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树
（本文是我的英文专著Marxism and Human Sociobiology: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Reforms in China（《马克思主义与人的社会生物学：从中国经济改革的维度看》）最后一章（第10章）前两节的中文底稿，写于1991年，原来的标题是“返回现实”。这部英文著作由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
八九民运的社会背景
布热津斯基在他1989年出版的著作《大失败》中曾详细分析了当代社会主义（布氏所称“共产主义”）制度的种种矛盾，并以相当的准确性预言了它的前景。令人奇怪的是，这本书对中国情况的估计却明显出现了偏差。作者以十分赞赏的口吻讨论了中国的“商业共产主义”，并断言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中“危机程度指数”最低的国家。然而，事实上，早在这本书出版以前的2～3年，中国大陆在政治、经济与文化心态上均已出现危机四起的形势。
首先，从经济上讲，如果说1984年是以农村改革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经济改革“蜜月”的顶点，那么继之而来的城市经济改革却越来越步入荆棘遍地、险象环生的领域。价格改革受挫，通货膨胀加剧，由于产权不明确导致的企业短期行为普遍增长。
传统的政治体制则是阻遏经济改革的根本因素之一。这不但表现在共产党官僚机构无力适应乃至驾驭一个开放的社会和开放的经济，更重要的在于，作为掌权者，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从这种开放中获得好处。“官商”就是这样产生的。中国大大小小的官商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在吞噬改革“果实”的同时又在破坏着改革的根基。
最后则是价值系统的混乱和社会道德的无序状态。这种混乱和无序在很大程度上本来是对文革中道德禁欲主义“矫枉过正”的结果：人们那种不择手段的谋利冲动在被压抑了10年之后疯狂勃发。然而，由此促成的劳动性质的转化及其反道德的一面，却正好与中国尚不规范的市场条件构成奇妙的因果统一体。党和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又进一步助长了道德虚无主义，毒化了整个社会的气氛，并且从根本上动摇了普通民众对共产党及其标榜的共产主义的信仰。“价值真空”成了中国社会一个可怕的现实。
所有这些构成了19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危机的一幅总画面；它们乃是1989中国民主运动的直接社会背景：这场运动并非只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要求自由”的“秀才造反”，更是一场各个社会阶层都参与其中的全民运动。人们共同接受、喊得最响的口号则是“反腐败”！
但是，仅仅看到这一点还不够。我们必须认识到，这场民主运动的爆发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一个更深刻的矛盾，那就是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目标与原有制度框架之间的不兼容性。在本书前边的分析中，我们已屡次谈到商品经济的本质规定性。为清楚起见，请允许我再就这个问题作如下归纳：商品关系在逻辑上包含两个前提，一是社会制度前提，二是人性前提。就商品关系以劳动谋生性为基础，以劳动从谋生向谋利的转化为特征而言，它的制度前提显然是最有利于促动谋利机制运作的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制度。而就这种劳动性质在深层意义上反映着人的生物性存在（就像本书前边分析的那样）时，这又同时意味着商品经济已经预设了人性中包含的某种“自私性”。这两条（制度前提与人性前提）是我们理解商品经济条件下人的经济行为的重要出发点。同时还要看到，商品经济绝非仅仅是一个经济学范畴。在历史上与商品交换共同发展起来的还有平等、独立、人权与基于契约基础上的人际关系等一系列政治、法律规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和各种封建、准封建制度相比，商品经济及其制度体现在文化上代表着更高一级的进化水平。
作为理想模型的公有制，则显然预设了完全不同的人性前提，这已由前面数章的分析所反复证实。与这种公有制相对应的应该是产品经济而非商品经济。现实的公有制，例如中国大陆实行了30多年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更严格地说应是“国家所有制”），却是一个复杂得多的矛盾体：一方面，在逻辑上它应该满足公有制的一般理论预设（部分地由于这一点，才使得从列宁到毛泽东的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在承认商品经济的合法性方面表现得如此踌躇）。另一方面，20世纪的公有制（中国尤其如此）又多与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现实和文化传统相联系，它通常不是经济发展的正常要求，而是一场“革命”――不管是自发的还是外来的――强加于社会的结果。这样，它就不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而且是一个意识形态范畴。中国的公有制（国家所有制）的共生物乃是专制性的政治体制和排他性的意识形态。这一点，随着中国社会几十年的演变，已变得越来越明显。
