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90周年，不由得人不再次提起五四运动的话题。对于它，人们似乎已经太熟悉了。可今天又有多少人知道，五四运动与顾维钧和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们的干系？
"中国战胜"：天大的历史误会
1918年，欧战结束，中国一夜间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其实，这实在是一次天大的历史误会。
欧战爆发，中国恪守中立，"廿一条"交涉接踵而来。袁世凯称帝不成反丧了卿卿性命。随后几年，在远东国际关系日益复杂化的同时，中国国内南北政权对立，势同水火；北京城里府院相争，波谲云诡。颇有戏剧性的是，中国是否宣布参战本是中国主权内的问题，却蹊跷地成为列强争夺在华利益的口实，一时间竟成为外交与内政诸多矛盾的焦点。"廿一条"签订之后，日本又先后与英、法、意、俄签约，争取列强认可，引起尚未参战的美国不悦。1917年2月，美国姗姗来迟地宣布对德绝交并参与欧战，同时要求中国参加协约国方面作战，希冀以此掣肘日本在华扩张。此时欧战大局已定，日本认为中国参战将危及战后它在山东的权益，便以攻为守，一改几年来反对中国参战之方针，转而与英、法、俄、意四国交涉，以四国承认战后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为条件，支持中国参战。其时，中国南北两个政权对峙，北京政权内部大总统黎元洪与内阁总理段祺瑞之间的府院之争正如火如荼。黎元洪原本主张与美国一道对德宣战，但鉴于日本通过亲日派曹汝霖等人拉拢段祺瑞参战，而地方督军们又大多希望趁参战之机大肆扩充实力，遂认为参战将会中日本的"圈套"，转而坚决反对参战。
黎反对参战态度明朗，在袁世凯身后成为政治强人的段祺瑞，即成为美、日以参战借款为饵争相控制的对象。外交问题竟成为府院之争的一步大棋。驻美公使顾维钧密电北京政府，提出联美抑日对策，并透露美国政府援华两亿美元战费案已提交国会的消息。日本则通过曹汝霖等人大力活动，允以同样巨款助段，并指出：美款须经国会辩论，期限未可预知，中国必须以出兵欧陆为条件，且专款专用，不得挪借；日款则允许段氏以此款编练参战军.并可借此武力"先清内乱"。至于出兵欧陆一事，日本则以自身参战经验为例说明，中国只要增援欧洲粮食物资及派出民工，无须真的派遣军队。一个是期款，一个是现钱，一个真参战，一个真募兵，自然是日本的意见正中段氏之下怀。结果，参战之争导致黎、段摊牌，5月23日黎元洪免去段氏总理之职。之后，黎电召"辫帅"张勋晋京调停时局。反被张挟持，演出一幕引狼入室、致使清室一度复辟的丑剧。抓住这一天赐之机，段氏随即在河北马厂"誓师讨逆"。8月4日段祺瑞拥兵返京后颁行的第一道政令，就是对德宣战，中国终于成为欧战参战国，而欧战已近尾声。
1917年11月2日，日美签订《蓝辛--- 石井协定》，在有关双方在华权益问题上达成妥协。1918年9月24日，就在欧战结束前夕，日本政府利用段祺瑞急于"武力统一"中国之机，又一次以借款为饵，与北京政府签订了《中日关于山东问题之条约》，进一步扩大了其在山东权益。在双方换文中，北京政府使用了外交术语"欣然予以同意"云云，钻入日本设置的外交陷阱，为尔后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埋下毒种。
1918年11月，欧战终于结束，在最后一刻跻身于协约国之列的中国，突然间成为与列强比肩的战胜国，一时间举国欢庆。北京大学学生you行到美国使馆，山呼"威尔逊大总统万岁"。东单北大街上的"克林德坊"也换成了"公理战胜"字样。然而，事与愿违。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碰到了意想不到的尴尬局面，并触发了民国以来最大的外交和政治危机。
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
1918年夏天，在驻美公使顾维钧的主持之下，公使馆研究小组连续向北京发回报告，建议政府未雨绸缪，着手准备战后和会，提议政府应"理直气壮"地在和会上提出山东问题，并不必顾忌被迫签订的"廿一条"。这年12月中旬，顾氏与威尔逊总统同船赴欧，为中国代表中最早到达巴黎者。
一年前曾积极拉拢中国参战的日本政府却在外交大肆活动，以中国参战不力为由，妄图取消中国的与会资格。北京政府急令驻欧美公使们斡旋争取列强支持。顾维钧多方奔走美国国务院游说，获得成功。
资格问题甫解决，又遇到席位问题。因此前美、日等国在拉拢中国参战时曾有许诺，战后和会中将视中国为平等大国，中国遂希望派出与大国同等数目之代表。然而，英、法列强却自食其言。参战国与会席位分为三等：一等是英、法、美、意、日五大国，每国五席；二等是巴西等国，每国三席；余为三等，每国两席。中国被列为三等，虽一再交涉却未尝改变。同时，中国国内的南方政府，曾一度意欲另组以孙中山为首的代表团单独赴会，后因孙氏无意赴会，才以"一致对外"为由派代表参与。这样，虽然中国代表团1918年即抵达巴黎，但直到1919年1月28日，代表团名单才正式公布，而巴黎和会已正式开幕十天。中国代表团团长为外交总长陆征祥，团员为南方政府外交次长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比公使魏宸组。其中，陆、王为正式代表。其他成员还有驻法公使胡惟德、驻丹麦公使颜惠庆、驻意公使王广圻等，另有专家十七人、外籍顾问五人、行政技术人员二十人，总计五十二人。
