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分子舒蕪被胡风出卖的命运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3月06日 转载)
    《明鏡月刊》方非／1983年1月底的一天，賈植芳夫婦由他的學生李輝先生陪同，上門拜訪我的父親舒蕪，當時我家住在北京崇文門外豆穀胡同。父親熱情地招待他們並留他們在家吃了午飯。我在與李輝先生的聊天中得知，我家胡同口的那幢小樓原來就是當時的北京出版社所在地。小樓的正門開在另一條胡同，門口也不見有牌子，不大的院子裏擺著一些盆花，整潔乾淨。我經過那裏時曾不止一次地猜測過那是什麼地方。李先生的話使我的好奇有了答案，也使我在不經意中記住了李輝這個名字。
   
     沒想到，二十年後一場烏龍竟由這次拜會而起。2002年、2003年、2004年，分別有人在報刊雜誌上寫文章，談到1983年（另一說是1984年）在上海（另一說在北京）舒蕪怎麼上門拜會賈植芳，賈植芳怎麼拒不相認、連門都沒讓舒蕪進、手都不和舒蕪握，甚至還出現了一句賈氏名言：“飯可以吃，手卻是不能握的。”這幾種不同的說法雖然在時間、地點、細節上差別很大，但“拒不相認”這個主要情節卻一致相同。2004年，李輝先生還特地寫了一篇《永遠尷尬著，或者隱痛——從舒蕪與賈植芳的見面談起》 證明有“賈拒認舒”這件事，理由是他聽賈植芳說有。 .

   
    2005年1月，父親寫了一篇《賈拒認舒版本考》，用切實的證據證明了“賈拒認舒”的子虛烏有。
    這件事並不關乎記憶，卻能透視人心。覺得有趣，記下來，以此作為本文的開篇。
   
   
   
   
    李輝著有《胡風集團冤案始末》。
     
   
    一．被出賣
   
    1952年，舒蕪發表了《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論主觀》做檢討。有人把這稱為“反戈一擊”。1988年李輝先生在他的《胡風集團冤案始末》 一書中把“舒蕪反戈一擊”作為第五章的標題。2004年，李輝先生在本文開篇提到的那篇文章中又一次強調：
    我把舒蕪1952年的“反戈一擊”，看作是比1955年提供胡風信件更為嚴重的事件。
    李先生說得這麼嚴重，連“1955年提供胡風信件”——以前他們把這稱為“告密”，此處李輝先生改而稱“提供”——的事都列為其次，想來自有他的道理。
   
    恰好我也想談談有關“反戈一擊”的一些事，之後，我還要談“告密”。
    1943 年，舒蕪在路翎的介紹下認識了胡風。1944年2月，舒蕪寫成了《論主觀》，在胡風的關注與指導下不斷進行修改。1945年1月，胡風將《論主觀》發表在他的《希望》雜誌創刊號上、並以主編的身份給予了高度的肯定，胡風在《編後記》中寫道：《論主觀》是提出了“一個使中華民族求新生的鬥爭會受到影響的問題”。
    文章發表不久，就受到了來自共產黨方面的批判。胡風不斷督促舒蕪“要加緊對這個問題做更進一步的研究，準備迎戰”，“要再接再厲”。從1945年文章發表直到全國解放，胡風一直指導舒蕪寫“迎戰”文章，並恨舒蕪“迎戰”無力。
   
    與此同時，就在《論主觀》剛剛發表不久的1945年2月，胡風參加了一次由周恩來主持的座談會，“討論《論主觀》及‘客觀主義’問題。出席會議的有徐冰、喬冠華、陳家康、胡繩、茅盾、以群、馮乃超、馮雪峰等人”。會上周恩來向胡風問起《論主觀》之事，胡風當即明確表示，發表舒蕪這篇文章是為了批判，總理一聽就完全瞭解了胡風的態度，馬上把問題放開了。可在當時和以後，關於這次會議、關於會上圍繞《論主觀》所說的話，胡風不僅沒有向舒蕪透露一個字，反而不斷鞭策著舒蕪讓他去對抗那些來自共產黨方面的批判、不斷地去“迎戰”——直到晚年，舒蕪看到胡風自己寫的材料，才確信胡風這種兩面性的行為：“我頓悟到：事實本來就有兩面，兩面都是真的，就是說，胡風先生支持我，是真的；但在正式開會的場合，在周恩來面前，並當著茅盾、喬冠華等人的面，表明了是要把我作為引起批判的對象，也是真的。”
   