如果上述分析是对的，那么人们就不难发现，当1978年中国领导人决定进行经济改革时，他们是做出了一个多么大胆而又多么轻率的决定。事实上，促使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做出这个决定的是最赤裸裸的实用主义动机：通过有限度地引入市场机制，把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搞上去，或起码使其起死回生。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种作法在逻辑上已经暗含着对现存公有制制度框架及其所有共生物的挑战。正如后来事态发展所证明的那样，改革设计者最初的有限目的很快就被改革自身的逻辑所超越；经济的市场化以强有力的声音呼唤着政治的民主化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社会在剧烈的躁动中，一方面产生出“畸形产品”――那些以钱换权或以权换钱的既得利益者，另方面也造就了一大批以觉悟的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变革社会的力量，形成了一种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从未出现过的社会动员。
这样，改革条件下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是：
（1）经济――市场化目标与原有公有制框架间的矛盾；
（2）政治――民主化进程与现存专制政体间的矛盾；以及
（3）精神-文化――价值多元化与正统意识形态间的矛盾。
这些矛盾有增无已的趋势，乃是理解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的更深层的背景要素。它们对于年逾四十的人民共和国来说，乃是一种真正的、历史性的挑战。
历史，作为实在，又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其中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详细讨论1989中国民主运动的具体过程和它为什么以6月4日的悲惨结局告终，不是本书的任务。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指出如下一点，即：那些用坦克镇压了民主运动的中国当权者，以这种最骇人听闻的方式宣布了他们对中国改革事业的彻底背叛。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悲剧。这个党曾经以自己辉煌的奋斗，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民族独立的伟大任务；中国人民又是如此善良的人民，曾经把自己的信任全部托付给了这个党。但是，这个党执政后不到40年，历史的辩证法还是无情地在它身上重演了：它成了权力的奴仆，成了维护既得利益的可怜的小丑。正如德热拉斯所指出的：“在革命前夕与革命期间，共产党人打算牺牲与受苦的英勇行为是世界上少有的。可是，在取得政权后，他们竟一变而为庸庸碌碌的无耻之徒与干枯公式的愚蠢卫护者，却也可能是史无前例的。”（德热拉斯《新阶级》）这种权力的异化当然绝非20世纪共产主义政权所独有，更非中国共产党所独有。中共的特色在于，该权力异化带有明显的中国封建专制之传统文化的特点，而又总是用最革命的马列主义招牌掩盖着。这一切使它增加了10倍的危险性和欺骗性。共产党人在自身蜕变的过程中，几乎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全部惰性力量。这一点可以从其政治的独裁、意识形态的专制与保守、以及经济上的可怕衰变中明显看出，在这种衰变中，公有制甚至成了那些特权主义者满足自身贪欲、追逐自身利益的庇护所。人们也许正是从上述事实中看到了六四镇压的可理解性：作为当权者，他们已不能容忍任何真正的变革趋势的产生。象所有其它僵化的传统体制一样，现存中国大陆的政治-社会体制缺乏实现体制转化的潜能。结果，在危机面前，现存体制及其代表者至多能容忍某种“内部的调整”，而不能容忍（甚至不能想象）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社会制度方面变革的发生。
六四后中国社会的变化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两年了，在这期间，世界上发生了近乎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在专制政权统治下的中国，却显得格外的平静。西方人可能会对此深感不解。其实，平静只是表面上的。这个社会中的各种矛盾正在重新聚集，待它达到一个相当程度时，就有再次爆发的可能。
关键的一点是，以一党专制为基础的中国现政权的合法性已经受到空前的挑战。如果我们把合法性理解为“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把“合法性要求与某个规范式决定了的社会同一性的社会一体化之维护相联系”（哈贝马斯语），那么，在今日中国，人们所看到的就是典型的合法性崩溃――维护社会一体化的正统规范被否定，它的调节功能开始失灵。当然，这么讲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在社会组织上已限于混乱。恰恰相反，专制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它能依靠极权力量使社会至少在表面上维持“稳定”，甚至局部的“繁荣”。这种合法性的崩溃主要发生在千百万普通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中：他们不再相信他们曾经相信的一切，他们不再相信官方的任何宣传！这意味着官方40年来精心编织的意识形态幻象正在被粉碎。――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例如1957年的“反右”和1966～76年的“文革”中，许多人也曾受到迫害，但并没有动摇“信仰”。一个被迫害者可能真诚地认为，他之所以能在铁窗生涯中坚持活下来，是由于坚信“党仍然是伟大的”。
