把矿山资源的开采主权也让给人家。这样下去，岂不是要把我国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倾销商品的市场、原料基地、修配车间和投资场所吗？”和“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等内容，对30多年后的今天作出了准确的预测，对当今中国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
读了这些闪光的思想，作为90后大学生的我们真的糊涂啦？这样的杰出人物怎么就成了反党集团成员？共产党的宗旨是什么？张春桥的思想不正是共产党的宗旨吗？看看今天的一切，我们明白了一切，站在历史的角度，穿过历史的迷雾，我们看到了一切真相，这就是张春桥是一个罪人，因为，他斗不过资产阶级，因为他代表的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根本利益，但无产阶级必须明白，他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信仰的坚定捍卫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