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暴力土改与乡村变迁的一点回顾与思考（下）
—— 兼评毛泽东的“阶级分析论”与“痞子运动”
茆家升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是因为我对这一片土地爱得深沉。
——艾青
不仁者在高位，是播其恶予众也。
——孟子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政体——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
——爱因斯坦
下篇
四，暴力土改对中国发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它给乡村政治生态、经济生活和文化传统，带来了怎样的变革？
1，暴力土改的严重的恶果，首先是人为的制造阶级对立，开新一轮百年大动荡的先河。如果说五四运动的前一百年，中国的大动荡，主要因为数千年帝制的奴役与桎梏，落后挨打，造成民不聊生。那么自阶级斗争和消灭私有制的歪理邪说传入，中国又已开始陷入新一轮的百年动乱。而这一轮的大动乱，正是从暴力土改发端。暴力土改又可以说是消灭私有制与阶级斗争的硕大试验场。
有人说“私有制是万恶之源。” 但实践证明，以暴力消灭私有制，滥用手中权力，为领袖个人和执政的小集团，对全国各阶层人民，实行残酷的掠夺，才是真正的万恶之源！国家不分大小，都是由各行各业老百姓组成的。作为管理者的政府，有责任保护他们安居乐业；百姓也要给政府提供税赋，以保证政府的职能可以正常运转。这就是官民关系的底线。任何时候不问你官府打出什么漂亮的旗帜，做出了什么乌托邦式的许诺，并以垄断性的爆炸式的宣传做前导，并以强大的国家机噐，如军队、警察、监狱做后盾，去推行什么样的伟大政策。老百姓检验政策的是非，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看推行政策之后，谁获利了谁受害了，是官府还是老百姓？就拿从暴力土改到农业合作化再到人民公社化的农业政策来说，说的天花乱坠，结果怎样呢？政府把农民的劳动果实都掠夺走了，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被饿死了。这项政策是善还是恶呢？
所谓独裁者，也是独财也！政治的暴虐，舆论的垄断欺骗，最终的结果，很大的一部分，是要落实到利益的分配上。要是没有经济实惠，我还独裁干吗？至于以何种形式，从老百姓那里掠夺来财富以后，官府里又如何分配，领袖得多少，各级官员得多少，已经和老百姓无关了。诚如一个山大王，从山下百姓那里抢来了财物，山大王和喽啰们怎么分，也和被抢的人无关了。
人们不竟要问，何谓消灭私有制，拿什么做标准？如果像大跃进时代那样，连农民的度命口粮也被搜括干净。私有制的最后保垒，即家庭也已经被攻下了，家庭也解体了，就算消灭了私有制，那不如改名为消灭全人类了。命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制？
其实消灭私有制的最现实意义就是消灭你有制，归于我有制，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提倡的人说什么私有制多么可恶，只有能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才是革命者最高的境界。天下有这种人吗？
毛泽东毫不利己吗？他是当时国内的首贪！不亚于任何一位暴君。众所共之的别墅和稿酬的事不说了，单从什邡调来一批高级技师，用特制的烟叶，为毛专门生产的“主席烟”，不知要耗费了多少公帑。所谓“主席一支烟，百姓半年粮。” 还有什么“主席瓷”，景德镇也是专人专料为毛专烧了一批毛氏专用瓷。荒唐的是，为了体现毛皇帝的唯我独尊，除进贡给毛一套专用瓷之外，其余数以百套的瓷中精品，竟然全部消毀了，真是暴殄天物！现在流落民间的一只茶盅，也价值十万元之上。就这样祸国殃民的大硕鼠，现在居然还有人说毛是亷洁的，中国人怎么啦，天生的奴性吗？还是被历年的政治运动吓破了胆？
天赋人权，第一是生存权，你把各行各业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都剝夺了，老百姓还有日子过吗，这个社会还能安定吗？
新一轮百年大动乱，另一主要罪魁，当然是阶级斗争的歪理邪说了。所有奉行阶级斗争邪说的国家，就是生活在大绞肉机了。人民公社化的恶果，是人相食；阶级斗争的恶果，就是人相绞了！除了手握绞人的总把手的毛泽东之外，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连国家主席、总理、老帅们，都朝不保夕。如中共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九大时只剩下53个；八大17名书记处书记，打倒了13名；30位政治局委员打倒了27位。高层尚且如此，遑论普通人。
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论证了阶级斗争还是各个量级的拳王争覇赛。既然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你死我活的阶级社会中。如毛泽东所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那谁是刀俎？谁是魚肉？只能权力说了算！所以各级掌权者，都拚命要把握好自己的权力，决不让他人染指。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即使你是个好心人，并不想整人，但你能保证别人不整你吗？与其被人整倒，不如先整倒别人。在你死我活的较量中，只要权在手，都不会引颈就戮的，这就是“丛林法则”。农村经过暴力土改之后，尤其是到了人民公社时期，因为权力的高度集中，大队书记就是大队国的国王。然而大队上面还有公社，公社的上面还有上面，最后权力都集中到毛泽东一人手中。毛泽东在几十年的阶级斗争的生涯中，击倒了无数对手，成了至高无上当之无愧的拳王。和这个体制中的斯大林、波尔布特、齐奧塞斯库、霍查、金日成金正日等罪酋一样，成了覇主，成了大独裁者，成了没有二把手的邪教教主。
在争夺覇主的过程中，必定是血雨腥风，必定是杀戮无数，必定是生灵涂炭国无宁日。所有的独裁者都知道，这种覇主地位，不是天赐的，而是经过不断地残酷斗争得来的。也只有靠继续残酷斗争才能维持，阶级斗争这根弦任何时候松一松，不但可以随时丢掉权力这根魔棒，被推上断头台，也是有可能的。
