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被遗忘，一切又卷土重来。
又看到了蒙牛的街头广告。“生态品质 全球共享”，它声称，“蒙牛荣耀入选全球生态大会”。在绿色的大草原上，一群孩子在跳跃、欢呼，举着它的产品。
而另一些孩子呢，他们被查出了肾结石，他们死亡，痛苦的挣扎，无知和无辜的躺在病床上。不到三年，所有道德义愤、自我忏悔都消失了。只需要一场假作的狂欢，活生生个体的死亡、伤痛，就都被掩埋了。奥运会与周年庆典掩埋了楼板下的孩子，生态大会掩盖了三聚青氨，大楼与高速公路则掩盖了自焚的身躯。对红色年代的单向度怀念，掩盖了骇人的悲剧。
是昆德拉说的吧，与极权的斗争也是与失忆的斗争。多年来，我们遵循的“活着”的哲学，还以此自我抚慰——看，我们多么坚韧。但真正的哲学却该是“活着，并记住”。道德麻木式的坚韧，不过是动物式的求生欲。所有人都在抱怨，哪个又不是这丑陋的现实的合作者。蒙牛的管理者，广告的设计者，灾区的一名科长，拆迁队里的贫苦青年，一心要考公务员的大学生，健忘的新闻记者，唱红歌的教师，我们都分享着Hannah Arendt说的banality of evil。只要自己不是直接的受害者，我们就容忍这遗忘、麻木与暴力，假装无能为力，甚至连愤怒的表情也不愿展现。
或许我们改变不了整个社会，但个人的抵抗、内心的抵抗却仍可能。当你抱怨整体的沦丧时，并不意味着你个人一定沦丧。极权的体制要改造内心，让你胆小如鼠、津津计较、生活在平面上，局限于动物的生存欲。你却可以谈论历史与记忆，音乐与诗歌，人生的丰富，理解他人的痛苦，扩展生活的维度。你不必成为斗士，却可以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有思想与情感深度的人。
极权主义最热爱野蛮人，它们是天然的同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