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研究】护国运动后梁启超的辉煌与落寞zt

选自《从洪宪帝制到云南护国：大事件背后的是是非非》第六章，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参与护国运动的领导，是梁启超政治生涯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自古就有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说法，梁以著书立说的以一介书生能登上叱咤风云的政治史顶峰，也可遂平生大愿，留名千古了。在近代史上众多文化名人中，若以学问而论，任公排名不一定能在十名内；但若以事功、社会影响而论，则护国运动后的梁启超，即使是康有为也要让这个学生三分。就这一点说，梁启超是幸运的。

但梁内心却并没有太多胜利的快乐，走到护国这一步也并非梁的初衷。临到1915年12月，梁启超在与蔡锷等密谋武装反袁、南下上海之前，他还写了一封长信给袁世凯，最后一次奉劝袁世凯放弃帝制，不要引火烧身。他说：“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斩。”[1] 言词恳切，可谓仁至义尽。

梁启超自己说得很清楚，他一向坚决反对变更国体，辛亥革命前反对革命党人在君主国体下鼓吹共和，现在又反对袁世凯在共和国体下鼓吹君主，是同一个逻辑，同一个道理。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坚决主张维持君主国体，为此还写了《新中国建设问题》这种在当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文章，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在于他认为“若在当时现行国体之下，而国民合群策、合群力以图政治之改革，则希望之遂，或尚有其期；旧国体一经破坏，而新国体未为人民所安习，则当骤然蜕变之数年间，其危险苦痛，将不可思议”。梁认为，革命后的种种循环“恶现象”结局表明，他的预言是准确的。既然国体变更危害如此剧烈，那么如今喘息未定，又要第二次变更国体，国家如何能承受？[2]

梁启超反袁如同曾经依附于袁一样，其动机不同于依附权势只求升官发财的官僚政客，他有他的政治理想以及与此理想相应的政治品格：他的终极政治目标是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和手段是渐进的、有秩序的改良，而不是激烈的、暴力的革命；实现这一理想所要依托和利用的对象，不是力量弱小的资产阶级和其它力量，而是强有力的统治阶级当权派。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梁启超才在辛亥革命后选择与戊戌变法的仇敌袁世凯合作，而不愿与曾经的同志孙中山结盟。

此前我们曾经说过，梁启超在其血气方刚的时代，并非没有产生过“革命”的念头。但因为各种原因他还是退了回来。在这里面起了重要作用的人是黄遵宪。黄氏自1877年出使日本，走上外交生涯，先后在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地任职。其政治理想同样经历了从激进到渐进的转变。1902年年底，他通过书信的形式把自己的心路历程转告梁启超，给激情四射的梁沷了一盆冷水。黄以其在西方各国考察的经历而认定，一个国家即便有优越的制度和高水准的教育，要实现民主理想同样是困难的。以中国的情况，最佳选择是学习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卢梭式的暴力革命只能是“以如此无权利思想、无政治思想、无国家思想之民而率之以冒险进取，耸之以破坏主义，譬之八、九岁幼童授以利刃，其不至引刀自戕者几希？”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3]

黄遵宪对英国保守主义的推崇，极大地影响了梁启超，当晚年回顾自己的政治立场时总结：“我在国内政治党派分野里头，向来属于渐进派。我对于现状不满足，认为必要改革乃至必要革命。但我无论何时何事，对于那些暴力的、无理性的、无效率的革命论及革命手段，总是要反对。”[4] 作为一个彻底的改良派，梁启超不管是戊戌前依靠光绪搞改革，辛亥革命后与袁世凯合作，都是这一政治理念的体现。在他看来，只要能最终实现理想，暂时牺牲理想是可以忍受的。他曾经对袁世凯寄予过莫大的希望，并一再忍让和迁就，为此在二次革命、大借款、取消国会等问题上都站在袁世凯一边，希望能借助袁世凯使中国慢慢走上宪政的轨道，最终实现民主政治。但民国初年的政治生态让梁灰心，而袁的权力野心更同样一发不可收拾，一步步走向帝制。即使袁给自己准备了一个很动听的“年号”：“洪宪”，弘扬宪法之意。也就是说，他搞的君主制不是传统的专制君主制，而是君主立宪制。

但退无可退的梁启超并不再相信这一粉饰性说法。他起来反对袁复辟帝制，是因为坚信，袁野心的闸门既然已经打开，就不会适可而止，而会一路倒退回君主专制，使中国此前付出的种种努力完全付诸流水；二则袁的帝制自为必然会带来动乱和破坏，而这与他的政治期望完全相反，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在“二次革命”后，革命党人“捣乱”的危害暂时不复存在，最大的祸国者已不再是革命党人，而成了袁世凯。

从梁的内心来看，他并不真正反对帝制。在著名的反袁鸿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中他还承认：“鄙人自始不敢妄倡共和，至今仍不敢迷信共和……。顾不敢如公等之悍然主张变更国体者，吾数年来怀抱一种不能明言之隐痛深恸，常觉自辛亥、壬子之交，铸此一大错，而中国前途之希望所余已复无几。盖既深感共和国体之难以图存，又深感君主国体之难以规复……。吾友徐佛苏当五六年前尝为我言，谓‘中国势不能不革命，革命势不能不共和，共和势不能不亡国。’吾至今深味其言，欲求祓此妖谶者，而殊苦无术也。”[5] “凡谋国者必惮然革命，而鄙人则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今日反对公等之君主革命论，与前此反对公等之共和革命论，同斯职志也。”[6] 矛盾痛苦之情溢于言表。

这种进退失据的心态在另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表达得更为清楚：“第一，吾党素昔持论，厌畏破坏，常欲维持现状，以图休养。今以四年来试验之结果，此现状多维持一日，则元气多斲丧一分，吾辈掷此聪明才力，助人养痈，于心何安，于义何取？使长此无破坏犹可言也，此人则既耄矣，路易十四所谓朕死之后，洪水其来，鼎沸之局，既无可逃，所争早暮已耳。第二，吾侪自命稳健派者，失败之迹，历历可指也。曾无尺寸根据之地，惟张空拳以代人呐喊，故无往而不为人所劫持，无时而不为人所利用。今根基未覆尽者，只余此区区片土，而人方日日惎调于旁。当此普天同愤之时，我若不自树立，恐将有煽而用之假以张义声者。我为牛后，何以自存？幸免于此，而为独夫戮力杯酒释兵之事，数月后行且立见，傫然共为一匹夫，以坐待到割，噬脐何及？”[7]

以《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的内容及护国运动的整个过程来看，梁启超反对袁世凯是坚决的，并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但并不矛盾的是，梁多年来从来不真正反对帝制。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去世后，梁对他颇多惋惜和同情；相反在整个护国运动中，有着共同目的的梁启超与孙中山却仍然没有表现出有携手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