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
（本文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第六章第二节《中共“抗战”的真实过程》中之一段。该书将于年内在香港出版。敬请有兴趣的读者到时购买，谢谢）
抗战的特点是，它是一种“杂乱战争”，日军自始至终没有统一的战略计划，却由各部随机因应、胡乱攻击。因此，它从未形成整齐划一的阵线，战线犬牙交错，类似围棋。所谓“敌后”不但有共军，更有大量的国军甚至国军的重兵集团。共军扩张到一定程度，就必然要与国军发生冲突，而他们就是共军在此期的主要作战对象。用毛的话来说就是：“只要我们要发展就还会有磨擦，休战也不过是暂时的。”[1] “如妨碍我发展，须坚决消灭之。” [2] “反磨擦斗争必须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扩大巩固军队密切联系起来。”[3] 说白了，中共要扩大巩固根据地与军队，就只能去“反磨擦”，把土地、人、枪从国军那儿夺过来。
为此，伟大领袖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为全党全军制定了抗战中期的新战略。1938年11月5日，毛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结论，突出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指出：在现时，有些事应该先得国民党同意，例如将三个师的番号扩编为三个军的番号，这叫先奏后斩。有些则造成既成事实再告诉它，这叫做先斩后奏。有些估计它现时不会同意，则斩而不奏。有些如果做了要妨碍大局，则暂时不斩不奏。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并把它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4]
六中全会与洛川会议同为划时代的里程碑。在此会议后，党的任务就从初期的“合法扩张”升级为“非法扩张”，或曰“反磨擦”，亦即从初期的从内部攘夺国府地方政权军权以及分兵抢占真空地带，转变为直接攻占国军敌后根据地。共军在此期采用的军事战略，与十年内战时用的无异，仍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国军”，对日本人则游而不击，除了百团大战是因华北根据地被分割封锁造成了生存危机，不得不破袭日军的交通线外，其他地区顶多只在遭到日军进攻，而又实在无法逃走时才予以反击，但绝不主动出击，对国军则大打运动战、歼灭战。
要在抗日的名义下大打内战，痛歼国军，杀害卫国忠良，当然需要特殊技巧，而这可是熟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游民文化经典的伟大领袖的专长，说穿了很简单，那就是他最擅长的“后发制人”。在1939年5月5日的延安后方留守兵团军事会议上，毛说，“中国的事，历来如此，有枪为大”，强调要巩固边区必须坚持一个方针，两条原则：一个方针就是“一步不让”。两条原则的第一条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第二条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否则人家磨擦来，你不磨擦去，他便得寸进尺。所以，不管谁来进犯我们，都当汉奸打，坚持我们的立场，决不动摇。[5]
这儿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就是“后发制人”。具体操作是：事前谋划好要攻占哪些国军防区，确定哪部国军是消灭对象，哪部国军可用又打又拉的革命两手拉拢过来，或至少使之保持中立，然后再不断蚕食或直接攻占选定的地盘。一旦到手，便将它化为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独立王国。无论是国府向该地区委任官员或是派入军队，都是“进犯我们，都当汉奸打”，都要坚持“一步不让”的方针。
例如1938年12月，国府欲调高桂滋部驻防陕北。高怕引起与共军的冲突，派秘书到陕北探问中共态度。毛立即致电博古、叶剑英等人，表示“我们决不让高桂滋部来此”，令重庆办事处迅即设法打消蒋介石调高意图；令林伯渠、南汉宸迅即设法打消西安行营及蒋鼎文调高企图；令朱德、杨尚昆、左权即派人见高，表示此意见。并令重庆、西安两地办事处都向当局表明：如政府调高桂滋，中共就要加调一旅到两旅来陕保卫边区，亦令彭德怀向阎锡山表示中共态度。[6]
自己的地盘“一步不让”，别人的地盘则千方百计去抢，这就叫“发展”。谁要想制止或限制这种发国难财、消灭国军、颠覆地方政权的叛国行为，谁就是“反共”，就是“反动”，就是“顽固”，就是“投降”，就是“磨擦来”，就要“磨擦去”，“须坚决消灭之”。
例如1939年6月21日，毛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在敌人‘扫荡’后，鲁南局面混乱，山东省府秦启荣部及东北军损失很大。我应趁此机会将第一一五师师部及第六八六团肖华一部开赴鲁南，以巩固鲁南根据地。”[7] 这完全是趁人之危，在抗战国军背后捅刀子，却恰是中共所谓“发展”。