起初，在此次和会上中国应实现何种目标，政府与民众主张相距甚远。民间呼吁以此为契机，挽回可能之所有权利。段祺瑞却认为中国参战太迟，不宜有过多要求，应以山东权益为主。政府对于和会的方案迟迟不决，直到代表团到达巴黎之后，才发去了拟定的方案。方案中最终顺从民意，提出了一大批难以兑现的要求，却惟独把山东问题置于次要地位，显示出外交上的幼稚。 报国有志，回天无力......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法国外交部大厅开幕，与会者凡二十七国。和会完全被五大国操纵，直到1月27日中国代表竟始终未能与会。1月27日上午，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在"十人会"上突然提出讨论山东问题，并认为此事与中国无关，主张不让中国参加。在美国的坚持下，"十人会"乃决定在下午会议上邀请中国代表与会申诉。得到通知后，中国代表团陷入一片混乱，不仅是由于代表团自身行政事宜尚未落定，更是因为行前对山东问题并未做充分准备。关键时刻，代表团接受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卫理的建议，首席代表陆征祥外长称病不出以"留有余地"。在其他成员一再互相推诿之后，决定由王正廷和顾维钧代表出席，并以英语流利为由指定顾氏发言。
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日本代表牧野发言，申辩日本应无偿享有德国在中国山东权益，并发表了1917年日本与英、法、俄、意四国达成的秘密谅解。同时，他暗示1918年中日曾于此事有秘密换文，意思是山东问题已非悬案，因为从条约上、法理上论，日本已经获取了山东权益，此事只要和会确认即可。中国代表由于仓促上阵，因此在牧野发言后大感狼狈。顾维钧遂起立声明，山东问题事体重大，希望会议给中国代表团一个研究准备的时间。"十人会"同意次日再行讨论此议。
中国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讨论，推举顾维钧准备次日的发言。1月28日下午复会，大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雷孟梭即请中国代表发言。顾维钧由于对山东问题研究有素，因而并未展念讲稿，而是即席作了长达三十分钟的慷慨论辩。他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诸角度申明了山东是中国主权之不可剥夺的一部分，提请和会尊重中国主权领土之完整。顾氏雄辩陈词之后，日本代表牧野起而辩解，称中日之间已有成约在先，试图以中日换文为武器把中国逼至墙角。顾维钧针锋相对地强调指出，"廿一条"是举世公认被迫签订的，其法律效力存疑，从而巧妙地避开了中日1918年秘密换文事，充分利用了日方不愿公开这一换文的心理。所以，当美国总统威尔逊当场询问中日代表能否公开中日间有关条约(指"廿一条")时，牧野表示须"等待请训"，顾维钧则当即应允，击中了日方痛处。顾维钧这次发言，是中国外交史上空前成功的外交演讲，当场置日方于尴尬地位。顾氏发言完毕，会议主席克雷孟梭立即于席上大声道贺，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美国国务卿蓝辛等人上前祝贺，意大利首相奥兰多也对顾氏发言极为"赞美"。
然而，顾维钧1月28日的雄辩演说，只是暂时扭转了中国在和会中的被动局面。日本政府在"十人会"论战失败后，即转而向北京施压。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1月31日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随后又专访代理外长陈箓，并以一百五十万陆海军相威胁。陈箓竟以顾氏擅自发言推诿，即电令中国代表团不得发表"中日密约"。此时，公布"中日密约"问题遂成为关注焦点。
由于列强五国中，英、法、意早已与日本有密约，故而袖手作壁上观。顾维钧只得赶在威尔逊总统临时回国之前，全力寻求美国支持。中国代表团准备好了所有相关密约、条约、外交文件十九件及顾维钧起草的《中国要求胶澳租借地胶济铁路即德国所有他项关于山东省权利之直接归还说贴》，于2月13日送达威尔逊。威尔逊当面向顾表示了对外交说贴的满意和美国政府支持中国的立场。2月15日，中方冲破日本代表团的重重阻挠，说贴和全部附件送达了"十人会"及相关国家代表团。此后，中国代表团又陆续向和会提出三个主要说贴，以力争保守国家主权。
