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时代的童年回忆
刘畅
9月9号是毛泽东的祭日，想来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日子，另外一些知道的，也不会每年都记得。为什么要提这个日子呢？因为毛泽东虽死，他的红色思想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大为盛行，至少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我们国家现在正在大唱红歌，还有人提倡重看红色电影。
西方有位哲学大师提出了“社会学想象力”的概念，他说在考察人的时候，要把这个人放置在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因为人是离不开社会的。换句话说，人是社会的缩影，人的社会属性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他所生活的时代。如果我们用这样的视角重拾历史，就不难发现，40年前那个火红年代，如何影响了至少两代人的命运。重拾这些记忆的碎片，将它整合起来，似乎可以理解，为什么一具躺在水晶棺材里34年的尸体依然被无数中国人去膜拜和瞻仰；一张在天安门城楼上挂了60多年的浮肿的脸还是没有人敢给他撤下来。毛泽东和他一手缔造的共产党帝国，依然是中国这个时代最有力量的代表。
我们这些60年代末出生的孩子，是怎样在那个乱哄哄、闹腾腾的世界里“被红色”的呢？
60年代出生的人，都无限热爱毛主席，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大部分人从娘胎一出来就认了老毛做亲爹，虽然他不是亲爹，但大家都说“不是亲爹，胜似亲爹”。当婴儿一睁眼就看见医院墙上他老人家的巨幅照片或画像时，无疑就想到是老人家给了自己一条小命，奥地利有位著名的老头给这种生物效应起名叫“印随”。印随效应超级强大，尽管那时中国还没有“毛爷爷”的政治流行语，但我们对毛的感情是十分单纯、十分真挚、十分虔诚的。虔诚到我在四、五岁左右的时候还认为，我们这些毛孩子都是毛主席的大车间生产出来的，生出来以后再分配给不同的家庭，送到幼儿园、学校培养成花朵和接班人。我不知道这种认识的来历，不过我得知作家王朔童年也有过类似的想法后非常高兴，这说明的确有印随的力量启发着我们对毛有了“造人”的幻想。
那时候，除了全国到处是毛主席的画像和照片外，我们每个小孩的衣服上还都别着毛主席像章，攀比谁的像章最多，谁的像章换得最快更勤，这是那个时代的时髦。我们通常是这么做的，把毛主席像章别在一个手绢上，每天把手绢拿出来换一个像章带上。上小学后，毛主席教导我们认老祖宗，于是全国教室里都挂上马、恩、列、斯、毛泽东的大幅肖像，一般是挂在黑板的最上头，那是教室的风水宝地。这几张画像跟我们今天好几代中共领导人一样，是按照祖宗顺序排列的。我们红小兵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伙的，他们属于黄毛系列；列宁和斯大林是苏联的，已经跟咱们在珍宝岛干了一仗，翻了脸，但好歹还是亲戚，算老大哥；唯独毛主席有点孤独，因为他的接班人总也选不好。虽说如此，我觉得下巴颏长着一个痦子的毛依然是最酷最生猛的一个。列宁是秃头，电影里的他总是穿着类似母猪肚皮那样双排扣的大衣，不如我们领袖的裤腰提得高。另外给我想象空间的是马克思的一脸大胡子，我疑惑他是否要扒开胡子才能吃进无产阶级的窝窝头。我那时已经知道马克思的革命伴侣燕妮了，我喜欢照片上燕妮的大裙子和她的微笑，我觉得她比戴绿帽子红袖章黑眼镜的江青同志好看。
我们小学的课堂只学语文和数学教材，课本很薄，教材封面封底都是毛主席语录，语文书上第一页还有毛主席的木刻画像。语文书上除了必须背会的毛主席语录，就是刘胡兰、黄继光、董存瑞和邱少云等革命烈士的故事。三年级的课本上增加了欧阳海，并配有他死命拉住惊马的插图（差不多三十年后，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孩子让我给她辅导语文，我发现课本上还有欧阳海，插图没变）。我对云周西村的刘胡兰印象最深，因为毛主席亲自给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老师反复给我们描述国民党反动派如何残忍，用铡刀砍下小胡兰的脑袋。老师问我们，如果革命有一天需要你们抛头颅、撒鲜血，你们能像小胡兰那样为革命献身吗？我们整齐而响亮地回答：能！