又如1939年12月4日，朱德、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并中央书记处，谓冀鲁豫境内的石友三部企图截断我与山东的联系，朱怀冰的第九十七军北上冀西，企图与我争夺太行山脉，还在政治上经济上对我进行破坏与限制。为了应付这个局面，已命令平汉路东两个团到冀西确保山地，还准备将冀中一部份部队移冀南，冀南一部份部队必要时也南移，以加强鲁西北，向南开展工作[8]。 八路军与石友三部、朱怀冰部都属国府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都守土有责，中共岂能阻止友军正常调动，甚至以此为由去抢占地盘？当然，石友三后来被八路逼得投降了日寇，但那并不能用来为共军在此前袭击友军开脱。
中共向国军敌后根据地“发展”，就是“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类似第一次国共破裂的局部重演——地方实力派发现自己上了当，想亡羊补牢，限制中共发展，而中共在羽翼丰满后便翻脸不认人，公开发动叛乱。
例如薄一波去为阎锡山工作之初，双方曾约法三章。薄保证决不在政府与军队中发展共党，阎便信以为真，让他一手策划建立牺盟会与新军，后又委他为专员，自己信守承诺，用人不疑，从不干涉过问，听任薄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一意孤行。殊不料薄一波利用阎的轻信，不但把牺盟会建成中共外围组织，而且在新军中大规模清洗“反动旧军官”，换成共产党员。一纵队纵队长鲁应麟是所谓旧军官，很能打仗，却因为坚持与日军战斗，就被薄撤职。到了1938年下半年，中共不但在政治上掌握了部队，军事指挥权也基本上拿过来了。
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阎锡山开始悟出开门揖盗之非，在秋林召开军政民高干会议，传达蒋委员长关于取消新军政治委员制度，以及文官不能兼任军职的命令。会议还讨论了取消战地动员委员会，限制牺盟会活动，缩小专员权限，取消“进步”法令等措施。薄一波等人认为这是阎锡山下定了夺取军权、取消进步措施的决心，遂决定丢掉幻想，准备应付突然事变，认定中心问题是牢牢掌握住对新军的领导权，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手软，于是明确宣布政委制度不能取消，果断撤掉旧军官，以中共政工干部代之，并下令部下把牺盟会在各地区的近70个县政权进一步掌握好，主要是粮食、财政和地方武装大权。
1939年8、9月间，中共北方局、中共中央和山西省委迭发指示，下令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11月初，薄一波特地召开决死队一纵队扩大会议，强调提出要加强组织上的准备，掌握部队，进一步巩固政权，准备在顽军进攻时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9]
这可真是井落到吊桶里了：新军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为了抗战，用国府的钱和枪组建的，理应绝对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及阎本人的指挥，效命抗日疆场，何来什么“阎锡山下定了夺取军权、取消进步措施的决心”？到底是谁篡夺了国防军的军权，把它变成私家军？取消政委制度，不许文官兼任军职，正是军队国家化、军政分开的进步措施，也为举国一致抗战所必需，怎么又成“逆流”了？而且，那是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命令。在卫国战争中抗命不从就是叛国。国军即使武力镇压，也是完全应该的。
然而这却构成了所谓“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序幕。据中共媒体介绍，它是这样触发的：
“（1939年）12月1日，阎锡山命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第二纵队于5日进攻日军，此举将使该部置于日顽两面夹击境地。因此第二纵队拒绝执行命令。阎便宣布第二纵队为“叛军”，下令“讨伐”，以6个军的兵力，向隰县、孝义一带的新军攻击。”[10]
在法理上，决死队从来不由共产党领导，是被共产党人欺骗长官窃为己有的。就算所述是实，共军也是国民革命军一部。对抗上级军令，拒绝开往抗日前线，当然就构成了武力叛国大罪，政府以武力镇压完全是应该的。
然而这却不是中共的“爱国主义”，于是薄一波操控新军公开叛乱，与八路军联手痛击旧军，重创后者，还反诬王靖国、陈长捷、赵承绶、孙楚等部国军以及拒绝附逆的决死队三纵队一部是“叛军”。12月30日，彭德怀向中共中央建议，为巩固华北，应彻底消灭晋西反共投降势力，晋东南应消灭孙楚指挥之独八旅干部团及决死三纵队之叛军。毛泽东于1940年1月11日覆电说，目前还不是全国“下雨”之时，阎锡山是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部份。我们要以贺（龙）、关（向应）力量首先夺取晋西北，要巩固晋西南，打开一条通往洛阳的路，然后向吕梁山攻击。如此时阎锡山愿意讲和，则让他占领吕梁山大部，我只占一小部及一条交通线就此罢手，否则战事难免扩大。[11]
夺取晋西北，巩固晋西南，打开通往洛阳的路，攻击吕梁山，还事先划定攻占地域。莫非那些地方不是国军防地，而是沦陷区？这到底是谁的“高潮”啊？
然而我党就是有本事在国家危在旦夕之际“高潮”迭起，快感连连：