    全國解放以後，胡風在舒蕪面前作了180度大轉變，又改口讓舒蕪對《論主觀》做檢討。
   
    1950年3月29日，胡風在給舒蕪的信中寫道：
    【應該接近老幹部，從他們身上學習……
    你看出了從暴露思想實際來改造思想的實效，……從這裏，你就接觸到了毛澤東思想的最生動的例子。我希望你更深入下去。
    《論主觀》是一個大公案……我想，印出來，平心靜氣地附一篇文章，加以註釋，引起曲解的加以解答，不足的地方加以自我批判。這公案遲早要公諸討論的。】
   
    胡風明確告訴舒蕪，《論主觀》是一大公案，遲早要公諸討論，要舒蕪變被動為主動，該解釋的解釋，該做自我批判的做自我批判。尤其贊同舒蕪關於暴露思想實際以改造思想的方法和體會，一直鼓勵舒蕪要按這種方式更深入下去，學習毛澤東思想。胡風的這些意見，對於當時的舒蕪極其重要，具有指導性的意義。
   
    有意思的是，1996年，一位研究胡風文藝思想的青年學者，在京時就此徵詢胡風的夫人梅志先生，卻得到激烈的否定。為了證明自己所言不虛，舒蕪只好把1950年3月29日胡風這封信的複印件寄給這位青年，此為後話。
   
    解放初期，知識分子對中國共產黨、毛澤東的赤誠與信任可謂空前絕後，舒蕪也不例外，他把自己全部的虔誠奉獻在工作與對自身的批判上。1950年，南寧剛剛解放。舒蕪所在南寧師院遷桂林。舒蕪被留下任命為廣西省立南寧高中校長，並任南寧市人民政府委員，同時兼任南寧市中蘇友協、廣西省文聯、廣西省人大代表等多項社會職務。舒蕪按胡風所說，一方面全身投入工作，“多和老幹部接觸，理解這個時代”，另一方面努力學習，認真思索對《論主觀》的檢討。
   
    舒蕪還利用到北京開會的機會多次找胡風、路翎談自己的檢討體會，把自己所思所想全部告訴他們，徵求他們的意見，將一切問題都擺在桌面上，從未有過什麼要向他們保守秘密的想法與做法。
   
    1951 年12月，魯煤從北京到南寧參加“土改”，舒蕪立即找魯煤長談，敞開心懷把自己的思想、以及自己寫好的檢討文章和盤託給魯煤，當然也是請他轉達給胡風。數日之後，魯煤於12月28日給在京友人徐放、胡風各一信，給徐放的信也請他看完後轉呈胡風，專門談了自己的看法。
   
    1952年，舒蕪寫完對《論主觀》做檢討的文章《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寄給了綠原。
   
    綠原時任《長江日報》文藝組組長，曾向舒蕪約稿，請舒蕪寫些談文藝思想改造方面的文章，之後舒蕪陸續寫了一些思想和文藝問題方面的短論寄給綠原，發表在《長江日報》上。這篇檢討文章，舒蕪照樣寄給了綠原。
   
    這就是被李輝先生稱為“反戈一擊”的全過程。
   
    解放前，舒蕪在胡風的指揮下寫文章迎擊那些對《論主觀》的批判。解放後，又按胡風教導寫文章對《論主觀》做自我批判，寫作的過程隨時向胡風他們彙報，成文後的審查與發表權交給了綠原。這種全程的聽從與坦蕩，所謂“反戈”，從何說起？
   