正是由于今日的中国大陆当权者自己也清楚看到了自身存在基础的动摇，所以他们两年来所作的一切，都含有使现存统治合法化的意蕴。一方面，他们使早已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组织依赖”和“权威文化”极力加强之，通过政治的、物质的各种手段强化对广大人民（包括它自己的党员）的控制。――在这种控制下，所谓“劳动者当家作主”的神话不但变得毫无意义，而且具有了相当的讽刺性。另一方面，他们又大力加强正统意识形态的宣传。在这方面，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媒介（广播、电视、报纸、杂志）成了他们手中最得力的工具。他们通常采用的办法是，借助党的过去历史，证明党今日所作所为的合法性。没有必要分析这种逻辑的荒谬：事实上，正是今天的特权主义的卫道士们彻底玷污了他们先辈的英名。另一个办法是重新拾起大陆1950年代到1960年代的口号，强调仍要忠于共产主义的“理想”。然而，这种作法的虚伪性也是一目了然的：今日的中国领导人已完全不同于毛泽东那一代人。人们可以指责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并不科学，他的共产主义实践在许多地方甚至十分愚蠢，但人们绝不应该怀疑毛泽东理论与实践活动的真诚性。与此相反，今日中国领导人的某些作法可能比1960年代的毛一代人更“聪明”些，但他们的动机却是虚伪的：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现存统治能够维持下去。
当然，谎言就是重复一千遍也变不成真理。但由于这些卑劣的作法是在政治专制与文化专制下进行的，它们还是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严重后果。这里只举一例，即大量政治化剧场行为的产生。剧场行为的本来含义是自作自演，戈夫曼就曾对日常生活中的剧场行为作过详尽分析。我所谓的政治化剧场行为则特指中国社会生活中的这样一类现象：人们――例如一个党的“政工”干部或一个正在给大学生讲课的马列主义理论课教员――并不相信他们正在做的事在道义上是正确的，但迫于政治的压力，他必须这样做。显然，他是在表演，做出某种姿态给人看，而在这样做的同时，他已经把自己真实的内在世界深深掩藏了起来。每个人都如此表演的结果，就使社会充满了虚假气氛，带上了浓厚的伪主体际（pseudo-intersubjectivity）特征。人人都变成了“双面人”：他在公开场合说的东西与他在私下场合坦露的东西往往极不相同，甚或正相反对。
除了这种个人性的政治化剧场行为以外，还有一种集体性的政治化剧场行为，这在更多场合乃是官方设计、官方操纵的产物。1990年在北京举办的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它对中国领导人来说已经绝不仅仅是一次体育运动会，而是一次重大的政治机会，用来表明中国的“稳定”。于是，上百万人被“动员”起来，为了这个目的进行“集体表演”。这种表演既是做给世界看的，也是做给本国人民看的，甚至也是做给操纵者自己看的：作为已经意识到合法性危机的统治者，他们似乎需要这种心理补偿。
哈维尔曾详细分析过东欧社会的所谓“后极权主义”，认为这种后极权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不同，它不是建立在赤裸裸的政治压迫基础上，而是通过一种意识形态力量，把全体民众的言行都置于一个大的“谎言”之下（哈维尔《生活在真实中》）。中国今天的情形则是：很多人已经知道谎言是谎言，但还必须千百次地继续重复它！艺术家、作家、记者、党的干部，甚至科学家、普通劳动者都不得不在各种场合“歌颂”党，“赞美”党，由此导致的心灵与人格的扭曲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为了维持肉体的生存，人们不得不出卖灵魂。西方人对现代“共产主义”国家的人权问题，多是注意当局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其实，这只是人权问题的极小一部分。现代东方专制国家对人权的蔑视，更多是通过一种无形的、施加于普通人的精神暴力进行的。它强迫人们从心灵上接受官方所说的东西，哪怕这种东西已被实践千百次地驳倒。一个人可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但绝对不允许有自己的思想。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中维持社会稳定的政治智慧之一就是，使老百姓“虚其心，实其腹；弱其智，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智者不敢为而已，则无不治矣”。（《老子•道篇》）这种政治智慧曾以极大的历史惰性吞噬着民族的创造力，而它正在被今日的中国领导集团重新奉若神明！
然而，所有这些真的能使中国这艘四处漏水的船避开当代世界大潮的冲击么？否。今日中国当权者面临的根本矛盾是：一方面，经过10年改革，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国民心态均已发生重大变化，无论是经济之门还是心灵之门都已向世界打开，再把它们完全关起来已不可能。另一方面，对当权者来说，又不能允许改革继续下去，因为经济改革所必然导致的政治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和价值多元化（文化上层建筑领域改革）的要求将与现存制度相冲突，并最终导致对后者的否定。这样，这个矛盾包含的悖论就是：今日的中国领导人既不能继续推进改革，又不能彻底否定改革；他们无法对此进行选择，却又不得不对此做出选择。
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从经济角度着眼，今日的中国领导人又充分意识到了某些改革（例如“对外开放”）将带来的经济上的好处，这种好处对维持一个政权的存在、稳定是必要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今天仍在高叫的“改革”口号并非全是空头支票。然而，他们又无法阻止这类改革（哪怕是有限的改革）必然引起的连锁反应。以“经济特区”为例。在中国现存的若干经济特区中引进的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管理方式，已经在经济效益、劳动制度等方面与内地其它地区形成强烈反差。它们所拥有的制度方面的象征意义，则可能具有更深远的影响。所有这些又使今日的中国当局陷入新的悖论：为了维持政权的生存与稳定，他们不得不允许有限的改革；但改革的发展又势必与当局原初的目的相冲突。
