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弟弟/二友记

二友记







缪 哲











严勇



��说话是25年前了，那时我还是个学生。一天夜里，似就要就枕时，宿舍忽然进了俩人。个儿大而瓮瓦脸的一位，未经人请，便捡了凳子坐下，说“哪位是邱小刚”？老邱即从他躺着上铺上，扭了半张脸过来，说“这儿呢”。剩下来，就是大个子问老邱小说作法之类的话。



��按当时的世风，是以文学为高尚的。中文系的宿舍，就成了人们取经、访道、求签、或问卜的地方，香火很盛。在我们看来，这人则不过另一个问卜的香客而
已。唯这香客不怎么虔诚：他的调门太高，意气太盛，不仅与庙里的主尊——老邱，有称宾主之势，对协侍于主尊的泥胎——即我们，亦视如无物。故大个子走后，
我们便问老邱这是哪儿来的“二子”，答曰“数学系的”。言罢又用天津话补了一句：还是个硕士哩！



��大约一年后，我在校园的路上碰上了我的好友刘皓明（当时方分配到北大的出版社工作），他说计算机系的马希文教授，最近新开了“译场”，正翻译一本叫
GEB的书，他也被招去“执胡本”、或“宣秦言”什么的。言罢就邀我去译场里转转。记得译场是设于北大28楼一层的某室。一推门，就见床上蹲着个“碧眼胡
”。门一关，后面又露出个大个子，正是来我宿舍里拜泥胎的那位。瓮瓦的脸上，这时堆满了诡谲的笑。我还未来得及叹一声“晦气”，这大个子就手扶身旁的一辆
自行车说：你知道这儿有辆自行车吧？我只有点头。“那你知道你知道这有辆自行车吗？”我先一楞，但随即就猜出这厮的下一句话了。“那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这
儿有辆自行车吗？”说罢我们大笑。然后是互道名姓，他自称严，单名个“勇”字。



��这回见面，多少减了些我对严勇的坏印象，因我当时想，这厮固然无礼，却不失为聪明人。那时我将毕业，已没什么功课，于是就常去译场玩。那个译场，是由
一间“三床六铺”的学生宿舍改成的；除严勇睡的铺外，别的铺上，都堆满了大八开的稿纸。纸上的字迹，或作皓明的清秀体，或作严勇的蚊脚体，偶有几张画符
体，则不知谁某的。唯97年GEB出版后（商务），却见扉页译者的署名，竟作“郭维德”三字。我初以为这个署名，是严勇、皓明、David（即那当初蹲床
上、后以“莫大伟”为名常出入于中央电视台的碧眼胡）三人的笔名，如“马南村”什么的。盖GEB书里，有很多文字的游戏；作者Hofstadter，亦自
名“侯世达”（GEB汉译作者的署名，及作这三字），很有游戏味。故我想这个“郭维德”，或取笑话里说“郭春海”之意亦未可知。但一问严勇、皓明两人，才
知道这竟是一真人的名字。至于两人的“雀巢”，何以被“鸠居”，则似乎也是游戏，——唯是学术界的游戏，较文字的游戏为可恶耳。但这是后话了。



��且说我在译场里晃悠，一来二去，与严勇就混熟了。他那时颇沉溺于与语言逻辑、或数理逻辑有关的游戏，常撇出些似是而非的话来，如“我请求您抱歉”，“
请允许我原谅您”等。至于正经的说话，却如公式的推导，清晰而干脆。用于行事上，则往往体现为计算式的无情。我本人是读圣贤书的，凡事不喜分明。但那时正
在成长的年龄，对自己不熟悉、或不具的东西，总是好奇的，这样就很乐于与之交往。现在回想起来，我与严勇这二十多年的友谊，前期的基础，似是少年的好奇，
后期的纽带，则是那些一同度过的成长的时光，至于人们常说的“天性相投”，自信是没有的。