1940年1月1日，彭德怀向即将召开的牺盟会代表会提出建议，拥护阎锡山民族革命十大纲领（诶？他又不是“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部份”了？），打倒叛军王靖国、赵承绶、陈长捷、孙楚。[12]
1月4日，八路军总部制订了讨伐石友三的战役计划。随后，冀南八路军向石友三部发起攻击。石友三率部逃到卫河以东[13]。 大众都知道石友三后来做了汉奸，却不知道他主要是被八路逼反的。
同日，彭德怀命令贺、关、聂等部争取在晋西北解决陈长捷、王靖国、赵承绶三部主力，避免与中央军直接冲突[14]。 为什么要解决该三部的主力？莫非他们是日军？
1940年1月5日，毛致电彭德怀：晋西北有贺（龙）关（向应）率两个团去即可保障逐渐消灭旧军，化为根据地。晋东南已失之七县可选择无中央军之数县消灭孙楚，恢复人民政权[15]。 “逐渐消灭旧军，化为根据地”，读之令人胆寒，实难想象世上竟有这种毫无国家民族观念的“民族中流砥柱”：要创建根据地，何不去日本人手上夺取？
1月5日，朱、彭致电聂荣臻等，指出侯如墉、乔明礼一贯反共反八路军，应立即抽调兵力歼灭之[16] 。“反共反八路军”便是被歼灭的理由，那八路不打日军，是不是因为他们不反共也不反八路军？倘确实如此，那又是何原因哪？
1月8日，彭德怀向毛泽东、王稼祥报告：庞炳勋将调河北，与朱怀冰、石友三、侯如墉等部合七师之众，难对付，建议贺龙、关向应仍回晋西北全力打击阎锡山，掌握同蒲路西及绥远政权；决死一、二纵队东移太岳；陈士矩支队调豫东与杨得志支队发展冀鲁豫边区；吕梁山军事行动可适可而止[17] 。所以，“砥柱”全力打击的不是日寇，而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再无余力留给日本人。
1月19日，蒋介石命令八路军移邯（郸）长（治）路北，朱、彭认为那是“欲逼八路军退出太岳”，因而顶风上，电令刘伯承、邓小平，着陈赓率771、773两个团移驻太岳，与决死一纵队会合，统一指挥太岳之八路军与决死队；由黄克诚统一指挥太岳各部。[18]
1月21日，朱、彭致电徐向前等：对盘踞在山东对我军搞磨擦的沈鸿烈顽固力量，需在有理有利的原则下在军事上打击之，在政治上孤立之，并推翻其危害抗日的反动政权。要力求掌握鲁南之蒙阴、日照、诸城、安丘、莱芜、新汶、泗水等十一县以及胶东半岛八县地区[19] 。偌大地盘，中共要去“力求掌握”，敢问是去谁的手里夺啊？中共有何权利去武力推翻国府地方政权？
最绝的是，一边高潮迭起，到处攻城掠地，一边还要贼喊捉贼。1月25日，朱、彭及其他八路军将领通电全国，反对国民党枪口对内，进攻边区。[20]
1月29日，朱、彭致电黄克诚，指出：壶关、长治、潞城、黎城、平顺是我基本地区，必须巩固，并尽可能争取巩固陵川、高平、晋城（不含）大道以西山地。对高平、阳城、晋城等地的叛军反动政权，应寻求机会打击消灭之。对中央军应避免冲突。在其进犯我军时，则给以坚决打击，消灭其一部[21]。 凡是共军想夺取的地方，驻防其上的国军不是“叛军”，便是“顽军”。欲打内战，何患无辞，据说这就是“枪口对外”。
就连国军调动，也能构成共军“反磨擦”的借口。1月30日，朱、彭电告刘伯承、邓小平：鹿锺麟有东进濮阳与丁树本会合可能，我对其磨擦采取自卫立场，可先消灭反共的齐子修部[22]。 连国军两部会合在一起都不能容忍，必欲消灭之，简直比日军还霸道。“先消灭”也是“自卫立场”，绝了。
2月11日，据称国军朱怀冰部向八路军发动进攻，11日至16日，朱、彭定下了消灭石友三、朱怀冰各部的部署。3月4日，朱、彭指挥17个团在平汉路东发起卫东战役，至15日歼灭石友三部六千余人。3月5日，朱、彭指挥13个团的兵力，在平汉路西发起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至8日全歼朱怀冰两个师、侯如墉一个旅、张荫梧一个纵队共一万余人，并控制了武安、涉县公路以南，西平罗、临淇镇以北地区。这两个战役的胜利，巩固了太行山根据地，保证了同山东、苏北、皖北、河北平原的联系。[23]
2月20日，毛泽东满意地总结道：
“蒋在华北、西北、中原向我的攻势，经过我们几个月的坚决反攻，可以说基本上已把他的攻势打下去了。边区二十三县已逐渐统一，华北（新黄河以北整个华北）我们已占领了优势，中原我们也发展了。蒋现已整个处在防御地位。”[24]
迫使蒋“整个处在防御地位”，也能是抗战的伟大胜利？就是“砥柱”对民族圣战的伟大贡献，可以为此心花怒放？没有中共帮忙，蒋也本来就“整个处在防御地位”了，怎么还忍心去雪上加霜？
中共中央书记处总结的“反磨擦”赫赫战果更全面：
“晋西北顽固势力已全部肃清，（河北）石、高已溃败，残部退山东之荷泽，朱怀冰一个师大部被消灭，鹿、朱退（河南）辉县”，“在华北特别是汾离公路、白屯公路、长治、磁县、大名之线以北，我们已占绝对优势，山东境内我顽双方尚在对峙中，惟我有政权之县份已达四十县。”[25]
据此，中共中央计划下一步“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达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同时极大发展鄂中与鄂东，以便与全国工作相配合”，且要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里能够达到扩军百万的目标。[ ]