2，“痞子运动”的直接恶果，在乡村是地痞流氓二流子懒汉当道。对这一点毛泽东并不讳言，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公开说：“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虽有些确是有缺点的，但是现在多数都变好了。------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习惯。”（19至20页）究竟这些痞子之中，是不是真的可能有85%的人能变好，这是要大大打个问号的。试想这一批痞子懒惰成性，靠的就是无法无天流氓手段起家，一旦得到好处食髄知味了，怎么可能反而变得勤劳文明起来。当然不排除其中的小知识份子，出于良知或有一点长远眼光者，会有一些收敛与修正，做事讲一些理性与文明。但相当多的人，还是痞性难改，甚至引以为荣的。比如有的人张口闭口还是我们大老粗，我们穷大龙，依然以粗以穷为荣的。乡村如此，城市里也就略好一点。由于毛泽东肆意打击迫害知识分子，说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毛时代已是全民粗鄙化。以至有像陈永贵这样的二鬼子文盲，居然能当上副总理，人称“文盲首相”，留下千古笑柄。
这里转一个帖子，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程先生的一次谈话的部分内容。看看他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尽管他的观点我不尽赞同。程博士谈话内容很广泛，只摘录其中一节。
主持人：提到这个前30年、后30年，它后30年等于回到原点。经济制度回到原点，但是我觉得掌握资本的这些人其实是完全是一个大调个。
程博士：讲到这里，要看到中国这场天翻地覆的革命到底带来了什么？结论其实也很简单，它只是把原来的统治阶级推翻了，把原来这些流离在社会底层的一些个想造反的一些小文人，一些地痞，说的好听点是造反者，说的难听点就是一群土匪地痞，吸收到所谓革命的队伍中，成为革命的骨干，最后这批人掌了权力，取而代之成了新的统治阶级。
现在是他们的子孙辈在中国统治着，在中国成为亿万富翁。所以，革命不过就是换一批人发财而已，这批新发财的人更糟糕！过去历史上的士绅阶级还有点所谓知书达礼，还有一点伦理。今天中国的统治阶级——共产党的精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文化层次比历史上历代的官僚还要差。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官僚队伍如此的吃喝嫖赌到现在这种程度。如果用“腐化”形容，那么今天中国共产党官僚的腐化程度，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如果硬要讲只有中国模式，那么就是说中国模式一个重要特点是，他造就了一批红色贵族，一批腐化的登峰造极的红色贵族，这就是中国特色。我不相信全世界会很欣赏这样一个东西，会认为这套模式应该在世界各国推广。
我之所以说不尽认同程博士的观点，就是他一竿子打倒了一船人，有欠公平。事实上共产党人中，特别是早期的共产党人，确有很多优秀人才，也确实在为理想献身。
3，农村大动乱必然导致生产力的大破坏。中国自井田制之后，土地基本上私有化了。虽然这种私有制，极其脆弱，握有大权的统治者，随时可以以各种名义征用、覇占，但常态下农民还是有土地使用权的。中国没有俄罗斯和欧洲那样的大庄园主，为庄园主耕作的是农奴，没有人身自由。而中国相对来说都在自家的土地上干活，就是雇农佃户长工也是依赖土地生存的。而且他们人身是自由的，他们也在选择东家。既然都依赖土地生存，就必须善待土地。土地不仅是我们衣食父母，也是我们的生存环境，谁都想住在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环境优美的地方，不想住在狗窝里。这都是常识，没有什么大道理。
而要土地为我们提供的生活资料和良好的居住环境，只有辛勤耕耘。常说做田做田，田要辛勤地做，适时地做，仔細地做，合理地做。俗话说做田如绣花，一点马虎不得。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季。什么样的耕耘，什么样的收获，这也是常识。
都做些什么呢？名堂可多了，其中种稻的水田要求最高，首先要解决水的来源和出处，要平整土地，作埂筑堤，保持土壤的肥性，就是要把田做“熟”了，不能荒芜了，才能年年不断地生长出粮食。
说到居住环境，事情就更多了，植树造林，修桥铺路，兴修水利，等等。
和城里人经商开工厂得失成败一样，农民种田也有种种差异，有勤劳的也有懒汉，有做得好的有做得差的，有脑袋灵活的也有死板的。有家业愈来愈旺的，也有败家子不成器的。一般来说，总是勤劳的，田活是行家里手，又脑孒灵活善于抓住茌口和机遇者，成了乡村的成功人士。而成功的标志，就是钱赚多了，就一点一点的购置土地，成了地主。他们在为社会贡献愈来愈多的财富同时，也成了受人尊敬的人。当然也还会有一些人，因为懒惰、恶习、拙笨，或天灾人祸，或智力体力不全，成为乡村中的穷人，按余英时先生的定位，称之为农村边缘人物，附着于主体生存着。这些乡村中的弱势群体，依然还得依靠土地为生。不过活的艰难些，有时还得靠富人，也就是地主们的施舍与救助。他们之中也会有人愤愤不平，但总的来说，还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谁让自己无能哩。和城里穷人看富人心情是一样的。
几千年来，中国乡村岁月的这条河，就这么一直平静地向前流淌着。有时也会泛起几朵或大或小的浪花，终又复归平静。只要官府对农村的剝夺，不是那么残酷，从而激起民变，造成社会一时或长时的动乱，农村相对是安定的。这种安定我们也可称之为政治生态的安定。这块土地并不富饶，但能养活我们的祖先；家乡的环境并不算十分优美，但能让我们祖先，赖以安居。
然而到了暴力土改时期，一切全乱了套了，世事大颠倒了。原来辛劳的、勤奋的、农业上的行家里手，向社会提供财富，并养活了这个国家，也是乡村的主要建设者，也是受人尊敬的人群，一夜之间，地主的铁帽盖顶，他们马上成了所谓的阶级敌人，十恶不赦，必须把他们彻底打倒，可以对他们滥施酷刑，直到把他们肉体消灭，土地财产分光，再分他们的老婆闰女。
真的天翻地覆了，真的在血雨腥风中天翻地覆了。乡村中那些边缘人物，一夜之间，成了新的统治阶层。而且背后的执政者，马上给了他们无限权力，可以对被斗争的对象，任意掠夺残害，胡作非为。很多人真的实现了一夜发财的美梦。