我那时候还知道，毛主席不但万寿无疆，而且他是全知全能的。我们国家的坏人差不多都是他一个人抓住的，而且他抓住的都不是一般的坏人，那可是国家主席，军队元帅、副总理、市长书记之类的大反革命和大修正主义份子。这些坏蛋看起来比谁都像好人，但只有毛主席才有这样的火眼金睛识破他们，我们是在这些人被打倒批臭，特别是上了杂志漫画以后，才看出他们是坏蛋的。我懂事的时候，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早死了，阴谋家、野心家林彪也从天上掉下来摔死了，剩下一个矮个子、小眼睛的邓小平，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据说毛主席早识破了他的阴谋诡计，把他放在身边只是给他改正的时间。
我崇拜毛主席还因为他说话我听不懂，那时候觉得领袖说话都是听不懂的，每逢听到广播传来抑扬顿挫、怪腔怪调、慢条斯理地讲话声，那一定是伟大领袖，或者是二舵手、三掌柜。这些领袖们充满了神秘色彩，并且由于语言的障碍使我感到伟人与我们小老百姓之间实在有天壤之别。我还特别佩服那些能够翻译毛泽东语录的人， 我觉得能够听懂毛主席话的人，至少十分幸福。过了些年，终于听到一个会讲普通话的伟人，姓李名鹏。不过，在1989年5月下旬的一天，他突然不会说话了，他面容紧张，嘴巴僵硬，当他说要高举毛泽东的伟大旗帜将革命进行到底后，他的拳头抬起来，好半天才在空中做了个攻击的动作，所以全中国人民都以为他在给谁配音。我还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这么多不让我们听懂他们说话的国家领导人，非要新疆人和西藏人讲普通话呢？
那时候我们小孩儿的娱乐活动主要是看红色电影和唱革命歌曲。电影虽少，但甚是好看，不像现在污七八糟的每部片子里都带点黄色，我们那时候的电影都是打仗的，斗争的，电影里就两类人，一种好人，高大英俊，浓眉大眼，一种坏人，瘦小猥琐，贼眉鼠眼，一眼就能看出来，最后坏人被好人一举抓获，斗争或被弄死。那时儿童电影中最著名的有《红孩子》、《闪闪的红星》，这两部电影都有痛快淋漓的报仇解恨的镜头：潘冬子泼汽油要烧死睡梦中的胡汉三，胡汉三被惊醒，结果潘冬子一刀劈死了他；红小鬼们为给亲人报仇，用红缨枪一下子戳死了白狗子哨兵，这些血淋淋画面深深地印在孩子们的脑中。20年后看到恐怖组织的血腥，总是联想到红孩子们的英勇壮举。
我们学会镇定自若地说假话则是靠写红色作文训练出来的，只要写得够革命，多歌颂多赞美，学会说好听话，或者把阶级敌人往死里批，都是好作文。作文里必须引用一些毛主席语录，不过要学会引用恰当，比如写到要锻炼身体时，就写，毛主席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写到要大公无私时，就写，毛主席说，斗私批修，诸如此类。开会的发言稿是讲空话的训练场，基本上每个学生都知道格式，往上套就行了。一般是这样开头的的：目前，全国形式一片大好，在这片大好形势下，我校迎来了某某运动。结尾是喊口号，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做毛主席的红小兵，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随便用套一个就行，我用的比较多的是“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句话也是眼保健操的开头语。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死讯宣布的当天，我们班主任正在给我们留作业，听到学校播音室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消息，播音员沉重的语调一下子让我们老师紧张起来，她立即严肃地阻止我们说话。播音员在宣布了一大堆听不懂的职务后，终于宣称“毛泽东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9月9日逝世”的消息。话音未落，我的班主任突然放声大哭，随后我们也跟着哭起来，我作为一个小小的班干部，不带头哭是不可能的。在我放声痛哭之后，我发现自己真的很悲哀，因为我不知道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外，谁还能够继续抓坏蛋，搞斗争，我们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