这就是中共文电披露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真实过程。不难看出我党是怎样酿制这“高潮”的，那就是事先看好要侵占的地盘，千方百计巧取豪夺之，激化双方矛盾，直至对方忍无可忍，以武力反击或试图收复失地。共军便全速开动宣传机器，恶人先告状，作出一副受害人状，将忠勇抗战的国军诬为“反共分子”、“顽固派”。等到舆论造得差不多了，便开始“反磨擦”，调集早就部署好的重兵围歼“顽军”。在国军主力被歼后迅速扩大战果，占领周边地区。等到地盘扩大到了原定边界，便开始“呼吁和平”，作出“相忍为国”的崇高状来。国府为避免大局崩坏，国家沦亡，也只好承认现状。这就是毛反复强调的“有理有利有节”——“有理”，是以贪得无厌的扩张引起国军反击；“有利”，是事先必须选定有利的战场，战后能迅速扩大地盘；“有节”，则是在达到预定目标后便暂时“和缓”下来，等待下一次机会。
“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酿制技巧更臻化境。中共全靠它从头建立并巩固了华中根据地。而促进中共向华中扩张的直接原因，则是共军在日军占领的华北难以生存，必须避实击虚，去攻占为国军管辖、中共尚未染指的华中。
早在1939年4月12日，毛便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六中全会决议发展华中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敌人准备大举进攻华北，将来趋势我们必将更加困难，部队也将缩小，地区也将缩小。现在全国共产党与游击战争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华中[27] 。同月21日，中央书记处发出指示：“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新四军在江北指挥部应成为华中我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除指挥我原有武装外，更有建立和发展新的队伍之任务。”[28]
1939年5月4日，毛致电刘少奇：“据陈毅电称，苏北敌攻高邮与韩德勤激战中，日军岩木师团大部移江都、六合，有扫荡苏北模样，在韩与两李（指李明扬、李长江）不能支持下，为我夺取苏北良机。望令叶飞部开返苏北，在苏北地区放手发展，在今年内至少扩大二万人枪。韩德勤部如妨碍我发展，须坚决消灭之。”[29]
韩德勤将军是著名的抗日功臣。台儿庄战役期间，他率所部第二十四集团军负责南线作战，在高邮、宝应一带奋勇杀敌，成功阻击了由扬州北进之敌，就连日酋板垣征四郎都承认韩部的抵抗非常顽强。徐州失守后，韩德勤任苏北兵团总指挥，留在苏北敌后坚持抗战，在武汉会战期间，韩德勤指挥第89军等部，在苏北敌后大举反攻，先后以血战从日寇手中夺回阜宁、盐城、东台、宿迁等大片地域，形成了真正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因为战功赫赫，他被国府任命为苏鲁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江苏省主席。他在与日寇苦战之际，大概做梦也没想到毛泽东业已决定趁人之危，利用日本友军的帮助扩大私人地盘，而他本人已被毛的瞄准镜套住，厄运即将来临。
1940年1月19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指出“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可以发展。”“新四军在皖南、江南力求扩大的计划，我们完全同意。”“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30]
1月28日，中央书记处指示：今年内中共中央中原局至少发展到10万军队，100万至150万自卫军。因此，必须以坚决与逐步的计划极力争取山东、豫东、皖北、苏北的大部份政权归入我们与进步人士的手中[31]。 同月，根据中央指示，陈毅派新四军挺进纵队第一、第四团渡江北上[32]， 首次染指苏北。
2月10日，中央军委再次催促陈毅部进占苏北：“陈毅猛然发展苏北，坚决肃清反动，建立政权，扩大军队2万至3万，巩固根据地；尤其江南，可一直发展至淞沪、沪杭、苏嘉三路全线，并越过淞沪线，直达海边。”[33]
3月23日，因为晋察冀地区头年多灾，军民粮食困难，朱德和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王稼祥的来电，命令平汉路东的部队以相当数量移动，援助新四军与发展淮河南北，同时将磨擦中心移至华中，以巩固华北[34]。 29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等，同意朱、彭将磨擦中心移至华中的决心。在华中武装磨擦中的军事策略如下：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35]
请注意，毛泽东口口声声骂国民党“吃磨擦饭”，还令八路军总部公开出版发行《磨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但这些电报明确无误地显示，共产党才是吃磨擦饭的专家，磨擦中心在哪儿完全由他们选定，而且事先就划定了要攻占哪些地区。然而因为我党强大的宣传机器与高明的统战策略，贼喊捉贼确有神效，于是是非被彻底颠倒，国府与中共之间便成了“挨了打的，忍辱负重驮着打了人的；打了人的，苦大仇深骑着挨了打的”。