    更令人困惑的是，1945年胡風就已在周恩來等黨的高級領導人面前申明他發表《論主觀》是為了批判，背地裏出賣了舒蕪。1952年舒蕪公開發表文章檢討《論主觀》的錯誤，胡風卻又把這稱為對他的背叛，某些不明真相的人就此指責舒蕪“反戈一擊”。此說之可笑自不待言，若非篡改了史實，怎麼可能導致這種根本性的邏輯混亂？
   
    當年，在南寧的魯煤看過舒蕪的檢討文章後給胡風的信中主要談了自己的兩點意見：
    第一，舒蕪寫的檢討文章“完全是作為檢查個人思想而寫的”；
    第二，舒蕪的這些轉變都是他在解放兩年來的實際工作中、在與黨的領導人的接觸中得來的，儘管有著某些不足，但卻是無限珍貴的、完全應該得到肯定。
   
    魯煤的信所表達的，是與那個時代同步的、原生態的感受，絲毫沒有被歲月污染。這種判斷才能真實地反映出舒蕪及舒蕪那篇檢討文章在歷史中的原貌。
   
    另外，舒蕪的《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公開發表的文章，我們也應該找來看看，看舒蕪在那裏都說了些什麼，看舒蕪是不是在用刀尖對著朋友。同時，還要看那個時期的報刊社論以及所有發表的同類文章，看看那時的歷史背景、看看那時大家都在說什麼、大家都在怎樣說。
    “我的基本態度是：歷史檔案的公佈要全面完整，才能對真相作出準確判斷；還要把真相放到大的歷史背景當中去考察，才不會得出簡單化結論。”這段話是李輝先生所說，刊載於2009年4月25日B10版的《廣州日報》，放在這裏，恰好適用。
   
    有一個小插曲很有意思，上述魯煤給胡風信中有這樣一段話：
    【所以，我也願意把這能引起胡先生參考。
    所謂參考，當然不是放棄現實主義的原則，而是在有些方面，未必沒有一些不全面的看法和作法。比如，他（舒蕪——方非注）也談到，胡先生應該工作，參加具體工作崗位，等等。
    可以看出，舒蕪對胡風不是依附與聽順的，他能站在平等的、朋友的立場上審視胡風，敢於在胡風面前提出自己不同意見。舒蕪是“胡風派”中少有的敢對胡風說“不”的角色。這一點，吳永平先生在《1948年，胡風拒納舒蕪諍言》 中有著詳盡的論述，這裏就不多談了。】
   
    1945年——胡風43歲、舒蕪23歲——這兩個數字不禁使我聯想到如今那些四處求職的青年學生，如果他們初入職場即碰到這樣一個頂頭上司，其命運又該如何？
   
    其實，胡風對舒蕪的弱點看得非常清楚。1952年胡風接到魯煤那封從南寧發出談舒蕪檢討文章的信之後，即於1月7日回覆魯煤，信中說：他（舒蕪——方非注）容易鑽進“邏輯”分析裏去的思想方法，從現象採取觀念從事分析，因而基本上脫離現實過程的思想方法，因而那積極性的東西並沒有真正進入他的血肉的。我們就覺得他帶著濃厚的“五四遺老”的氣味，反而是缺乏血肉的“主觀戰鬥要求”的氣味。……現在，他反而向原來他那弱的一面浮去，把積極的東西丟掉了 。
    簡單說就是，無論當時寫《論主觀》還是現在做檢討，都有著空對空的毛病。晚年舒蕪看到胡風對自己的這段評論，認為極深刻。
    如果沒有任何外界因素的干擾，如果兩個人都能保持在同一領域，那麼即使他們爭得面紅耳赤、甚至最後無法溝通，也都只是一場思想、文化、理論範疇內的論爭。遺憾的是，世間的事情從來就沒有什麼如果，何況胡風還有著他自己更多的考慮。（《明鏡月刊》第8期） .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3月07日 转载)
    《明鏡月刊》方非／二．被告密
   
     1949年，新中國建立，胡風寫出了組詩《時間開始了》，把毛澤東比喻為踏破洪荒、開創宇宙、迷途指津的大旗，第一個用詩歌詠頌出“毛澤東萬歲”的歡呼。1950年1月6日《天津日報·文藝週刊》第42期登載胡風組詩《時間開始了》的第二樂章《光榮讚》，詩中寫道: .