这些农村的边缘人物，很多人是地痞流氓二流子混混，有的还是盗贼土匪。让他们斗人杀人分田地分财物容易，而让他们成为合格的农业劳动者，则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游手好闲惯了，又无一技之长。再说干农活是很苦很累的，过去他们被人卑视的吋候，尚且不肯洗心革面，吃一番苦，去改变自己的境况和形象，现在一夜翻身了，住进地主的大瓦屋了，再去吃苦耐劳干农活，那不是傻子吗。所以这一班新贵，不可能成为诚实的农业劳动者，他们只是社会的蛀虫，而不能为社会创造财富。而原先的农业主力军，在暴力土改者中，或是被杀，或是被抓，或是被戴上帽子被管制起来了。还能指望这些被管制分子，还能像过去一样，用心做田吗？苏联斯大林时代，强制推行集体农庄政策，大批农民就以抛荒土地，和政府对抗。孟老夫子说过，“有恒产者，则有恒心”。他们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所以，当时所有经过暴力土改的地区，由于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食都大幅减产。晋绥土改当年，几近颗粒无收。
这种状况，可以一直延续到政权更迭后的农业合作化，特别是人民公社吋期。既然土地等一切生产资料都收归名曰集体，实为国有了，还有谁会认真干活呢？农业生产必然大衰退。所有奉行消灭私有制和阶级斗争歪理邪说的国家，都会对生产力造成大破坏，都在闹粮荒饿死人。也一定会因为大掠夺，造成生存环境的大破坏。中国大跃进大办钢铁时期，中国的森林面积，被滥砍滥伐达到85%以上。
有人会说，暴力土改包括以后的农业合作化，会造成如此严重后果，那要搞它干啥呢？道理也很简单，过去粮食财富再多，是在地主手里。也如工商业改造之前，财富在商人和工厂主手里。而改造之后，不管粮食增产减产，也不问工商业经营状况如何，一切财富都在自己手里，当然是很开心很乐意的事。
中国出现如此的生产力大破坏，历史大倒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农村的边缘人物（余英吋语），毛对他们有深切的了解，也代表了他们的利益。风云际会，毛泽东对他们一呼百诺，毛依赖他们，终于成了一代枭雄。
4，传统文化的消亡，道德伦理的沦丧。毛泽东曾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里写到：“中国历来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农民一贯痛恨学校，‘洋学堂’农民一向是看不惯的。（41页）” 毛泽东这句话明明白白告诉人们，毛泽东既憎恶传统文化，又厌恶外来文化。是的，乡村的地主们，很多人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人，他们身体力行，所谓有知识有教养，讲文明讲礼貌，主要体现在乡村中这一批人身上。乡村的道德伦理，也主要靠他们维系着。但是，贫苦一些的农民，没有受到什么教育，基本的礼义亷耻还是懂的，都知道做人要正直，要本分，要做好事，不能做坏事。经济状况稍好一点的人家，都会送孩子去读点书。不问是私孰，还是新式学堂，在农村都是受欢迎的，当教师的也是受人尊敬的。什么“农民一贯痛恨学校，‘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 毛泽东完全在胡扯，是和他一贯仇恨知识分子，鄙视一切现代文明，一脉相承的。也说明他执政后搞愚民政策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根深蒂固。
乡村中什么人仇视文明、痛恨学校呢？当然是那些地痞无赖二流子了。他们要是懂得什么叫文明，就不会去做地痞流氓了。其实这些乡村边缘人物，他们的存在也有其必然性。中国乡村封闭落后保守，人们寻求出路的机会很少，只能依赖土地为生。而农作物产量又很低，干农活又苦又累，所谓“累”从“田”出。一些生性懒惰的人，好逸恶劳的人，一些体力不支的人。还有一些小知识分子，不安于现状，又找不到其他出路的人。他们既不愿认真干农活，又不得不依附士地生存，就成了边缘人物。 他们平日并不敢太放肆，不敢闹的太不成样子，那等于自断生路。但他们骨子里是燥动的，是不安分的，极具破坏性。一有风吹草动，极易一哄而起，很多人都在做一夜发财的美梦。然而梦毕竟是梦，机会是很渺茫的，平日只能在乡间游手好闲混日子。
然而梦想不到的事，真的来了，天上真的掉馅饼了。暴力土改来了，他们真的一夜发财了，不但住进了地主的大瓦屋，而且可以对地主们任意践踏，直到杀掉他们，再娶个地主家的娇小姐当老婆。更了不得的是，他们一贯受人歧视，屡遭白眼，被人看不起的人。一夜之间，成了乡村的主人，可以无法无天胡作非为。他们人性恶能不大暴露吗，能不疯狂吗？这种疯狂是极其可怕的，破坏性极大。其中最具深远意义的是道德的沦丧和文化的消亡。
道德是什么？它应该包括社会公德，比如平等、博爱、和平，乐善好施，尊老爱幼，仁者爱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也应包括个人的道德修养，如人性人情，亷恥，真诚，礼貌，谦逊，求知，奋发上进，等等。社会就是依据这些公德与私德的标准，来决定人们的道德观，是非观，得失观和荣辱观的。中华五千年文明，不是一句空话，一种概念，她是由实实在在的具象组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公德与私德的底线。一个不讲公德与私德，道德沦丧的社会，与禽兽何异。
然而暴力土改时期，人们的道德观，是非观，荣辱观全颠倒了。本来受人尊敬的勤劳致富，乐善好施，为社会提供财富，为乡村建设与文化传播，做出贡献的人，突然间成了万恶的所谓阶级敌人，要被打倒和消灭，他们的子孙，也永远是社会异类；而那些不劳而获，品质恶劣，道德败坏，既无一技之长，又极端贪婪的社会寄生虫们，一夜之间成了乡间财富的全权拥有者，而生产财富的行家里手们，则被扫地出门，直到被人身消灭。这种大颠倒公理和道义何在？它告诉人们一些什么？是不是只要权力在手，什么样伤天害理的事，都可以做。只要紧跟统治者，就可以不顾道德亷恥胡作非为！
说到文化的消亡，乡村的表现最为突出，试想一些有知识讲文明的传统文化维系者，经过暴力土改发端，和连年不断的，血雨腥风的历次政治运动的摧残，他们死的死，残的残，活下来的一个个猪狗不如，让人任意贱踏，每次运动都要当阶级斗争的活靶子，任人羞辱，任人残害。数十年来发生的事告诉人们，这就是要做文明人的下场。斯文彻底扫地，还被踏上一只脚，已经永世不能翻身了，还谈什么文化传承。
而造成这样的乾坤大颠倒的罪魁祸首，当然非毛泽东莫属。毛就是一个乡村的边缘人物，和其他边缘人物都是气息相通的。如果按千家驹先生给毛泽东的历史定位：“毛以诗人浪漫气质掩盖了他的流氓地痞本性。” 一个本质上的地痞流氓，能干出什么好事吗？！
五，关于地主阶层的形成，他们在乡村社会中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以及和农民们关系的初步分析。历年来乡村中的主要矛盾究竟在哪里？
多年来我们所受的教育，都是中国农村存在着严重的阶级矛盾和和阶级斗争。农村的地主富农阶级，恶性兼并土地，对无地少地农民实行残酷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以贫雇农、佃农为代表的贫苦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奋起反抗，直到发动农民起义，改朝换代。