为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3月22日，陈毅所部新四军在半塔集歼灭国军三千余人，打开了皖东新局面，不久即建立天长等八个县政权。陈毅后来对半塔集“保卫战”给予高度评价，说“半塔守备是固守待援的范例。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就有了黄桥”[36]， 构成了在国家危如累卵之际大打内战的三个辉煌里程碑。
半塔集战役后，刘少奇及时总结了该役“固守待援，诱歼国军”的典型经验。向叶飞面授机宜，教他怎么去制造借口，消灭国军，用“自卫反击”的方式把苏北从韩德勤手中抢过来，还要把国军栽为“挑衅者”：
“少奇同志说，现在华中的情况就不同了。国民党接受了教训，对苏、浙、皖，他们也比华北更重视，不再跑光了，留在苏北为首的就是韩德勤，约有十几万军队。……现在我们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只能把阻碍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赶走，要把韩德勤占着的地盘夺过来。这个文章怎么做就难了。……
这个文章怎么做？少奇同志把地图铺开，一边指点着一边告诉我说：中央已抽调山东八路军黄克诚纵队南下，已经到了陇海路边；江北指挥部在皖东，四、五支队部署已经展开；江南部队也准备到江北。我们在北面、西面和南面的部队已快靠拢了。要解决苏北问题，就要从韩德勤手里将苏北夺过来。因此，顽固派在华中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必须有一支坚强有力的部队吸引顽固派来围攻我们，孤军坚守一个星期，充分暴露了是顽固派猖狂进攻，衅自彼开，我们就可以增援，八路军部队南下，皖东部队向东，江南部队向北，到苏北来消灭韩德勤。”[37]
所谓“阻碍抗日”乃是诬蔑，很可能是叶飞在写回忆录时涂上的化妆油彩。韩将军一直在英勇抗日，屡建奇勋，新四军从未像他那样打过日本人。事实上，日本人、韩德勤与中共构成了个传送链：韩把国土从日本人手中抢回来，中共又从韩手中抢过去，就连新四军总部所在地盐城都这样。刘少奇承认了这一事实：“从韩德勤手里将苏北夺过来。”争夺的对象不是日本人，而是国民党。毛也说明了韩的真正罪行是什么：“韩德勤部如妨碍我发展，须坚决消灭之。”凡是不向中共拱手让出防地的，都是“反共顽固派”，都是“磨擦专家”，都该无情消灭。
4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指出：韩德勤进攻皖东虽因失败退返淮河以北，李品仙受李先念纵队5个团向大别山脉攻击之威胁，而有停止进攻皖东之意，蒋介石亦有停止军事冲突，与我谈判，条件是欲把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之企图。但是，第一，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我党我军不控制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党我军最重要的生命线。[38]
这就是说，虽然蒋介石与国军都想停止冲突，共军仍坚持避实击虚，以夺取华中国军根据地为生存前提。而且，为了为全面内战爆发（所谓“全国性突变”）作准备，也必须从国军手中夺取华中。
5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东南局的指示，指出：“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抗日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39] 这里的“敌人占领区域”，指的其实是国军敌后根据地。然而该电报在苏南县团以上负责人会议上传达时，“全场振奋，指出过去关于国党的限制未能充分发展自己”，今后“决心放手打开局面，猛然发展”。[40]
1940年5月8日，陈毅向中央报告：“解决苏北问题，应先向省韩（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下手。”[41]
12日，毛致电周恩来、刘少奇、项英、陈毅、彭雪枫、黄克诚：“目前华中斗争应以全力对付韩德勤及苏北其他顽军，切实发展苏北。对李品仙应取守势并力争和缓，以防蒋桂联合以对我。”[42] 全力对付的是在苏北敌后坚持抗战的国军，对之取守势的则是另一部国军，仿佛日军压根儿不存在，毛泽东何以如此有恃无恐，知道日军只会坐山观虎斗，绝不会介入？
然而共军就是有恃无恐，“猛然发展”内战。5月间，陈毅和粟裕令东路部队在一月之内将国军胡肇汉、杨忠、赵北三部武装肃清；令第二团在近日内将江南张知衡部肃清，力求在最近一月内控制京沪路全线，待忠义救国军东进至江阴、无锡地区时予以全部歼灭。[43]
5月30日，毛明知韩德勤是抗日功臣，毫无通敌证据，却以诛心国术肆意诬蔑，致电刘少奇并告叶挺、项英、陈毅：“韩德勤部受我打击后必定谨慎，目前虽无证据说明韩与日勾结，但至少是心心相印，故我一鼓而干脆消灭韩已不可能。”但次日他又致电刘少奇、陈毅，要他们充分利用日本友军的援助，策应日军打击国军：“应利用敌攻河南，汤恩伯、李品仙大部被牵制机会，加速整理部队，消灭可能消灭的韩德勤、沈鸿烈反共军。”[44]
6月15日，陈毅致电中央，谓：“目前只有集中苏北攻击韩或者集中苏南打冷欣两个途径，……在你们未指示前我决心布置移往苏北。”18日，挺进军五团击溃冷欣所部第四十师朱团。[45]