��那时严勇正是智力最活跃的年龄，他学数学，学哲学，学德语，弹吉他，此外还做一件很自负的事情，那就是写小说。为了有展示的地方，他鸠集了骆驼等人，
油印了本小刊物，名字叫《没有风的季节》。白皮，土纸，自刻的蜡版，书法颇不堪。至于其中的作品，如今则全无记忆了，唯仿佛对经验与感情的使用，颇奢侈而
浪费。问他将来的打算，则曰做“数学家”。数学是怎么个家，我当时不很明白；他则称和文学家是一样的，都是人类文明的贡献者。那时少年人的自负有如此者！



��与这智力的不安分相匹配的，是行为的不安分。他事事好奇，常一身卷入数事，乃至恋爱时，也“壹发五豝”。又做事不循常轨，故每捅些事端出来。于是郝军
等人，便叫他trouble-maker；但字长，叫来麻烦，故简称为Tra。从此在圈里，这名字便取“严勇”而代之了。他的弟弟、同在数学系读书的严
文，则随之而名“小Tra”。



��老Tra与小Tra的关系，当时是颇有趣的。兄弟俩的年龄，似相差五、六岁以上，按理应大有威，小有敬。但实际全不如此。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与兄弟俩
去北大一女生楼（31楼），老Tra走楼道的中间，我与小Tra各走于一侧。过一虚掩的宿舍门时，老Tra忽然向小Tra撞去。小Tra不及防，便斜楞着
身子跌进了宿舍。只听得里面一片女孩子的尖叫声，随即就见小Tra哈着腰，口称“对不起”地退了出来。回到楼道后，兄弟俩不交一言，若无其事。还有一回，
老Tra正偷拉研究生会的电话到自己的宿舍（记得是29楼215），小Tra恰也来了，便从旁评论说，我就知道你干不出什么好事。似老Tra还未及答，他
母亲也来学校了，便问干什么呢？小Tra就代答说：“偷拉人家电话呗。”老Tra即正色道：“你看他是有病吧！”一旁的小Tra并不争辩，只坦然地吸烟。
这两件小事，是颇见老Tra行事的风格的。他有种奇怪的“平等心”；以为人人都是一自足的个体，较之别人，既不多什么，也不少什么；故一人对另一人，并没
什么东西可给，或需要给。唯后来小Tra于陆肆被杀后，老Tra为避缇骑的追捕，来石家庄我的家里躲避，每到傍晚时，老Tra即一人坐在七楼的阳台上，回
到屋来，脸上总有未干的泪痕。这或是哥儿俩关系另一面的体现，或老Tra对人与人的关系，有了新的感受亦未可知。



��我在北大读书的后期，世风就潜移了，老Tra是得风气之先的人；他突然有了钱。这样他就买了平生的第一部好车：一辆需蹶高屁股才能骑的跑车。老Tra
对这一辆车，爱护得和自己的眼珠一样，有空就擦一遍，每到晚上，还扛去楼上的宿舍里。不久后，他又买了一部据称是专用于放艺术片的录象机（好像是比普通的
录像机多了几个磁头），那在当年真是个大件，比如今的房子还稀贵。唯我当时最爱看的，是我们找来的那些划痕满屏的毛片。至于他津津乐道的艺术片，我则一直
很鄙夷（记得其中有一部叫“厨子，贼，他的妻子以及她的情人”的怪片）。我是个文字中心主义者，常以为严肃的东西，只有文字可表达。后改学艺术史后，也仍
有这偏见，觉得视觉的形象，至多是文明的符号、隐喻、或投影，绝不可谓文明的本身。在同行人眼里，这或是“入吾室，操吾戈以攻之”亦未可知。还记得看录象
时，有过一件有趣的事，或是郝军还是谁，对毛片的真实起了怀疑。老Tra便以画面的细节为证据，以数理般严谨的推理，反驳了郝军的怀疑，让我们那颗担心被
骗的心，终于踏实了下来。



