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毛泽东的急刹车
1974：毛泽东为何急刹车？
----探讨一段长期被史学家所忽略的历史
一.毛泽东何以突然来了180度的大转弯
从1973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倒周”、“代周”之意图渐露渐显：
王洪文被“选”为位列毛、周之后的“副主席”，第三号人物；
以邓小平取代周恩来的计划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尤其是1973年11月25----12月5日，在毛安排下进行的名曰“帮助”实为“批斗”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已使周在政治局和领导层的权威“扫地”----连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太太章含之都敢对周怒目喝斥；
几乎是伴随着1974年而来，仿佛平地骤起的“批林批孔”运动，更是名不符实的大批所谓“现代大儒”、“宰相”和“周公”，为“倒周”做足了舆论准备；
江青一干人所挑起的“黒画展览”、“蜗牛事件”、追查周培源文章的后台、大批安东尼奥尼影片《中国》，更是让周恩来四面受敌，难以招架。
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一个时机、一个由头，就可以让周去“步刘少奇、林彪的后尘”了----然而，仿佛是天降奇迹，毛泽东出人意料的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10月20日，他明确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
所有关注中国政局的人都充满了疑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毛泽东突然察觉到了潜在的政治危机。这个潜在危机的威胁是如此之严重，一旦爆发，必将导致全面失控，！到那时不要说“保住文革成果”将化为泡影，就连他自己都会身处险境！他除了果断刹车，安抚潜在的对手，化解尚在萌芽中的危机之外，已经别无选择！
那么，毛泽东心目中原本的计划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令他对局势做出了危机将临的判断？他的判断准确吗？事后能否得到验证？笔者准备就以上几个问题加以分析，阐述自己的观点。
二.探秘毛原本的“倒周”计划
如果说1973年以前，毛泽东时不时会冒出“倒周”念头，那也充其量带有很强的试探性质----能倒则倒，不能倒则继续留，并非一定要实现的目标；那
么，从1973年下半年开始逐步显山露水的这波计划，则有着很强的“志在必得”态势。因为它具备了几乎所有“倒刘”、“倒林”之前的特征：
1.毛做了备用人选的准备：
前几次倒周未能如愿，很大一个原因，或许就是难以找到能够取代周恩来的合适人选。而这一次，毛则不动声色地做了备用人选的准备：
（1）毛破格提拔上海造反派头子王洪文。
毛泽东曾多次说，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都齐了，后来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中共“十大”前，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王洪文担任选举准
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任副主任，屈居王洪文之下。在毛的坚持下，王洪文不仅一举超越了一向提携他的张春桥、姚文元，更是越顶而过军中诸多将帅----包括
被称之为“总司令”的朱德----被“选”为副主席，排名列毛周之后第三位，以堵死周恩来接班之路。
（2）邓小平的复出到急剧上升。
尽管王洪文的发迹多次被人讥为“坐直升飞机上来的”，但，邓小平复出以后的上升比王毫不逊色。
1973年3月10日，邓小平复出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几个月观察后，特别是邓在1973年底政治局扩大会做了批周的表态后，毛连续三次在会上推荐邓小
平，提议他担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参与军委的领导工作。仅凭毛的一席话，从中央委员重返政治局，甚至事先都没有经过中央全会的形式走走过场。这在中共
历史上还是史无前例的。由此可见，毛对邓的期望之殷，这背后则是他迫不及待地想用邓来取代周的大计划。
1974年4月，毛力荐邓小平出任赴联合国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更是明显释放出以邓代周的信号。邓的快速上升甚至让江青一干人心里酸溜溜的，认为他们辛辛苦苦，邓却“摘了桃子”。其实质，正在于毛“以邓抑周”、“以邓代周”的战略意图，只不过江青没能参透罢了。
2.毛泽东的舆论准备
毛的名言：凡事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是对付刘少奇，还是林彪，毛也都是这么做的。而这次倒周，毛暗中支
持江青一干人，背着政治局大多数，突然发动所谓“批林批孔”，到处煽风点火，“放火烧荒”，大有第二次文革【注1】爆发之势。《人民日报》连篇累牍，《解
放军报》被勒令停刊【注2】，每日只能“复印”《人民日报》达半年之久。大大小小的御用专业“写作班子”----“梁效”（清华、北大两校之谐音）“罗思
鼎”（螺丝钉之谐音）一齐上阵鼓噪，借古讽今，含沙射影大批“现代大儒”、“宰相”、“周公”，和当年借“中国赫鲁晓夫”暗指刘少奇、“刘少奇一类骗子”
暗指林彪几乎是如出一辙，只差随时将其和周恩来三个字划等号了。
3.毛的组织准备
为了能够顺利“倒周”，毛泽东还做了周密的组织准备：
（1）在毛泽东看来，当时的中国政坛上只有邓小平有足够的资历、威望和能力能够制衡或者进而取代周恩来。唯一担忧的是邓小平是否可靠。经过几个月的观
察，特别是当毛获悉邓在73.11.25--12，5的政治局批周会议上，说出了自己想说而不便说的话之后，兴奋不已，想马上把邓找来彻夜长谈，只是因为
当时已是深更半夜，一时找不到人，只好作罢。【注3】
通过这次毛暗设的考核后，邓小平立即获得重用。除了已经担任的国务院副总理之外，又被委任以军委委员、总参谋长。毛的目的，也正是一石二鸟，将邓小平“掺进”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系统和叶剑英主持的军委系统，同时制衡周、叶二人。
（2）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1973年11.25--12.5连续召开会议，“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其中主要是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不久即上纲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指责周“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
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的情况：挨批判期间，周每日在家等候通知去参加会议...