这些理论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也不无道理，但卻与事实相违。事实是中国农村自古以来，都是各种矛盾的聚焦点。如果做一点简约的历史回顾，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法家在秦国实行的“废井田，开阡陌” 的改革，废除了带有很强血缘，公社色彩的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化。这大概就是民国革命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滥觞。不过土地的红利，牵涉到社会的各个环节，谁都想来分一杯羮。严格地说，自古至今，直到改革开放前，所有中国人，都是依赖土地生存的。或是说，中国在生产力很落后的时期，只有土地和从土地上生产出的农作物，才是唯一的一块大蛋糕，谁都想来切一块。那怎样切分才算合理呢？可以这么说，社会上一切矛盾的焦点，都是围绕着如何切分蛋糕而发生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一个像样的经济学家。近代很多年中国人都不知道还有个叫亚当斯密的英国人，不知道什么是市场经济。甚至可以漠视谁耕耘谁收获的社会公理，崇尚的是武力拜物教。谁的权力大，谁说话算数。那谁的权力最大呢？当然是历代统治者了！所以在封建王朝时期，分蛋糕的基本法则，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全国百姓都是皇上的子民，全国土地真正的实有权，当然都是皇上了，蛋糕怎么切，皇上说了算！ 到了毛时代，特别是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时代，全国老百姓都成了国家机构里的一份子，同样还是子民，所有的财富，包括土地工厂矿山各种资源都归执政者所有了。到毛泽东完成了领袖专政时，全国财富几近成了毛泽东的私产，和封建皇帝一个样。而且按毛泽东自己的说法，他就是秦始皇，而且要比他厉害一百倍！蛋糕怎么切，当然毛泽东说了算！
这么说蛋糕怎么切，还讨论什么呢？皇上说怎么切，毛泽东说怎么切，照办不就解决了嘛，还讨论什么呢？
事情原来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根本原因是两千多年的封建帝王，都是贼，都是国贼，都是窃国大盗！一个比一个贪婪，一个比一个无耻！按黄宗羲的说法就是：“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享受无穷。” 都想把土地红利这块大蛋糕独吞了，才甘心。
可是，土地暂时还不是蛋糕，（不过现在政府大量卖地，就是蛋糕了）土地得有人耕耘，生产出粮食等农产品才是财富才是蛋糕。你皇上统治者把粮食等都独吞了，生产粮食的农民都饿死了，那怎么能再生产？那为土地服务各行各业人员怎么生存？来年谁再为姓毛的和不姓毛的皇上贡献财富呢？大蛋糕要源源不断的切下去，你皇上就不可能不分一杯羹给农民和相关从业者。至于分多分少，统治者和被统治是永远也不会调和。这种纷争，这样为切身利益，乃至为生存的博弈，就构成了历史。
具体点说，很多时候由于以君王为代表的统治者，凶残暴虐，极度贪婪，对老百姓横征暴敛，弄得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如果这时再要发生天灾，或是有战争，老百姓就会揭竿而起，和皇帝老贼及各级统治者算总账，这就是农民起义。秦末的陈胜吴广，汉末的黄巾军，元末的朱元璋、张士诚、杨幺，清中期的白莲教，清末的李自成洪秀全等等都是，都是主要和官府统治者的矛盾，不是和地主们的矛盾。因为在皇权至上的年代，受压迫受剥削的，也包括一些中小地主。
而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谈到的，中国农村由于地主对土地的恶性兼并，对无地少地农民实行压迫剥削，从而引发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乃至暴发农民起义，有学者称之为“佃变”的，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有记载的几乎没有。
正史没有野史有。像《白毛女》、《半夜鸡叫》、《南覇天》、《收租院》，和那么多反映土改的小说、戏剧、绘画等等，不都是吗，有的还上了中小学教科书。不过它们都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只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近来有人对上述的典型故事，做出考证。居然都不是真的，有的是歪曲事实，有的是捕风捉影，有的是子虚乌有。特别是《收租院》，更是颠倒黑白编造得离奇，那个私设水牢任意杀人，罪恶滔天的恶覇地主刘文彩，原来是个大善人。1992年他的家乡四川省大邑县委宣传部统计，历史上谁对大邑县贡献最大，结果第一名竟是刘文彩、刘大善人！1995年大邑县长金嘉祥实事求是，准备恢复“文彩中学” 旧名，因受阻挠未成。
其实国家这么大，乡村的贫富差距又永远都是存在的。租佃关系和雇用长工，在1949年之前是广泛存在着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尽相同的。其中当然会有为富不仁者，也会有个别心肠歹毒者，肆意迫害佃户长工的。因为他们是富有者，有的人还有官方背景，是强势群体；佃户雇工是弱势群体。他们之间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是有很大差异的，这是社会的不平等，由此而引发的社会矛盾，一定会经常发生的，有时可能会很激烈。但是，总的来说两千多年来，乡村社会，除了个别时期，因为大灾荒、异族侵略、和官府的橫征暴敛，激发民变，酿成大动乱之外，是相对稳定的。也就是说两千多年来，中国乡村，已经逐渐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政治生态、社会结构、和经济生活模式。也有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传统和道德理念。这种模式的形成，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儒、释、道诸种学说理论的教化与渗透，宗法社会的钳制，以及屡次重大事件，包括多次王朝更迭的大动乱，带来的经验教训，乃至中国国民性的懦弱与守旧的因素，等等。
