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
蒋介石一生中有过许多次险遇。其中，1949年11月底在重庆的一次，差点改变了他的个人命运和中国政局的走向。而这次未遂事件的策划人，是一个现代史上的无名小卒刘承才。
刘承才当时21岁，是重庆中共地下组织的学生运动领导人。在兵荒马乱、人心惶惶的陪都，他联系上了国民党军警中的一些厌恶当局腐败、盼望变革的人，其中有不愿去台湾的校级军官及空军人员。在1949年11月下旬蒋介石来陪都重庆作最后视察期间，有关人员向刘承才紧急面报了重庆白市驿机场传来的情报：他们已经串联了空军地勤人员一两百人枪，愿意组织起义，控制机场并捉拿蒋介石，但必须有地下党的领导和武装配合。刘承才这时因重庆的戒严宵禁而与上级失去了联系，也无法调动他一直领导着的市一中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社员（当时市一中已经迁到长江南岸黄葛桠山上，在戒严封渡状态下无法过江）。在紧急情况下，他不得已打通横的关系（本来这是地下工作纪律不允许的），找自己信得过的江北区地下党人设法，江北区地下组织联系了几十人的袍哥枪手，但临到说明是去机场捉蒋介石时，那些摩拳擦掌的袍哥枪手们都傻眼、泄气了，无人敢去。本来刘承才已经通过关系领到几十套空军制服准备给他们换装，满以为即使抓不到蒋介石，把他的座机打个洞也是胜利，但这时不得不宣布放弃这一计划……
蒋介石到死也不知道他曾面临这一凶险。当然更不会知道刘承才其人。
刘承才，地地道道的“重庆崽儿”、“川耗子”，1928年4月生于重庆下半城一个贫民家庭，约7岁时父母双亡，与姐姐一起寄养于靠救济度日的寡居伯母家。1937年秋，他申请进入专收8至10岁男性孤儿的平儿院，那是一个他至今回忆起来仍充满感激之情的慈善救济机构，新学六年制完小，其教学质量远优于当时的公立、私立小学，还专设有工艺劳作课，在高小的两年里还增设了当时初中才有的英语课。小学毕业时，刘承才靠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市一中（平儿院在市一中设立了两名奖学金名额）。在高中未毕业的1947年他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外围组织六一社，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高中学生里的中共领导干部。在市一中（当时设于重庆两路口）学习期间，他常到学校附近的美国新闻处和罗斯福图书馆去看书看报，有关国共内战的许多消息都是从美国新闻处提供的报刊上看到后抄下来向学生们传播的。以后他以银行练习生、英语教师等职业为掩护从事地下学生运动。
1949年底，刘承才和欢欣鼓舞的地下党战友们一起迎来了共军。他结束“地下”状态，先后担任了青年团重庆南岸区（工）委委员、副书记、书记，中共南岸区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年纪轻轻就成了行政十六级干部。
1957年11月，反右派运动深入开展，中共重庆市委召开第八次常委扩大会议，按照省委指示，整出一个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文澄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于是，整个重庆宣传系统几乎全军覆没，宣传干部们纷纷从最热情宣传中共理论方针政策的吹鼓手一下子沦为“反党右派”、“最凶恶的敌人”。
刘承才自然在劫难逃，于1958年3月被打成右派分子。这不仅对他是个晴空霹雳，任何一个认识他的人都感到震惊，谁也不相信刘承才会“反党”。
刘承才被开除了党籍和公职，只给每月16元生活费，下放到农村监督劳动。为了表示自己愿意投身最艰苦的劳动来争取早日“回到革命队伍”（这是当时各级领导都向右派分子们特别是“党内右派”开出的空头支票），他主动提出到农村小煤矿去“扯水”——在暗无天日的小煤矿下面，用一个原始的竹筒水枪将矿井下的积水一筒一筒地扯上来排出去……当时矿工中有个说法：“宁在阴间做鬼，不在阳间扯水”，可见其劳累之苦重。但刘承才咬着牙干下来了。
1959年末，忠心耿耿的刘承才终于盼到了“摘掉帽子”，次年春调到南岸弹子石供销社商店任副经理。商店经理是个文化不高的老干部，对他十分信任，完全放手让他干，市里开会也让他去。后来领导上找他谈话，要提拔他，他推辞了，认为自己不适合做商业工作。他愿意当个普通的英语教员。1962年秋，他如愿被调到四十三中学任英语教员。但是平静的日子不长。1964年秋，社教运动开始后不久，社教工作组突然宣布他“右派分子本质不变”，他再次被当成批判对象，交群众监督劳动。次年，他一度被恢复教员工作，但没上几天课又被拉下讲坛。
文革风暴袭来，学校是首先遭殃的地方。在尚不明确这场文化大革命怎么搞的情况下，各级领导都按照反右派运动的经验，准备再次抓右派。重庆各中小学的教师都被按地区集中起来开展“运动”，以大字报互相揭发批判，“人人过关”，刘承才当然又成了挨批的靶子。
然而，“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文革初期的“抓右派”这次竟被毛泽东定了个新罪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过来抓起了当权派，当年那些领导反右派运动的当权者一个个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被打倒了。刘承才觉得自己的冤案有了平反的希望。尽管一直有“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的警告，但他总认为自己不是右派，是被冤枉的。他经常去找同样被打成了右派的地下党时期的老上级赵隆侃分析形势谈想法，他仍然尊赵隆侃为上级领导。