...散会时，他亦“知趣”地即刻离开大会堂回家，因为有人留在那里商量下一步对付他的办法。...
...往日谁见了周恩来都会主动热情地打招呼，如今有些人则尽力回避，即使正面相遇也表现冷淡。【注4】
经过这样的组织准备，毛泽东深信周恩来已经威望扫地。将来即使对文革派不满，讲出话来也就没人肯听了。当然，这些都是毛和文革派单方面的认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自我感觉已经与客观实际相去的越来越远了。
4.毛的军事准备
很多史学家和文革关注者对1973年底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充满疑惑：尤其是那几点规定非同寻常：第一，下命令就走；第二，上任不准带秘书等人；
第三，人走家搬。一千年前“杯酒释兵权”的旧剧改头换面为“新版现代戏”重演——八大军区司令“裸体”调动，在司令们事前完全没有预感的情况下被命令立即
闪电式地实施。原因呢？按毛自己的话说“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但事先不谈话，不征求意见，不做思想工作，下命令前而且没有任何征兆，下命令后要求即
刻赴任，都与中共历年所形成的工作习惯大相径庭。怎么看都像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可，究竟有什么大事呢？
笔者曾对这样“高射炮打蚊子”式的大动作长期困惑不解，直到将其与“倒周”准备联系在一起，才感到有了合理的解释。正像毛在“倒刘”前密调38军“卫
戍”北京；“倒林”时巡视全国给各大军区“打招呼”，并调一个师进驻北京南口一样----都是为了防止刘少奇、林彪也利用军队反抗。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
调”也旨在未雨绸缪，预防周恩来利用其在军队里的巨大影响来阻止即将进行的“倒周”大举。从这个角度上看，对周采取的各项措施，与对刘、林如出一辙。
5.共同特点：到外地发动
1974年7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先后赴武昌、长沙等地。名为“养病”，实为权衡“倒周”的风险与得失。纵观49年以后，毛泽东凡经过精心筹划而发动
的历次运动，几乎无一例外要外出巡游，身在外地，“不在现场”几乎也就成了一个规律。高岗事件如此，刘少奇、林彪也同样如此。而在“批林批孔”的高潮中，
他又离京去了外地----仅从这个细节，我们是否又能看出些苗头呢？
综合上述5点，笔者认为，毛泽东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只消等待一个机会，一个由头，“倒周”就要破门而出了！
三.什么因素导致毛“紧急刹车”？
笔者认为，有两大因素对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周恩来主持的国庆招待会
1974年9月30日晚，周恩来抱病主持国庆招待会。自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以来，历年如此，即使在“史无前例”、“天下大乱”的文革中，也未曾有
过间断。然而，这次却与以往大大不同----据《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描述：当面容消瘦的周恩来出现在国庆招待会上时，人们都站了起来，使劲鼓掌，不
断地呼喊：“周总理！周总理！”全场沸腾，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前面的人一拥而上，争相向他握手问候；后面的人则翘足远望，甚至不拘礼节地站在椅子上，遥
相挥手致意。周在招待会上所作的简短的官式祝酒词，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十余次之多。
前边提到，毛这次离京赴外地，明为养病，实际上暗中仍在筹划“倒周”----他需要等待一个机会，或者寻找一个突破口。然而，这次国庆招待会上显露出
的情绪、倾向，不啻给毛当头浇了一瓢凉水！照理说，通过73.11.25--12.5政治局批斗会，周恩来早已被批得“体无完肤”，在领导层抬不起头来。
1974年初的“批林批孔”矛头指向了谁，江青又是在代表着谁说话，明眼人都应该很明白。一个即将被打倒的人，人们往往是避之唯恐不及，可这一次，却完全
不同了！他看得出来，如果论真诚发自内心而不是表面文章的话，周所获得的掌声可是大大超过了自己！如果不是有所顾忌的话，周万岁的话都能喊出来！
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不会不明白这次国庆招待会所透露出来的明确信息----人心的向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在此情况下，如果罔顾党心民意，势必激起强烈的反应，其结果就很难预测。无奈之下，毛泽东不得不暂且把公开“倒周”搁置起来。
四天以后----74年10月4日，毛泽东做出了反应，他让张玉凤直接通知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至于谁任总理，或者说周恩来怎么安排，毛都没有明确表态。
笔者认为，此时的毛泽东，仅仅是意识到“倒周”之事还需从长计议，急躁不得。非但没有决定再次由周担任总理，甚至可以说恰恰相反，他心目中认为最急迫的还是：抓紧提升邓小平的权限，加强遏制周恩来的能力，加快“以邓代周”的步伐。