面对这种两千多年来，中国乡村相对稳定的局面，可以有不同层面的解读。这里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认识在乡村中广泛存在着的中小地主人群，他们的财富怎样积聚起来的？他们对乡村的经济建设、政治生态的稳定、传统文化的维护、如何对待天灾人祸等方面，他们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尤其是在官府和百姓的矛盾之间，他们是助纣为虐，还是对老百姓有若干呵护，尽管这样的呵护，更多的是出自于自身利益。归根结底这一大群人，基本是好人，还是一群坏人，因为这些因素都决定，历代各级政权，应该怎样对待他们，才是正确的，才能经得起历史和公理的检测？它应该也是我们和毛泽东及挺毛派们的严重分歧之一，也是本文重点。
毛泽东和挺毛派的观点已如上述，对暴力土改是充分肯定的，认为是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要经历的暴力行动。而乡村两千多年来相当稳定的原生态的存在是不合理的，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是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而地主不分大中小，都是敌对阶级，是反动分子，是统治者官府的帮凶，应该被打倒被消灭。
我们则认为，这样的分析过于简单片面，是以论代史，而不是论从史出。事实上取得政权前的“痞子运动”中，对地主富农的任意掠夺，对斗争对象的滥施酷刑和滥杀无辜，是不折不扣的强盗行径，是为获得自身利益的疯狂掠夺；而获得政权之后的种种暴力行径，鼓动户户起火，村村流血，肆意杀人达百万之巨，更是滥用公权力，典型的暴政！首先公然没收地主富农和富一点中农的土地财物，就是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不问这部法律是何时通过公布的，公理天道自在人心，未公布之前，不等于可以任意掠夺侵占别人财物，那和强盗的打家劫舍有何区别。至于滥施酷刑滥杀无辜，更是触及刑法的犯罪行为，也不问刑法条例是何日通过公布的，未公布之前，就能随意杀人吗？土改时杀人是件很容易的事，杀人权有时放到县里，有时放到区里，有时工作组召开批斗地主大会，鼓动群众喊几遍震耳欲聋的口号，然后当场拉出去就毙了。毙了就毙了，杀一儆百，谁也不敢问一问，这样杀人是不是草菅人命，有没有法律根据，这样的滥杀无辜，会有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其中也包括执政者的合法性和民心的得失。当时人们不敢想不敢说，很多年之后，人们对之依然噤若寒蝉，避之尤恐不及。今天，要不是进入了网络时代，我一介草民，这一点微弱声音，也还是没人能听到的。
地主们真的那么坏吗？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先分析一下地主阶层的形成。地主们大约可以分成大、中、小三种不同的人群。三种人之间也不是固定不变，可以相互转换的。一般来说大地主大都有官府背景，他们和统治者的利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就是沆瀣一气，称他们是官僚地主是合适的。在官府和百姓的矛盾中，官僚地主们基本上是站在官府一边的。在政权更迭过程中，他们受到打击，也是可以想象的，尽管暴力夺取政权是不可取的。
大地主之外，还有数量更多中、小地主群，他们的经济实力，政治地位，和官府的关系与大地主比，是大不相同的。首先是土地来源，情况就很复杂，不能用都是剝削来的一句话来概括。祖师爷马克思的那句名言：“自从资本来到人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对资本家也不全合适，比如当今世界首富比尓盖茨，他是凭高科技因特网的发明，加上善于经营而聚敛财富的，他的从头到脚到每个毛孔，是肮脏的吗？中国的中小地主们的财富积累和土地购置，也基本不是毛孔里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综合多种资讯，大致有如下的情况：
一类主要是农业生产上的行家里手，他们勤劳、精明、能吃苦，有些人文化层次较高，经济信息敏感，善于经营，知道什么时候种植什么最划算，到哪里去买去卖最赚钱。这些中小地主，他们挣的是血汗钱精明钱。他们一般都吝啬自私，甚至唯利是图。但他们大都诚实本分，知道钱财来之不易，所以不敢挥霍浪费。他们对雇用的长工和租佃他们土地的佃农们，当然有剝削，但也得按当时当地的规矩办事，比如交租的比率，比如长工的伙食标准和劳动报酬。尽管他们主观愿望上也是贪婪的，获利越多越好。但他们知道，长工也好，佃户也好，人身还是自由的，他们也在挑选。不是有句话，说你家伙食太差，“早冬瓜，晚冬瓜，再吃冬瓜我换东家” 吗！何况很多长工和佃农与东家还会有或远或近的姻亲关系，所以地主东家们一般都不想做得过头，乡里乡亲的，早不见晚见，谁敢把事情做绝呢？
这类地主，人们通常称他们是土财主、土地主，都是合适的，这个‘土’字并不是贬意词，它散发着泥土的芳香。他们是农业阵线上的生力军，也是土地红利的主要提供者，没有他们，可以说就没有待瓜分的大蛋糕。那些乡村的地痞无赖懒汉，很多人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他们能为社会提供财富吗？
其二，是世袭的地主。这类地主是大是小，基本上看祖上给他们留下多少田产而定。当然其中也有光耀门庭发扬光大的，也有不肖子孙倾家荡产，所谓“孙卖爷田不心疼” 的。一般情况都能子守父业。这批人就是当地士绅一族，他们的文化程度较高，在当地享有一定的威望。在数千年皇权不下县的背景下，（朝廷命官只到七品知县一级）他们实际上是乡村的管理者，也是乡村政治生态相对稳定的维护者。他们家当然会有士地出租，有的除了雇有做农活的长工之外，还有仆人。他们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名誉的看重，要胜于经济利益的获得。他们基本是儒家的信徒，讲究一点修身齐家的。一般来说，他们不会做什么恶事，对自家的长工仆人和佃户，都是讲一些礼数的。虽然不少文学作品表现了地主豪绅家中的佃户和长工，不堪虐待，奋起造反，甚至刀兵相见的。也许会有，但不是常态。
说到传统文化的维护，还不能不考虑到乡村还有一支重要力量，就是一群失意落泊的知识分子，和致仕的各级官员。不包括大官僚荣归故里的，他们还是官府人，是官僚地主。而那些失意的知识分子，即使蛰居乡村，大部分也得靠田产为生，也应属中、小地主群。他们文化层次更高一些，有的是“大乱避于乡” 的学者隐士。像浙南、皖南徽州等地，历来就有许多安居在农村，潜心做学问的人。他们是当地的骄傲，是当地人做人的标准。他们善待乡人，不断地传播文化艺术工艺等于乡人，乡人也尊敬他们。历来的执政者对他们也另眼相看，如果把他们也当作敌对阶级打倒，甚至杀、关、管了，岂止是亵渎斯文，也会大失民心的。