但是，由于日本代表作梗，英、法受对日密约掣肘，而巴黎和会上五大国的注意力此时已转向战后国际格局安排及欧洲分赃问题上，中国山东问题遂一度搁置。被中国人称为"第一好人"的威尔逊，因其建立国际联盟计划在国内遭受政治挫折，故急转谋求列强支持。因此，威尔逊在3月重返巴黎时，对山东问题的立场已判若两人。4月中旬，欧洲政治分赃完毕，和会重心又转回山东问题，中国代表却被排斥于会外。此后的会议上，支持中国立场的美国代表势单力薄，英、法、意三国态度暧昧，日本代表更以退出和会相要挟，情势急转直下。4月22日下午，陆征祥、顾维钧应邀出席英、美、法、意等国组成的"四人会"，这是中国代表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莅会讨论山东问题。会上，列强之间已有默契。威尔逊彻底改变原先立场，转而支持日本，抓住1918年中日秘密换文不放，宣称条约之神圣性。顾维钧起而辩解，但终究只能含糊其辞，无法说出当时段祺瑞是为二干五百万日元借款而与日本签约换文的实情，情势十分窘迫。会议最终在所谓条约神圣的幌子下，不顾顾维钧的强烈反对和抗议，强加给中国代表一个要求承认日本在山东权益现实性的方案。
休会后，顾维钧等人开始了紧张的会下斡旋活动，包括游说蓝辛、卫理等亲华人士及提出接受五大国共管方案的说贴，4月29日，威尔逊阐明了对山东问题的最终立场：(1)中国政府的彻底衰弱与腐败，使美国维护亚洲风险太大；(2)日本应有生存；(3)如果谈判破裂，美国人不会为中国山东而对日作战。4月30日，"四人会"对山东问题做出最后裁决，决定在对德和约中将山东问题从中国问题中单独列出，即有名的《凡尔赛和约》第一百五十六至一百五十八款，批准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所有特权。至此，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交涉完全失败。顾维钧和他的同事们在巴黎和会上艰苦卓绝的努力付诸东流。
签与不签
然而，远在万里之遥的巴黎的顾维钧们，万万没有想到，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迅速诱发了改写中国现代历史的五四运动，使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更处于内外交困之境地。今人扒梳历史细节发现，五四运动之兴起，乃是由于时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王大燮(晚清以降曾出任驻英、日公使，民国教育总长、外交总长)，不满北京政府的暧昧软弱态度愤而辞职后，于5月3日傍晚打电话给好友蔡元培，诉说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及北京政府密令签约之立场。蔡氏即于当日晚九点假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学生代表会议宣布此事，遂激起师生巨大爱国之热潮，导致次日北京学生的大you行。学生运动的爆发，使孱弱的北京政府态度更加暧昧，而代表团的立场却反而趋向于强硬。
就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民众情绪趋向白热化的时候，5月4日，远在巴黎的代表团向"十人会"提出一份措辞强烈的抗议。5月6日，"四人会"正式向协约国成员国公布将于第二天交付德国的《巴黎和约》文本，中国代表陆征祥外长当场宣读了中国代表团对和约中山东条款的抗议宣言。同日，代表团请示北京"签字与否"。
23日，北京政府电令陆征祥，如不能保留，即全约签字。就在这最后的外交努力趋于失败之际，5月28日，中国代表团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和约签字问题，代表团内部却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主张签字者，有驻法公使胡惟德、驻意公使王广圻、代表团参议伍朝枢，其主张签字之理由有三：其一，对德和约，如不签字，则对奥和约，许我签字与否，尚不可知；其二，如德、奥和约都不签字，则德、奥租界不能收回，对德、奥关税不能自主，德、奥领事裁判权与德、奥赔款，亦不能撤销及停止，为害甚大；其三，将来中国与日本直接商洽山东问题，其结果能否比今日三国所商定者更有利益，亦无把握。至南北分裂，为时已久，纵不签约，亦不能使南北统一。驻意大利公使于广圻认为如果拒签，日本若以武力威胁，无法得到其他列强的援助。驻法公使胡惟德表示："签字一层，利于国家，毅然为之，不必为个人毁誉计"，伍、王二人同声和之。
主张不签字者为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其主张不签字之理由有二：一为尊重民意；二为免使南北分裂。顾维钧说："日本志在侵略，不可不留意。山东形势关乎全国，较东三省利害尤巨。不签字则全国注意日本，民气一振。签字则国内将自相纷扰。"陆征祥和魏宸组没有明确表态。在五位全权代表中，有三位明确反对签字。随后，施肇基以接待梁启超访英为名，返回伦敦住所。颜惠庆等几位公使也陆续返回各自住所。代表团长陆征祥在向北京请辞不允情况下，"旧病骤发"，住进法国圣克卢德医院。王正廷以南方政府代表身份不宜终决为由退缩。中国代表团的最后交涉工作自然全部推给顾维钧一人，而此时苦苦等来的北京指示却是"自酌办理"。
1919年6月28日下午三时，凡尔赛和约签字之时，顾维钧代表诸公"共同决定，不往签字"，并发表拒签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