��老Tra考上博士的当年，我就毕业了。但那时候工作就那么回事，所以我常从老远的庄上，跑回北大来。这时老Tra已很阔绰（好象是组织人译、卖稿子什
么的），故我们抽的、喝的，亦皆较以前为豪华。至于数理逻辑、哲学、小说等话题，则听得渐稀了。记得有一回，我刚推开严勇的宿舍，门外就进来一个自称什么
“九”的经济学博士（记得至少有30多岁），劈面就问我手里有没有罗纹钢。这时老Tra走来说：他不弄罗纹钢，他是搞汽车的。这什么“九”就赶忙说：汽车
也成啊，你有多少？老Tra颇不耐烦，就草草轰他走了。我在北大待了四年，以前听说的，都是段玉裁怎么说，卡尔纳普怎么说；至于罗纹刚、汽车的，却从未有
闻，故听来觉得很怪。后去老Tra楼道的公厕，又见两个博士模样的人，站在尿池上，手里掂着老二，也在讨论罗纹钢。我当时的骇异，就如耶稣见了耶露撒冷圣
殿中的钱商一样。但我这人迟钝，当时并未从这些小事里，看出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的、迄今犹未见其终点的时代的开始。



��老Tra就是随着北大、或中国的这新变化，掀开其人生的新章。在当时的老友中，他似是唯一的“圣之时者”。他读博士之余，又做起了书商的生意（或于做
书商之余，兼读一读博士亦未可知），这样他就更忙了；乃至大便前的酝酿的时间，都抽不出来，总要等到最后一刻时，才慌忙跑向厕所。他蹲坑有读书的习惯，对
书的内容，又很挑剔。故每逢这时，他就急煎煎地四下里找书。这是我、骆驼、郝军等，当时每引为笑谈的。他做书商三年的成果，是一批地摊上的书，和一笔几万
块钱的积蓄（比现在的百万不少）。陆肆他出亡美国时，曾把这款子存到胡子处，嘱我们有困难，就去胡子处领。



老Tra去国前，还偶跑石家庄来，有时是卖稿子，但多数是来玩。来后我就领他去我后来的岳父的办公室里，听当时还颇罕见的CD。播放的音响，在当时算顶级
的。一开按扭，便声音轰鸣，莫说音色，仅是音量之大，已是前所未闻了。后来又取德国人赠的一开盘的“寸带”（磁带的宽度竟有一寸多，故名寸带）听，则声音
之妙好，更得未曾有。老Tra听得呆呆的，嘴里不住啧啧。然则老Tra后来对音响的嗜好和无理性的投入，是早有根子的。



��也是在那个期间，老Tra来庄里，还演了一齣“英雄救美”剧。那次他是和“眼镜”一起来的。“眼镜”披一条长达一丈的白色的围巾，显得颇动人，引得她
与老Tra同去的一饭馆里的阿三们，贼心大动，于是便以言语微挑之。老Tra便去晓之以理，阿三们则报之以拳。这样就打了起来。老Tra的头部被开了一酒
瓶，但并未倒下，而是如断头的刑天舞干戚一般，手舞凳子，把阿三们逐出了饭馆。打完架后，俩人去派出所办案。民警要了他证件，一看上面的北大博士生的字样
（那时博士还少得可怜，不象今天的贱如狗），便嘴张得大大的，高叫一声：啊？！



��陆肆后，老Tra先在庄里躲避，后于某天的深夜，与郝军一起奔去了广州。此后又展转去了美国。他在斯坦福三年，并未象皓明那样，有“舜水依江户”的打
算。故不久后的1994年，便先于香港而回归了。此后他一头扑入商海，做了弄潮儿。及至兴阑意败，已垂垂老大了。什么数学哲学文学，已都成旧梦，二十年一
觉，只“赢得商海白领名”而已。这真是很可惜的。他初业的数学，我虽无点滴的知识，但以我对他的智力的了解，和我对北大之所谓精英的了解，我想北大出身的
人中，如果有谁可能从数学这个方面，成为他所称的“人类文明的贡献者”的，我想他必是其一。但天使为之，谓之何哉呢？兹改篡Goldsmith于柏克生前
戏拟的墓铭，与Tra共悲：



��Here lies our good Tra, whose genius was such,

��We scarcely can praise it or blame it too much;



��Who, born for the universe, narrowed his mind,

��And to TCL gave up what was meant for mankind.