2.王洪文秘密的长沙告状
如果说，国庆招待会上所出现的强烈拥周场面，令毛泽东大为震惊，不得不暂且中止“倒周”计划；那么，王洪文的秘密长沙告状之举，倒是让毛突然间警醒----一个潜在的巨大危机或许正在酝酿形成！
按照官方说法：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在与江青等人密谋一夜后，背着中央政治局大多数人，秘密飞到长沙毛泽东处“告状”。王洪文称当时的北京
“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恩来“住在医院里，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毛泽东当即批评了王洪文，要他回
去后要多找周恩来和叶剑英谈谈... ...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王洪文则当天又飞回北京。
对这段“官方说法”，长期以来似乎无人异议，也似乎无人对其更深层次的内容进行进一步探究----事情果真像表面呈现的这样简单吗？
笔者认为，正是因为王洪文的长沙告状，让毛泽东突然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我们还是首先看看毛泽东从王洪文的告状中获得了哪些信息：
（1）邓小平很可能已经倒向周恩来。
“以邓制周”是毛泽东埋在心底里的“小九九”，决不可能摆到桌面上，宣以外人的。可江青一干人就是参不透，老认为被邓小平“摘了桃子”，处处掣肘，为
毛战略的实施制造了颇多麻烦。自邓小平复出，尤其是同时手握国务院和军委重权以来，已经和江青发生过多次龃龉：总参谋长的人选，赴联合国代表团长人
选... ...尤其是这次的“风庆轮事件”，两人当时就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吵，事后邓小平拂袖而去，如此看来，邓与文革派的决裂似乎在所难免。
按照王洪文的说法，“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这是毛泽东最不愿意看到的，如果邓真的倒向了周、叶等人，就意味着他“以邓制周”战略的破产。
（2）北京正在发生什么？
王洪文或许是想把事情说的严重些，好引起毛的重视。不料却触犯了毛最大的一块心病：这些人整天搞在一起想干什么？是否有什么阴谋？
按王的说法，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庐山会议是什么“味道”？那是200多名中央委员在林彪、陈伯达的“蒙骗”下，一起向中央发难、向文
革派发难，来势汹汹，恨不得要把江青、张春桥等人一口吞下！来势之猛，声势之大，连他毛泽东想制止都颇费踌躇。还好，他当时就在庐山----可这次，一旦
北京事发，他又身在外地，鞭长莫及，后果之严重可就难以想象！
（3）重头人物立场分析
北京正在酝酿阴谋，或者向江青、张春桥发难，逼他毛泽东就范；或者就干脆把矛头指向他毛泽东，这就是他所面临严峻而又急迫的问题。但----对方能成
事吗？有几成把握？这恐怕就要看主角是谁了：叶剑英手握兵权，对江青恨之入骨，闹事儿肯定少不了他，但他独自闹事恐怕也难。毕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已
经深入人心，叶某的“老右”形象也几乎是家喻户晓----到时只需他毛泽东亲自出面声讨，就会立马陷入“四面楚歌”。单独闹事，叶某不足虑。
邓小平呢？目前正深获他毛泽东信任，处在快速上升期，即使与江青一干人闹点别扭，也决不至于参与到阴谋之中。对此，毛泽东还是有这个自信的。
但是----周恩来呢？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文革开始以后，周所表现出来的，都是对他毛泽东俯首帖耳，即使心里不同意、不满意，也从不表现出来。当
然，毛知道周恩来城府极深，喜怒不形于色，把事情都埋在心底里。毛坚信自己死后，周恩来肯定会做“秘密报告”----像赫鲁晓夫那样，这也就是他多年从来
不能真正信任周、不断伺机“倒周”的根本原因。
但，他毛泽东还活着----周恩来敢吗？照常理看，他不敢，也不会。那万一呢？什么事情都可能会有万一呀！作为政治家，凡事可不敢都往好处想，宁可把
坏的方面想过头！要说这几年周受的委屈可真不少，他居然都能忍得下，挺过来！假如他这次受了叶剑英们的挑唆，果真敢于出头叫板，那还真不好对付！国庆招待
会上所传递的信息不容小觑啊！
其实，毛泽东心中何尝不知人心所向？只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为了不至于像斯大林那样被人身后鞭尸，他就必须顶住！硬着头皮顶住！他能够让人否定大跃进
吗？能够否定“三面红旗”吗？能够否定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吗？能够否定他倾注了晚年全部心血的文化大革命吗？不能！哪一个都不能啊。“千里之堤，溃于蚁
穴”！后退一步，就意味着全线崩溃！没有办法，没有退路，没有选择！他喜欢曹孟德，深深理解他那句“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
四.化解危机
1.毛泽东果断出手
对于阴谋这档子事，毛泽东一向都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否则，他也不会一天到晚老是高喊“三要三不要”了。事情紧迫，来不得半点拖延。两天后