1976年还有一个运动，叫做“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批邓小平的。老师带着我们手持各色小旗上街游行批判邓小平，吃过晚饭还要拿着小板凳集中到一个广场去听广播。为了迎合政治运动，我们学校也搞了两个活动：“一帮一一对红”和“背对背揭发”。“一帮一一对红”很好理解，就是好学生帮差学生，帮的结果是让两个人都变成又红又专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我帮助一个落后的“留级包子”。“背对背揭发”是要同学们之间互相揭发不良行为，往小里说是自我检讨，往大里说是要发现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苗头，及时批判。在三天反省的时间里我一句话不说，不揭发别人的目的是保全自己，但不幸的是我还是被同桌程晓揭发了，她说我傲慢，不团结同学，还说我家里是大地主出身，这是过去没有人知道的。那是我第一次挨批评做检查，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批评检讨会，但它却唤起了我内心深深的恐惧和仇恨，因为老师鼓励同学们对我进行批评。第二天，我开始反抗，这是按毛主席的话做的，老人家教导我们要善于斗争，只有斗争，才能胜利。程晓斗我，为什么我不斗她？她姥姥是资本家三姨太，她家里还藏有长筒丝袜，程晓说她家里过去金银财宝用不完。
我意识到，一件事情不在于对和错，在于可不可以用来整人；永远不要相信别人，甚至老师；如果你被人揪住了辫子，只要有可能就否认一切，不要幼稚地以为承认错误就会被原谅；如果你打算说谎，那你就要揣摩对方的用意，所以要备用一两个方案，一个不符合对方的要求就是用第二个，这就是红色党文化的逻辑之一，我相信我的同代人中的很多聪明人都有这样的才能和品质，每次遇到麻烦就要凭它转危为安。当小小的我为说谎而深感不安时，我找到了一个为自己辩护的理由：绝大部分人根本不配我用诚实的态度去对待。
1983年，我已经上了重点高中并住校了，家里的日子突然开始好过了，知识分子重新吃香，父母工资都涨了，父母的地主成份不再被提及，似乎阶级斗争也消失了。高中生活平静，每天除了看书就是做题，虽然总有政治考试，但是我们已经开始认定是邓小平给了我们全新的生活。那时，程晓早已不知去向。若干年前，我和程晓和好了，和好的原因是她姥姥突然死了，程晓为她姥姥难过，为她姥姥的投胎而祈祷，我才知道她姥姥是佛教徒，那是个被我鄙视的信仰，因为马克思老人家说宗教是麻痹人民的鸦片，我认为非常有道理。但程晓说她姥姥告诉她一定要与人为善，“长大了你们都会懂得这个道理”。我曾特意从她家楼下经过，却再看不见她那一天到晚在楼道里洗菜做饭的姥姥。
1989年是很特别的一年，在经历过1986年大学生的学潮发生之后，我已经知道了什么叫“秋后算账”，所以我对89年的学生运动前景并不看好。果然，“六四”过后，又一次“秋后算账”开始了。我每天盯着电视屏幕，看着一幕又一幕的悲剧。最后，全国人民都发现，共产党从头到脚都是大谎言、大骗局，邓小平领导的这个国家依然被红色恐怖笼罩着，这么多年没有改变。
从1989年到今天，22个年头过去了，中共经历了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三代红色接班人。在毛泽东死去的35年里，共产党已经与他缔造之初有了很大的变化，最明显的变化是，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脱离民众，成为新型垄断的利益集团，但是，共产党红色政权的本质未变，红色统治的方式未变，红色教育内容一如既往。今天的中国孩子们仍然必须接受我们当年的红色教育，马克思的冲突理论依然是教育的主旋律，大量以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以仇恨、暴力为主题的教育展览充斥中小学校。今天，唱红歌的活动正在强力渗入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学校、工厂、机关，监狱、劳教所……什么时候我们的孩子们才能够冲出红色樊笼，张开他们理想的翅膀，去感受自由、真诚、快乐的生活呢？
2011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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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September 09,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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