这些乡绅地主对社会的发展有两重性，既是乡村社会的稳定力量，也可以是顽固的保守势力。特别是很多士绅有很强的宗法社会背景。而宗法社会在中国源远流长，向上可以追溯到大约六千多年前，对男性的生殖崇拜时期；直到孔子、董仲舒们的三纲五常；向下可以延续到当今的太子党和官二代，是阻碍中国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重大阻力。要破除宗法体制的余毒，只能靠民主制度的建立，不能靠“痞子运动”胡作非为，事实证明，那只能是大倒退。
其三，工商业兼地主。就是一部分做生意的人，赚了钱到农村买些田地，算是不动产了，就有了底气；也有乡村中的地主，到城里经商，以获得更大利润。他们的规模大小不一，都起着沟通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很重要的桥梁作用。也承载着科技、文化、和现代资讯的交流和传播。有些沿海城市，还关系到境外的交流，比如广东。这支力量，不可小觑。如何对待他们，会影响到国家的全局。
这里不能不谈一谈，广东的所谓和平土改，和主政广东的叶帅与主持广东土改的领导人方方，以及为此方方们受到毛泽东的严词面责。
广东是著名侨乡，有广东籍700万人，占华总数70%，抗战前侨汇收入占全国75%，是我国外汇主要来源。叶帅、古大存、方方等广东籍党的高级官员，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与广东的侨属乃至侨胞，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侨胞侨属，很多人在家乡原籍购有土地，只占他们资产的很小一部分。就农村地位而言，也是属于中、小地主。他们购买土地的资金，则几乎全是海外经商所得。因为他们主要投资在海外，家乡买地大体上是一些余资，也是托人经管，怎么可能和当地农民有多深的阶级矛盾。所以叶帅和方方等主政者，不能不面对如此厐大的侨胞侨属群。此乃广东土改的背景之一。
侨胞侨属之外，广东作为祖国的南大门，工商业在中国一直处于领头羊的地位。从城市到乡村，工商业都非常发达。他们在为社会贡献财富的同时，许多做生意发了财的人，都会在家乡买几亩地作为基业。同样的道理，农村的地主们，也会去城里开个商店，投资工厂，弄个老板当当。广东的地主可不是土地主、土财主。他们信息灵通，思维活跃。有人说广东人骨子里都是向往自由的，这与他们的文化素养与经济地位，也与海外有广泛的联系有关。历来广东有钱的人多，而且很多人是多种经营的，工商业兼地主的比比皆是。全国土改时有明文规定要保护工商业，却要坚决彻底地打倒地主阶级。这话说起来就欠缺道理，执行起来更难。这也是广东土改面临的最大难题。
叶剑英、方方们面对如此现实问题，他们作为实权在握者，怎么可能滥用公权力，对昔日为家乡建设，为老百姓做过许多好事，也为社会的发展，乃至对革命工作，做过巨大贡献的工商业兼地主的厐大人群，滥施酷刑滥杀无辜呢？他们虽然信奉共产主义，也是受过现代文明薰陶的。于情于义甚至于利，他们都做不出那种灭绝人性的恶事来。
但是，在集权社会里，地方党委政府是没有多少自主权的，他们不可能违背毛泽东的意志，也必须遵照上峰的指示办事。诸如也得大力宣传土改的伟大意义，大派工作组，发动群众，建立基层组织，划分阶级成份，斗争地主富农，没收他们的土地财物，分给少地无地的农民等等，确实也一切都在按章办事了。所不同只是斗争还不是那么残酷无情，分财物时还稍稍留有余地，最最关键的是杀人太少，杀人的规矩太多，是严重的束缚了革命积极分子的手脚，果然惹下了大麻烦了。
首先是毛泽东龙颜大怒了。如毛自己所说他要开“御前会议”来解决问题。果然立即把叶剑英、方方等召来北京，参加最高级别会议。毛泽东说：“这里是最高会议，讨论广东问题。‘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毛泽东接着说：“（关于土改）全国有三个乌龟，广东、福建和广西。现在福建广西都爬上来了，广东还在爬。”
毛泽东面斥方方：“你犯了两条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一是地方主义。------你做十件工作，九件做得好，但土改工作没有做好。因此要降你一级，放你回广东，围攻你三天。”
方方当然知道毛泽东一言九鼎，这远不是降一级围攻三天的事。他已从政坛被边缘化，政治生命几近结束了。给他平反，只能是他死后多年的事了。
接着广东籍主要领导，如古大存、李坚贞（参加长征的32位女红军之一），都以反地方主义名义受到整肃。随着叶剑英被调北京，广东地方干部，基本边缘化了。叶剑英曾说：“主帅无能，累及三军。” 叶帅所言，多年后读之，依然令人动容。
古大存方方垮了，广东的土改还得搞。谁来主持？毛泽东派来了快刀手陶铸。陶铸以在广西剿匪杀人四万（其中三分之一可杀可不杀），受到毛泽东的赏识。果然，陶铸主政广东土改之后，立即大开杀戒。提出“户户斗争，村村流血。” 并下达了各县的杀人指标，务必完成！ 从此广东和北方土改一样，处处血雨腥风，被杀者被自杀者数以万计。其中除了大、中、小地主之外，也包括执出土改政策不得力，和有异见者。这点和边区时的晋绥土改一样，也和当时的全国土改一样。
它也告诉我们，毛泽东在中国全力推行暴力土改，除了效法斯大林，快步实现农业集体化，以便进一步掠取农村的财富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整肃异己，关天下悠悠之口；以及陪植毛泽东自己信得过的干部。那怕只在一段时间内，能紧跟自己也行。何时他有点碍眼碍耳了，再处死也不迟，比如对陶铸。陶铸绞人称得上高手，终也被人绞。陶绞人时剿匪、土改是平台；被绞时文革是平台。发号施令独掌乾坤的，都是毛泽东！称之为“伟大的舵手”是当之无愧的。不过要按孟老夫子的说法就是：“不仁者在高位，是播恶于众也。” 还有比毛泽东，更适合这样的定位吗？
再说广东土改，由于从毛泽东到陶铸，推行的暴力土改胡乱折腾。富饶的广东，工商业元气大伤，农村元气大伤，侨胞侨属元气也大伤，一蹶难以再振。以致到了大跃进人祸期间，富饶的广东农村也照样饿死人。有人说过，我也说过，反右派是因，大跃进是果。其实大跃进大饥荒人类的空前大劫难，与暴力土改有着更深更直接的联系。可以说毛泽东的农业政策，也是古往今来，如何切分土地红利这块大蛋糕，做法最恶劣，最残酷，最没有人性的一次，也是对农村对农业对农民，伤害最重的一次，必将永载史册。
数十年后，广东得改革开放先机，重振雄风，那是否定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和消灭私有制的歪理邪说，才有的结果。有人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广东即错失良机，和现代化擦肩而过。其实说这话的人，对毛泽东缺乏了解。他们对今天拥毛派们的本质也缺乏了解。这一批人，除了盲从者，他们骨子里和毛泽东一样，更多的想到只是一己私利，而不是国家的前途命运。