----10月20日，毛泽东让王海容、唐闻生向北京传达他的意见，明确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
商量办理；并赞许说“小平同志的办法好，对江青就是要顶”，再一次明确了由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同时兼总参谋长一职。
大概是还嫌这样做不够，稍后毛泽东又刻意作出和江青划清界限的姿态，让王海容、唐闻生二人把他对江青的看法转达给周恩来，称：现在要安定团结，江青就
是不听，开“钢铁工厂”，开“帽子店”。别人心里不高兴她，她非跟很多人闹翻不可。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偏要搞。她的话不能全信，她只能代表她自己。
我是三四年来只跟她吃过一顿饭，现在又是三四年了，一顿没吃。【注5】
毛泽东果然出手不凡----你们在北京搞的乌烟瘴气，“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所为若何？不就是“四届人大”上的权力分配嘛！好，我就给你们！看你们
还闹不闹？当然，毛泽东心中更清楚的是，权力怎么给的，就可以怎么收回来。想找借口还不容易？目前情况不那么明朗，暂且后退一步，稳住大局。他日回到北京
之后，再伺机而动。
2.危机存在吗？
自从“总理还是总理”指示发出后，“四届人大”的筹备也显得异乎寻常的顺利：
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和王洪文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情况。
12月26日晚上，毛泽东与周恩来单独进行了彻夜长谈。
1975年1月8--10日，10届2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1月13--17日，四届人大会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1975年2月1日下午，周恩来主持召开四届人大闭幕后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副总理的分工。周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
北京政局风平浪静，再也没有了“庐山会议的味道”。人们不免疑惑：这潜在的危机是否真的存在？毛泽东的反制措施是否真有必要？
目前能够提供的证据，只有陈永贵生前的回忆。叶剑英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曾说过：“抓四人帮是顺从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
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再和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周总理和我们配合，我
曾经试探过总理的口气，但周总理对毛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江青。总理就断断续续地说：要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毛主席。他很厌烦和我讨论江青的问题。”
其中“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再和主席商量。”说的应该就是这一段。
另外，“许多人就和我商量”就不会密不透风，就会被江青一干人通过各种渠道，看到和探听到零零星星的迹象。这也自然成了王洪文密报毛泽东：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的证据。
五.小结
陈永贵不是周恩来、叶剑英线上的人，披露的目的无非是想说明叶剑英对毛不忠，他的回忆应该相当的可信。只可惜那些当年频繁出入叶宅，游说叶剑英的人，
或者曾与叶秘密交换过意见的人，至今不肯吐露一句。即使在某些回忆录上有过“投鼠忌器”的暗喻，也往往语焉不详，难以做为治史的有力证据。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档案的逐步开禁，相信会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当年的北京确实有过叶剑英所说的密谋，只是由于周恩来至死不肯挺身而出，才导致密谋“胎死腹中”。
由此看来，毛泽东还是有足够的警觉，反应也很到位。毕竟，他也不敢确保周恩来不会呼应叶剑英的秘密建议吧？一旦叶、周联手，“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再和主席商量。”毛泽东的麻烦就大了！
【注1】当年曾把1966--1968年称为“第一次文革”。
【注2】每日只能“复印”《人民日报》，不能有自编的任何东西。
【注3】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杜，第２８８、２８９页。
【注4】 张佐良：《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１９６６－１９７６》，第１１８页。
【注5】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