5月17日，新四军挺进纵队进占郭村，李长江多次派人索还。六月下旬，李向挺纵下了最后通牒，限三天内退出郭村。叶飞将此情况分别电告中原局的刘少奇与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陈毅。刘少奇回电，要叶飞按他在半塔集战役后所授秘计，“在冲突前争取政治上的优势”，“固守或以游击战支持一二星期，让顽固派进攻你们，你们自卫，造成充分政治理由，然后再由八路军与四、五支队援助你们协力侧击顽固派。”叶飞依计而行，未听陈毅命令，固守待援，诱歼国军。6月29日，李长江率兵包围郭村，战斗打响。7月1日，挺进纵队突袭李明扬军后方重镇宜陵，消灭其一个营和团部，李军大恐。2日，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歼李部3个团，迫使李部全线溃退。3日，陈毅对叶飞说：我们要打开苏北局面，非把韩德勤打败不可；要打败韩德勤就必须争取二李中立，不使他们投奔韩德勤。4日，陈毅指挥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分路出击，一举夺取塘头，俘虏李部官兵近2000人，直逼泰州城下。过后陈毅却打电话向李明扬道歉，声称该役是“对部下约束不严”造成的“误会”[46]， 以拉拢他在即将到来的灭韩战役中保持中立。
7月12日，毛致电周、刘、项、陈等，重申5月12日的命令：“华中目前斗争策略，以全力对付韩德勤及苏北其他顽军，切实发展苏北。”[47] 再次强调全力对付国军，不留半分余力给日本友人。
1940年7月20日，刘少奇与邓子恢联名致电陈毅并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并致彭德怀、项英、叶挺、黄克诚，分析比较大别山、伏牛山、苏北这三个地区的利弊，指出苏北最有利于我发展，必须取得苏北，为整个华中建立一个总的巩固的根据地。并提出下一步作战计划：陈毅所部暂不去黄桥，在原地“让韩（德勤）李（明扬）集中部队从东北方向”向我进攻时，我军“以逸待劳，严阵以待，最好在他来攻三五天之内我不作大出击，在原地则应准备独立坚持两星期至一个月。”以便在政治上向全国舆论和苏北群众证明“衅自彼开”；在军事上则等待与配合强大的增援部队的到来，共同进行决战，“赶走韩德勤，最好李明扬也同时赶走。”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中原局和陈毅：对二李采取缓和方针，对桂系李品仙也采取和缓冲突的态度。并指出，韩德勤部进攻新四军可能性很大，因此苏北已成为顽我双方必争之地，故华中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仍须增援陈毅，以求压下韩之攻势，发展苏北。[48]
7月25日，陈毅指示陈丕显，谓与韩德勤部决战的战场选择已初步拟定了几种方案。总之要远离那些中间势力的防区才对我有利。[49]
7月28日，陈粟率队在老叶庄、徐家桥一线击溃国军陈泰运部两个团歼其一个营。当晚，以第二纵队占领黄桥以北及东北一线，以第一纵队占领搬经，截断国军何克谦退路，以第三纵队攻占黄桥及其以南地区。经一夜激战，次晨占领黄桥，歼何克谦部主力近2000人。[50]
30日，毛致电刘少奇、陈毅、叶挺、项英：“同意刘少奇关于苏北战略的意见。”“苏北全部为我必争之地，韩德勤部攻我时，我应大举反攻，一举驱逐或歼灭该部，发展苏北。如其对我不进攻，我则步步发展，待其攻时才大举反击。以保持有利原则。”[51]
8月上旬，陈粟分兵发动群众，清剿散兵游勇；成立泰县、如皋、靖江、泰兴、江都五个县政府；委派县长，成立军政干校，出版报刊，设卡收税，招募新兵。[52]
8月31日，陈毅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八路军应迅速南进，主力要在省韩未攻我前先行占领盐城之线，五支队则应先占领平桥、宝应之线，才能密切配合我一举解决苏北问题，否则要失良机于万一。”同时表示自己“积极准备单独解决决战任务”。[53]
9月3日，刘少奇、邓子恢致电陈粟并报中央：“韩德勤已开始向你们进攻，这已给了我们解决苏北问题的极大可能。现决以9个团参加，由苏北全部南下，配合你们解决韩之主力，完全占领盐城、东台、兴化、阜宁四点。这对我八路军、新四军今后在华中之作战地位具有决定意义。”次日，陈毅致电中央，谓“我处即照胡服3日申电原则办理”，吸引韩德勤，固守待援。同日，陈毅派黄桥著名士绅和民众代表到泰州转海安、东台呼吁和平，展开政治攻势，下令新四军放弃黄桥及其以北阵地，并致电蒋介石，通报韩德勤纠集兵力进攻及新四军退让情况，要蒋制止韩进攻。次日晚上，陈、粟指挥部队反击，一举歼灭国军先头部队第一旅两个团。6日，陈致电蒋介石，再度恶人先告状：“恳钧座立电韩主席制止友军行动，主张公道。”13日，陈、粟再次令二、三纵队对国军防区姜堰发起攻击，以一纵队打援。歼张少华部1000余人，于次日攻占姜堰。陈毅声称：“我们打姜堰的目的很简单，是为求得和平。”此后陈毅再次发动“和平”攻势，并拉拢二李，试图通过他们刺探到韩德勤的部署。[54]
9月22日，毛电令叶挺、项英：“苏北主力须即动手解决韩德勤部。皖南部队及军部以在动手解决韩德勤之前移至苏南为有利。”[55]
10月3日，毛致电周恩来，让他在重庆恶人先告状，“告（国府）以韩德勤部现又大举压迫陈毅苏北部队，据陈毅称战事不可避免，要求黄克诚增援。我们的部署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望先告何应钦停止韩之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56]