六，中、小地主群，在官府和农民的矛盾中，起着一定的缓冲和制衡作用。并不是万恶的敌人，应该恢复他们的历史本来面目。期盼中国能早日消弭民族仇恨，增强凝聚力，走向民主宪政的康庄大道。
土地问题困扰了数千年，大陆至今也未找到妥善的处理办法，依然是矛盾的焦点之一。中国没有大庄园主，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农奴。中国的土地除了一部分掌握在自食其力的自耕农手中之外，基本上掌握在各级地主手中。地主们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也是矛盾重重，也存在着剝削和被剥削，而所有的剥削都是不合理的，都应该改变它。但是这种矛盾远远没有达到必须通过暴力革命，血雨腥风的残酷斗争，制造人为的阶级对立，杀人无数，乾坤大颠倒的方式，才能解决。中国数十年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提出的阶级分析方法，和倡导的利用乡村的地痞流氓懒汉无赖，发起的“痞子运动”，疯狂的无法无天的打、砸、抡、杀，不是“好得很”，而是“糟得很”！是历史的大倒退。
其实两千多年来，地主和农民的关系，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在长年官府统治者和农民的矛盾中，起着不可或缺的制衡和缓冲作用。统治者都是极端贪婪的，但为了自身的长久利益，尤其是不敢因过度掠夺，而激起民变。怎样保持这种相对的平衡局面，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中小地主群体，居间的缓冲平衡作用，因为他们起着实际的农村管理者的职责。官府的一些政策指令，要靠他们向农民们传达贯彻，农民们的诉求，也会由他们表达。值得探讨的是，这些农村的实际管理者，从来就不是或基本不是官府的成员，这就有了很大的机动性，一方面他们不拿官府的俸禄，没有义务一定要为政府办事，官府太苛刻的条律，他们可以置之不理；另一方面，地主们没了官府身分，一些为富不仁者，就不能以官府名义，任意魚肉百姓。这样官府、地主们、农民三者之间，就有了一种动态的平衡。
有时我想，历代的统治者，不在基层设置政权的组织机构呢？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仅从利益的角度看，有了组织机构，固然可以方便自己的政策执行，更多的获利。但权益和责任，从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只顾权益不尽责任的政府，是短命的。尽责任不是几句漂亮口号，是要做实事的。比如实事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赈灾，常常在重大灾害降临时，也是考验统治者民心得失的重要时刻。政府此时固然要办实事，但政府能力也有限，必须借助民间力量。此时的地主群体，经常会担当主体作用。于情于理于自身利益考虑，他们都必须救剂灾民，这已成了历史的惯例，而且也是有潛规则的。比如搭粥棚施粥，是讲究“布包不漏，插筷不倒”。就是粥要稠到一定浓度，筷子插上去能站的住，用布包着不漏水，不能用大锅清水汤糊弄灾民。而有能力账灾的地主们，此时不能也不敢作壁上观。其实此时也是他们在农村树立威望，也是和官府叫板的好时机。听上辈人说，只要不是灾难太重，难得一次吃大锅饭，场面是很热闹的。施与者和被施与者，都认为是理应如此，不存在什么感恩的事。所以有人说，如果人民公社、大跃进人祸期间，执政者特别是毛泽东，不搞什么罪恶滔天的什么反瞞产私分，把农民手中的粮食搜括干净，富裕一点的农民手中，还有一点余粮，通过借贷账济等方式，调剂余缺，那中国就不会饿死几千万人。
我知道我是在说浑话了，农业生产主力军，已被彻底打倒，农村中的缓冲制衡力量已完全消失，别说是人祸了，即使就是自然灾害，也无力抵抗了。这一切根源在哪里呢？！
毛泽东执政前后，所以能犯下如此滔天罪孽，除了他本人的地痞流氓本性，和制度本身的缺陷，及外来邪说的钳制和影响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对中国的国情，特别是农村情况，缺乏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客观分析，而妄下的结论。以这种荒谬的结论，来指导革命，必然后患无穷，直至灾难连年。
据近代学者杜润生等研究，民国时期中国农村的土地状况，远不是毛泽东所说的那样。而是“从中国农村看，可分配的土地并不多，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不到50%，而不是一向所说的70%～80%。直到最近，有几位学者对民国以来的历次调查重新做了整理，发现地主占有的土地，还不到总量40%，其人口约占5%。”（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这5%的人口，占有不到总量40%的土地，当然也有改革的必要。但远没有达到必须消灭他们的程度。如果必须这么做，才是革命行为。那么当今的权贵资产阶级，只占总人口的0.4%，却垄断了全国财富总量的70%，远超过美国的5%人口，占有财富70%。又有数字统计，全国亿万富翁有三千二百余人，其中太子党有两千九百余人。都是合理合法的收入吗？该对他们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面对农村中那5%的人口，拥有近40%土地的问题说事吧。这5%的地主们，究竟都是些什么人，他们的财富究竟是怎么来的，他们在农村干了些什么，上面我已经做了一点分析，不再赘述了。
现在讨论一下，应该如何对待这种不平等的现象。具体点说，就是要不要土地改革，和怎样的改革？是暴力土改还是和平土改为好？暴力土改的种种弊端和严重后果，已经实践证明是一种很坏的行为，那么能不能用和平的方式呢？有成功的例子吗？
当然有！台湾的和平土改，就是受到联合国表彰肯定的成功范例。网上有较详尽的资料，可以查阅。简述之就是这场开始于1949年，和大陆土改几乎同步进行的台湾土改，先是定租定息，交租量不得超过农业收成的八分之三，约为37.5%。然后政府出资，从多占土地也即地主手中收买土地，买来的土地以长期低息贷款方式，出售给无地少地农民。政府帮助地主手中的余资，投入工商业；政府再对低收入农民，予以资金科技等扶持，使他们尽快富起来。果然，短短几年时间，困扰中国数千年的土地问题，就得到了各方比较满意的解决，做到了地主、农民、政府三嬴。不仅没有血腥，没有杀戮，也没有引起社会的动荡，更没有你死我活的阶级对立。以后随着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我们的骨肉同胞们，已经走上了共同富裕之路。与此同时，台湾也成为保持中国传统文化最好，又是接受现代科学技术文化最先进的华人地区。大陆作家伍立扬说，台湾高中生的中文水平，要超过大陆的中文博士生。