这些悖论的性质，决定了当今中国领导集团的无出路性，决定了现存政治-经济体制的无出路性。而且，考虑到现存中国大陆政治机器已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工具，这些悖论所反映的，从本质上讲，乃是代表广大普通劳动者利益的改革要求与代表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改革势力或借改革以肥己这样一类势力之间的冲突。
那么，中国的前景何在？这个问题可能不太容易回答。从“五四”（1919）到“六四”（1989），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已经经历了如此之多的坎坷与曲折，21世纪的中国恐怕仍然会充满了动荡和冲突。当然，不容否认，今日的中国与它的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1989年的民主运动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它尽管以“六四”的悲惨结局暂时告终，但这次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却将是深远的。千百万人走上街头，以一种本质上是无组织的方式，显示出如此巨大的组织威力，这充分说明了这个民族中蕴含的潜力与生机。但同时亦必须看到，现代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受挫，又清楚表明了这个国家现存社会-经济结构和传统文化-心理结构所拥有的阻遏力量。仍以1989年的民主运动为例。这个运动进行的最成功的地方无疑是北京。这里，公民的知识程度和国民素质最高，社会动员水平也最高。而大部分中国其它地区根本无法与北京相比。中国大陆仍然有8亿农民，3亿文盲，这是每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都不能忽视的现实。事实上，任何专制统治的存在都必须以被统治者中大多数人的愚昧无知为条件。反过来说，现代化事业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真正成功，都有赖于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和社会动员达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还应该看到，改革与现代化（这其实乃是一回事）是一个综合性的总体化过程。要真正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至少有三个层次的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澄清：
（1）制度层次。在本书的开头，我们是把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当作既成事实加以讨论的。通过对其理论渊源、历史演变和由改革与重建商品经济所体现的中国未来走向的分析，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制度的合法性应予否定的结论。然而，由于主题所限，有许多相关问题不可能在本书中展开讨论。例如，20世纪中国共产主义兴起的国内、国际背景；它与中国民族革命的关系；导致当代社会主义实践失败的其它历史和现实原因；以及这份制度遗产对中国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等。这些问题的澄清显然有助于未来中国的制度变革。
（2）文化层次。这比制度层次更深一层。中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它在今天发生的一切，无不以某种方式，或多或少地表征出过去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批判地考察传统文化或“把传统文化现代化”就成为中国改革与现代化进程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事实上，进入本世纪以来，特别是近20～30年来，大洋两岸的中国人已经为此作了大量研究工作。中国大陆政治-社会发展的受挫（一方面）、东南亚“中国文化圈”中不同类型国家和政治-经济实体的并存及其经济上的成功（另一方面），则正在给这种研究提供新的刺激。最后
（3）哲学人类学层次。这正是本书所着意讨论者。我相信，无论是制度问题，还是文化问题，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哲学人类学问题。清醒地意识到自身存在的人性基础并洞察这种人性基础在本民族历史与现实中的具体体现，乃是一个民族真正把握未来的前提条件。在这方面，中国人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愿本书能够成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对任何民族来说，要想在人文科学方面取得进步，必须创造一种自由的、公开讨论的环境。改革的继续同样需要这样的环境。只有当中国的学者获得这样的机会，即他们可以在免于心理恐惧的条件下为自己的国家而工作时，中国的人文科学、经济学和其它社会科学才能真正发展起来。
我很欣赏德国人，这个民族并不回避纳粹时代（1930～40年代）这一极不光彩的历史，而是用清醒的哲学意识和深刻的历史省察来反思这段历史。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中国也需要自己的“批判理论”和批判哲学家。他们应该勇于对20世纪中国人干过的一切蠢事（不管是以什么名义干的）进行深入的自我解剖。敢于面对自身弱点和自己的过去的民族将是世界上最有希望的民族。
作者惠寄 转载请注明出处
Friday, May 29,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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