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六四惨案十五周年时，美国学术界发生一场争议，加拿大学者Alfred L．Chan陈教授在《中国季刊》上发表文章对黎安友、张良主编的《天安门文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鉴于《中国季刊》是一个很有学术地位的英文刊物，黎安友教授作了答覆，张良则在多维网连载六篇反驳文章。为此，香港南华早报专栏作家秦家骢来电访问，后来陈教授也和我通了电话，他们都问过我的意见。我觉得可以借此机会，把我参与过张良《六四真相》的早期出版情况，和我的有关意见写出来，让读者加以审视，因为这本书的出版已造成一个很大范围政治影响的事件。我参与其事是一九九八年，该书出版在二○○一年，虽然热潮已过，往事并不如烟，不少记录和资料可以弥补记忆的不足。
张良对北美学者的傲慢态度
我想先谈谈对最近张良反驳陈教授的看法。其实，早在二○○一年五月下旬，香港星岛日报就发表过署名“萧何”的对《中国六四真相》的质疑，萧何自称是张良的夥伴，他们在北京曾一道收集资料，准备出一本关于八九学运始末的书，以还原历史真相。在资料收集上，他们有分工，但后来张良将资料全部带出国，出了这本书。然后，萧何指出，书中若干不实、拼凑的部份决非中共内部文件，是“精心编写的政治小说”。张良当时的反驳指称萧何是罗干手下一名御用“安全人员”，他的朋友中没一个自称萧何的朋友，他要萧何亮出张良的真实身份以证明其言可信。
这次，张良对陈教授的反驳，一仍旧章，指陈“完全沿袭三年前萧何的方法，只不过比萧何更拙劣”，主要论点完全来自萧何，自己起码的判断都没有，对“中国高层政治一窍不通”。张良进一步指称，“萧何是罗干亲自挂帅成立的追查《真相》的中央专案组”。
张良最重要的反驳是，列举许多中共打压《六四真相》的措施与现象，江泽民李鹏“如临大敌”，“如果这本书没有击中要害，中共高层不可能作出如此过度的反应...... 这足以证明：此书的权威性是建立在披露许多国家机密的基础上的。”
张良这种反驳手法并不公平。他指陈沿袭萧何的手法是甚么呢？“他先是比较《天安门文件》与《中国六四真相》的异同，企图找出两书与已出版的海内外一些关于六四书籍的某些片断的相类似之处，推论出此书是抄袭已出版的一些书籍”，张良贬斥说，萧何还看过一些内部文件，“而陈甚么内部文件都没有资格看。”这种没有看过文件的研究方法有“致命缺陷”。
照张良这一说法，任何人也不可能评论他的书的真实性，因为他引用的文件全不公开，谁也看不到，包括肯定他的书也照样没有根据。其实，研究一本书的资料可信性，方法很多，陈教授与萧何的方法，正是常用的方法之一。香港研究中共文件者不计其数，有几个是“有资格”像张良自称可以去中办等机要部门“调阅档案”的？
Alfred L．Chan即陈仲礼博士，是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晓朗学院政治系副教授。他告诉我，张良在反驳中有许多人身攻击。这也是我读张良反驳文章的感觉。张良文章开始就要求陈先生告诉他中文名，并提交他在《中国季刊》的文章的“母语中文”本，他说“迄今为止，这位作者既不敢将他的英文稿用中文写出，也不敢告诉他的中文名。”“是真正的胆怯和懦弱”。
这是非常无理的弑吵ＷR的指控。众所周知，华人在外国使用英文名是理所当然的事，用英文写作发表在知名的刊物上，就是他的文章的正本，任何人可以据以评议。张良有甚么权利要求一位北美学者以中文名与中文本发表文章？张良反复指陈仲礼为“自己在加拿大学术界捞取学术名份”，“作为一名学术界默默无名之辈，我理解，Ａ.Chan企图通过挑战黎安友和《天安门文件》等书来达到他的学术目的，当然，我也怀疑他除了‘纯粹的’学术目的，是否还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和政治企图。”
在反驳之三的结尾，张良指陈仲礼写文章的动机，“只是希望自己坚定地站在江泽民李鹏罗干等人一边，替他们说话。”
张良傲慢地宣称：“是的，Α．Chan太渺小，对其文章的回应，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他的抬举。”“我们可以非常欣赏说，迄今为止，还没遇到一位真正称得上对手的令我们尊敬的挑战者。”
张良对陈仲礼的反驳，一直把陈和萧何绑在一起打，怎样看待萧何对《中国六四真相》的批评？究竟萧何何许人也？张良一说是一名御用安全人员，一说是一个中央专案组，看来张良也未必清楚。为探究萧何的背景，我曾致电当时星岛日报的一位相识多年的副总编辑。他说，萧何稿子非他经手，但星岛发表其文经过反覆讨论，认为他质疑《中国六四真相》有根有据，白纸黑字，有刊登价值。他表示，这类争议，有资料可查对，作者的背景并不重要。
我想，这应是香港同行较有共识的看法，二十年来，目睹中共当局或港共对海外某些人与事的回应和传媒的处理，都不以因其是中共背景而一笔抹煞（社会上常说“英雄不问出处”）。换言之，萧何即使罗干的人，其对一本书有如此大量的具体指责，被批评者也有责任加以回应。那种中共打压就证明我的资料正确无误的辩词是不能说服人的。香港连有左派背景的媒体在大陆都被禁被封杀，何况一本有关六四的在美国引起轰动的书，中共岂有不禁之理。