对比台湾和平土改的成功，大陆的暴力土改，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反思。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为的制造阶级对立。特别是制造出一个万恶之首，即地主阶级。不问四类分子、五类分子（在下叨陪末座）、九种人、和文革中的21种人，地主都首当其冲。是坏人中的坏人，是顶级的坏蛋。必须彻底打倒，再踏上亿万只革命的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他们的子孙后代，都要严密看管起来，防止他们复辟变天！
地主们真的都是洪水猛兽，十恶不赦吗？他们究竟犯下了什么样的滔天大罪，对农民对政府有过怎样的伤害，以至要把他们整体打入人间地狱，世世代代受尽凌辱，再怎么忍辱负重，也得不到救赎呢？文革十年我在农村度过的，亲眼见到所谓地、富分子，过怎样的人不如畜生的生活。我只说一件事，当时的农药，用的是剧毒的有机磷类1605与1059。闻一闻都能毒死人，而且救治非常棘手，乡村卫生院根本治不了，各个公社每年都有一些人，死于喷洒此类农药者。笔者当时是一家大医院的下放医生，每年都要为抢救这类危急病人，付出过智力和体力的无数艰辛。这些喷洒农药者，基本上都是“老四”（农村中对四类分子的贱称）。有些生产队四类分子因讨不到老婆死绝户了，就和其他有老四的队换工。其实那时的四类分子，有的已是第二第三代了。但社、队干部都不想给他们摘帽。没了老四，谁来干危险要命的活呢？谁给社队出义务工呢？这些都是小事，还有件大事，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革命年代，谁来当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呢？农村中那时也真有向外队借老四，来当活靶子的事。唉！每想到这里，我都是悲从心来。我在当右派的22年，八千多个的漫长岁月里，不是一直在当活靶子吗？经常科室里开会，除了讨论医疗病案的事，有些会议一开始，主持人会说：“革命同志留下来！” 我马上尴尬地灰溜溜地走开，心中立刻漫起无限辛酸，右派真不是人当的！我们真的有那么大的罪吗？为何一再要受此等鄙视和凌辱？有时也会低声骂一句：“草泥马”只给自己听。所以我在农村抢救农药中毒的老四们时，除了“有医无类” 一个当医生的基本品德之外，还有点惺惺相惜之义。尔我同类，能尽上力一定竭尽全力，救助你们。我们都是人，也是现代意义的公民，我们都有权利活下来！在四周公社每年都有人，因喷洒农药而死的情况下，我所在的公社，皖南泾县浙溪公社（现属榔桥镇）一个农药中毒的都未死，当然我也抢救成功了其他各种危重病人。这是我行医五十余年，最大的亮点。笔者曾发表过一个短篇记实小说《生命几何》，说的就是老四们已经非人化，生命不值几何。
话说远了，再说说地主阶级罪与非罪之事。其实地主的原罪，归根究底还是手中拥有了多余的土地。官府为了把这些土地和土地上的农产品，据为己有。可是又不能通过合法程序，去收购赎买他们。咋办呢？就说他们有罪，而且罪大恶极！定什么罪呢？就说他们残酷剥削农民，都是黄世仁，都是刘文彩，都是周扒皮，私设水牢，杀人无数！说你们有罪，就是有罪，无罪也是有罪！为了证明这个妄下的结论，开动一切宣传机器，胁迫动员一切文学艺术力量，乃至写上教科书，永不改口，他们就永远是罪人，我们就永远正确！任何言论，亿万次重复，深入到全体国民骨髓里去了，就成了真理！
然而，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去检验地主们罪大恶极，是否符合客观现实，如果我们不带偏见，不只维护执政者们小集团的利益。我们就会发现那重复亿万次的言论，并不符合历史真实，也不是真理。我们从全民福祉的角度出发，为了这个国家能长治久安，为什么我们不能面对历史真相，公开说一句，暴力土改是一项错误的政策，它伤害了很多不该伤害的人。那拥有全国不足40%土地，占人口5%的人，曾经为这个国家，为当今执政者做出过很多贡献，他们之中很多人，是很优秀的，有很强的管理经营能力，应该是可以发挥他们的才能，很好为社会服务的。可惜他们不仅未受到重视，反而受到反复的摧残，很多人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作为一个阶级，已经退回历史的帷幕里去了，今天讨论这些事，已经只能是历史的反思了。
往事已矣，来者可追。我并不是在做翻案文章，也不是要算历史的旧帐。只是在追寻历史的真相，期盼能恢复历史本来的真实面目，给已逝去的历史人物，不问是名人或普通人，或是一个群体，有一个准确的历史定位。目的还是在于消弭民族仇恨，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也是为了早日走出毛时代的阴影，走上民主宪政的康庄大道。
此吋我想起了胡适先生，想起了胡适先生一生倡导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和他的渐进改革的主张。在下虽然人微言轻，也是渐进改革的信奉者。不管当今社会有多少不合理的现实，比如权贵资产阶级非法拥有巨量财富，执政官员贪腐成性，司法不公，贫富差距日益增大，农民工缺乏应有的保障，房价奇高等等，都不是必须动用暴力变革的理由。同样的道理，执政者对当前种种弊端，只应该主动开启同步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政革，更不能滥用公权力，甚至动用专政机器，对不同意见者使用暴力。
胡适先生在谈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果时说：“无形之中养成一种仇恨心里。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不能并立，并视为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得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恨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种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需有的惨剧。”地主和农民关系，也应是这样的。
2010年12月初稿
2011年4月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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