赵隆侃当年是中共重庆学生运动城中心与南岸特别支部书记，在1948年那场由于几个领导干部的连锁叛变而使重庆及川东地下党遭受重创的事变中，赵隆侃领导的这个特别支部是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中共基层组织。随后，赵隆侃设法与在香港的上海局（原南方局）领导钱瑛取得联系，去香港汇报了重庆的情况，奉钱瑛之命返回重庆，让恢复重建的川东地下党与中共上海局接上了关系，同时将地下外围组织六一社改为新民主主义青年社。不久，赵隆侃作为唯一的重庆代表出席了在北平召开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会后随军南下，50年代初，赵隆侃成为重庆宣传部门的得力干部。反右派运动时，他是九龙坡区委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自然成了“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被开除党籍、公职后发配到边远地区“劳动教养”，1962年“摘帽”后才回到重庆，安排在三十中当教员。面对文化大革命波诡云谲的形势，赵隆侃对刘承才说，在他所了解的“右派”中，只有刘承才和公安局的任书旺可以提出申诉要求平反，因为他们二人出身好，根红苗正，没有家庭或社会关系方面的“辫子”，但他叮嘱刘承才，申诉的事，不要找别人串联，在这样的时候，一定要防止被说成是搞“黑串联”、“右派翻案”。
1967年1月，刘承才向中央文革小组投书申诉，说明自己是被当时的领导人冤枉打成右派的，中央文革接待站回信寄来了有关政策文件，总的精神是这方面的问题一律留待运动后期处理。不久重庆爆发了大规模武斗，刘承才学校所在的地方有个生产子弹的大型兵工企业，成了武斗的重灾区。本来刘承才还坚持留在学校没有离开（虽然学校早已停课），还是军代表劝他们几个教师离开暂避，他才离开了那日夜枪炮声不断的凶险之地。1968年1月，他再向中央文革小组和四川省革筹组投书申诉。1968年9月，他又亲自到成都找“新生红色政权”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上访申诉。省革委办事组的接待人员态度很好，耐心听取了他的申诉后，给他写了一纸便签让他带回，内容是：
重庆市南岸区支左办公室
重庆市四十三中学校：
重庆市四十三中学校教师刘承才于9月9日来我组反映他于1958年被辛加功迫害为右派一事，请你们先调查，按中央政策运动后期酌情处理。并请南岸区支左领导小组指示有关单位调查核实。在未调查落实和市革委有关单位正式作结论前，任何群众组织和个人不得乱加处理和搞变相武斗。
此致
敬礼！
四川省革委办事组来信来访专用章
四川省革委办事组（川东北）
1968、9、9
1968年10月，南岸区革命委员会成立。1970年春，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12月，南岸区革委来人找刘承才谈话，要他撤回上访申诉书。承认错误，这样就不再追究他的“右派翻案”问题。刘承才毅然表示，申诉书早已送交上去，无法撤回，自己要求为右派冤案平反的决心不变。区革委来人说：那就一切后果自负。并要他签字作结。一周后，在一次专场批斗会上宣布了南岸区公检法的“戴帽通知书”，大意是：查刘承才……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贯坚持反革命翻案立场，进行反革命翻案活动，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经区革委批准，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云云。
已经“摘帽”多年的刘承才，盼望“回到革命队伍”，继续为革命效力，没想到盼来的却是再次被戴上右派帽子。他的悲愤，可想而知。
1979年1月，刘承才总算得到“改正”，在区委的复查结论中，只字不提那第二次“戴帽”，似乎把第一次“改正”了，第二次就自然一风吹了。那结论中特别写明：“恢复其党籍（党龄连续计算），安排适当工作，恢复原工资行政十六级，从批准之日起执行。处理降级的工资不补发。”5月，重庆市纪委批准南岸区委这个结论，在文件中没有再用“不补发”这样难听的文字，而换了个说法：“恢复原工资行政十六级（从一九七八年十月起计发）”。看来，这就是“改正”与“平反”的不同之处了——因为那些文革中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的领导干部们平反时都补发了被扣的工资。比如1979年6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陆定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的通知》中就明确写道：“应予平反……恢复陆定一同志党的组织生活，补发其受审查期间扣发的工资，分配工作。”如今还有人把右派的“改正”说成是“平反”，实在是大谬不然。
“改正”后，刘承才被调任东方红试剂厂任党支部书记，1981年夏调任刚恢复重建的重庆出版社党支部书记兼副社长。1989年2月离休。
离休后，刘承才开始了如饥似渴的重新学习和思考。他自称为“中共下层，正在寻回自我的迟醒干部”。在重庆的右派老人中，他是较早开始学用电脑的。他用了许多时间重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写了许多笔记，想要从中找到困扰他多年的答案：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会出现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问题？给人民造成如此惨重的灾难？教训何在？……
2001年底，他向中共中央上书，提出希望解决集权弊端，彻底改革党的组织制度，实现党内民主。
2007年5月，在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之际，他与另外三位朋友联名向中共中央上书，提出希望取消“扩大化”的说法，承认这一运动的根本性失误，认错纠错，彻底平反，坦诚补课，还清历史欠债……
2011年“五一”前，患帕金森症多时的刘承才住进了医院。因两手抖得厉害，他再也无法使用电脑或用笔写作了。但他头脑仍很清醒、敏锐，还在不停地思考着，回忆着……■
── 原载 巴山夜雨
Friday, June 24,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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