嗣后，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再三命令新四军撤出姜堰，经黄桥开回江南，否则即动武。陈毅为了诱敌深入，同意退出姜堰，并以此作足宣传文章，在姜堰邀集各界人士举行告别会，声称新四军东进黄桥以来，真诚维护团结抗日大局，一直采取退让态度，但韩德勤既不许我们抗日，也不准我们生存，他丧失了人性，简直是一条狼！我们是遵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的！[57]
10月4日上午，国军进抵黄桥，黄桥战役爆发。10日，战役结束。国军第八十九军及独立六旅等部16个团共1.1万余人被歼，89军军长李守维在撤退过程中落水淹死，独立六旅旅长翁达自杀。这些忠勇卫国将士抗过了日军屠杀，却死在共军手中。33师长孙启人、99旅旅长苗瑞林以及117师参谋长以下3800余人被俘。新四军攻占海安、东台，八路军黄克诚部也南下攻占东沟、宜林、阜宁、盐城等地，与新四军在东台会合，苏北与苏中的中共根据地连成一片[58]。 国军在苏北敌后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就这样基本被共军夺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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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桥战役纪念碑：永远纪念中共屠杀衛国忠良的内战丰碑
10月9日，毛致电刘、陈并告叶、项：“无论国民党何部向我进攻，必须坚决消灭之。只有消灭此等反共部队，才有进攻日寇之可能。国民党任何无理责难都不要理他。陈（毅）部大胜，振我士气，寒彼贼胆，惟韩德勤尚有实力，我军须集结力量沉着作战。黄克诚部南下增援完全是正当的。”[59] 中共不抗日，还要打击抗战国军，以“寒彼贼胆”，摧垮他们的士气。
10月12日，毛与朱德、王稼祥致电周恩来，告以叶（挺）项（英）屡电主张大举进攻韩德勤、李品仙，并要求将黄克诚、罗炳辉诸部改归其统一指挥。韩德勤一个师进攻陈毅，我反攻胜利，俘获千余，请周要求蒋介石、何应钦制止韩之进攻，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同日致电叶挺、项英、刘少奇、陈毅和黄克诚，指出：蒋介石在英美策动下，可能加入英美战线，整个南方有变为黑暗世界之可能，但因蒋是站在反日立场上，中共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因此新四军军部应乘此时迅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韩德勤大败乞和，显系缓兵待援。此时黄克诚应以增援陈毅为由，派部进至东台与陈会合，以主力占领兴化以东之广大地区，迫韩放弃反我方针，承认我之抗日根据地。同日两次电告陈毅，强调对所获俘虏只释放少数坏分子，其余一概补充自己，加以训练，增强部队战斗力。最重要俘虏官酌留数人不放，以为他日韩德勤向我进攻之人证。注意收集韩反共证据，特别是蒋介石的反共命令文件。[60]
这几通电报最能显示毛之厚黑：1）“韩德勤大败乞和”，毛还要周恩来去要求蒋介石“制止韩之进攻”，而“黄克诚应以增援陈毅为由，派部进至东台与陈会合，以主力占领兴化以东之广大地区”；2）中国加入英美战线，不是国家免于灭亡的福音，而是“整个南方有变为黑暗世界之可能”；3）将“最重要俘虏官酌留数人不放，以为他日韩德勤向我进攻之人证”——为日后再度进攻韩德勤预先制造“自卫证据”；4）毛的内战武功已臻化境，飞花弹叶亦能伤人。蒋介石试图限制共军在国军后方捣乱破坏的命令文件的唯一作用，便是变成掩盖共军主动发起内战的烟幕弹。
10月18日，陈毅致电叶挺，再度通过他向蒋介石告状，声称：“职部但求生存抗日，毫无他望，对于韩氏出此亲痛仇快行为，实深遗憾。惟有恳请转呈上峰，速令韩氏停止进攻，和平解决，以利抗日。”[61]
共军在黄桥战役中消灭了韩部一万一千余人，刘少奇尚意犹未尽，必欲彻底消灭韩军而后快。11月4日，他向中共中央提议“迅速消灭韩德勤，统一苏北与皖东于我手中”。10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决心以八路军第五纵队一部钳制霍守义部，“主力即进攻宝应、射阳镇以北之曹甸、车桥、平桥一带韩部据点，控制淮安、宝应段之运河，得手后相机南攻兴化、沙河，彻底解决韩部。”次日，他第三次请战，建议“首先消灭韩德勤，巩固苏北，确保津浦路以东地区，集中全力在皖东决战后再相机向西大发展”。毛惮于舆论谴责，决定暂等风头缓一缓，遂与朱、王覆电：“目前即刻动手打韩德勤、霍守义、何柱国，在政治上极端不利，尚须忍耐。”[62]
11月18日，刘少奇、陈毅、赖传珠致电中共中央并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第四次请战：“现各方均来电，要求先打韩，争取战略上的主动，以便将来能集中力量对付西面汤（恩伯）李（品仙）之进攻。”并提出相机解决韩德勤等的四个方案。[63]
中央终于同意了，于19日致电刘、陈、黄并转叶、项：“只要军队能打是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的。黄桥战役就是证明。八路军第五纵队主力须位置于韩（德勤）霍（守义）两军之间，隔断其联络，能办到这一点，霍师态度就会好转，韩德勤也会就范。为达此目的，你们应该准备一个局部战斗，即是用第五纵队突然攻占凤谷村、车桥两点，再行攻占平桥、阳念、安丰等地区，打通皖东、苏北联系。五日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64]