骆驼





��我与骆驼是在译场相识的；他读的法律，我读的中文。虽在别人听来，这或较数学为近，但在我个人，却又较数学为远。因我那时觉得，北大的法律与政治系，
实近于讼棍与官痞的养成所，至于老Tra称的“人类文明”云云，是无甚感受的。但我与骆驼结识不久，他便告诉我说，他本来也想学中文，可惜分数不够，就被
招生者掳去法律了（那时的法律系，是文科招生的排泄池，如今则为显系）。又说他初入北大时，校排球队为延揽他，曾以帮他转中文系为诱饵。但中文系的党总支
书记（应是张健夫老师）不答应，乃至有羞辱的话（据说朱德熙先生由西南联大的物理转中文时，也受了系主任罗常培先生的羞辱，称“你以为我们中文系是排泄池
呀”）。结果就如大为说的，“狗操猪，稀里糊涂”了。对这一件事，他心里一直很忿忿；记得有一回他和声细气的谈完转系的经过后，突然涨红了脸，咬牙切齿地
说：我操你们中文系这帮丫庭们！

��骆驼不来中文，固未必如他自信的那样，是文学的损失，但入读法律，却是法律系的赘疣。因为他无心计，想事又太诗意化。尤为要紧的，是他不感兴趣。记得
当时圈里的人，总多少会谈及自己的专业，骆驼所谈的，却都是法律的花边。比如讲国际法，便一语不及国际法的本题，只乐道他老师的开场白，什么“国际法不是
法（按山东话读四声），是条约（读YAO）；外国的定义是扯淡，我们的定义还没（读MO）有”。还记得有一回，我问他什么叫公诉，他粗做了解释；后又问他
一具体的问题，他不耐烦道：这都是扯淡，我不清楚，也懒得清楚。

��骆驼的本志，当时是作个诗人。他写了很多诗，皆刊于他与老Tra等编的《没有风的季节》。但我那时的诗趣已淡，故没怎么读过，只记得句子很长。至于读
而觉得好，则是十年后的事了。他倾注于诗里的感受，是奢侈如惠特曼的，唯不甚精细。我与皓明私下里，曾戏称他为“Camel the
Magnificent”（豪华者骆驼）。

��与老Tra的“勤”不同，骆驼的性格，可称个“懒”字。当时我们都20来岁，倘不是必须，是绝不沾椅子与床的。即使说话，也往往站着说，走着说，或作
“符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演讲状，踩凳子上说。骆驼却爱躺着，一躺下就不愿欠身。哪怕取一杯水，一根烟，也会吩咐我们地下乱走的人说，某某，请递我杯水，
或谁谁，请来根烟。很有满大人做派。皓明对此很恼火，以为骆驼“以小厮蓄之”。后据骆驼讲，他的家族里，确有一点满大人的血统，如他有个舅爷什么的，就是
“食不厌精，事不厌懒”的。

��我与骆驼交往的渐密，其实是89年圈里人四散之后，此前则不甚多。这交往的开端，也很有戏剧性。大约是89年5月的某日，我与老邱从庄里来北京，去广
场“观礼”。观着观着，就到了晚上，于是去北大的营地里，找了只钢丝床。刚要躺下，就见纠察队围成的人墙外，有颗亮闪闪的秃脑袋。老邱的眼好，说是骆驼。
我们就挤过去，果然是他，新剔的秃头。寒暄不两句，就拉我们去他崔府夹道的家里，他当时的妻子（我不记得名字）煎来了饺子，骆驼开了酒。记的那是瓶安徽产
的伏特加，老邱只叫难喝。我则困饿交加，不辨香臭了，故一气就喝到了飘飘然。等64后再来北京，老Tra已远遁美国，没了去处，就投奔骆驼而来。可说是
迟，那是快，不几天的工夫，骆驼已离婚了。他一个人住崔府夹道老宅的西夹，似日子过得颇不马虎。记得有一回我来，恰巧马爰也来了（这是我第一次见马爰）。
骆驼似在出版社里，为马爰做了什么担保，马爰暂不履约。骆驼就抱怨说，你这么做，搞得我年底奖金都没了。说完又气急败坏道：你他妈看看，我现在穷到只能抽
“北京”了。我听后，如闻晋惠帝之“何不食肉糜”。盖一包“北京”，顶我抽的三包烟的价钱。