   
    毛澤東是我們的旗!
    旗!
    大旗！
    光榮的大旗！
    勝利的大旗！
    沖破黑暗的放光的大旗！
    溶化麻木的歌唱的大旗！
    征服苦難的歡笑的大旗！
    大旗萬歲！
   
    李輝先生在《胡風集團冤案始末》中對1952年的胡風等人有這樣的描寫：
    【在這個時代，他們和所有人一樣，把最高層領袖視為神聖的、純潔的晶體，透明、光華燦燦，他們把信任、忠誠、甚至整個身心也交給了共和國，奉獻領袖。
    ……此時，如果胡風放棄自己的固有的立場和觀點，原本會避免隨後而至的一切風浪。
    可是他沒有，他又一次失去了別人給予他的機會。他不屑於像舒蕪那樣。內心裏，他更不願意向周揚、林默涵、何其芳他們低下自己高昂的頭。】
   
    這幾段文字不僅在上、下限之間給胡風等人做了一個非常明確的定位，也使他們將自己置身於權力格局之中的狀態一目瞭然。
   
    看到這裏，我也才理解了李輝先生所謂“反戈一擊”這個詞的含意。否則，稱當年舒蕪響應中國共產黨、毛澤東號召做思想檢討的文章為對胡風等人的“反戈一擊”，那麼，李先生言下之意，未“反戈”的胡風等，矛頭所向又是何人？
   
    好在李輝先生有如上解說，大家也就明白了，胡風等人對於共產黨“最高層”的領袖是以整個身心的奉獻來表示忠誠的，他們所不共戴天、兵戈相見的只是共產黨內的非“最高層”周揚、林默涵、何其芳們，胡風“內心裏，他更不願意向周揚、林默涵、何其芳他們低下自己高昂的頭”。一句 “更不願低下……高昂的頭”，除了告訴我們，在這種純粹的人事糾葛中並無任何“高貴”可言，更令爭奪場面之激烈、胡風志在必得之意態躍然紙上。其時，只要胡風退出這種權力之爭，原本會平安無事的，不止一次有人給他指出過這一點，可都被他斷然拒絕了 。
   
    舒蕪對《論主觀》做檢討的文章《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於1952年5月25日武漢的《長江日報》，同年6月8日被《人民日報》轉載。這一轉載，當時不僅舒蕪沒有想到，無論誰也都不可能想到。更讓舒蕪以及所有人吃驚的是，轉載時不但加了編者按，編者按中還第一次指出，存在著一個“以胡風為首的文藝上的小集團” 。這種莫名的劃定第一次將胡風與“小集團”的概念聯繫在一起，並昭告天下。
   
    在那個時代生活過的人都懂得《人民日報》編者按的份量和意義。歷史，在這一刻已經給出了預警，“胡風派”的人卻把仇恨指向了舒蕪。李輝先生在《胡風集團冤案始末》裏寫道：“胡風和朋友們卻被意料不到的打擊拖入惱怒之中”,代之而起的是胡風等人對舒蕪的“鄙視、詛咒、怨恨” 。
    歷史不是靠“鄙視、詛咒、怨恨”寫成的。
   
    年輕時的胡風及夫人梅志。
   
    舒蕪把對《論主觀》的檢討看成是思想的改造，胡風卻視為向周、林、何的低頭，因此“他不屑於像舒蕪那樣”。
   
    對於《人民日報》轉載舒蕪文章及編者按，“胡風依然不相信報上的一切，是上面的決定，他認準的還是個人間的矛盾在起作用”。
    所謂“個人間的矛盾”，到了一定的規格就是政治，胡風已深陷其中。既然他認準了舒蕪是在他與周、林、何的矛盾中“反戈一擊”，他就行動起來，不僅口頭上對舒蕪謾罵，還要在政治上置舒蕪於死地。
   