21日，毛致电周恩来、李克农、项英、刘少奇、彭德怀：“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除吓之外，还有一个法宝即封锁，此外再无其他可靠办法。我除在文章上表示和缓及皖南作一点小小的让步之外其它是寸土不让，有进攻者必须粉碎之。”“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制止何应钦的投降，争取中间派向我，单是一个硬，或单是一个软，都达不到目的。”[65]
由此可见，当时新四军并无遭到国军进攻的危险，并不需要先发制人。至于“蒋介石的诡计，何应钦的投降”则完全是凭空诬陷。然而就在同一天，刘少奇、陈毅等却向所部发出“歼灭省韩主力”的部署，决定华中指挥部“于23日移盐城指挥，各部务于26日之前进入各自攻击准备位置，秘密集结完毕，待命攻击”。26日，刘少奇、陈毅命令：“各兵团应于27日进至攻击准备位置，均于29日拂晓开始攻击。”29日，刘、陈下令30日拂晓进行总攻击。当晚，先头部队向韩德勤部第一线马庄、北宋庄、丁苑岗等地发起进攻，曹甸战役正式打响。12月13日，陈、粟、黄等指挥新四军第一二纵队与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对韩德勤主力所在地曹甸发起总攻，经一昼夜未能攻克，不得不命令部队撤出战斗。此役共歼韩部8000余人，新四军、八路军伤亡2000人。[66]
11月30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国民党的政策是将我封锁于敌后与敌拼消耗，防我南移，以隔断我军。我在华北的主要方针是坚持斗争。南线黄克诚及彭明治、朱涤新支队移华中。华中是国共必争之地。目前南移是最好时机[67] 。重申中共拒绝对日作战，要在国难深重、强敌深入国境之际去与国民党争“必争之地”的坚定决心。
12月4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总结，认为“目前国共磨擦有和缓的可能，小的冲突不可免，但大的战争不会有。去年反磨擦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创立了华中各处的根据地，我军扩大到五十万人。日本的方针是承认汪精卫，打倒蒋政权”，“我们在日军进攻时和靠近日军的地区可以大发展，因此对蒋之办法是先斩后奏，斩而不奏”[68] ，坦承“华中各处的根据地”是靠“去年反磨擦斗争”创立的。而且，他明知“日本的方针是承认汪精卫，打倒蒋政权”，却蓄意雪上加霜，再次命令与日军夹击国军。
6日，毛致电周、叶并告叶挺、项英、彭德怀、左权：“为隔断韩德勤、霍守义两部，打通苏皖，以便我黄克诚部增援皖东，粉碎桂军莫德宏之进攻起见，我苏北部队必须从淮安、宝应间打一缺口。打通后即可向皖东增援。”[69]
19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将领及刘少奇等，下令开辟内战新战场：“综合各方面情况，蒋桂对华中进攻是有决心的。我决以打击李仙洲为目的，望彭黄左令杨得志率部南下，须于一个半月内到达彭雪枫地区；望陈罗令教导第五旅迅即南下，不可再推迟，应于半月内到达张爱萍地区；望叶项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70]
23日，毛、朱、王致电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下令利用日本友军的策应，趁国军处于困难之际消灭韩部：“目前重心在苏北，其次才是淮北与皖东。故陈、黄两部及一一五师增加之两个团，目前均应集中于苏北，加紧整训扩大，努力巩固苏北根据地，并准备于蒋介石真正向我淮北、皖东进攻时，首先解决韩德勤（最后由中央决定），第二步才向淮北、皖东出动。这是胡服前电意见，我们认为是恰当的。”“在蒋介石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便利的战场。因此你们一方面要认真准备对付蒋介石的进攻，决不可松懈自己的准备。但另一方面，也要晓得蒋介石的困难，他的困难甚多，没有便利战场即是其一，敌占涡阳、蒙城后，这个困难更增加了。所以你们很可以利用时机积极准备一切，包括扩大整训军队，巩固与发展根据地。”[71]
12月25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得意地宣布：“在此次反磨擦中我们的收获主要是取得苏北。”[72]
1941年1月6日，毛、朱、王覆电彭雪枫并转刘少奇、陈毅、赖传珠，提醒他们注意使用卞庄刺虎之计，尽可能利用日本友军去杀伤国军，只在国军背后捅刀子：“二日电悉，部署是对的，惟须注意：不可进得太急妨碍敌顽决战。我只在敌顽作战地区以外之间隙部分乘机发展，对地方顽固派可消灭之。”[73]
中共不顾国亡无日，趁国军全力对付日寇之际，大规模消灭国军，攻占国军防区，激化了中共与国府的矛盾，为皖南事变作了充分铺垫。关于该事变，杨奎松教授已经作了翔实的研究，这里只作简略介绍。必须申明，我只是转述他披露的史实，评论则由我作出，文责自负，与杨教授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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