陈教授的批评无论与萧何的文章有多少雷同，他是做了一位学者想做的事，张良完全可以拒绝他的批评，可以反驳，但是，动辄怀疑别人的政治背景，指对方为中共说话，直至不惜贬低批评者的人格，这不是美国学术界自由环境中应有的态度。张良对待萧何或许可以赢得“政治正确”的同情，但对待一位《中国季刊》的作者，他找错了对象。张良文章中那有恃无恐，以势压人的姿态，即使在香港左派棍子中也已少见。张良他对陈仲礼教授的粗暴态度给人的观感，不是Α．陈向他挑战，而是他向美国的学术自由挑战。
九八年夏天和黎安友在香港会面
本文不打算对《中国六四真相》的文件可疑处一一推敲，主要想写的是我认识的张良和他这本书当初出版的一些经过，用以澄清一些真相。
一九九八年夏天，经朋友介绍。六月廿六日下午，我和黎安友教授在香港怡东酒店咖啡座会面。黎教授介绍说，一位暂不透露姓名的Ｘ先生，从大陆带出二千份有关六四的内部文件，包括高层内幕。需要我们协助出版一本三十到四十万字的书以便公开发行。计划年底完稿，九九年五月出书。我欣然同意，并回答了香港版税、市场等问题。黎教授幽默地说，他给李志绥回忆录、魏京生狱中书信集写过序，再加上这本，他该“下地狱”了。最后我交几本有关六四的开放杂志给教授转Ｘ先生。
这次和黎安友教授的会见，奠定了我们出版“六四真相”的基础。黎教授回纽约后，介绍我和张良先生联系，通常是传真到黎家。七月九日晚我和张先生通了一次电话，他说来美不久，出书事要具体商量，他希望我从商业角度开列一个单子，看哪些有关六四的问题，读者最感兴趣？不久，我就开列了十八条问题，传真给他与黎安友，我也很想知道他的看法。七月三十日，他回了一个传真，一一扼要作答，表示我的十八问题“提得非常好”。这十八个问题，涵盖了六四前后的重要事件与疑点。给我印象深的是两条：一是大绝食原因。他说据公安部报告是方励之夫妇、洛德夫妇授意王丹而起；二是六四死亡人数，他说据报告“死者近二百名”。这很出乎我的意外，因为几乎是关于六四死亡者的最低数字。
在纽约黎安友家初见张良
黎安友教授二○○二年六月一日在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学院谈“天安门文件”时，说过一段话：“编纂者原来打算在一九九九年天安门事件十周年先出中文版，为甚么事情没有那样发生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将很高兴同任何愿意知道的人分享。”我不知道黎教授后来是否与人分享过这个“很长的故事”，但我知道，和《中国六四真相》关系的密切的多维网在二○○一年四月已报导过黎安友教授四月十一日在纽约法拉盛举行的记者会上讲了一段故事：
“黎安友称：《中国六四真相》编者张良原计划在一九九九年先出版中文版，以纪念六四十周年。为此，黎安友首先接触了台湾、香港的出版社，但台湾的两家出版商对该书的市场并不看好，所以他转向香港，当地《开放》杂志社总编辑金钟一度在他的客厅里住了一个星期，阅读原稿，读完三分之二后坦称，文件是真实的，但因为香港人对六四已感到疲倦，所以他对该书在香港的市场前景表示悲观，即使万一这本书市场看好，由于中国大陆盗版猖獗，所以出版并不能获益。”
这个报导直接点出我的名，好像我因赚不了钱而不愿出书。但事实并非如此。究竟在黎安友家客厅的一个星期发生了甚么事？多维网在大肆炒作时，对此只字不提。那只有我来现身说法。正是这一个星期对该书的出版有决定意义。
经过四个月和张良与黎安友的邮电沟通，双方决定见面正式商定出书计划。于是我在九八年十月十一日偕太太从香港飞赴纽约，下榻三十四街的纽约大酒店，住了六天，旅费全部自理，没有在黎家住过一天，却是在那里“上班”。除有一天留在酒店看张良书稿外，天天搭地铁到一一六街近的哥大教授住宅和张良、黎安友面谈（黎有时未出席）。
十三日上午，我和太太第一次见张良。我们十时到达黎教授家，一会儿，张良来到，安迪（黎安友的英文名Andy）介绍后，大家坐下聊天。以前安迪说过张良三十多岁，看来也差不多，约四十岁左右，一副清秀的知识份子模样，中等个子，说话带着江浙口音，我猜想，这应是改革开放时期的首长秘书型人物吧。他很健谈，称是中办局级干部，有司机、秘书，妻子在大学教书，他们已有很好的生活与前途，写这本书完全出于道义的原因，以公开内部文件的方式促成六四平反。
张良特别强调，推翻共产党不可能，因为人才都被网罗在党内，中共也在变化，中国平均二十人就有一个党员，所以，只有靠党内的人才能改变党，民主自由才有希望。中国不同世界任何国家，不能乱，海外民运素质低，激烈手段只对中共有利。谈到六四，他对当时知识份子激进的行为有严厉的批评。认为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也过激，否则，邓小平处理六四会温和些。杨尚昆曾表示不准对学生开枪，但李鹏陈希同下令可“使用一切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