    吳永平先生在《誰說胡風不告密》 一文中以詳實的資料揭示出事情的本來面目：
   
    胡風在舒蕪文章發表後，立即指使路翎從舒蕪平日的言談話語及私人信件中搜集材料，寫信給當時中宣部文藝處副處長林默涵，狀告舒蕪，還非常具體地指示了八個方面。
    路翎的告密沒有奏效之後，胡風則親自出馬。先找到林默涵口頭密告舒蕪，後又特地讓當時在上海的梅志把舒蕪所有的信都寄給他。他以政治問題為目標，把舒蕪這些信審視一遍，提煉出一份《關於舒蕪和〈論主觀〉的報告》，於1952年10月6日寄給了中宣部文藝處。這不是一篇用於公開發表的文章，而是一封專門寄給中央有關領導的信件。在這份報告中胡風一共列出了舒蕪的五條“罪狀”：
    第一、敘述與舒蕪結識、交往的過程，認為舒蕪接近他是別有用心的；
    第二、證明《論主觀》這篇實質上是宣傳唯心論和個人主義的文章是舒蕪獨立完成的，並未受過他人的啟示。並承認當時沒有看穿舒蕪的本質，願意承擔發表的責任；
    第三、解放前經常批評舒蕪，證實與舒蕪的思想並沒有共同點；
    第四、解放初曾寫信勸舒蕪好好向老幹部學習，但舒蕪置若罔聞；
    第五、現在才明白，舒蕪的一些表現並不簡單是一個封建家庭子弟的缺點和自私的欲望而已，他是反動階級派進革命隊伍的破壞者。
   
    胡風沒有得到理睬。
   
    吳永平先生接著上文寫道：“如果胡風的‘密吿’奏效，舒蕪將不僅不能出席‘胡風文藝思想討論會’，很可能還會吃牢飯。”
   
    胡風不肯罷休。1954年7月22日，胡風面見時任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副主任的習仲勛，呈上他寫的《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萬言書”）。萬言書的“事實舉例”部分有專節“關於舒蕪問題”，文中多利用私人通信和私人談話為材料揭發舒蕪的政治歷史問題和現實政治表現。
    1954年12月8日，周揚在文藝界一次對胡風進行批評的會上指出，胡風對舒蕪有著“狂熱的仇視”。也許，可以把這看成是文藝界上層人士對胡風密告舒蕪事件的一點反響？
    除此而外，胡風仍沒有得到理睬。
   
    正如吳永平先生的考證所揭示的，從1952年到1954年，舒蕪一邊忙於工作一邊遵照胡風指示在思想理論範圍內認真學習、認真檢討；胡風一邊忙於跟周揚、林默涵、何其芳等“個人間的矛盾”，一邊在舒蕪給他的私人信件中認真查找舒蕪的政治問題，兩次寫信上告。
   
    令人費解的是：
    胡風密告舒蕪的決心不可謂不大——一而再，再而三；
    胡風密告舒蕪的材料不可謂不“嚴重”——皆來自於私人信件和私人談話中的“政治歷史”及“政治現行”問題；
    胡風密告舒蕪的結果不可謂不令他失望——無人理睬。
    這，究竟是為什麼？
   
    縱觀1945年至1954年胡風對舒蕪所行種種，稱胡風為“出賣者兼告密者”，可謂“實至名歸”乎？
   
    胡風的這些行為，是“胡風案”的一部分，是有著文字記載的真實史料，也是有助於人們更清楚地認識“胡風案”性質的重要資料。至於胡風這些行為是否已超過了“道德底線”之類，我不善於做這種考量，還是留給掌握著“道德高標”的李輝先生們去判斷。
   
    中國知識分子之於政治，可用“樹欲靜而風不止”來形容，更何況自己還非要站到風口上？
    奇怪的是，這些有關胡風的史實，在李輝先生的《胡風集團冤案始末》中都找不到。
    在此，我仍舊以前面引用過的李輝先生在2009年4月25日的《廣州日報》B10版上的那段話作為本文的結束：
    【我的基本態度是：歷史檔案的公佈要全面完整，才能對真相作出準確判斷；還要把真相放到大的歷史背景當中去考察，才不會得出簡單化結論。】（《明鏡月刊》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