��也所谓“富者易为交”吧，我与骆驼的关系，就突然近密了。骆驼不同于老Tra，他不把人看作一自足体，而把人与人的关系，作一物理学称的连续统
（continuum）看；统内的东西，是延续而流动的。这样我每来北京，他的热情、收入等，就流入我心里，胃里，和肺里，有时还多到我被撑着或呛着。又
过了不久，我再来北京，他身边就出现了一个娇小的姑娘，似是与单位争房子什么的，由崔府夹道的老宅，迁到了报社的办公室。这个二十多平米的房子，被书橱一
割为两间，里面为两人的寝宫，外面是骆驼的朝堂。每天早上，骆驼的主任必先打探他的臣下起床了没有，然后才整衣冠，理佩璜，战战兢兢地坐朝来。

��这时骆驼也仍然写诗，尽管那时的写诗，已是不名誉、乃至反社会的行为。没了《季节》，他就把诗自印出来，发给周围的朋友。我也是接受的人之一。那一段
的诗，是骆驼写得最好的，多有愤怒与谩世语，令人想起惠特曼与金斯堡。其中的一些段落，我当时觉得是汉语曾产生过的最好的诗行。记得其中有一长篇，我与皓
明都很喜欢。皓明说要写一评论，给《读书》发表。但人事草草，皓明亦不遑宁处，评论的事，就成空话了。现在回想骆驼的诗，他就仿佛一个有太多珍珠的人，只
顾着抛洒，至于理线串珠，使成一漂亮的项链，却未暇及。唯当时的世风，已越来越不利写诗了。没有掌声，没有鼓励，不再有需求，这个豪华者就是穿好了珠子，
又馈予谁呢？

��64后朋友们四散，我心灰气冷，便学起译书的勾当，骆驼是我的第一个编辑。这样两人间，就难免有事务性的来往。我不是精明人，但比起我来，骆驼似更糊
涂。有些办砸的事，我说你不该这么办。他就说“那你不早说”。而这种事，我原以为是“我不说你也知的”。随着世风日偷，骆驼的感受方式，就越来越跟不上时
代，于是一事砸而事事砸，精神终于崩了。他先是亢奋，朋友们聚会，他如暴君一样，会一人霸占所有的谈话。现在想来，那真是骆驼才华勃发的年代，他说话愤怒
而尖刻，滔滔不绝。他上骂天地，中骂国家，下骂身边的每个人；论深刻与雄辩，真可方驾雅典的泰门，或不列颠的李尔。骆驼就是这样以悲剧的方式，实现他的诗
人梦的。

��亢奋之后，就是消沉：骆驼陷入了长久的抑郁。为舒缓他的情绪，有一回我请他来庄里小住。我的公寓只有两小间，他住南间（我做书房的），我与家人住北
间。但以前的喇叭，今成哑巴了：骆驼不说，不笑，只是看书，偶写一写东西。为让他安静，我告诫缪思庄（当时只有四、五岁）不要去打搅“骆驼伯伯”，但她耐
不住好奇，总朝门里偷窥。每到这时，骆驼就唤她进来，与她说笑，或认真地谈话。我曾和阮丽开玩笑说：看来这骆驼的智力，已低到只配同孩子说话了。

��骆驼归于平复后，就情绪萧索，百事不为了。新时代的乔治，终于杀死了旧时代的龙。

��我和骆驼都喜欢庞德的一首诗，兹录其开头，戏为骆驼的墓铭吧：



��For three years, out of key with his time,

��He strove to resuscitate the dead art

��Of poetry; to maintain "the sublime"

��In the old sense. Wrong from the st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